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研究动态】2024年第04期
文摘
财经
2024-05-01 10:04
北京
国际贸易研究动态栏目旨在推送《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中文权威期刊发表的国际贸易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为大家提供及时、准确、高质量的国贸领域前沿动态。
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的第三方效应与企业出口存续：信息成本的视角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的测度、结构及国际比较——基于生产链长度视角内资与外资的共生共赢——基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的价值链新核算框架分析生产网络视角下的贸易自由化冲击与区域贸易传播——基于福建省自贸试验区的经验研究
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的第三方效应与企业出口存续：信息成本的视角
韩剑 刘逸群 郑航
摘要：本文基于企业维度数据研究区域贸易协定（RTA）对非成员国企业出口存续的第三方效应，并从信息成本视角揭示了第三方效应的来源。与传统的贸易转移观点不同，本文使用2000—2016年中国企业海关数据库以及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研究发现，深度RTA对第三国企业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新老出口目的国之间签署RTA以及RTA深度的提高均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存续概率，这一结论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下保持一致。基于条款分类的初步研究表明，WTO-Plus条款、WTO-X条款以及非歧视条款深度的提高均产生了显著的第三方效应，特惠条款深度的影响则相反。机制分析发现，信息成本下降是第三方效应的主要来源，本文从不完全合约以及标准协同等两个视角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佐证。最后，本文进一步证明，中国与缔约国之间的RTA深化具有类似的第三方效应，即当企业出口到与中国的缔约国存在RTA以及拥有共同语言的国家时，中国与缔约国之间的RTA深化有助于提高其出口存续概率。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出口关系的多元稳定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区域贸易协定；第三方效应；信息成本；出口存续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一是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2000—2016年）的微观出口数据；二是世界银行发布的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三是CEPII提供的引力变量数据库，其提供了本文所需的国家对之间是否具有共同语言、共同边界以及殖民历史等控制变量；四是WTO提供的STC（specific trade concerns）数据库；五是世界银行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标数据（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该数据从发言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恐怖主义、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制和控制腐败等六个方面衡量了国家治理能力，本文将其归一化处理；六是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所构建的经济政治不确定性指标，ICRG将国家风险分为政治风险、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总计200分，分值越大代表风险越低；七是Nunn（2007）提供的行业维度的合约密集度数据与Schmidt&Steingress（2022）提供的国家对—行业维度的标准协同数据。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在“构建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的政策指引下，从新老目的国之间是否签署RTA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出口存续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从微观层面厘清了企业出口市场扩张路径与其出口存续之间的关系，在宏观层面对实现我国出口的“多元稳定”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对企业出口行为尤其是出口稳定性方面相关文献的有益补充（吴群锋和杨汝岱，2019；刘洪愧，2022；铁瑛等，2023）。第二，详细探究了第三方效应的来源，从RTA文本视角对条款范畴和属性进行区分，并重点发现了WTO-X等边境后条款深化带来的第三方效应，在扩展第三方效应内涵的同时，也为第三方效应的来源做出了更多的探索性工作。第三，对Lee et al.（2023）的研究进行拓展，不仅将研究视角从企业进入延伸到其进入后的出口动态，并且基于信息成本角度，进一步厘清了第三方效应的作用机制。不同于Lee et al.（2023），本文发现RTA的第三方效应不仅能够降低企业进入时的沉没成本，在降低固定成本方面同样具有重要作用；第三方效应主要通过降低出口信息成本发挥作用。第四，考虑到中国目前的RTA签订数量以及深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本文进一步基于中国视角，研究并证明了中国RTA深化同样对中国企业出口到第三方国家具有正向溢出作用，这对中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了经验支撑。
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的测度、结构及国际比较——基于生产链长度视角摘要：保障产业链安全运行一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注重点，也是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然而，跟踪产业链风险的测度指标相对缺乏，且存在概念混淆。鉴于此，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视角，并结合国家间双边关系、不可替代程度等因素，提出了全球产业链风险敞口、风险收益比新概念和新测度方法，并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发现：（1）总体上，不同方法测算得到的中国整体产业链需求端和供给端风险敞口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但不考虑国家间双边关系、生产环节的不可替代性等因素，或使用传统GVC参与度方法都会低估中国产业链风险敞口。（2）不同行业和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风险敞口存在显著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制造业、服务业、农业，高技术制造业近1/3的生产长度暴露在国外，产业链受到外部冲击而断裂的风险较大。（3）中国产业链需求端风险敞口处于中游水平，高于美国，但低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面临的风险大于收益，而世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收益大于风险。（4）各国家部门产业链风险敞口总体上具有一定监测预警作用，即某一国家部门风险敞口越大，在不利冲击下（如疫情）其贸易量下降的幅度可能就越大。关键词：全球产业链；风险敞口；脆弱性；产业链韧性；生产长度研究数据：本文主要使用了4个数据库：（1）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2）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Asian Development Bank Multi Regional Input-Output Database，ADB-MRIOD）。该数据项目编制了2007~2021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sian Development Bank 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 Table，ADB-MRIOT）。（3）跨国企业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AMNE-ICIO），包含了2005~2016年60个国家（或地区）的34个产品部门的全球投入产出数据。（4）本文还使用了哈佛大学数据库的国家间双边满意度数据和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所处的国际宏观局势的变化进行度量。
研究贡献：1、本文从衡量产业链风险敞口出发，借鉴倪红福和王海成（2022）的结构分解框架，结合国家间双边关系、国际宏观局势变动和暴露在国外的生产环节的不可替代性，提出了国家部门产业链需求端和供给端风险敞口的新概念和新测度方法。2、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心产业链安全，而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以动态追踪全球和主要经济体的产业链风险敞口，进而识别外部环境变化对各国产业链风险敞口的影响。内资与外资的共生共赢——基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的价值链新核算框架分析摘要：增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实现内外需、内外资的高水平协调发展，是中国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本文使用OECD跨国企业活动分析数据库提供的区分内资和外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提出了一个新的反映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的国内价值链分解框架，定量分析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特征以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面临外部风险和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内需潜力的逐渐释放是内外资实现增加值收益增长的重要支撑，相比外需而言，更具稳定性与可靠性；制造业外资企业倾向于在中国布局封闭式产业链，这一现象在中、高研发强度制造业中更为明显，但内外资合作分工模式占比在持续上升，这反映出内外资“竞争合作关系共存、分工合作逐步深化”的趋势。本文进一步采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重点分析内外需市场变动、内外资企业关联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内需市场的规模扩大与结构优化对于促进内外资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0年之后内外资企业关联效应对于外资和内资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逐渐增大，为新时期促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和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本文结合结构路径分析（SPA）方法，围绕需求侧潜力释放与结构优化以及供给侧国际要素资源流入与内外资联动，探讨了促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与协调发展的关键增加值流转路径。本文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关键词：区分内资和外资的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内外资联动的国内价值链；SDA方法；SPA方法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第一，区分内资和外资的国际投入产出表（AMNE-ICIO），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跨国企业活动分析数据库（The Analytical AMNE Database）；第二，本文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公布的社会经济账户（SEA）以及数据库提供的汇率数据整理获得2005~2014年的43个国家（地区）的部门价格平减指数。研究贡献：第一，本文通过提出一个新的反映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的国内增加值分解框架，测度中国内外需驱动作用和内外资分工合作的特征事实与演进趋势。分解框架以不同内外资联动模式的国内价值链活动所占份额对内外资“竞合”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以内外资联动下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分工收益，即内外资企业间的“合作性”，刻画了中国引进和利用外资的特征趋势。本文研究发现，相比外需市场，内需市场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且稳定的驱动作用，释放内需潜力对于内资发展与外资进入都至关重要；制造业外资企业倾向于在中国布局封闭式产业链，这一现象在中、高研发强度制造业中更为明显，但内外资合作分工模式占比在持续上升，这反映出内外资“竞争合作关系共存、分工合作逐步深化”的趋势。第二，本文进一步探讨2005~2016年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否实现了协调发展，以及新时期如何通过引进高质量外资和提升利用外资的水平进一步促进联动与协调发展。本文使用SDA方法重点分析了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动、内外资企业关联变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动对于促进内外资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内外资企业关联效应对外资和内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在逐渐加强，为新时期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与协调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结合SPA方法，围绕需求侧潜力释放与结构优化以及供给侧国际要素资源流入与内外资联动，探讨了促进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与协调发展的关键增加值流转路径，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摘要：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质量。此外，贸易开放是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企业进口竞争形成的要素聚集效应促进了企业创新，在出口市场获得学习效应形成的市场扩张效应是促进企业创新的另一重要途径。本文揭示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性以及通过贸易开放实现创新的重要性。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库包括：第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法人代码、企业名称、企业地址、所属行业、登记注册类型、劳动力人数、总产出和一系列财务数据等共计100多个指标。第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包含了企业名称、企业代码、产品代码、贸易伙伴、贸易方式、贸易额与产品数量等企业信息和企业产品贸易数据。第三，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的专利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所有向中国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的专利信息，其中主要有专利的申请号、申请日期、申请人、公开号、专利类型（外观设计型、发明型以及实用新型专利）、IPC分类号、页数等信息。研究贡献：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系统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综观已有研究，一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在相对宏观层面讨论人力资本的经济影响，而微观企业层面的研究大多关注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及出口升级的因果效应，并未就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创新绩效展开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已有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文献主要关注了贸易自由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但是并未就这些因素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活动达成一致的研究结论。本文尝试从微观企业视角系统考察人力资本积累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及揭示其内在作用机制。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中国政府在1999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并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能够较好地处理内生性问题。第三，在研究内容和结论方面，本文发现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促进企业进口中间品尤其是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品所形成的要素聚集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另一方面，企业在出口过程中的市场扩张效应也是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本文研究结论为从继续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视角，以及通过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方式实现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摘要：理论机制显示，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引发企业转向公司债融资，以降低长期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为此提供支持。经验证据显示，关税降低会引导企业降低短期杠杆、提升长期杠杆，而其中小规模企业更有动机降低短杠杆，此外融资约束也限制了企业调整杠杆的能力。本文认为，积极扩大进口、主动开放本国市场、发展以直接融资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公司长期债务市场，都将有助于中国“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实施。研究数据：本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ITS提供的关税数据，CSMAR和RESSET提供的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以及UNComtrade提供的中国对各国的出口数据。数据区间为1998-2017年。研究贡献：本文首先揭示了进口自由化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理论动机，指出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会引发企业转向长期公司债融资，以利用“税盾”效应来降低长期资本融资成本。本文为理解进口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新的工作机制，即进口自由化会通过融资成本渠道诱发企业调整资本结构。此外，本文的研究也表明，中间品关税降低对国有企业和僵尸企业降低短期杠杆有着尤其显著的影响，这为我国去杠杆政策指出新的操作路径。生产网络视角下的贸易自由化冲击与区域贸易传播——基于福建省自贸试验区的经验研究摘要：本文利用福建省自贸试验区成立作为外生冲击，考察了外贸政策对区域内贸易的促进效应及其在生产网络中的传播。基于准实验的生产网络分析表明，自贸试验区成立显著促进了区内企业贸易增长、贸易网络规模扩大以及上下游产业链深度整合。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这种贸促效应会沿生产链传播至上下游两阶范围，而且位于网络边缘位置以及规模较小的企业受影响更大，同时对自贸试验区同侪企业的贸易产生挤出。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五部分：一是福建省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涵盖了2008—2016年增值税应税品贸易数据和企业特征信息；二是行业层面的关联和位置信息，通过2007年、2012年《福建省投入产出表》计算了行业间完全消耗系数以及每个行业的上游度(Chor et al.，2014)等数据；三是自贸区和企业区位及地理信息，来源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官网以及2008—2016年《福建省公路运输实用地图册》并利用Arcgis软件手工整理；四是企业的生产网络指标和绘图，通过Pajek软件测算整理；五是企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通过机器学习方法与增值税数据匹配以避免出现遗漏问题。研究贡献：第一，率先寻找到区域开发政策冲击生产网络以及贸易冲击在生产网络中传播、扩散对贸易行为和收益影响的经验证据，在现有相关文献中，绝大部分围绕关税壁垒(Bernard and Moxnes，2018)、供应链中断(Dhyne et al.，2021)和自然灾害(Boehm et al.，2019；Carvalho et al.，2021)等进行讨论，而对公共政策冲击的影响则相对较少。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为Bernard et al.(2018)的理论发现提供了微观证据，即生产网络中拥有少数客户的企业会与联系更广泛的买方建立联系。而且，本文中自贸区企业贸易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扩张网络规模并寻找高效率贸易伙伴，这说明在生产网络中中心度分配是高度偏斜的，大多数企业间没有合作关系，少数关联的企业在生产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而受到正向冲击的企业会首先与主导企业联系，从而促进自身贸易规模扩张。第三，在研究对象上，本文利用增值税数据建立更为完整的企业生产网络，填补了现有研究因数据限制造成投入产出关系的缺失，并且发现了政策冲击沿网络同时进行纵向与横向传播的证据，拓展了生产网络的研究层次。第四，从政策意义上，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针对自贸区政策效应展开研究，发现自贸区内、外贸具有联动作用，为自贸区通过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研究依据。摘要：本文基于中国2009年开始实施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名单》，从微观视角检验了人民币结算试点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并深入研究了可变汇兑成本和固定汇兑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申请使用人民币结算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其次，对汇兑成本反应较大的企业出口，受结算改革影响更为显著。因为向与中国签署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地出口，可变汇兑成本下降较大，结算改革对其影响也较大；非中间商对固定汇兑成本反应较大，所以改革对其出口的影响也更显著。最后，在使用堆积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法排除边境贸易结算改革提前和试点随机性的影响后，基本结论仍稳健。本文利用结算改革试点，从企业视角验证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中国出口的积极作用，为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性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出口企业名单、中国海关数据库以及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提供的相关企业信息。企业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外贸产品海关数据库，企业经营数据来自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匹配后最终得到2007-2016年共126380家企业的出口和基本信息数据。年份-目的地级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公开数据（World Bank Open Data）。研究贡献：目前对于本币结算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发现本币结算可以有效促进出口，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因为缺乏微观数据，该结论无法在企业层面上得到有效的定量分析。而本文通过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实施，以及详细的出口和企业数据，深入微观企业层面分析本币结算的出口影响，填补了研究的空白。摘要：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演变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本文构建了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因素结构分解框架，并利用1997-2020年全球投入产出表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内效应是影响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导因素，在中国产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的阶段，产业结构效应也较为重要；第二，国内经济循环与国际经济循环在各阶段对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贡献方向相反，国内经济循环主导了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下降将降低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即国际循环（外循环）程度越大，宏观劳动收入份额越低；第三，国内经济循环中内需规模持续扩张、国内生产网络中服务业投入占比增加、国际经济循环中最终需求出口扩张以及持续深度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均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关键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产业结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投入产出表研究数据：本文数据来自2013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2013）、2022版亚洲发展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ADB MRIO 2022）及1997-2020年中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研究贡献：第一，研究视角较新。鲜有文献考察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与中国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变动关系，本文考察了完整的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及其结构因素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第二，丰富了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影响宏观劳动收入份额分析的相关研究。本文理论逻辑建立在经济格局变动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基础上，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第三，因素结构分解方法更细致。本文将各类经济循环中的最终需求因素细分为规模大小、类别结构及行业结构等，而不是只对最终需求分类别结构考察，由此更准确地区分了最终需求类型变动和行业结构升级对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摘要：海底光缆是信息跨境流动最主要的载体，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以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开通为例，基于2009-2021年证券数据公司跨境并购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从双边信息流视角考察了国际海底光缆建设对中国跨境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的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直连国家的跨境并购。机制分析表明，亚非欧1号海底光缆通过增加中国与直连国家间的双边信息流动促进了企业的跨境经济活动。此外，海底光缆的促进作用对初始数字基础设施更差和网络自由度更高的国家更强，主要促进了高技术行业的并购。总之，中国主导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中国的高新技术“走出去”。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跨境并购数据来自证券数据公司（Security Data Corporation，SDC）数据库在WRDS平台上的M&A子库（全球并购数据库）。核心解释变量国家层面的海底光缆数据参考了Hjort and Poulsen（2019）与D’Andrea and Limodio（2024）的方法，基于TeleGeography地图进行了手工收集。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研究贡献：第一，传统国际金融文献证明信息不对称是抑制企业跨境并购的重要因素，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种新型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措施，缺乏相关的经验证据验证其效果。本文首次将数字基础设施纳入跨境并购分析中，为数字经济时代跨境并购相关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绝大部分对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考察国内数字基础设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例如利用“宽带中国”政策和3G或4G基站数的研究等（孙伟增和郭冬梅，2021；张国胜和李文静，2022）。而Hjort and Poulsen（2019）与D’Andrea and Limodio（2024）考察了非洲接入海底光缆对当地就业和银行业的影响，但没有从双边信息流理论视角进行分析。本文以AAE-1海底光缆为例，研究与中国直接连通的数字基础设施对跨境并购的影响，构建了数字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双边信息流以减少母国和东道国信息不对称的理论框架。第三，本文首次利用AAE-1海底光缆数据进行研究，在DID模型基础上，运用多种计量模型进行识别，并通过排除是AAE-1海底光缆设点且与中国有其他直连海缆的国家、非AAE-1海底光缆设点但与中国有其他直连海缆的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干扰等稳健性分析，更准确地估计出AAE-1海底光缆投入使用产生的实际影响，对相关经验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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