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比较优势跃迁紧密相关。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3年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产业结构升级要求“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先进产能比例”“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淘汰落后产能要求经济发展脱离对既有产业基础的依赖；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要求构筑和培育新兴的比较优势产业。可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表现即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跃迁态势，完成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但是，在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中，比较优势究竟如何变化，哪些因素能够赋能比较优势跃迁？这些问题尚未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回答，文章试图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些初步的探索。文章利用地级市统计数据和工商注册信息，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比较优势跃迁。由于固定效应回归存在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系数未必反映真实的因果关系，文章借鉴Burchardi et al.(2019)对国际移民内生性的处理思路，基于母国投资“推力”和东道城市引资“拉力”构造外生代理变量，尽可能干净地识别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比较优势跃迁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显著促进比较优势跃迁，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带来外部先进知识冲击，促进微观企业投入结构调整，进而赋能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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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跃迁：测算方法与中国事实
（一）比较优势跃迁的测算
文章借鉴Coniglio et al.(2021)构建比较优势跃迁的测度。文章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示例来了解这个方法的分析思路。假设存在(A1,A2,B)三种产品。其中，(A1,A2)采用相似的传统生产技术，而B采用不同的新兴现代化生产技术。假设某地当前在A1上具有比较优势，未来有可能在A1或B上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一段时间之后，若该地在A2上实际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则仅是在既有比较优势的“舒适区”内进行了拓展，比较优势跃迁程度较低。若该地在“陌生”产品B上实际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则意味着摆脱了既有发展框架的桎梏，比较优势跃迁程度较高。基于对上述简单示例的分析，可以拓展得到以下的一般性分析思路。首先，在城市产品年份层面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以此划定每一城市在各年份的“当前比较优势产品”“新兴比较优势产品”和“潜在比较优势产品”。“当前比较优势产品”指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较大——当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新兴比较优势产品”指当前不具有比较优势，未来实际新获得比较优势的产品。“潜在比较优势产品”指当前不具有比较优势，未来有可能获得比较优势的产品。随后，将产品两两之间的相似度具象化为条件概率：在某一产品有比较优势的条件下，另一产品也有比较优势的概率越大，则认为两种产品越相似。最后，通过界定一个城市“新兴比较优势产品”和“当前比较优势产品”的相似度高低，量化其比较优势跃迁程度。若“新兴比较优势产品”和“当前比较优势产品”的相似度较高，则比较优势跃迁程度较低。现实中，不同年份、地区的比较优势格局千差万别，“新兴比较优势产品”和“当前比较优势产品”的相似度不宜直接跨年、跨地区进行比较。因此，实际测算时以“潜在比较优势产品”和“当前比较优势产品”的相似度作为基准，界定“新兴比较优势产品”和“当前比较优势产品”的相似度高低，以此获得年份、地区间可比的比较优势跃迁程度。
第二，为了在全球化生产背景下突出反映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环节层面的升级，文章采用部门产品一对多匹配的策略，在产品层面获取出口本土增加值。具体方法为：（1）根据官方标准将HS-4对应到ISIC-2，参考条目描述将ISIC-2对应到世界投入产出表部门。（2）采用Koopman et al．(2014)分解框架，以2016年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得到部门层面的出口本土增加值份额。（3）结合HS-4层面的出口数据和部门层面的出口本土增加值份额，得到HS-4层面的出口本土增加值。在此基础上，以出口本土增加值替换出口总值，重新测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及相应的比较优势跃迁程度。出于行文简洁的考虑，将出口本土增加值对应的比较优势跃迁程度称为“增加值比较优势跃迁程度”。
在测度中国比较优势跃迁的时空格局，理解其微观机制和实践表现，并论证了以比较优势跃迁理解本土产业结构升级的可靠性之后，文章进一步想要探究的是：什么因素能够促进比较优势跃迁，赋能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将考察重点聚焦在外商直接投资，这主要基于如下理解：比较优势的微观基础在于企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出口决策决定了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格局。然而，企业的发展普遍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缺乏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去自发探索陌生领域（Boehm et al., 2022; Pellet and Tahbaz-Salehi, 2023）。现实中，企业行为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是外在冲击——如先进知识冲击导致竞争加剧——的结果。作为跨国知识扩散的重要渠道（Aitken and Harrison, 1999；Cai and Xiang, 2023；Gong, 2023；樊纲，2023），外商直接投资内嵌的外部先进知识为本土企业提供低成本学习机会，鼓励本土企业摆脱路径依赖，迈出探索转型的脚步。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是促进比较优势跃迁、赋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驱力。那么，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比较优势跃迁呢?（一）模型设定与识别策略文章构建以下计量模型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比较优势跃迁的影响：其中，c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为比较优势跃迁程度，核心解释变量IFDI为外商直接投资。为控制变量，即可能影响比较优势跃迁程度的其他因素。和 分别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控制变量可以区分为三组：(1)三次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具体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Vshr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Vshr2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城市GDP的比值（fin）。(2)交通便利度。包括公路客运量（passenger）、公路货运量（freight）。（３）科技支出和教育水平。包括地方政府科学技术支出（sciEx）、普通高等学校数量（university）和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人数（professor）。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结构之间存在较强的内生性问题，文章构造了不与出口直接相关的外商直接投资代理变量，尽可能干净地进行因果效应的识别。借鉴Burchardi et al. (2019)的思路，区分母国投资“推力”和东道城市引资“拉力”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加以构造。代理变量的构造基于如下假设：外商直接投资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母国和东道城市的“双边匹配”。第一，母国存在富余资金，且企业有足够动力去寻求海外投资机会。第二，东道城市具备承接外资的良好条件，如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较高的外资开放程度等。这两个方面反映母国和东道城市各自的特性，而与两者间的经济联系没有直接关系，故也不受母国东道城市层面的双边贸易表现影响。在实际构建时，以母国当年对华外商直接投资输出总量来刻画母国投资“推力”；以东道城市所在省份当年外商直接投资吸收总量来刻画东道城市引资“拉力”。将“推力”和“拉力”两方面的因素相乘，获得母国东道城市年份层面的代理变量。最后，将这一变量进行加总，获得城市年份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代理变量。（二）回归结果首先进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参见表2第(1)、(2)列。其中，第(1)列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IFDI，第(2)列补充引入控制变量。从中可见，外商直接投资与比较优势跃迁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由于内生性问题的干扰，不能简单将正相关视为因果效应。以代理变量。IFDI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2第(3)、(4)列。其中，第(3)列仅加入 ，第(4)列补充各组控制变量。从中可见，代理变量IFDI的回归系数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各组回归之间的系数数值也较为接近。这组回归结果缓解了内生性问题的干扰，识别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比较优势跃迁的因果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显著促进比较优势跃迁，赋能产业结构升级。 （三）机制分析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出口行为最终决定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格局。因此，剖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比较优势跃迁的影响机制，有必要深入微观企业行为层面，探索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的决策机理。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的发展普遍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倾向于固守原有的技术体系和投入结构。微观企业层面的路径依赖倾向，最终导致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跃迁难以自发实现。幸运的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实现对外部先进知识的学习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跨国知识扩散的重要渠道，可能为当地带来外部先进知识冲击，促使企业调整生产决策，进而推动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跃迁。Boehm et al.(2022)指出，企业层面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为生产所需的投入品结构，企业拓展新产品时倾向于依托已有投入。文章借鉴Boehm et al.(2022)的分析思路，从投入结构调整的视角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确实能够促进企业突破旧框架、塑造新优势，那么理应观测到外资冲击下企业投入结构的显著变化。为了识别企业投入结构调整这一机制，文章先后进行两组回归。第一组回归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投入结构调整幅度的影响，第二组回归考察投入结构调整对比较优势跃迁的影响。回归结果参见表３第(1)、(2)列。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投入结构调整幅度（dS），核心解释变量为外商直接投资代理变量IFDI，从中可知，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促进东道城市企业的投入结构调整。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比较优势跃迁程度，核心解释变量为投入结构调整幅度。从中可知，投入结构调整幅度的提高能够带动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跃迁。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显著影响比较优势的微观基础——企业行为：通过促进微观企业的投入结构调整，来推动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跃迁。在此基础上，文章需要进一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投入结构调整、推动比较优势跃迁的背后，内嵌的知识是否发挥了关键作用。鉴于内嵌知识较为抽象，文章采取间接的识别策略。基于母国发展水平不同的客观事实，考察外商直接投资为本土带来外部先进知识的机制。区分母国发展水平的逻辑在于，倘若内嵌知识发挥了关键作用，那么来自发达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比较优势跃迁的影响应当存在差异。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高水平外资有更大概率为本土带来先进知识冲击，从而赋能宏观层面的比较优势跃迁。与之相反，来自欠发达经济体的外资则未必具有知识优势，对比较优势跃迁的促进作用也应较弱。基于上述逻辑，文章基于2000-2009年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的母国划分为七国集团(G7)和七国集团之外的其他经济体两类。分别以来自两类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比较优势跃迁程度进行回归，结果参见表３第(3)、(4)列。第(3)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G7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G7，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第(4)列的核心解释变量为G7以外的其他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 )，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只有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高质量外资才能显著提升中国的比较优势跃迁程度，赋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组回归结果间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投入结构调整，进而推动比较优势跃迁的背后，其内嵌的外部先进知识发挥了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