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Does FDI increase product innovation of domestic firms? Evidence from China
作者：Lijing Deng；Yue Lu；Yao Tang
来源：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22,June 2024
关键词：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Product scope；Chinese firms
01
研究概述
外商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大量文献致力于探讨FDI是否在东道国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除了对生产率和就业的影响外，FDI对创新的效应尤其引人关注。尽管产品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库兹涅茨，1973；Romer，1990），然而分析FDI对产品创新的影响效应还是受到了产品创新测量指标的可得性限制。目前只有少数研究（Kee，2015；Javorcik et al.，2018）直接考察企业产品组合的变化，但现有证据仍然不足，且其估计效应从不显著到积极不一。
其中，下标f，i和𝑡分别表示企业、四位行业和年份。借鉴Kee（2015）和Bernard et al.（2010），因变量是公司产品范围的对数，使用行业i企业f在t年生产产品种类数的对数来衡量。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行业𝑖在2002年对FDI进入更加开放，则赋值为1，如果该行业的外资进入政策没有变化，则为0。变量的赋值方式是2002年后取值为1，否则为0。2.数据和指标测度文章的样本涵盖了2000年至2007年中国所有的大中型制造企业，主要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ASIF）和中国产品产量数据库（CPOD）。在排除不可靠或不可用的观测数据，并排除外资企业后，表1汇报了当前数据结构，67.83%的观测数据对应单一产品生产模式。对于报告多产品生产的观测数据，其平均产品范围为2.51。图1显示了样本期间多产品企业数量的增长趋势。图2显示，与单一产品企业相比，多产品企业在平均产出、销售额、就业人数和全要素生产率上都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其中 1(high processing=1)是一个示性函数1。借鉴Liu and Qiu（2016），如果行业的加工贸易在总贸易中的比例高于2000年所有行业的加工贸易比例，则该行业被定义为加工贸易密集行业（high-processing-trade industry）。在表4的第4列中，来自加工贸易密集行业的后向联系的系数为负且显著，来自加工贸易稀缺行业的后向联系系数不显著。因此，与我们的推测一致，来自后向联系的负面影响主要与加工贸易密集行业相关。
04
机制分析
1.企业层面机制
我们研究了两个影响本土企业产品范围变化的企业层面渠道：企业的研发和管理效率。首先，我们检验FDI进入是否促使国内企业通过研发增加创新努力。表5的第1列显示在2002年外资准入放松后，处理组行业的本土企业研发支出增加了5%。结果给研发渠道提供了合理的支持。其次，当外国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实践时，国内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和学习外国企业来提高其管理实践和效率。Nocke and Yeaple（2006）表明，一个企业的边际成本由管理效率和最优产品范围决定，更高的管理效率使得企业能够克服更高的边际成本并增加其产品范围。表5的第2列中报告了以到前沿管理效率的距离为因变量的回归，的系数为负，但统计上不显著。
2.行业层面机制
文章考虑了两个行业层面渠道，技术距离和资源错配。首先，FDI进入可以通过减少行业层面的技术距离来帮助本地企业引入新产品。这是因为FDI进入通过示范效应和人力资本培训产生技术溢出。在接受到事实上的技术转移后，现有企业可以选择升级当前产品中使用的技术并开始生产新产品。为了捕捉技术距离渠道，借鉴Aghion et al.（2009）的做法，假设美国行业位于世界技术前沿，并测算美国各行业与中国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比值越大表明中国与世界前沿的技术距离越大。表6的第1列显示FDI准入放松与企业所在行业与世界前沿的技术距离的缩小相关。的系数为-2.13，表明FDI准入放松与技术距离的下降2.13有关。相对于技术距离的平均值19.58，这一效应代表了行业层面技术的显著提升。第2列检查了FDI对技术距离的影响是否随着行业的技术密集度而变化。由于高技术密集度的行业是研发密集的，本地企业要赶上世界前沿并通过学习外国企业来扩大产品范围可能更加困难和昂贵。参考OECD的定义，在第1列中进一步引入了与高技术行业指标和低技术行业指标的三重交互项以及相应的双重交互项。总体而言，FDI进入似乎在三种技术强度水平的行业中缩短了技术距离，但对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第二个行业层面渠道是潜在的资源错配减少。如果外国企业的进入改善了行业内的资源配置，那么国内企业更有可能引入新产品。我们使用Hsieh and Klenow（2009）引入资源错配的标准度量——行业内总要素生产率（TFP）的对数标准差作为因变量。然而，表6第3列的结果表明，FDI进入对行业内资源错配的程度没有明显影响。
05
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1.异质性分析
首先，文章检验FDI准入放松对产品范围影响是否随技术密集度的不同而变化。通过在基准回归中引入了涉及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指标的三重交互项以及相应的双重交互项。在表7的第1列中的系数为 0.09，表明FDI规制准入放松与产品范围增加 9% 相关。由于包含高技术（分别为低技术）行业指标的三重交互项为正且不显著（负且显著），FDI政策对高技术（低技术）行业的产品影响类似于（显著小于）中等技术行业。然后，文章测试了每个三重交互项的系数总和及的系数，以评估FDI对高技术和低技术行业产品范围的总体影响。文章发现对高技术行业的总体影响（0.13）是正的，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对低技术行业的总体影响（0.00）是不显著的。总体来说，FDI放松提升了高技术和中科技行业的产品范围，但没有在低技术行业中。其次，考虑FDI进入对产品范围的影响是否在国有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之间有所不同。在样本中，这两类公司的平均产品范围分别为1.80和1.42。国有企业的产品范围明显较大，这可能是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获取资源，其产品选择受到国家的重大影响。表7的第2列中，三重交互项的系数(-0.004)幅度很小且极不显著。因此，FDI放松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产品范围的影响统计上没有差异。再次，考虑上游度。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观察是上游阶段的生产活动和下游阶段的生产活动产生的附加值比中游阶段的要多（Mudambi，2008）。因此，我们推测FDI可能会在上游和下游行业激励更多的国内创新，其创新的回报率更高。通过采用Antràs et al.（2012）的上游度概念，将行业划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行业，表7第3列显示，两个三重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FDI对上游和中游行业产品范围的影响在实际上接近于零。正式的统计测试也证实了这些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结果表明，在2000到2007年的时期内，中国企业在上游和中游生产阶段无法利用外资准入放松来有效的扩大产品范围。
最后，考虑企业动态。借鉴Dunne et al.（1988）区分新进入企业、在位企业和退出企业。根据表8中，我们提供了三个回归来演示潜在的异质性。在第1列中，我们引入了与新进企业指标及其交互项相对应的三重交互项，并将现有企业作为参照组。结果表明，FDI指标和相应的双重交互项的系数是正的，但统计上不显著。在第2列中，我们直接引入与三种企业动态的交互项。可以发现FDI对产品范围的影响对于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是积极的，而对于即将退出市场的企业则没有显著影响。这是合理的，因为处在边缘的退出市场的企业不太可能扩大产品范围以包括新产品。最后，我们考虑了样本期间始终存在的企业，即从2000至2007年一直存在的企业。FDI准入放松的产品范围提升效应（0.10）远大于整个样本的基准效应估计（0.05）。
最后，文章关注了更精准刻画产品动态的测量方法。一般来说，产品范围的变化是产品转换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公司选择添加新的产品，保留或放弃现有的产品。根据Bernard et al.（2010）的定义计算产品转换的三个度量，即添加率（）、删减率（）和净变化率（），以捕捉产品范围背后的动态。其计算方式分别如下：
首先，文章借鉴Yu（2015）在引入2位行业-年的固定效应以解决行业层面的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企业层面的进口关税和产出关税，在表11的前两列中显示，的系数显著为正。其次，由于进口中间品往往体现了更好的技术（Blalock and Veloso, 2007），进口中间品可以助力提高国内企业的产品范围（Kee，2015），从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升值可以通过使进口中间品更便宜来增加产品范围。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加入了进口中间品数量的对数，以验证FDI进入对本土企业的溢出效应不会被进口中间品混淆。表11的第3列显示，的系数显著为正。第三，中国加入WTO也可能通过降低TPU来影响产品范围。借鉴Handley and Limão (2017)和Pierce and Schott (2016)等的测算方法，文章引入了三类不同的TPU算法，在表11的第(4)列到第(6)列中表明，在控制了减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后，FDI准入放松对本土企业的产品范围有积极的影响。
4.Event study的证据
我们遵循Kline（2012）和Abebe et al.（2022），采用事件研究方法来验证平行趋势假设。以2002年为基期，图4显示当在冲击前时，系数与0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异。在政策发生两年及以后，FDI准入放松的系数迅速增加，并变得显著，表明FDI准入放松对本土企业产品范围有很强的影响。政策变化的影响以滞后的形式出现，这可能显得令人费解。一个自然的猜想是，政策效应的滞后是由于2002年政策变化后实际外国直接投资的延迟增加造成的。为此，文章在图5中绘制了制造业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的变化，表明2004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确实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在随后的几年中，交互作用项的系数幅度相似，这表明FDI准入放松对产品范围的影响是持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