根据《赵某走私、贩卖等一审刑事判决书》（2024）甘0103刑初438号：
“2020年8月29日15时许，被告人赵某与购毒人汪某福（已判决）经电话联系，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华林山桥头十字附近向汪某福贩卖1400元毒品甲基苯丙胺，后汪某福将毒品分为两包，自留一小包，向购毒人马某甲以1400元的价格贩卖一包。
随即汪某福被公安人员抓获，并当场从汪某福处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一包（净重0.05克），从马某甲处查获毒品甲基苯丙胺一包（净重0.64克）。”
赵某并非初次涉及贩毒案件，根据法院判决书记录，早在2007年7月23日，他就因贩卖毒品罪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并附加罚金1000元。
鉴于他当时还存在其他未执行的判决刑罚有期徒刑三年，法院依法进行了数罪并罚，最终决定对其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维持罚金1000元的处罚。
从判决书中被告人赵某的的供述，得知他可能是某清真寺的管理人员：
“2020年8月29日17时39分我和汪某福打电话通话43秒，汪某福向我转账1400元，是我们清真寺的香火钱，汪某福统一收起来之后交给我，我去寺里作礼拜的时候再统计交到寺里面，我跟汪某福频繁通话是在核对这些钱。
信众给寺里给香火钱，有微信也有现金，我和汪某福在华林山的桥头见过面，见面是为了给我给寺里的钥匙，汪某福说香火钱先转给我，让我倒成现金拿到寺里，我拿到钥匙后将钥匙放在了道堂的功德箱上面。”
供述中提到汪某福将香火钱转给他，并且他负责将这些钱统计后交给寺里，这表明他在清真寺的财务管理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汪某福给他寺里的钥匙，这通常是清真寺管理人员或负责人员才会持有的；
他提到将香火钱转换成现金拿到寺里，这表明他负责处理香火钱的最终交付；
他最后将钥匙放在了道堂的功德箱上面，说明钥匙可能最终要交到正式管理人员手里。
综合以上信息，赵某可能在清真寺里担任了某种管理角色，不一定是正式的管理人员，但可能协助管理清真寺的财务工作。
证人汪某福提到：
“我和安致和在做礼拜时经常会在清真寺碰到，认识后相互留了电话并添加微信。之前我听我老乡说安致和可以找上冰毒，他三十岁左右、回族、身高约一米七，人微胖，短发，安致和应该是他的经名，有时候我也会叫他小名“尕东拉”。
我们平时不联系，2020年8月21日、8月29日我帮外甥马某甲购买冰毒时联系了两次，我和安致和通过几次电话，手机微信语音也聊过。”
证人汪某福在证言中提到，他与赵某（安致和、尕东拉）是在做礼拜时认识的，并相互留了电话和微信。然而，他否认自己持有清真寺的钥匙，并指出自己只是偶尔去过清真寺一两次。
尽管赵某在供述中坚称自己并未贩卖毒品，而是与汪某福之间只是收取清真寺香火钱，但法院并未采纳其供述。
法院认为，监控视频证实了赵某当日到过交易现场，且汪某福的供述、刑事判决书、电话记录、微信交易明细等证据能够证实赵某向汪某福贩卖过毒品。因此，法院最终判决赵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看完判决书，有两个疑问：
赵某从哪里得到的毒品，为什么偶尔去清真寺一两次的购毒人员都知道他能搞到毒品？他在2007年被判刑以后，为什么还能在清真寺里负责某种财务管理的角色？
从本案中，我们可以汲取以下教训：
首先，清真寺必须强化对管理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流程，确保他们具备必要的道德素质与法律意识；其次，相关监管部门也需加大对宗教场所的监督力度，并提供有效的指导，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