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文献】为贸易协定投票：企业网络与开放偏好

（一）自由贸易协定：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

尽管CAFTA于2004年签署，但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仅意味着各国就其条款达成一致，这并不使其具有法律约束力。批准才是各国正式同意并使其具有法定约束力的阶段。这一阶段涉及通过各国的国内法律程序，以确保协议条款符合其自身的法律和法规。到2006年底，哥斯达黎加是唯一尚未批准CAFTA的国家，原因是反对派多次拖延对该协议的投票，而国会在反对者和支持者之间面临分裂，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均未能就是否批准CAFTA获得多数票。因此，为了在截止日期前确定下来，并获得最高法院批准，政府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哥斯达黎加成为第一个就贸易协定举行全民公投的发展中国家。 

全国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投票，选票上只有一个问题：是否批准CAFTA。重要的是，这次全民公决不涉及任何其他问题。哥斯达黎加人到投票中心投票，只是为了表达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图A.1显示了全民公决选票的样本。虽然全民公决只涉及这一问题，但参与率很高。2007年10月7日，59.2%的成年公民投了票。投票结果出乎意料，但却无可争议。报纸和民调都预测统计结果是持平，但CAFTA最后在51.23%的选民支持下获得批准。

（二）哥斯达黎加的投票

在哥斯达黎加，年满18岁的公民都具备资格且自动登记为选民。哥斯达黎加的选举逻辑是规范的。首先，每个有资格的公民都被分配到一个投票中心，通常是学校。在投票中心内，每个选民都被分配到一个投票委员会，一般是在教室中按选民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平均而言，大约有500人被分配到每个投票委员会投票。所有总统和市政选举都是如此，比如2006年的总统选举和2007年的全民公投。特别是在公投中，选票是在分布于全国1952个投票中心的4932个投票委员会上投出的。图A.2显示了投票中心的空间分布。这种分配通常不会在每年发生剧烈变化，比如2006年选举中某个投票委员会中投票的大多数公民在2007年公投中仍然在同一个投票委员会中投票（除了那些在一年内去世、年满18岁或更改居住地的公民）。这种持续性在实证部分被作者充分应用于分离政治倾向对选民投票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投票和公投结果：关于公投结果的数据来自哥斯达黎加最高选举法庭。虽然每位公民的投票是保密的，但作者使用了按投票委员会汇总的公投结果数据。每个投票委员会平均接待约500名选民。因此，尽管不知道每个人的投票情况，但可以利用500个个体来观察到公民的投票情况。此外，作者还获得了每个投票委员会的选民列表，其中包含唯一的国家标识符。

国家登记处：作者从哥斯达黎加民事登记处获得了家庭网络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识别公民是否已婚以及与谁结婚。这对于评估家庭受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尤其有用，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在劳动力市场但与某个受雇者结婚的个人。

雇主与雇员的记录：作者利用哥斯达黎加社会保险局的数据将选民与其雇主进行匹配，从而追踪选民的正式就业和劳动收入情况。该数据还包括每名雇员的详细信息，包括其职业、收入以及2005年至2017年间的就业历史。重要的是，非正规工人在哥斯达黎加所有工人中所占比例较小（27.4%），大大低于拉丁美洲53.1%的平均水平（ILO，2018）。

企业间交易数据：由财政部收集，可在2008年至2017年间获取。所有私营企业和经济中的其他实体，如独立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和公共企业，都需要报告与每个供应商和买家之间的交易金额，如果交易额达到250万哥斯达黎加科朗（约合4200美元），将提供税务识别号。这些数据对于政府执行税法和税收（包括一般销售税和企业所得税）至关重要。这些数据可以与公司的年度所得税申报表合并，后者涵盖了该国所有正规企业，并包含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变量，例如销售额、投入成本和净资产等。

海关数据：作者将每个公司的标识符与海关记录关联，这些记录可用于2005年至2017年期间追踪每个公司进行的对外贸易。每笔交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包括一个六位数的HS编码，以及交易金额、交易数量（因此价格）和原产国或目的国的数据。这些数据还能够识别在经济特区内运营的公司。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通过改变收入来影响选民。反过来，这种影响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边界以及所考虑的实际收入模式。例如，决定员工收入变化的因素可能是所属公司、行业、职业、居住的通勤区内的部门，甚至是对未来工作机会的期望。所有这些经济因素都可能通过收入渠道影响选民的立场。在本节中，作者将构建企业（直接和间接）暴露度、行业暴露度、职业或技能暴露度、地方劳动力市场进口竞争以及对未来工作机会的期望等指标。

（一）收入渠道：衡量暴露度

企业对FTA的直接暴露度：异质性企业模型表明，贸易可能会影响就业和工资。文献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影响渠道，如租金分成、效率工资和匹配选择。Alfaro-Ureña et al.（2021）的研究表明，在哥斯达黎加，租金分成机制具有关键作用，尤其是对于开展对外贸易的企业，当跨国公司扩张时，其直接和间接供应商都会受到影响，在职员工的工资也会因租金分成而增加。根据这些研究，作者可以假定员工是在租金分成计划下受雇的，从而推导出与员工经济利益相关的企业暴露程度。

具体来说，文章计算了以贸易额加权的关税变化的平均值，这利用了图1所示的变化。这个指标的构造思路来源于Helpman et al.（2016），他们提出公司i的工资总额变化是其利润变化的一个递增函数。因此，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对所有向企业i销售（购买）的公司k进行求和。表示企业i的总销售（采购）额中与企业 k 相关的部分。因此，对于长度为 K 的国内贸易链，与直接受影响企业相距最多n重联系的企业的间接暴露度可递归描述为

个人和家庭层面的企业暴露度：前述的直接和间接的企业暴露度是针对特定企业的，作者接下来进一步将其与企业的员工联系起来。首先，由于可以获取分配给每个投票委员会的公民的唯一ID列表，所以可以将这些ID与雇主—雇员数据进行匹配。在这一步骤中，41%的选民可以与雇主相关联。而后，作者将企业暴露度分配给受雇的选民，从而通过收入来衡量个人受CAFTA影响程度。再次，作者利用每位选民的婚姻状况及其配偶的身份信息来计算家庭受影响程度。如果选民已婚，则以每对配偶的加权平均暴露程度来计算家庭暴露度，其中权重与每对配偶贡献的家庭收入份额相对应。这一做法能够将选民与雇主配对的比例从未曾利用伴侣身份信息的41%提高到53%。由于有9%的选民已经退休，29%的选民估计在非正规部门工作，6%的选民估计是成年学生，因此，文章在最大程度上将选民与企业进行了匹配。

行业和职业层面的暴露度：接下来作者构建了行业层面（4位ISIC代码）的暴露度，与公式（1）中提出的类似，但属于行业层面。除此之外，由于作者还想探讨选民职业对其投票选择的影响，所以按职业对工人进行分类，以衡量技能群体的重要性。如果员工从事的职业的最高要求是高中学历，则将其归类为“低技能”，而如果员工的职业要求超过高中学历，则将其归类为“高技能”，这导致57%的工人被归类为低技能工人。

当地劳动力市场和进口竞争：对FTA的态度可能会受到当地劳动力市场和进口竞争的影响（Autor et al.，2013年）。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文章利用2011年人口普查，参考Tolbert and Sizer（1996）的做法，根据观察到的人口流动情况划分哥斯达黎加的通勤区（CZ）。图A.3中报告了该国地图与估计的CZ。而后，作者为每个涵盖j个行业的通勤区i构建了如下测度进口竞争程度的指标：

对未来工作机会的预期：事前暴露度的度量反映了公投时选民的状况如何影响他们的选择。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投票行为是否反映了选民对自由贸易协定批准后带来的收益的正确预期，而这些收益未必在事前条件中被完全体现。具体而言，作者计算了每位选民h在公投后几年内所经历的实际收入变化的贴现值，如下所示：

公式（5）对企业直接暴露度的回归的残差，可称之为事后项，旨在捕捉未被事前直接暴露度捕捉到的事后收入驱动因素。

（二）收入渠道：经验策略

如第3.3节所述，投票结果数据可在投票委员会层面获得，并且可观察到分配给每个投票委员会的个人及其特征。相较于匿名的投票数据，该数据创新性明显。虽然投票结果按投票委员会汇总，但投票的保密性得以保持，而投票委员会的规模相当小（平均约500人）。基于此，文章将在投票委员会层面进行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是每个投票委员会 b 的支持FTA的票数份额，是分配到投票委员会b的选民平均暴露度的向量。是选民特征（年龄、工资、性别、参与率、各行业就业比例、公共部门就业比例、公司规模、公司与美国的贸易往来）的向量，以及选民在投票中心层面的平均特征（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按人口普查街区进行地理参照得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到学校的平均距离）；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标准误将聚类在投票中心层面，并按选民人数对每个投票委员会进行加权。

文章采用的是线性概率模型，该模型可为100%的投票委员会提供[0，1]区间内的拟合值。这一模型还具有直观的解释功能，在某些假设条件下，可将系数解释为个人层面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群体层面的影响。

（三）收入渠道：结果

企业直接暴露度：表1显示，企业直接暴露度（）对选民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如第（1）列所示，在投票委员会中，企业直接暴露度增加$1000，支持CAFTA的票数就会增加3.4个百分点；与平均值相比，增加了6.9%。但请注意，$1000美元的收益并非全部由选民所得。事实上，Alfaro-Ureña et al.（2021）估计，这一变化相当于平均工资增长$90。

对企业直接暴露度的分解：虽然公式（1）的指标中包含进口和出口的变化，但可以将其分解为如下两个式子从而分别探讨这些变化的影响:和。如表1第（7）列和第（9）列所示，可以发现出口暴露度增加$1000，投票委员会中赞成FTA的人数比例就会增加8个百分点以上，相当于原指标所产生效应的两倍多，而如第（8-9）列所示，通过进口暴露度增加会使支持自贸协定的投票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并且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出口在决定选民决策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这种不对称效应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在租金分成的机制下，通过出口增加收入会明确增加工人的工资，而通过降低进口成本增加利润则不然，因为降低进口价格可能会在生产过程中替代劳动力，从而对工人产生不利影响（Verhoogen，2008）。

企业间接暴露度：如表1第（2）列所示，与直接受影响公司进行直接交易的公司也受到了显著影响。企业间接暴露度的系数约为直接暴露度的系数的三分之二。这一结果凸显了通过企业网络的间接关联也对员工的贸易态度具有重要作用，而这一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文献所探讨。

对企业间接暴露度的分解：作者将企业间的关联进一步分解为四类：间接受到冲击的企业（i）向美国出口商销售（“卖家对买家”），（ii）向美国进口商销售（“卖家对买家”），（iii）从美国出口商购买（“买家对卖家”），以及（iv）从美国进口商购买（“买家对买家”）。将分解后的暴露度加入到回归中，结果如表1第（10）列所示。可以发现，这种影响仅对向出口商销售的卖家和从进口商购买的买家是积极且显著的，即情况（i）和（iii），但对于情况（ii）和（iv），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且不显著的。这个结果显示，对于向出口商销售的卖家来说，FTA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业务；对于从进口商购买的买家来说，FTA可能转化为更低的价格；然而，对于向进口商销售的卖家和从出口商购买的买家来说，自由贸易协定可能转化为更多的竞争。

行业与职业：如表1的第（3）列所示，在控制了企业暴露度的情况下，员工所属行业的作用似乎有限，这突显了行业内部异质性的重要性。如果不包括企业暴露度的测量，行业暴露度的系数将放大两倍，如表B.8所示。此外，表1的第（4）列显示，低技能工人更可能反对FTA。在投票委员会中，低技能选民的比例（LowSkillSh）增加1个百分点，意味着支持FTA的公民投票减少0.3个百分点。这一发现与H-O模型的预测相悖，但与Urbatsch（2013）、Hicks et al.（2014）和Verhoogen（2008）的研究一致。

进口竞争：如表1第（5）列所示，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可能会影响选民的立场，使其反对贸易协定。

对未来机会的期望：如表1第（6）列所示，没有证据表明事后差异结果会影响投票决策。后者可能与在不确定情况下难以形成期望，或者与个人对未来结果的随机贴现有关。这一证据表明，事前暴露度是衡量选民预期CAFTA影响的可行指标。

（四）地址选择

为了衡量贸易可能带来的收益对公投的影响，理想（但不可能）的实验是选取两个完全相同的人，随机分配一个人到会从贸易中获益的公司工作，另一个人到会受损的公司工作，然后比较他们的投票。然而，文章所研究的这一独特事件涉及到工人可能内生地选择在不同的公司工作（有些公司从与美国的贸易中获益更多，有些公司获益更少）。所以，反向因果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赞成与美国自由贸易的工人可能会内生地选择在一家从与美国贸易中受益的公司工作。对此，文章接下来进行了一些检验，以减轻这种可能影响选民工作选择和投票选择的混淆因素的作用（由于篇幅限制，这一部分内容及其他稳健性检验请详见原文）。

如果CAFTA未获通过，某些商品的消费价格将会上涨，这将对选民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在2007年9月公投前一个月对哥斯达黎加人进行调查时，73%的受访者对以下问题回答“是”：“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使消费者受益”？本节将预测对选民支出方面的影响，并估算这些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投中选民的选择。

（一）通过支出来衡量暴露度

为了通过每位选民的潜在支出变动来测度暴露度，文章使用了2007年公投前进行的最后一次即2004年《全国住户收入和支出调查》中的数据，该数据中包括5287个住户。这项调查旨在了解住户的支出结构，并询问住户在一个具体的消费篮子里如何使用他们的收入。该调查在区域层面具有代表性，结果包括受访者的多个特征，包括收入、职业、地点、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基于此，作者可以根据观察到的大量特征以及每个选民的特征，将消费篮子映射到每个家庭。然后，作者根据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份额及其关税的预期变化，估算出这一篮子商品价格的预期变化。具体而言，根据Faigelbaum and Khandelwal（2016年），作者定义了消费者的支出效应如下所示：

其中，表示商品j的价格，表示个体h在商品j上的总支出份额，表示商品j在平均支出中的份额。因此，表示价格变化的支出份额加权平均值，定义了消费者的支出效应。如果该变化为负值，则表示由于冲击前的一揽子支出价格下降而导致生活成本降低。作者加入了反映家庭 h 支出的项，以获得以美元计算的支出变化，使其与其他指标具有可比性。

为了计算每种商品j的价格变化，首先确定了从美国进口的商品j在国内总消费量中所占的份额，将其定义为。其次，假设关税完全传递，即

其中，是如果通过自贸协定关税会发生的变化。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完全传递可能并非不合理，因为大多数选民不太可能采用更复杂的方法来预测其消费篮子的价格变化。

最后，通过lasso回归，文章选出了能更好地解释每个家庭对支出变动的暴露度的变量。进一步地，则可以通过家庭层面的支出来预测每个选民对贸易协定的暴露程度。附录D详细介绍了如何生成这一映射，并举例说明了如何计算价格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与衡量企业受影响程度的方法不同，通过这种映射，每一位选民都会通过他们的可观测变量（即使他们是非正式的、失业的、非劳动力等等）获得一个通过支出变动来计算的暴露度。

（二）支出渠道：结果

与收入渠道的分析类似，支出渠道的研究是在投票委员会层面进行的。为此，作者按照公式（6），使用通过家庭支出获得的FTA暴露度作为本节的核心解释变量。

表2第（1）列显示了不包含任何控制变量的结果。正如预期所示，不含控制或固定效应的系数大于第（2）列和第（3）列中的系数，但在不同回归分析中的结论基本保持不变。作者对第（2）列中的系数作如下解释：如果CAFTA获得批准，平均每个家庭的支出将减少$1，而平均每个消费者的支出也将减少$7.3，那么支持自贸协定的可能性将增加1个百分点。换句话说，投票委员会的平均支出减少一个标准差（1.556），该委员会中赞成贸易协定的选民比例就会增加1.63个百分点。

在本节中，作者首先探讨一个潜在的关键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政治倾向。然后，比较了政治倾向和人口统计（非经济因素）在解释投票行为中的作用。

（一）政治倾向

选民行为可能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政治观点又可能与经济因素相关。为了探讨这种可能性，作者使用200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作为解释变量。首先，根据是否支持或反对CAFTA来划分政党。为了进行这种划分，作者参考了Vargas Cullell（2008）的研究，该研究记录了各政党在国会决定是否批准CAFTA时的投票情况。其次，将2006年支持CAFTA的政党在各投票委员会获得的总统选票比例纳入回归分析中，具体如下：

鉴于2006年总统选举距2007年全民公决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而投票委员会的组成在这一年内变化很小，因此的测量结果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某人年满18岁、去世或搬家时，分配到每个投票委员会的公民才会发生变化。作者通过跟踪2007年的所有选民，回到他们所在的投票委员会，来验证投票委员会几乎保持不变。因此，可以很好地衡量选民的政治倾向，并且可以用于确定，即使考虑了选民的政治倾向，企业暴露度的影响是否仍然显著。

如图3的面板（a）中列（1）所示，2006年总统选举增加1个百分点，支持CAFTA的投票者份额将增加0.5个百分点。面板（a）中列（2）显示，即使在考虑政治倾向的影响后，这种关联仍然成立。请注意，当将作为额外的回归变量时，企业风险敞口系数的大小会变小，但在统计上仍然等于基准回归结果中的系数。

如上所述，一旦考虑到政治倾向，企业暴露度的系数就会变小。如果人们对FTA批准的立场影响了他们在2006年的总统投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将政治倾向与FTA正交化，作者采用了IV策略。也就是说，作者使用了2002年总统选举中支持自贸协定的政党的选票（当时还没有就CAFTA进行任何讨论）作为2006年这些政党选票的工具变量。附录E介绍了构建这一工具的更多细节，结果见表E.1。正如预期所示，可以发现在使用该工具时，企业风险敞口的系数更大，更接近表1中的数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效果与图3中的效果非常相似。

经济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为作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分析政治和贸易观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图3的面板（a），作者粗略计算了政治倾向对选民对额外一美元贸易敞口的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如果一个投票委员会的所有选民都投票给支持自由贸易协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对全民公投投票的影响相当于该投票委员会的平均贸易敞口为19838.36美元。

除了这一比较之外，作者还通过在2006年总统选票的组成与贸易暴露之间引入交互项来扩展方程（8）。图3的面板（b）报告了该回归的边际效应，显示总统选票的影响因考虑的贸易暴露水平而异，以衡量的暴露度对由持有支持贸易的政治倾向的选民组成的投票委员会的影响更加突出。相反，持有反贸易政治意识形态的选民对可能影响其收入的贸易暴露的敏感性较低。

（二）各因素之间的比较

接下来，作者对不同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比较。也就是说，在剔除某些因素后，比较不同回归的偏，以了解投票行为的变化有多大比例可归因于每个因素。为此，文章在考虑公式（6）的同时，将企业直接暴露度、通过支出暴露度和政治倾向作为解释变量。请注意，这一回归还包括一系列人口和经济控制变量。这一部分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企业暴露度、企业规模、企业与美国的贸易、通过支出的暴露度以及按行业划分的就业份额，而非经济因素包括政治倾向和人口统计，其中涵盖年龄、工资、性别、参与程度和受教育年限。

第（1）列和第（3）列的比较证实了表3中政治倾向的系数相对较大。然而，也可以发现经济因素在解释投票行为的变化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公投仅以1个百分点的领先票数通过的情况下，后者的作用尤为明显。

经济学家和公众对贸易问题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了解公众对贸易政策态度的决定因素，对政策制定和理解贸易的分配效应意义重大。这篇文章利用哥斯达黎加就CAFTA进行全民公投这一独特事件展开研究，通过整合投票委员会层面的投票结果、选民个人信息、企业相关数据以及家庭数据，深入探讨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在经济因素方面，从收入渠道看，企业对CAFTA的暴露度，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投入产出联系间接的，都对员工投票行为有重要影响，且企业层面的暴露度比行业层面更显著；从支出渠道看，若CAFTA不通过将导致消费者价格会上升，这也影响了选民的投票选择。非经济因素中，政治倾向对投票有重要影响，支持赞同CAFTA政党的选民更易受经济因素影响。综合比较，经济因素在解释CAFTA投票行为上几乎与政治意识形态同等重要，在公投以微弱优势通过的情况下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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