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生产网络视角下的贸易自由化冲击与区域贸易传播———基于福建省自贸试验区的经验研究
作者：梁若冰 ；王英杰
来源： 经济学(季刊)，2024年第2期
关键词： 生产网络；贸易自由化冲击；区域贸易传播
当前，全球国际贸易领域呈现出贸易壁垒提升、世界生产再部落化的发展态势，因而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建立国际国内双循环背景下内循环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其中的关键部分是有效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促进企业间贸易、提升国内经济活力。自贸试验区 (简称 “自贸区”)作为贸易政策的试验田，与国内外生产链衔接及区域产品增值循环等政策目标有着天然关联，因而在构建双循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关于自贸区政策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集中讨论其对贸易规模、方式与结构影响的研究，二是讨论其对经济增长、企业创新及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综合来看，诸多文献都讨论了自贸区成立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和外贸影响，而很少从生产网络角度讨论其带来的内贸变化，尤其是贸易增长的机理以及政策效应的区域传播，这在双循环发展格局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利用福建省自贸区成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分析外贸自由化政策对区域内部企业贸易及其生产网络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率先寻找到区域开发政策冲击生产网络以及贸易冲击在生产网络中传播、扩散对贸易行为和收益影响的经验证据；第二，在研究内容上，本文为 Bernard et al.(2018)的理论发现提供了微观证据，即生产网络中拥有少数客户的企业会与联系更广泛的买方建立联系。而且，本文中自贸区企业贸易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扩张网络规模并寻找高效率贸易伙伴，这说明在生产网络中中心度分配是高度偏斜的。第三，在研究对象上，本文利用增值税数据建立更为完整的企业生产网络，填补了现有研究因数据限制造成投入产出关系的缺失，并且发现了政策冲击沿网络同时进行纵向与横向传播的证据，拓展了生产网络的研究层次。第四，从政策意义上，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针对自贸区政策效应展开研究，发现自贸区内、外贸具有联动作用，为自贸区通过拓展国际市场促进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研究依据。
本文主要基于企业微观交易信息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即根据福建省企业增值税发票数据 (以下简称 “增值税数据”)来测算企业间贸易额，从而建立起企业间联系。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五部分：一是福建省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涵盖了2008—2016年增值税应税品贸易数据和企业特征信息；二是行业层面的关联和位置信息，通过2007年、2012年《福建省投入产出表》计算了行业间完全消耗系数以及每个行业的上游度 (Chor et al.，2014)等数据；三是自贸区和企业区位及地理信息，来源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官网以及2008—2016年《福建省公路运输实用地图册》，并利用 Arcgis软件手工整理；四是企业的生产网络指标和绘图，通过 Pajek软件测算整理；五是企业进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通过机器学习方法与增值税数据匹配以避免出现遗漏问题。
一般而言，由于自贸区实施了各种贸易便利化措施，因此不仅会促进企业在成本上占优，这使其作为供应商向区外企业进行产品销售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其次，区内企业由于能享受到自贸区仓储物流、贸易审批等便利条件，因而更容易成为生产链中的核心环节，从而具有更强的产品贸易能力。 为了检验上述观点，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考察自贸区成立的直接政策效应，即对区内企业贸易的影响： 其中， 是一系列反映企业贸易状况的被解释变量，包括企业贸易额及增长率，同时也包括企业生产网络指标等，交乘项 为自贸区企业虚拟变量，若企业地址在2015年后成为自贸区则为1，否则为0，其系数 基于本文的识别策略，首先将企业的年度贸易额（对数）对自贸区虚拟变量回归，自贸区 × 的系数反映自贸区设立对企业贸易的处理效应，结果报告在表1中。 第 (1)、(2) 列结果显示，自贸区建立使得区内企业的总贸易额相对于区外增长了12.7%—13.5%，并在逐渐加入贸易伙伴数量、路网距离、物流便利度等控制变量后依然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在第 (3)、(4) 列中，自贸区企业总贸易额以3%—4%的速率加速增长，说明自贸区的贸促效应非常明显。而在第 (5)、(7) 列中，自贸区建立后，区内企业的销售额和购买额分别相对增长20.8%和19%，可见总贸易额的增长由购销两种方向上的增长组成。 考虑到样本选择因素，本文使用匹配方法将更为相似的企业保留在样本中，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处理组与控制组不可比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先基于企业注册资本、企业与自贸区直线距离以及2014年之前企业所在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人均工业总产值等指标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然后再利用匹配后的处理组与控制组考察处理效应。为匹配最相似个体且避免上下游产业链中的试验区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本文使用全样本匹配，利用政策冲击对企业作为供、需方时的销售、购买额进行回归，匹配后处理效应回归如表1中第 (6)、(8) 列所示。可以看出，经历匹配筛选样本后自贸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依然全部显著且均在0.4—0.8之间，说明自贸区的贸促效应确实存在，甚至有可能因企业异质性存在低估。另外，为确保获得的经验证据可靠，本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方法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进行了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随着复杂网络理论与经济学深入交叉，学界逐渐通过分析贸易网络形态理解经济现象，而自贸区作为区域开发政策，是重要的经济刺激措施，对企业网络结构必然存在深刻影响，因此本文从网络路径视角讨论自贸区贸促效应的存在逻辑。在复杂网络理论中，中心度代表网络中节点之间的连接数量，数目越多表明企业越靠近网络中心，本文的入、出度和总中心度分别可以代表企业的购买、销售以及总贸易笔数。利用生产网络中心度指标，我们能够了解区内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变化，并识别出自贸区冲击对企业网络位置的影响。从表2中第 (1)—(3) 列的估计结果可知，自贸区成立后，区内企业的生产网络地位相对于区外企业获得全面提升，其入度、出度和总中心度分别显著增加0.54、0.32和2.64个单位，体现出区内企业在贸易中处于主导位置。 贸易的结构性变化往往来自产业调整，自贸区有序放开贸易限制，促进了中间品进入国内市场，重构了区域内产业链。基于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国家或者区域产业分布有重要影响 (Hanson，1996)。本文从此角度出发，依据区内企业所处产业链位置讨论其网络地位的变化机理。本文首先根据2007年福建省投入产出表计算福建省42个行业的上游度，该指标通常被用于衡量行业与最终消费端的加权平均距离或者在产业供应链上的位置，指数越高表明该行业在供应链上的位置距离消费端越远。本文将行业上游度按中位数分组设置虚拟变量，高于中位数的行业为1，否则为0。从表2中第 (4)—(6)列结果可以看出，交乘项在贸易额回归中不显著，而在中心度回归中显著负向且数量与双重差分项基本相同，即处在较上游行业的企业，其贸易额增长相比控制组并无明显差异，而其中心性几乎没有变化，说明自贸区通过延伸产业链扩大贸易网络规模和范围，继而促进扩展边际的增长。 企业网络地位的变化可以体现“量”的增长，但并不一定说明“质”的提升，本文依然需要了解产业链优化的深层逻辑。为此，本文运用 Pajek软件计算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网络集聚度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和权威强度 (Hubs-Authorities)，利用自贸区冲击对其回归，具体结果如表2第 (7)、(8) 列所示。结果显示试验区的建立并未使得区内企业网络集聚提升，而是提升了这些企业的权威强度0.484个单位，说明自贸区企业并非通过提升其与贸易伙伴的集聚度来增加销售，即不是通过主动缩短所在的供应链来与生产网络中间隔企业产生直接贸易关系，而是通过寻找强有力的分销渠道来促进产品销售，自贸区在产业链中出现整合效应，有利于畅通国内循环。 （一）贸促效应传播的统计描述
目前，相关文献在讨论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带来的外溢效应时，缺乏对微观传导机制的分析，尤其是从生产网络角度观察贸易传导的经验分析。对此，我们基于自贸区的贸促效应，利用生产网络来探讨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增长的效应蔓延。基于前文中自贸区向内输入型的增长模式，本文将视线聚焦于自贸区的下游企业，即为沿生产网络“顺流而下”寻找溢出事实。我们首先计算了自贸区下游一、二阶企业形成的贸易对的平均贸易额，然后测算这些企业的中心度，以及总贸易额增长率，并将以上三项指标绘入图1中。其中，柱状图代表企业间贸易对平均贸易额(对数)，柱状图上方数据标签表示其数值，菱形节点表示企业中心度，三角形节点表示这些企业的年度总贸易额增长率。
如图1所示，自贸区内企业的下游一、二阶企业在2008—2014年间的网络中心度与总贸易额增长率均保持平稳，只有贸易对平均贸易额在2008—2011年间有所波动且呈下降态势，这可能和欧美发生的金融与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经贸衰退相关。自贸区成立后，区内企业下游一、二阶平均贸易额在2015年增长了20%，到2016年更迅速增长180%，这与前文所述自贸区带来的成本优势的结论不谋而合，而这种优势可以沿生产网络传导，使得下游企业继续在产品销售中占据价格主动以利其贸易扩张，而贸易扩张也带动了下游企业网络地位的提升———下游一、二阶企业平均中心度由2013—2014年的停滞在35.6左右增长到2015年的36.5，到2016年猛增至40.2。另外，这些企业总贸易额增长率由之前的20%增至2015年的57.6%，到2016年又增加到138.2%，不仅证明其总贸易额加速增长，同时表明下游企业的贸易增量并不完全源于与上游的直接贸易增长，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样难以忽略，比如间接上下游供应商或客户关系企业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总体上，我们从自贸区贸促效应向下传递中观察到可能存在的溢出现象，但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证据。 （二） 自贸区效应的纵向网络传播：企业规模及连接黏性 在获得生产网络溢出效应基础上，本文从上下游双向传递视角观察贸促效应的传播特征和规模。目前，关于贸易冲击的网络外溢效应研究，尽管在传导方向上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但对连接黏性（比如库存和转换成本）的重要性都十分关注。本文借鉴现有方法，将 “由上而下”与 “由下而上”两个方向的传递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使用企业平衡面板数据，考察自贸区对于其上、下游企业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将自贸区企业的上游或者下游区外企业作为考察对象，利用自贸区成立虚拟变量对其销售额或购买额进行回归，得到自贸区成立带来的上、下游贸易变化，模型设定如公式 (2)、(3) 所示： 其中，被解释变量 和 分别为自贸区外供方企业销售额对数值和需方企业购买额对数值，交乘项 和 分别表示该企业上游供货商或下游客户为区内企业的虚拟变量，其系数 评估冲击传播异质性不应仅考虑企业间的连接特性，同时应评估企业特征和位置带来的差异：显然，较大的企业规模能对网络传导的单一政策冲击产生较强的缓冲作用。同时，企业在生产网络中的位置也影响着贸易便利化冲击的效应。具体而言，当企业处于较为中心的位置时，其作为桥梁的中介作用更强，因而拥有更多的强异质性上、下游企业，同时产品用途或原材料来源也更为多样，这些会导致该企业或其上下游企业面临的溢价空间更小，最终导致其贸易量增长低于网络边缘企业。基于以上两点，本文利用企业规模、地理和生产网络特征将区外企业分类，在模型 (2)、(3) 中分别加入分类变量与 政 策 虚 拟 变 量 交 乘 项 或 考察政策冲击异质性，其中 除了异质性效应，供应网络的连接黏性也可能对自贸区冲击向上下游的传递产生作用。究其原因，由于连接黏性不仅影响企业间风险分担，同时会因异质性溢出效应而影响冲击传播效率。但是，如何度量连接黏性目前并无定论，现有方法大多偏向测算企业间合作密度或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等，而本文采用的行业间完全消耗系数具有两点优势：第一，研究数据中不存在影响整体市场的垄断企业，且消耗系数是基于行业而非企业层面进行测算，故企业自身经营状况和市场地位不会因影响上下游企业贸易与关联强度而产生混杂干扰；第二，以完全消耗系数表示连接黏性，其估计系数反映了跨行业的标准化冲击影响，即该系数基于区域统计数据测算得出，反映了整体经济中各部门之间产品增值关系，相比利用企业经营指标测算的指标，既不易受企业个体影响，也更能反映行业的整体变化。 为此，本文通过手工计算获得区外企业的自贸区完全消耗系数占比 ( 或)，将其作为连接黏性变量纳入模型 (2)、(3) 的交乘项进行回归，此时 随着学界对生产贸易网络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外生冲击在网络中存在横向传播。因此，为全景描绘自贸区冲击生产网络的图景，必须考察其横向传播情况。具体来看，本文将关注自贸区建立对区内企业的同侪企业，即其区外客户的区外供应商的横向影响。从表4第 (1)—(4) 列结果可知，相比于区内企业的区外同侪企业销售额及其增长率在自贸区成立之后有所下降，表明其与区内企业可能存在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即该企业的一部分销售市场转移到区内企业中。而在第 (5)—(6) 列结果中，区外同侪企业的客户数并没有明显减少，反而显著增长0.6个贸易伙伴，说明区内企业并未争夺区外同侪企业的销售渠道，只在销售量上与其存在竞争关系。通过对同侪企业的观察，我们间接分析了区内企业销售在集约边际上的增长，发现主要是在销售量上取得了相对于同侪企业的竞争优势。 此外，本文还重点关注自贸区效应在生产网络上的传播范围。首先，基于复杂网络理论中的小世界特征，我们根据 “六度分割理论”利用迭代匹配方法识别出每一年处在自贸区企业的上、下游六阶位置的企业，将该企业与区内企业的间隔阶数作为网络距离，从而识别出政策效应的网络扩散范围。由于准实验通常依据冲击对象来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而自贸区引发的外溢效应违反了经典 DID的SUTVA 假定，这需要我们利用Clarke(2017)开发的溢出稳健双重差分法(spillover-robust DID method)来检验溢出效应并估计政策处理效应。通过引入邻近处理组，此框架只要求部分满足 SUTVA 假定，就可以估计政策处理效应 (Treatment Effects)和 “近邻”处理效应 (“Close” to Treatment Effects)。为此，本文设定如下模型： 其中，交乘项 区外企业与自贸区的网络距离 被分为1—6步，步为最小网络距离单位，一步代表一阶贸易关系，因而此处的外溢效应估计能够识别出网络传播的阶数。如果某区外企业在不同网络距离上同时存在区内伙伴企业，则根据阶数最少原则确定网络距离，即公式(6)中的个体在时间内最多只有一个虚拟变量取值为1。该方法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第一，对外溢效应的具体形式没有严格限制；第二，外溢范围是以最优带宽为单位确定的，避免人为主观设定。上述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可知自贸区外溢效应在距自贸区两步内的范围内有效，且两列结果所确定的最优带宽均为一步，表明自贸区贸促效应的传播只在两步范围内显著。 为处理溢出稳健 DID的遗漏变量问题，同时考察不同网络位置上的自贸区冲击对同一企业的影响，本文借鉴 Carvalho et al. (2021)的做法，以模型(4)确定的外溢范围为基础，通过加入多阶自贸区关联强度并控制更高阶自贸区变量，来检验生产网络中上、下游的传播效应。具体而言，就是以2013- 2015年的区外企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加入其上下游两阶的自贸区完全消耗系数占比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其中，因变量 或 图2报告了模型(7)的估计系数，垂直误差条表示90%和95%的置信区间。在自贸区成立后的一年，所有上下游的系数（如图中圆形所示）均为正且显著，表明自贸区成立及其后续影响对区内企业的直接或间接客户和供应商造成了影响，且传播范围均至少达到两阶。具体而言，当连接黏性上升1%时，下游二阶的区外客户企业贸易额在自贸区成立后的一年中相比于其他区外企业增长12.4%，而上游二阶的供应商贸易额则增长7.2%，这一效应低于一阶伙伴的17.6%和7.8%，表明冲击强度随着生产网络的延伸逐渐减弱，因此自贸区效应的传播强度随着网络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即存在涟漪效应。此外，图2中自贸区成立前一年对应的所有系数是不显著的（如图中菱形所示），表明尽管处理组企业贸易在冲击后出现增长，但其冲击前贸易额没有显著变化，因而涟漪效应应当为自贸区冲击所导致。综上所述，贸易便利化冲击在生产网络中的传播并不局限于区内企业的直接贸易伙伴，更包括具有间接生产链关系的企业。 本文使用福建省2008—2016年增值税数据构建生产网络，同时测算出供需方企业间距离、复杂网络指标以及行业上游度等指标，以双重差分模型讨论福建自贸区设立所导致的企业贸易变化以及传播现象。结果表明：首先，自贸区的内销便利化措施显著促进了区内企业贸易增长，增长的范围包括供、需企业的销售额与购买额。其次，自贸区成立后，区内企业中心性提高表明自贸区生产网络地位明显上升，而这种网络规模扩大源于企业找到了有效分销渠道。最后，内销便利化冲击带来的贸促效应会沿生产链传播至上下游两阶范围，产生 “涟漪效应”，而位于网络边缘位置的规模较小企业受影响更大，但对于共同客户企业，区内企业可能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 自中央决策层提出新发展格局以来,如何促进内循环增长和市场活力提升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自贸区作为贸易经济改革试验的 “样板间”,其政策具有重要的推广意义。基于此，本文考察了自贸区内销便利化措施对于区内外企业贸易增长的可能贡献。在内需乏力的现状下，依托生产链的贸易势能传递有利于打造区域贸易动脉，改善企业经营效率，因此本文的研究为盘活区域经济提供了基于生产网络的政策思路。同时，利用自贸区作为准实验政策，本文发现贸易促进效应传播的微观机理，为进一步做实与扩大自贸区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研究基础。 本文仅作学术交流，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发刊所有，如需转载本文，请联系授权
现有有关自贸区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主要集中在传统视角，而本文使用独特的增值税数据构建了企业生产网络，从网络视角研究了自贸区政策的微观影响。文章测算和使用了入度、出度、中心度等复杂网络指标与分析方法，与双重差分法结合进行了可靠的因果识别，是站在网络视角理解经济现象的创新之作 。
研究数据上，本文数据来源广泛，涵盖了福建省企业税收调查数据库、《福建省投入产出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官网、《福建省公路运输实用地图册》以及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等，确保了研究的丰富性与准确性。研究内容上，文章对于贸易促进效应的网络传播模式从纵向网络传播和横向网络传播和涟漪效应三个角度展开了深入分析，加深了我们对于自贸区的贸促效应微观机制的理解 。
本文基于企业连接黏性、同侪效应、涟漪效应等的分析体现了作者对于有关理论的深度思考。文章的思想方法和独特视角还可以拓展到其它与网络有重要关联的议题中，同时可以为相关问题的理论建模提供新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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