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成果】RCEP框架下的区域价值链构建及可能路径

2．成员国区域价值链参与度

为考察RCEP成员国的GVC生产活动中RVC所占的比重，本文进一步根据已有文献（董虹蔚 等，2018；常冉 等，2020）测算各成员国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度。

图2汇报了2000年与2018年各成员国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度变化。结果显示，除文莱以外，14个RCEP成员国的区域价值链参与程度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2018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缅甸等成员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度均已超过50%，意味着这些国家超过一半的增加值创造源于与区域内成员之间的生产关联，区域价值链在成员国的跨国生产合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各成员国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度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相比之下，中国、新加坡两国的区域价值链参与度相对较低，分别为0.36和0.48，但也远高于区域外世界其他国家对RCEP区域价值链的参与程度（0.18）。中国与新加坡的RVC参与度相对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其巨大的贸易体量和更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使中国与新加坡和更多的RCEP区域外国家有价值链生产关联。事实上，中国在RCEP区域价值链活动的增加值占到所有成员国总量的28.9%,对于区域价值链的繁荣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3．成员国各行业竞争力分析

深化RCEP区域内的价值链合作，需要明确不同成员国各产业间的竞争与互补关系，从而更好地规避产业竞争冲突，推动互补产业的分工合作，提升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参考Wang et al.（2013）基于增加值出口测算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简称RCA指数），本文测算了RCEP成员国各制造业行业的RCA指数。RCA指数反映一国商品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竞争力越强。表1阴影部分为区域内各行业最具竞争力的成员。总体而言，中国、日本、韩国的产业综合竞争力最强，在许多行业都具有相对较大的比较优势，不同成员国间优势产业分布具有较大的异质性，有利于充分发挥互补作用，推动成员间的产业合作。从中国的视角看，作为制造大国，中国是RCEP成员中拥有最多比较优势行业的国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具有突出竞争优势的产业如C06(纺织品、皮革、鞋类)、C1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仍面临来自区域内部较大的竞争压力。如C06(纺织品、皮革、鞋类)竞争优势明显低于柬埔寨、越南等国。同时，相比日韩，中国在中高端技术产业如C18（办公用品及计算机制造业）、C19（其他机械设备）和C20（汽车、拖车制造）上仍有较大差距，应充分利用区域合作框架，推动技术创新升级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二）区域内各国增加值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参考Amador et al.（2017），利用Eora数据库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区域增加值贸易的网络平均度和网络互惠性，并进行贸易网络的可视化分析，以刻画RCEP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结构的动态演进。

1．网络平均度

网络平均度能够反映整个网络平均的连通性与密集程度，增加值网络的平均度越高，则意味着平均每个国家具有更多的贸易伙伴，区域内贸易联系更为紧密。图3显示，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RCEP区域的网络平均度有了大幅提升，说明中国的开放促进了中国与区域内各国的紧密联系，为区域的增加值贸易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虽然在金融危机后，区域网络平均度有小幅下滑，但很快得到恢复，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域价值链的韧性与稳定性。

2．网络互惠性

根据Garlaschelli et al.（2005）的方法，本文通过测算网络互惠性以考察RCEP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中节点的相互间双向联系。该指标越大，说明网络的互惠程度越高，各国之间越倾向于互相进行增加值出口贸易，整个网络中各国的地位越趋平等。图4显示，2001年开始，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的互惠性指数直线上升，由0.1快速上升至0.5以上。这得益于中国适时加入WTO，积极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带动区域内相互间增加值贸易不断深化。此外，金融危机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增加值贸易网络的互惠性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3．增加值贸易网络图的可视化分析

为更直观地展现RCEP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结构的演进历程，本文进一步绘制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图和RCEP区域内双边增加值贸易网络图，从全球整体视角和RCEP区域内部视角考察RCEP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的特征。参考Zhou et al.（2016），本文生成了仅包含最大贸易伙伴的GVC网络矩阵，并分别绘制出2000年和2018年的世界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图（图5）。

图5显示，自中国加入WTO后的近20年中，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中国取代日本亚洲地区中心国的地位，成为区域最大增加值输出国，走向了GVC网络版图的“舞台中央”，与美国、德国形成“三足鼎立”态势。其次，聚焦区域内部的演变，2000年RCEP区域内各国的增加值贸易还较为分散，而到2018年，区域内各国围绕中国基本形成了价值链“闭环”，说明区域内国家间基于价值链的合作关系更为密切和深化。最后，从世界GVC网络整体版图来看，RCEP区域逐渐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中崛起，形成了高强度的增加值贸易闭环，并且辐射到区域外的众多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大大提升。

图5的全球GVC网络，有助于从整体层面考察RCEP区域增加值贸易网络的在全球分工体系的崛起与世界GVC分工格局的演变。但由于世界GVC网络图只展示了每个国家与其最大增加值贸易伙伴的联结，因此未能观测到RCEP区域内部双边维度的增加值贸易联系。为进一步考察RCEP区域内部的增加值贸易网络结构，本文绘制了RCEP区域双边增加值贸易网络图（图6）。具体地，可以从三个维度上加以考察。首先，从整体的增加值贸易连线数量上看，从2000—2018年，区域内部的双边贸易联结有所增多，增加值贸易网络密度进一步提高，表明有更多的成员国间建立了相互间跨国生产合作关系。其次，从双边贸易网络联结强度看，高强度贸易伙伴数量明显增多。2000年，区域内部双边最大增加值贸易连线几乎全部指向日本，包括日本-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日本-中国、日本-韩国之间的增加值贸易往来。到2018年，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几个核心国家间，两两形成了多组高强度增加值贸易联结，辐射RCEP区域内的其他国家，日本一国独大的格局被打破。最后，聚焦单个的RCEP成员国能够发现，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区域贸易核心国，区域内部的竞争格局与力量分配发生新一轮演变，这与前文在全球GVC网络中的发现是一致的。

（三）RCEP成员国对美、中、日的投入依赖度对比分析

相比传统的贸易活动，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特点在于，各国创造的增加值作为中间投入跨越国境服务于后续阶段的生产活动。因此，把握好成员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对于认识RCEP区域价值链内部的生产合作关联与依赖关系至关重要。传统衡量贸易依赖的指标包括进口依赖度和出口依赖度，即一国对他国进（出）口额占该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然而，在价值链分工生产模式下，贸易总量无法客观衡量各国的真实贸易利得与生产关联。基于投入产出生产关联的视角，本文构建了投入依赖度指标，具体而言，一国对某个进口来源国的投入依赖度等于从该来源进口的直接投入与间接投入之和占到一国全部产出的比重。本部分利用OECD发布的2000年和2018年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算不同时期世界主要国家间的投入依赖度，并将两者相减得到近二十年间各国投入依赖度的动态变化，同时重点关注RCEP成员对美、中、日三国的投入依赖程度变化，从而进一步理清中国在RCEP框架下的区域价值链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表2的测算结果中可以直观地得到三个重要的信息：第一，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间的投入依赖度没有发生较大变化，基本在0.5%的范围内；第二，相比之下，各国对中国、日本、美国三国的投入依赖度发生了较大变化。统计的25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的对美投入依赖度出现了大幅下降，15个国家对日投入依赖度降低。这表明美、日作为世界核心贸易出口国的重要性有所削弱。而中国的表现则与美国、日本截然不同，25个国家对中国的投入依赖度全部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RCEP区域，成员国对中国的投入依赖度均实现了较大提升，从3.57%到29.77%不等。结合前文的讨论，这再次印证中国在取代日本成为区域价值链核心国家的过程中，与RCEP成员国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各国对中国的投入依赖程度也得到不断加深。第三、对比北美、欧盟、RCEP三个区域来看，10年间投入依赖度发生较大变化的是RCEP区域，除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心的易位，各国间的投入依赖度也在浮动变化。这说明，RCEP区域内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尚未达到北美、欧盟相对稳定的程度，还处于不断深化和调整的过程，这也为中国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机会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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