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研究动态栏目旨在推送《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等中文权威期刊发表的国际贸易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力求为大家提供及时、准确、高质量的国贸领域前沿动态。
高标准贸易协定与全球供应链韧性：制度环境视角
产业数字化与国内大循环
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出口表现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企业的创新模式选择，以及不同创新模式影响企业生产率和销售绩效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机制。本文采用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在展现不同创新模式异质性影响的典型事实基础上，将创新模式融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进一步采用结构式估计和反事实研究，讨论企业创新模式选择所带来的生产率和国内外销售额变化。结果发现，创新将通过供给侧与需求侧机制共同影响企业生产率与国内外销售绩效，而不同创新模式的影响渠道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相比于引进国外技术，自主创新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相比于自主创新，直接引进国外技术将在出口市场产生更大的信号效应；提高中国专利的国际认可度将有效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意愿，并增加出口总量；畅通国内大循环，降低国内贸易成本，可有效抵消“卡脖子”问题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负面影响。关键词：创新模式选择；自主创新；国外技术引进；信号效应；结构式估计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2013年国家统计局的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研究贡献：其一，厘清了自主创新与引进国外技术影响企业国内外市场销售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机制，即生产率提升效应与信号效应，并强调出口企业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从长期看会降低中国创新绩效。这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中国提倡的自主创新模式选择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撑，也为突破国外技术锁定、应对“卡脖子”问题提供了改进方向。其二，拓展了Bombardini et al.（2017）和Konig et al.（2020）的异质性企业创新模型，在其框架下融入了不同创新模式选择，且各种模式可以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和信号效应提升企业利润。这就将研发创新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影响渠道放置于同一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地把握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其三，采用结构模型的量化方法，相对于简约式估计，具备更为坚实的微观理论基础，对参数和数据的依赖较少。同时，结构式估计有利于区分不同创新模式选择影响企业国内外销售的供给侧与需求侧机制，并在统一框架下采用反事实方法考虑内外贸成本变化带来的影响，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阐述哪些政策措施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摘要：在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本文探究了高标准贸易协定对全球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特征事实分析显示，制度环境是影响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因素，提高贸易协定深度可降低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本文进一步构建制度环境与供应链韧性的动态合约模型，引入合约不完备程度和随机供应链冲击。理论模型表明，在供应链冲击下，无论是即期合约还是关系型合约，制度环境改善都将降低供应链交易关系断裂概率，且采用关系型合约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结构估计和量化分析证实，提高贸易协定深度可改善制度环境，降低全球供应链断裂概率、增强供应链韧性；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都将降低中国从成员国进口供应链的断裂概率，且对中国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显著大于已有的贸易协定。据此，积极签订和加入高标准贸易协定，构建一流的营商环境将成为增强中国供应链韧性的有效措施。本文为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了理论和经验借鉴。关键词：高标准贸易协定；制度环境；贸易协定深度；供应链韧性研究数据：本文的第一套数据是CEPII BACI数据库中1996—2020年全球双边HS1996的6分位中间品贸易数据，中间品由BEC分类定义。第二套数据是Hofmann et al.（2017）建立的全球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研究贡献：第一，从制度环境渠道论证了高标准贸易协定对全球供应链韧性的影响，超越了“效率换安全”的供应链风险治理思路。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的全球供应链重塑，一些国家提出以“效率换安全”、从准时生产转向预备生产（just-in-case）等政策方案，包括供应链本土化、友岸化、垂直一体化等。①然而，全球供应链的效率和安全不一定存在替代关系（Caselli et al.，2020），单纯地改变供应链地理分布不仅扭曲了市场有效配置，而且由于本土风险承担增大，还有可能降低供应链韧性。本文证实签订高标准贸易协定会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这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治理供应链中断风险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第二，构建出制度环境与供应链韧性的动态合约模型，对Antràs（2003）的模型做出三方面拓展：（1）在动态合约框架中引入制度环境。Defever et al.（2016）和Kukharskyy（2016）假定完全的合约不完备性，本文通过部分的合约不完备性来刻画不同水平的制度环境，并使用合约覆盖率来衡量制度环境水平。（2）引入随机供应链冲击分析供应链断裂风险。Naghavi et al.（2023）直接将静态合约的价值作为关系持续期限的代理变量，但未能解释其中的微观机制。本文结合劳动合约文献中的在职搜寻与企业动态离散选择模型（Board&Meyer-Ter-Vehn，2015；Das et al.，2007），将供应链成本冲击与供应链断裂融入动态合约模型中，认为任意供应链成本冲击都是可能的，据此计算出供应链交易关系断裂的具体概率。（3）引入合约模式选择。企业会在即期合约和关系型合约之间进行选择，同一合约类型中存在激励设置差异，这使得制度环境不仅通过改变特定合约的价值，而且通过改变企业合约模式的选择来影响供应链韧性，由此将关系型合约的终止问题内生化为供应链的存续问题，丰富了供应链理论机制。第三，使用反事实研究量化分析了中国签订RCEP和加入CPTPP等高标准贸易协定对提升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韧性的效果。不同于铁瑛等（2021）和韩剑等（2024）聚焦探究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第三方效应，也不同于张洁等（2022）量化评估RCEP关税削减对个体贸易利益的影响，本文基于制度环境与供应链韧性的动态合约模型进行结构估计，并以制度环境作为渠道、量化分析高标准贸易协定对全球供应链韧性的影响，证实签订RCEP和加入CPTPP可带来更强的制度环境改善效应，对中国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协定。在关税壁垒逐渐趋零背景下，这为中国积极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防范供应链断裂风险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摘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测算分析了世界各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和国内大循环程度，并考察了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水平较高，第三产业数字化水平相较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提升空间；中国在生产端的循环基础较好，但最终需求端的循环基础还较弱，第三产业的国内经济循环程度与主要发达国家尚存差距。产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中间品本国供给率和本国需求率提升，但对最终品本国需求率影响不显著；产业数字化对国内经济循环的影响在第一产业中更为明显，但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高科技行业与非高科技行业之间未表现出明显异质性。机制方面，产业数字化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间品质量以及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从供给和需求侧促进国内大循环；就中国而言，产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而且有利于提高核心技术自给能力。本文揭示，以产业数字化引领高质量需求、赋能供给体系质量提升、高质量推进第一和第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都有助于推进国内大循环建设，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关键词：产业数字化；国内大循环；中间品供给；核心技术自给率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6年更新的WIOD数据库研究贡献：第一，在研究视角上，聚焦于产业数字化与国内大循环的理论和实证关系，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和新发展格局相关研究。目前关于新发展格局的量化研究极少，更缺乏从产业数字化视角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相关研究。第二，定量比较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产业数字化和国内大循环水平，并提炼了相关典型事实，为认识中国产业数字化和国内大循环在全球的位置提供了借鉴。第三，在理论机制上，从生产率渠道、中间品质量渠道、收入渠道三个方面探究了产业数字化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机理。第四，在政策含义上，在需求侧，未来国内大循环的重点是稳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壮大国内最终品需求和中间品需求；在供给端，应构建高质量国内供给体系，提升国内产品与服务质量，以更加灵活、富有效率的供给体系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需求。要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在提高内需和完善供给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产业数字化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出口表现——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为例摘要：数字技术应用是推动贸易主体数字化转型，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2014~2019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出口升级，体现为出口概率、出口总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的提升。但不同数字技术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底层技术层面的数字技术有利于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表现，而技术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主要作用于企业出口规模的提升。另外，数字技术应用对民营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出口增长与升级作用更大。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技术范式重塑和就业技能结构优化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升级。进一步讨论发现，国家创新导向减税政策与数字技术应用在促进企业出口方面具有联动作用。本文对于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关键词：数字技术应用；出口增长；出口升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企业数据来自 2014~2019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数据集。数据集主要内容包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注册认定的企业基本情况、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品产量情况、人力资源情况、研发项目、研发活动、新技术新产品销售及相关情况等。研究贡献：第一，改进企业数字化的测度方法。已有关于数字化或数字技术影响效应的文献主要通过对上市公司年报的文本分析法提取数字化相关词频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吴非等，2021），这种方法在现有文献中广泛应用，但存在一定的测量偏差。一方面，仅通过上市公司年报中出现的数字化相关词汇频率无法判定该企业是计划进行数字化转型还是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数字化词汇的频率易受到当地相关政策的引导，较难反映企业真实的数字化程度。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通过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数据集克服了以上问题，精准识别企业真正采用了何种数字技术，并系统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第二，多维度系统考察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出口提质增量的影响。虽然已有文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对于出口规模、出口产品质量、出口韧性等的影响（洪俊杰等，2022；魏昀妍等，2022；戴翔、马皓巍，2023；余号、殷凤，2023），但大多侧重于企业出口的一个方面，缺乏对于企业出口表现的系统性考察。本文多维度构建了企业出口增长与出口升级指标，综合考察了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企业出口从增长到升级、由增量到提质的递进过程。此外，已有文献的结论大多局限于数字化对某种出口表现的积极影响，本文关注到了不同数字技术类型对于企业出口增长和出口升级的差异化作用。第三，从技术变革视角论证影响渠道。在合理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指标并系统考察其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基础上，本文尝试从技术变革的视角，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兴技术通过企业内部技术范式重塑和与之配套的就业技能结构优化两条渠道影响企业出口表现，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此外，本文也首次对于国家创新导向减税政策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联动作用进行了拓展分析并提供了经验证据。摘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数字企业的多产品异质性企业模型，从柔性生产视角深入探索了数字企业赋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策略优化的理论机制。我们采用2000-2016年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构建模型检验了数字接近度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策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与数字企业间接近度的提升不仅扩张了其出口产品范围，还显著提升了其出口偏度，在改善企业内资源配置的同时丰富了其出口产品范围，实现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策略在效率与多样性上的共同提升。此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接近度的柔性生产效应不仅直接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还间接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最终驱动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策略的优化。关键词：数实融合；出口产品策略；企业内资源配置；柔性生产；市场竞争研究数据：本文数据源自以下数据库：一是海关总署统计的中国企业进出口数据库，二是企查查企业信息数据库，三是2007-2016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研究贡献：首先，从数实融合发展视角研究了数字企业赋能实体经济发展的经济影响，丰富了现有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不同于已有文献，本文从企业数字化决策的内生动因出发，探索数字企业快速发展将如何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与本文主题最为接近的一类文献主要基于跨境电商平台探索其对于制造业企业的影响（刘玉荣等，2023；吕越等，2023），但这类文献从流通环节聚焦数字企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忽视了生产环节的赋能效应。因此，本文重点关注数字企业如何通过赋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环节实现出口产品策略的优化，从而有效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其次，从数字企业的角度扩展了快速发展的多产品出口企业研究，为探索数字企业赋能情形下的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提供了理论认识和经验证据。与本文主题最为接近的是綦建红和张志彤（2022）的研究，他们基于人工智能视角对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但该文主要侧重工业机器人而非数字企业，与本文研究视角与理论机制截然不同。由此，本文从柔性生产视角出发深入探索数字企业赋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策略优化的理论机理，为现有研究提供理论洞见。此外，现有多产品研究主要发现企业通过“倾斜效应”调整产品组合以实现企业内资源优化配置，将贸易得益归因于出口目的地市场竞争效应（Mayer et al.，2014；Flach et al.，2021）。然而，不同于以往文献仅从竞争效应出发，本文则考虑了数字企业赋能情形下的柔性生产特征，从柔性生产效应这一角度揭示了数字企业赋能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策略优化的机制路径，为中国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内生驱动出口产品策略优化提供了新思路。最后，为检验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测度方式和经验策略，从数字企业赋能的角度为数字经济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聚焦数字企业这一创新视角，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提出了一套有效识别中国数字企业的新方法，创新性地构造数字接近度指标，为现有数字经济研究提供了一种刻画数字企业赋能更为科学的测度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构造计量模型检验了数字接近度对企业出口产品策略的影响，从数字企业赋能角度为探索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奠定了方法基础。
注：本栏目文章来源为中国知网或期刊官网已公布全文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有遗漏，敬请谅解。本文仅作学术交流，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发刊所有。如需转载本文，请联系授权。
全球价值链研习社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吕越教授研究团队创办，我们长期跟踪全球价值链（GVC）研究，致力于打造专注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公益性学术分享平台。公众号将每周为大家推送国内外前沿文献、团队最新成果以及学术资讯，欢迎更多学术同仁关注和加入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