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文献】产业数字化与生产全球化——基于附加值地理分布的视角

数字技术是影响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和利益分配的关键因素。基于2005~2019年区分内外资部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本文首次构建了基于附加值地理分布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离岸化指标，探究了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生产全球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能够显著促进生产全球化，并且其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开放程度更高的行业的影响更大。产业数字化通过促进生产信息和技术资本的全球流动，显著提高了产业的生产全球化程度，但也会造成人力资本的本土化转移，从而降低生产全球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也有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不过发展中国家通过缩小产业数字化差距能够弥合南北国家在生产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方面的差距。本文为逆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以产业数字化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向有利于南北国家协调发展的方向演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第一，在指标构建方面，本文首次构建了基于附加值地理分布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离岸化指标，该指标的变动情况能够刻画产业的本地生产环节和近岸生产环节“离岸”或“回岸”的趋势，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应对逆全球化趋势提供有益参考。第二，在理论机制方面，本文基于生产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及其驱动因素，从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视角提出了产业数字化影响生产全球化的理论机制，并进一步使用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更为全面和系统地为生产全球化提供了解释，丰富了数字技术影响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基础。第三，在研究数据方面，本文通过使用区分内外资部门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探究了内资部门和外资部门在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全球化过程中的异质性特征，更好地识别了跨国直接投资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的作用。第四，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探究了缩小南北国家生产全球化差距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差距的理论路径。

（一）产业数字化与生产全球化

产业数字化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推动生产全球化。内部化理论是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基础。该理论以市场失灵为前提，认为不完善的外部市场的内部化是企业生产全球化的核心动因（Buckley & Casson，1976；Rugman & Verbeke，2003）。产业数字化从新的视角拓展了内部化理论（Luo，2021）。一方面，产业数字化有效缓解了全球生产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不仅能够显著提高中间品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还能大幅降低全球价值链各生产阶段之间的协调成本和控制成本，降低跨境生产合作中的交易风险（Dunning & Wymbs，2001；Baldwin，2012）。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使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精细化，技术研发、工业应用设计、数字平台管理等技术环节能够作为独立的生产环节进行跨境转移，企业能够将技术、知识和管理模式等无形资产和流动资产作为价值增值的来源（Luo，2021）。企业通过提供或购买技术开发、工业设计、关键零部件组装、整体物流解决方案等技术服务的方式参与全球分工，可以避免承担高额的内部化成本（Baldwin & Lopez-Gonzalez，2015；詹晓宁、欧阳永福，2018；Banalieva & Dhanaraj，2019；Autio et al.，2021）。因此，产业数字化提高了全球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和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可以在不具备技术优势或市场地位的情况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拓展市场份额，从而推动了生产全球化（Luo，2021）。

不过，在此过程中，产业数字化会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权力治理结构，导致生产的本土化。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看，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了传统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变革，使其更加具有网络效应的特征，这意味着拥有核心技术等关键资源的企业将会更加具有资源垄断优势和权力优势，能够控制更多生产环节，并以内部化或本土化生产的方式降低对海外供应商的依赖，从而抢占更多的附加值份额，以实现收益最大化（Ancarani et al.，2019；Autio et al.，2021；Lee et al.，2023）。具有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自动化、智能化和柔性化生产设备取代其位于低要素成本国家的代工厂和中间品供应商，这种生产和组装环节的本土化不仅能提高企业在生产端的议价能力和收益份额，还能帮助其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并快速响应本国消费者的需求。因此，产业数字化使得拥有关键资源的企业能够进一步强化其权力优势，实现生产环节的本土化。

综上所述，产业数字化能够提高全球价值链的资源配置效率，但也会加剧其权力治理结构的垄断趋势。因此，产业数字化对生产全球化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a：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能够促进生产全球化。

假说1b：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会阻碍生产全球化。

（二）产业数字化如何影响生产全球化：基于生产要素全球流动视角的分析

（1）生产信息全球化流通机制

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能够促进生产信息的全球流通，扩大跨国生产合作的地理边界，推动生产全球化。高速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搜寻和处理能力，能够缓解其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信息匹配摩擦，降低跨国生产合作中的搜寻成本和协调成本，进而推动生产全球化的进程（Rauch & Trindade，2003；Freund & Weinhold，2004；Strange & Zucchella，2017；Bernard et al.，2019）。一方面，高速互联网和数字平台等技术的应用大幅降低了搜寻成本，使得企业能够更便捷地搜寻到全球范围内海量的、高质量的中间品供给和需求信息，更高效地筛选出资信状况、履约能力、产品质量、合作声誉较优的供应商和客户，并以中间品贸易或离岸生产等方式替代成本高昂的自主生产研发活动，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开展跨国生产合作（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Antràs & Chor，2013；刘斌、顾聪，2019；施炳展、李建桐，2020）。另一方面，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供应链上下游各方能在更远的距离内进行信息和数据共享，实现跨国供应链的数字化管理，大幅降低了协调成本。企业不仅能更加直观地了解供应商产品与自身产品的契合度，还能在生产中间品的过程中进行动态指导和监督，以满足定制化生产需求，从而促进全球生产分工（Baldwin，2012；Buckley & Strange，2015）。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能够促进生产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降低跨国生产合作中的搜寻成本和协调成本，从而提高生产全球化程度。

（2）人力资本本土化转移机制

产业数字化加速了自动化和智能化设备替代通用技能劳动力的过程，会促进企业在其母国建立以高级技能劳动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特定优势，从而推动人力资本的本土化转移，使得生产全球化程度降低。数字技术不仅替代了部分通用技能工作岗位，还创造出了需要高级技能的工作任务和就业机会。一方面，机器人、智能制造、自动化设备等技术的应用能够替代劳动者执行规范化的、可被程序化的生产任务，如组装、装卸、物流分拣、仓库管理等，从而大幅精简了生产环节，推动了数字技术替代通用技能劳动力的过程，削弱了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的动机（Acemoglu & Autor，2011；Acemoglu & Restrepo，2019）。另一方面，产业数字化能够促进生产分工的精细化并提高专业化分工效率，创造出算法工程师、智能机床操作员和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岗位（Acemoglu & Restrepo，2020；王林辉等，2023）。因此，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产业数字化的网络效应为全球价值链中拥有关键资源的企业赋予了权力优势。这些企业能够借助增材制造、智能机床、计算机集成制造等数字技术实现内部化或本土化生产，替代位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代工厂或供应商，并且还能提供更多数字技术相关的就业岗位，将本国的劳动力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使得单个劳动力能够同时完成多项重复性和高强度的生产任务（王林辉等，2023）。这不仅大幅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还增强了其与本国市场的联系，有利于企业在本国建立人力资本特定优势，实现全球价值链收益份额提升的目标（Ancarani et al.，2019；Lee et al.，202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不仅会加速替代海外供应商或代工厂的过程，还会为本国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从而推动人力资本的本土化转移，使得生产全球化程度降低。

（3）技术资本全球化流动机制

企业的技术资本体现在创新理念、技术专利和商业模式等方面，技术资本的跨境转移、部署和运用是企业国际化的核心驱动力之一（Dunning & Wymbs，2001；Baldwin，2016；Autio et al.，2021）。产业数字化提高了跨国远程工作的效率，极大地便利了技术资本的全球流动，进而推动了生产全球化。产业数字化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块化和标准化，并极大地提高了企业跨国远程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使得技术研发、工业应用设计、数字平台管理等技术环节能够作为独立的生产环节而存在（Luo et al.，2021）。借助虚拟现实、云存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企业能够通过提供或购买技术开发、工业设计、关键零部件组装、数字平台管理、数字化解决方案等技术服务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不仅能促进技术优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转移、部署和运用技术资本特定优势，从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和分布范围，还能降低中小企业和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的门槛，进而推动生产全球化（Brakman et al.，2021）。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4：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会增强企业远程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促进技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从而提高生产全球化程度。

（一）数据说明

（三）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生产全球化指数

本文基于各国产业的出口附加值来源分布情况，计算了其附加值地理分布的中心集聚度，进而构建了生产全球化指数，用以测度一国产业融入全球生产分工网络的程度，该指标的变动情况能够刻画产业本地和近岸生产环节“离岸”或“回岸”的趋势。具体而言，首先，参考Wang et al.（2013）和王直等（2015）的方法，计算得到各国各行业内外资部门层面的出口中附加值按国别的分布情况。进一步地，本文参考Campante & Do（2014）提出的中心集聚度测度方法，计算了各国产业出口中附加值来源分布的中心集聚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3.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国家—行业层面以及国家—行业—内外资部门层面的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pergdp），采用国家—行业—内外资部门层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2）产业规模（scale），采用国家—行业层面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数据来自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就业贸易数据库（The Trade in Employment Database）。（3）国际竞争力（rca），采用国家—行业—内外资部门层面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都进行了前后1%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产业数字化对于生产全球化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只控制了固定效应，核心解释变量Digital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其生产全球化程度。第（2）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控制变量，并没有改变核心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和方向。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能够提高其融入全球生产分工网络的程度，促进生产全球化，从而增强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专业化分工的能力。假说1a得证。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跨国直接投资在产业数字化促进生产全球化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本文在基准模型中纳入了核心解释变量与外资部门虚拟变量（foreign）的交互项（Digital×foreign），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内资部门相比，外资部门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于生产全球化的促进效应更强，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行业进行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地发挥上述促进效应。其原因在于，外资企业从属于跨国公司，有更多来自母公司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来布局数字技术以辅助跨国生产（Oliveira et al.，2021；Wang et al.，2021），并且往往会使用更多来自母公司或母国的生产要素投入（段玉婉、蔡龙飞，2022），其资本、技术或管理模式在生产要素的跨境活动中与东道国的资源禀赋相结合，提高了产业的生产全球化程度。

（二）机制分析

上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生产全球化的促进效应。那么，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是如何促进了生产的全球化进程？在前文的理论分析中，本文认为生产信息全球化流通机制、人力资本本土化转移机制、技术资本全球化流动机制是可能的影响渠道。本部分对假说2～4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遵循江艇（2022）的建议，本文构建了如下调节效应模型进行机制分析：

机制变量的测算方法如下：（1）产品差异化程度（differentiated）。本文借鉴Rauch（1999）的方法，将各国产业的贸易产品分为差异化产品和同质化产品两类，并以差异化产品贸易额在总贸易额中的比重来度量产品差异化程度。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意味着该产业在生产全球化的过程中面临的搜寻成本更高。各产业的贸易数据来自于CEPII-BACI双边贸易数据库。

（2）通用技能劳动力占比（general）。本文以从业人员中通用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占比来衡量产业中数字技术对通用技能劳动力的替代程度。参考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本文以TiM数据库中“低技能”职业的从业人员来代理通用技能劳动力，按职业分类的各产业从业人员数据均来自于该数据库。该指标越高，意味着该产业越有可能使用数字技术执行通用技能生产任务，具备更强的本土化生产倾向。

（3）远程工作指数（remote）。参考Bai et al.（2021）的方法，本文将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提供的各国行业层面职业分布数据与Dingel & Neiman（2020）、Gottlieb et al.（2021）提供的职业层面远程工作可行性数据相结合，以产业层面的各职业从业人数占比为权重，对远程工作可行性指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了各国产业层面的远程工作指数。远程工作指数越高，该产业中的企业越具备跨国远程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

1.生产信息全球化流通机制

表6第（1）、（2）列展示了生产信息全球化流通机制的估计结果。第（1）列中交互项Digital×mech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其生产全球化的正向影响越强，说明上述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提升能更大幅度地降低搜寻成本，促进生产信息的全球流动，推动其生产全球化程度提升，这一结论证实了假说2。并且，第（2）列中三重交互项Digital×mech×foreign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搜寻成本降低对产业数字化与生产全球化关系的边际影响在外资部门中更加明显，原因是外资企业作为大型跨国公司，其供应链往往横跨全球多个国家，需要兼顾多国市场，因此更加具备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并比较供应商和客户的能力及动力。

2.人力资本本土化转移机制

表6第（3）、（4）列展示了人力资本本土化转移机制的结果。第（3）列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即通用技能劳动力占比越高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其生产全球化的正向影响越弱，由此说明上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更能促使其使用数字技术替代通用生产任务岗位，推动人力资本的本土化转移，佐证了假说3。不过，第（4）列中三重交互项的结果表明，上述影响并不存在内外资部门的异质性。原因可能在于，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初期，数字技术发展偏向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路径，其应用门槛相对不高，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会使用该类技术替代劳动力执行繁重、重复和低附加值的生产任务，以实现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目标（Acemoglu & Restrepo，2019）。

3.技术资本全球化流动机制

表6第（5）、（6）列为技术资本全球化流动机制的实证结果。第（5）列中交互项Digital×mech的系数显著为正，即产业数字化对生产全球化的促进效应在远程工作可行性越高的产业中越强，说明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能够增强企业远程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促进技术资本的全球流动，推动生产全球化，验证了假说4。并且，第（6）列中三重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上述机制在外资部门中更加明显，这是因为，相比于本土企业，大型跨国公司通常能以更好的技术研发资源和更标准化的技术研发流程，具备更强的技术服务跨境供给能力。

（一）异质性分析

1.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

不同类型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和生产组织结构不同，其对于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考察产业要素密集度层面的异质性特征。因此，基于WIOD数据库提供的资本存量数据，本文测算了各国产业的资本劳动比，根据其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部分，并在基准回归中纳入核心解释变量与资本密集型虚拟变量的交互项（Digital×capital）。结果如表7第（1）列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由此说明，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生产全球化的促进效应在资本密集型样本中更加显著。这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数字设备的应用也需要大量的设备购置、调试和适配投入，因此资本密集型产业在资金和技术设备方面的优势使其能以更高效的方式应用数字技术，进而参与到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中。

2.跨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的影响

跨国直接投资是跨国公司参与全球分工最主要的方式之一，东道国对于跨国直接投资的严格监管会限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活动。本文使用经合组织发布的跨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指数将样本分为有监管限制和无监管限制两部分，并在基准回归中纳入核心解释变量与有监管限制虚拟变量的交互项（Digital×FDI）。表7第（2）列的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跨国直接投资监管限制会明显抑制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于生产全球化的促进效应，这部分的结果再次从侧面说明了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行业中，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对于生产全球化的促进效应会更加显著。

（二）生产全球化的受益者：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体系都是由发达国家发起和主导的，在此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的产业往往垄断了附加值更高的生产环节，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或被动地位（黄亮雄等，2023）。那么，南北国家的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如何重塑了全球生产分工网络？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部分探讨了生产全球化过程中南北国家的收益分配差距，并基于发展中国家视角刻画了数字技术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理论路径。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position）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利能力，全球价值链地位越高，说明产业位于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大（Wang et al.，2017b）。本文实证检验了生产全球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发现在合理的范围区间内，生产全球化程度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正相关的，说明适当提升生产全球化程度能够增强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专业化分工的能力，有助于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利能力。

谁是生产全球化的受益者？首先，为了探究产业数字化对生产全球化的影响是否存在南北国家异质性特征，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了产业数字化指标与发达国家虚拟变量（developed）的交互项（Digital×developed），结果列于表8第（1）列。进一步地，本文在生产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回归中纳入了生产全球化指数与发达国家虚拟变量的交互项（Globalization×developed），从而探究了生产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南北国家异质性特征，实证结果列于第（2）列。结果显示，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更能通过提升产业数字化水平来推动生产全球化，从而增强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专业化分工的能力，使其能够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更多收益，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由此说明，发达国家依靠数字技术优势更好地主导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这一结论与何宇等（2021）的研究发现相似。

上述结论表明，发达国家是产业数字化推动生产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产业数字化将会加剧全球生产分工利益分配的南北分化格局。Baldwin（2016）认为，全球范围内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将会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契机。那么，发展中国家能否借助数字技术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向有利于南北国家协调发展的方向演进？本文参考黄亮雄等（2023）的思路，基于欧式距离度量方法，构建了能够反映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差异的指标，构建方法如下：

本文基于2005～2019年区分内外资部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首次构建了基于附加值地理分布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离岸化指标，探究了一国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提升对于其生产全球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其生产的全球化程度，并且其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开放程度更高的行业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通过降低跨国生产合作中的搜寻成本和协调成本，并增强企业远程提供技术服务的能力，促进了生产信息和技术资本的全球流动，进而提高了产业的生产全球化程度。但也会加速替代海外供应商和代工厂，为本国创造更多高级技能劳动岗位，推动人力资本的本土化转移，从而降低生产全球化程度。拓展分析显示，产业数字化也有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其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不过发展中国家通过缩小产业数字化差距能够弥合南北国家在生产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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