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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国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宜都枝城人。
为底层民众喝声彩——《焦枝铁路宜都县民兵师报纸卷》书后
文/周国林
（一）峥嵘岁月浮眼前
1964年五六月间，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三线建设问题，随后三线建设开始启动。1969年动工的焦枝铁路，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工程。该工程全长753公里，由武汉军区统一领导，设立总指挥部，副司令员孔庆德将军任总指挥，下设河南、湖北两个省级指挥部（简称“省指”）。湖北又在襄樊、荆州、宜昌设立三个分指挥部（简称“分指”），宜昌分指挥部下则有黄冈地区、咸宁地区、宜都县、枝江县、宜昌县、当阳县等6个民兵师。之所以称作“民兵师”，是因为主要建设者来自农村，是身强力壮的人民公社社员，这些人在农村是民兵，一个县的民兵聚合起来就是一个民兵师了。其建制是一个区为一个民兵团，再按公社、大队相应地编为民兵营、民兵连。宜都民兵师共有13000人（含兴山县民兵团3000人），在焦枝全线80余万民兵中约占1/60，这说明焦枝铁路的修建是在打一场以农民为主力军的人民战争。
我虽然没有参加宜都民兵师这支队伍，却见过他们辛勤劳动的场面。我出生于宜都县（今宜都市）枝城区的先锋公社，1966年因村中修安桥水库迁移到枝江县百里洲，1968年至1971年元月又返回枝城上初中（宜都二中），故对枝城周围的环境和变迁是一清二楚的。焦枝铁路在长江以北，是焦（作）柳（州）铁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贯通南北，枝城的长江大桥早已先期设计，随之紧张地施工。长江以南的枝柳线铁路路基，也与焦枝线同时开工。我老家先锋公社的民工就分布在长江以南的西湖公社地段，靠近枝城大桥，我曾到他们的住地去看望过熟人。宜都民兵师的工地，我们还去参加过义务劳动，并随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去慰问过。1970年7月1日，焦枝铁路建成通车，我们全校师生参加了枝城长江边的隆重庆典。记得湖北省革委会来主持仪式的是老省长张体学同志，他带着随行者经过了宜都二中方阵，随行者背着黄挎包，包外别着一个搪瓷缸。这是当时干部们外出的典型装束。当然，这些零星的记忆比不上阅读《报纸卷》时引起的强烈冲动。以下谈几点印象深刻的感受。
一是坚持政治建路的方针不动摇。所谓“政治建路”，就是要使党中央加强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深入人心，并贯穿到整个修建过程中。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动工之初的重中之重。据第3期简报记载，在宜都县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前方、后方层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识修建焦枝铁路的重大意义，“仅师、团两级举办在前线进行准备工作的连以上的干部学习班共19次，参加学习的共540多人次。后方从区直到生产队都分别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很多单位还办了好几次，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参加了学习。”在思想认识统一后，各地报名参加铁路建设的人员十分踊跃。姚店区五一公社分配上路民兵170名，报名和写决心书的竟有350多人（第7页）。短时间之内，宜都县内的1万名民兵的名单落实。而且，“开工所需的生产、生活物资，正在组织和陆续运往工地，为开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民兵住房、食堂均已安排落实，炊事工具和生活物资大部分已运到。粮、煤、菜的现有储存，据摸底，一般可供一个半月食用。”（第7页）
在正式开工后，更是要强调政治建路，把思想工作做在前面。其重要措施之一是结合工程进展情况，大力表彰好人好事，这在《简报》和《战地小报》中随处可见。如姚店团向阳营的卫生员调查疾病流行情况，就地采挖“冷水七”“白头翁”等草药，疗效颇佳。团部感到这是关心到广大民兵身体健康的大事，马上组织全团医务人员采药，基本上解决了全团22个食堂饮水消毒和常见病的部分用药问题（第13页）。在弘扬正气的同时，对坏人坏事的揭露与批判也毫不含糊。当时个别担任营长、连长、事务长之类职务的人，手中有点权力，便通过多报工日等方式，冒领国家补贴，都被清理出来，统统退赔。如姚店团醒狮营在1969年11月至1970年2月虚报工日1251.5个，冒领三线建设资金1458.6元、粮食1251.5斤（第59页）。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不严肃处理不足以维护队伍的纯洁。至于潘湾团对编写“我们要回去”五字歌的人加以批判（第58页），更是为了稳定军心的政治工作，是“政治建路”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是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松劲。民兵们到工地后，地势凸凹不平，地质不一，他们整日就得同土块、石头、泥沙打交道，由于现代化机械很少，多数时间里肩挑车推，劳动量很大。像兴山团一到工地，就遇上烂泥滩，黄榛营所属连队连续挖了三天稀泥；古夫营担任涵洞工程，需要大量石料，只能在三四十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打炮眼炸石头；搬运距离300多米，大石块动辄几百斤，甚至一吨重，全靠人力挪动（第23-24页）。从师部1969年12月下旬对第三战役的意见看，各团都有克期完成的指标：王畈、潘湾、聂河、姚店四个团会战罗家湾，要求每人日进1.3方，从本月21日起，力争20天完成任务；同时要求枝城、聂河两个团的工段在月底基本完成路基土石方，红花团元月五日基本完成路基土石方（第33页）。这些不同的要求，肯定有计算模式，每人的劳动量是不小的。
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是，在临近春节之时，各团为赶工期，开展“过革命化春节”的思想教育活动，竟然得到了民兵们的积极响应。姚店团古水营民兵李学森从新旧社会春节的对比中，感到要珍惜眼下的幸福生活，要求留在工地上为毛主席争光。该营营长张永吉一年多时间未落屋，家中困难较多，但他向团部表示，不能因家事影响三线建设，要坚守在战斗岗位上（第40-41页）。在工期的最后一个月即1970年6月，应该是最紧张的一个月。为落实上级确保“七一”通车的紧急通知，枝城、王畈团举行动员誓师大会，以最高的热忱大战六月。师部的人员则分别到各工段加强薄弱环节的领导，加班加点。大量资料表明，广大指战员身上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主席所倡导的“勇敢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三是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不懈怠。工地上民兵的劳动，是在专业技术人员的严格管理下进行的。第6期简报中，宜都师转发了荆门县民兵师子陵试验段修建路基、涵管的总结材料，附有“路基施工十四条”和“建筑物（涵管）施工十二条”（第14-17页）。第11期简报转发总指挥部的简报，第一部分是荆州分指挥部确保工程质量的决定，第二部分是黄冈民兵师黄梅民兵团把好质量关的经验（第28-29页）。这些资料，就是技术人员工作的指南。在技术人员严把质量关的过程中，民兵们自己也在动脑筋。从基层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安全生产‘十五要’和‘十五不准’”（第134页），便被师部推广到了所属各团营。
在科学设计和管理的过程中，技术人员的境界非常高。焦枝铁路开工不久，铁道部设计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上书总指挥部，提出了“修路造田”的问题，基本思想是“铁路线经过的地方，其所占用的耕地面积，减到最低限度”（第32页），总指挥部马上批转各地执行。河南巩县民兵团“保田造田搞得又快又好”（第36页），总指挥部也迅速推广到各地。这些做法表明技术人员不仅有铁路工程质量意识，也有关心农民利益的大局观。在他们的脑子中，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此外，修路民兵同工地附近的农民风雨同舟的关系也值得一提。第4期简报提到，姚店团的翠峰、五一等营到达住地后，与当地群众交往密切，主动帮助当地抢修暴屋，而当地人也把民兵当亲人：“主动让房子、借家具。他们了解这两个营需搭三个食堂，就纷纷借给原材料，从木料到盖屋草，全部给解决了。”（第11页）这样的叙述与我的所见所闻完全吻合。在我老家附近，就有一些外地民工是住在农民家中的。一住几个月，不用交一分钱。经询问当时枝江、当阳民兵师的一些民兵，相当大数量的人也是住在铁路沿线的农民家中，都是无偿的。农村人出来搞三线建设或水利建设，“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在农民家打地铺都不收费。当时的民风，就是如此的朴实。
以上几个方面的印象，叙述皆仅蜻蜓点水，极其粗略，更不全面。不过，总结焦枝铁路建成的经验，它们大概应算作其中的重要因素。
（二）心潮逐浪论英雄
阅读《报纸卷》，增强了我对焦枝铁路修建的在场感。掩卷而思，感触良多，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起。略加梳理，从杂感中选出二则。
一是如何看待“文革”期间的建设成就。以今日的眼光阅读50多年前工地刊物的文字，觉得用语夸张，口号化的倾向很严重，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不过，当时高亢而单调的文字却记录了一个不可否认的奇迹：临时召集起来的80余万民兵，以“准备打仗”的紧迫感，用大半年时间建成了700多公里的焦枝铁路。铁路的修建，对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这个奇迹发生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就有如何评价的问题了。在未经历动乱岁月者的心目中，从逻辑上讲动乱中似乎是不可能产生重大成就的。但铁路建成的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该如何解释呢？翻检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其中提出：“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出现较大起伏，但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了支撑这一观点，书中做了举证，其中有三线建设的例子：“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等等。在金沙江边，建设者‘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大型机械，终于建成‘象牙微雕’式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这些例子，都是比焦枝铁路还要艰巨的项目，影响深远，应该是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此，面对如此了不起的成就，只有把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区别开来，才能顺理成章地解释清楚那段历史，才对得住当时艰苦奋斗的广大人民群众。
二是如何看待底层民众的痛苦和功绩。最近几十年，常常看到一些回忆录，叙述个人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时期遭受的折磨，不堪回首。在阅读《报纸卷》过程中，我突然产生联想，修建焦枝铁路的民兵及其他们所在的农民群体，可能是新中国前期受苦最大最多、同时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群。传统农业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一场旱涝灾害就可能使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毁于一旦，他们却不会为无法预知的灾害停下风里来雨里去的脚步。为了治理江河，以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农民都是主力军，有的还为之献出了生命。遇到焦枝铁路这样的国家大型建设项目，他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上文提到的修建成昆等铁路的铁道兵指战员，基本上是来自工人农民家庭，而以农民家庭为主，牺牲的人也不少。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一穷二白，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广大农民为国家更是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主席讲到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意思就是在说农民对国家的贡献大而获取少，他心中是记得广大农民的付出的。以公社化时期的宜都枝城区为例。当时男社员平时没有休假日，不必知道今天是星期几。生产队给国家交公粮，无论稻谷小麦，每斤价格不超过一角钱。年终分配算总账，每个劳动力每天的劳动分值通常在三角钱左右。一年忙上头，杀头年猪改善生活，必须上缴一头才能取得宰杀证；如果仅有一头猪，则要在宰杀后上缴半边，叫“购留各半”，其目的是支援国家建设，保障城市居民供给。这些事实说明，农民为中国经济的起步付出得太多，是最该叫苦的群体。然而，广大农民祖祖辈辈从土地上讨生活，似乎适应了劳动中的苦和累，以为命该如此，不必太计较。他们除了发一发“有钱之人住街角（方言音同‘国’），无福之人乡下磨”之类的感叹，再没有更多的抱怨，故而难有回忆录流传下来。在书写自己的痛苦与功绩方面，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
现在，这种状况终于有所改变。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学者视野广阔，关注基层社会的发展，已经对农民群体充分重视，陆续有专著出版，肯定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巨大贡献。在三线建设领域，成果也不少，《报纸卷》是其中最早整理出版的民兵（民工）群体档案资料。全书体现了编者尊重民兵（民工）群体的情感，可以勾起民兵们对往日生活的回忆，弥补他们个人无回忆录的缺憾，也可以呼唤后人对他们的关注。在该书序言中，三线建设研究专家武力先生给予建路民兵高度的评价，称“他们是最容易被忘记的无名英雄”。这是从客观事实中产生出来的结论，也道出无数人的心声。
在让后人记住三线建设无名英雄的事迹方面，《报纸卷》的意义不可小觑，将在三线建设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该书只是当时档案资料的一部分，我们盼望编者一鼓作气，将后续成果迅速推出，成为三线建设研究的系列性基础资料。（转至2024年9月3日湖北日报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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