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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升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国企业立足国内市场、面向全球市场、赢得竞争主动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价值链延伸视角，将出口企业价值链长度拆分为立足本土市场的国内循环、衔接国内国际市场的交互循环和完全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外循环，系统审视了中国企业价值链条的结构变化和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挑战。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出口企业价值链延伸背后呈现出国内循环快速提升、交互循环有所下滑、国外循环下降最快的新特征，揭示中国制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内外循环协同不足”、技术溢出受阻的难题；第二，与一般贸易的多重循环协同提升不同，非一般贸易存在较为明显的内外循环协同难题，且这种特征在进口能力薄弱、分工协同能力偏低、产业配套欠缺的低技术部门、中西部地区、内资企业层面更为明显；第三，虽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特征十分稳健，但是基于交互循环的“进口投入决策→企业内部协作→国内下游配套”序贯生产特点，本文发现提升进口能力、数智化水平与产业配套可以缓解国内循环对于交互循环的替代效应。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价值链长度的理论研究成果，拓宽了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边界，也为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提升交互循环水平、塑造自主高效的产业链提供了政策思路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企业价值链长度；结构形态变化；交互循环；新发展格局；全球价值链
研究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主要涉及两套数据：一是WIOD（2016）数据库；二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首先，萃取宏观价值链长度研究与微观国内增加值率文献的各自优势，建立可以识别不同企业价值链长度、连接异质性贸易理论与价值链核算的研究范式，进而避免宏观研究难以兼顾个体差异（贸易类型、所有制类别与区域空间）、微观研究传递宏观测算偏误的问题，详细刻画不同类型个体的价值链长度变动特征。其次，基于复杂国际环境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并存的分工特点，立足价值链延伸视角，根据生产阶段的地理位置差异，将企业价值链长度系统分解为立足本土市场的国内循环、承载国内国际互动的交互循环与完全依赖外部市场的国外循环，给出理解新发展格局视角下企业价值链长度变动的框架，弥补相关研究遗漏企业经济循环的不足。最后，通过对比不同企业的循环偏好与分工差异，识别中国企业在以国内大循环推动价值链延伸过程中，交互循环不断下降的“内外循环协同不足”痛点，继而结合实证研究工具，寻找协调国内循环和交互循环的延伸路径，丰富人们对于新发展格局下企业价值链变动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方案。
摘要：近年来，美国推动实施“友岸外包”政策，使得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加。为明确这一政策产生的影响，本文构建包含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迁移和资本配置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切断投入产出关联，增加非关税壁垒以及提高关税3种方式刻画“友岸外包”，量化评估实施“友岸外包”政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经济成本。研究表明：平均而言，3种刻画方式下，中国消费者福利分别降低4.76%、2.74%和2.90%，而世界各国消费者福利遭受的损失分别为11.07%、1.34%和5.93%。机制分解表明，贸易量效应、贸易条件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是“友岸外包”经济成本的主要来源。反事实模拟结果显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将使“友岸外包”引起的福利损失分别降低27.09%和15.27%。其中，国内循环中要素市场一体化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商品市场一体化。此外，全面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可使“友岸外包”造成的福利损失降低43.80%。关键词：友岸外包；双循环；市场一体化；一般均衡模型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5年国家间投入产出表、2015年中国省份间投入产出表、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研究贡献：第一，现有文献仅探究实施“友岸外包”政策对各国整体的影响，本文首次在多国多区域框架下，探究“友岸外包”如何影响各国及中国内部各区域消费者福利，为深入揭示中国所面临的外部风险提供理论参考。第二，在探究“友岸外包”经济成本时，现有文献刻画“友岸外包”的方式比较单一，本文参考前沿文献，将非关税壁垒纳入模型，从提高关税、增加非关税壁垒和切断投入产出关联3个角度来刻画“友岸外包”，增强对“友岸外包”经济成本估计的全面性与准确性。第三，本文基于包含投入产出关联、劳动力迁移和资本跨区域配置的理论模型，分离出“友岸外包”影响消费者福利的主要机制，分别为贸易条件效应、贸易量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同时，从国内大循环、国际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三重视角反事实分析“友岸外包”经济成本被对冲的程度，为帮助中国制定应对外部风险的政策选择提供微观理论基础。摘要：机器人革命意味着机器对人的替代,从而可能对由劳动力成本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了机器人革命对离岸外包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自动化和外包的两部门小国模型,发现机器人革命将使得所有部门的外包程度下降,且部门劳动密集度越高,外包程度下降得越多。我们进一步利用国家行业年份层面的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对上述命题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测一致。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WIOT）、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和EU KLEMS数据库。研究贡献：第一，从研究主题看，现有文献大多关注机器人革命的增长效应、工资和就业效应、分配效应等（详细论述见第二部分），本文则聚焦于机器人革命对国际分工格局特别是对离岸外包的影响。目前在开放经济框架下研究机器人革命的经济影响的文献尚不多见(Cowen，2019)，本文属于其中之一。第二，理论分析方面，在少数研究机器人革命对贸易或离岸外包的影响的文献中，本文较具新意地构建了多部门模型，使研究机器人革命的行业异质性影响成为可能，并首次提出了机器人革命对行业离岸外包的影响与行业的要素密集度有关这一命题。第三，实证分析方面，本文以行业可自动化程度的代理变量与国家层面工业机器人存量的交乘项作为行业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工具变量，对相关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摘要：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跨国利润转移会导致中国的税基流失。现有的国际避税研究多关注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在华外资企业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外资企业的出资人信息和2002—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了外资企业出于避税目的进行利润转移的证据。中国和外资来源国的所得税税率差每提高1个百分点,利润转移增加1.1%。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外资控制权对利润转移的加强效应:外资对企业控制越强、利润转移规模越大。本文的研究从企业控制权的视角加深了对国际避税问题的理解。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外汇管理局的2002年外资企业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数据。研究贡献：第一，结合来自外汇管理局的外资来源国信息，本文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利润转移行为进行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中的样本缺失问题。研究跨国利润转移，需要识别利润的流向，这就需要获得企业的跨境关联方信息。《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为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了便利，但针对在华外资企业的分析还相对较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11494亿元;与之相比，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7332亿元。显然，对外资企业研究的缺失，不利于了解中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活动的全貌。毛程连和吉黎（2014）以2008年所得税两税合并的契机，研究了外资企业在华税率增加会如何影响其逃避税行为，但文章没有从国际避税的角度展开分析。Wang and Lu（2024）首次将研究视角聚焦在外资企业的国际避税行为，发现中国的税收优惠使得跨国企业有动机将利润转移到其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本文使用更加全面的外资来源国信息，对上述研究构成了补充，对外资企业利润转出和转入两个方向的转移行为分别进行估计，为国际避税研究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第二，本文检验了外资控制权的作用，估计结果显示外资对企业的控制扩大了企业利润转移规模。现有文献对“是否避税”已经提供了较好的回答，随着微观数据的愈加丰富，学者们也开始研究企业转移利润的机制，比如转让定价（Liu et al.，2020）、资本弱化（Buettner et al.，2012）、无形资产区位选择（Karkinsky and Riedel，2012）等交易安排。相较之下，关于“哪些企业特征会影响以避税为目标的跨境利润转移”的回答还比较单薄（Beer and Loeprick，2015；Wier and Reynolds，2018）。现有文献中，有关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对企业避税决策影响的研究多关注国有控股（吴联生，2009；王跃堂等，2012；马新啸，2021），且未对国际避税和国内避税进行区分，本文在前述文献的基础上补充了外资控制权对国际避税的影响。这一发现对反避税稽查实践具有清晰的含义。国际反避税稽查工作依赖于多国税务机关的协调和跨国交易信息的搜集整合，征管成本极高，因此稽查案件的选取对于节约征管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外资控制权可作为稽查选案的一个参考点。摘要：本文聚焦中国企业以“抱团出海”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经济现象，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供应链网络构建理论模型，探讨了“抱团出海”与东道国市场环境的关系，并利用企业微观数据对研究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网络投资可以推动企业到同一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而且这一作用在市场环境薄弱的东道国更为明显，说明“抱团出海”有助于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备。此外，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供应链网络投资可以通过信息传递和产销支撑帮助企业克服东道国的市场不完备。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抱团出海”更有益于规模小、年龄轻、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本研究加深了对企业“抱团出海”现象的理解，也为夯实国内供应链网络以推动企业健康和有序的“走出去”提供了政策启示。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CSMAR、全球国家风险指南数据库、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世界银行。研究贡献：第一，在选题上，基于中国企业“抱团出海”这一经济现象，考察供应链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供应链和OFDI这两个领域的文献。第二，在理论上，结合企业异质性和供应链网络的已有研究，通过数理模型刻画了供应链网络投资帮助企业克服东道国市场不完备的两条渠道，即信息传递和产销支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这一事实提供了解释。第三，在经验上，通过匹配多个数据库和一系列计量分析，在微观层面找到了“抱团出海”有助于企业克服东道国市场不完备的经验证据，并通过机制分析和拓展性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对于“抱团出海”现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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