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全面认识产业转移的新特征新模式——基于开放视角下的事实与分析
作者：吕越；王者；于喆宁
来源：南方经济，2024年第9期
关键词：产业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贸易；产业链安全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向本地化、区域化、多元化、绿色化和数字化方向加速重构与调整。在此背景下，美欧等国家和地区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加速产业转移步伐，直接影响到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对此，文章利用fDi Markets、UN Comtrade等多个数据库，基于开放视角从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间品贸易三个关键维度对我国产业转移的理论与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并归纳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典型模式，进而在“分类研判”基础上提出“精准施策”的方案。研究发现：第一，在来华投资方面，尚未表现出大规模产业转移，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率先增长，但需警惕美日韩等地区以及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等产业链较长行业的来华外资下降趋势。第二，在对外投资方面，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其中对墨西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势最为突出，对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的投资也表现出了持续向好的态势。第三，在中间品贸易方面，近年来我国中间品出口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显著提升，其中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地区的出口比重大幅提高，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势也尤为突出。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归纳提出当前产业转移的四种主要模式：地缘政治驱动型、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链布局驱动型以及国际合作驱动型。最后，根据不同产业转移模式以及当前的产业转移新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提供有益的支撑。
（一）基于来华投资视角的分析
本部分重点关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动态。为了精确捕捉到来华投资的当前市场状况，本文基于fDi Markets全球绿地投资数据库，选取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其中，我们重点关注来华绿地投资的项目数量、投资总额以及其在全球的占比。此外，本文还深入分析了基于国别（地区）和行业层面划分的来华绿地投资分布及其占比，力图揭示各经济体和行业对中国绿地投资市场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
1.部分时期来华投资规模有所下降，但总体趋势回暖向好
图1展示了2019—2023年各月度来华投资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2019年，来华投资市场表现出相当的活跃度。不过，在2020—2022年间，对华投资额和项目数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到2023年，这一趋势发生逆转，对华投资规模开始回升。尤其是6月和7月，来华投资额均超过50亿美元，7月的金额更是高达76.99亿美元，仅次于2019年12月的251.63亿美元和2021年3月的84.30亿美元。纵观2023全年，来华投资金额和项目数分别为357.54亿美元和423项，投资额相比2021年和2022年，分别增长了7.33%和76.82%，映射出我国外资市场正出现明显的回暖向好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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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华投资占全球比重开始恢复上涨，并未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
我们进一步从全球绿地投资的整体趋势出发，来研判来华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变动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近年来，来华投资在全球的占比总体上较为平稳，只有部分月份（如2020年2月、2022年5月等）呈现了较为突出的下降趋势。2023年相较于2022年已开始回暖向好，投资金额和项目数占比分别增长了25.44%和69.82%。因此，总体来看，中国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来华投资只是在部分时期表现出一定幅度的下降。关于未发生大规模产业转移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中国经济鲜明的比较优势，包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优势、完备的产业供给体系优势以及丰富的高素质人才资源优势等（余淼杰，2024）。这些优势是吸引内外资企业的重要因素，共同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首先，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有效结合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奠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坚实基础。通过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能够引导资源向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集中，从而增强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避免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其次，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国内市场需求的潜力持续被激发，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这种市场规模的优势极大减少了企业寻求外部市场的必要性，从而降低了产业迁移的动力。第三，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涵盖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这一完备的产业链供给体系为上下游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配套支持，增强产业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保障供应链的稳定性，进一步减少了产业转移的可能性。最后，中国教育体系的快速发展培养出了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和企业家，不仅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还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提高了整体产业竞争力。3.法国等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率先增长，但需警惕美日韩等地区的投资缩减在全球产业链重构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背景下，2019至2023年间主要经济体对华投资的动态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本文整理了2019—2023年间来华绿地投资金额排名前九的国家和地区，重点分析这些经济体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变化（见图3）。其中，2023年，法国对华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比重约为3.29%，相较于2019年实现了43.66%的增长。此外，德国、英国2023年对华投资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暖。不过，尤其需要警惕的是，2023年与2019年相比，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对华投资比重在同期内均出现了超过50%的降幅。
4.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制造等产业链较长的行业呈现出更为突出的外资下降特征图4展示了2019年至2023年期间来华绿地投资规模排名前九的行业，在该行业全球绿地投资中的比重变化趋势。数据显示，部分行业的对华投资比重在2023年相较于2019年有显著增长。酒店和旅游行业的外资流入占比增幅最为突出，实现近2倍的增长。然而，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制造等行业的对华投资比重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75.72%、93.44%和74.78%。这一数据表明，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呈现出的外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特别是在电子元件、半导体和汽车设备制造等产业链复杂度较高的领域，对华投资下降态势尤为突出。1.我国对外投资总体回升向好，基本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图5展示了2019年至2023年间中国对外投资的月度变化情况。可以观察到，我国对外投资在数量和金额上整体呈现稳步回升向好的态势。2022年对外投资金额和项目数与2020年基本持平，较2021年分别增长了35.50%和1.99%。到2023年，对外投资金额突破了1500亿美元，项目数量高达753项，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具体看，2023年投资金额和项目数同比增幅达到226.42%和83.21%，相较于2019年分别增长了157.80%和11.89%。此外，我国对外投资正逐渐转向大额交易。2019年，平均每个项目的投资金额约为0.95亿美元，到2023年则增至2.18亿美元，对外投资更加集中于高价值项目。2.我国占全球对外投资的比重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进一步地，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投资中的占比及其变化趋势，以评估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表现。图6显示，2019年至2022年，我国对外投资在全球总投资中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到2023年，这一比重增势明显。具体看，2023年，我国对外投资金额占全球的比重约为12.31%，项目数量占比为4.55%。与前一年相比，金额和项目数的增长分别达到213.50%和84.19%，较2019年分别增长了73.87%和15.44%。其中，2023年多个月份（如5月、6月、11月）对外投资表现尤为亮眼，投资金额的全球占比均为14%以上。总体来看，我国对外投资占全球的比重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3.我国对墨西哥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势最为突出，对美投资趋于平稳图7展示了中国对主要国家（地区）投资金额在各国（地区）吸引外资总额中的占比变化趋势。分析发现，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的投资比重有显著提升。具体而言，2023年，我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投资占该国吸引外资总额的58.20%。此外，对越南、马来西亚、匈牙利的投资占比亦超过35%。特别是对匈牙利的投资，从2019年的3.73%激增至2023年的48.62%，增长率高达1205.11%。作为欧盟首个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匈牙利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持续加深。此外，对美国的投资占比相对稳定，在2019年占比为3.02%，2023年微增至4.64%。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俄罗斯的投资占比有所下降，2023年相较于2019年的降幅约为98.53%。总体而言，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对美国投资趋势整体较为平稳，但需要密切关注对俄罗斯投资的下滑趋势。4.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制造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的对外投资增势较明显根据2019年至2023年间中国主要行业对外投资占该行业全球投资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图8），我们发现，在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制造以及矿产品行业中，我国对外投资金额占该行业全球投资的比重较高，平均达到15%以上。其中，汽车设备制造行业的对外投资占比增长最为显著，从2019年到2023年增长了近3倍，达到42.85%的占比。化学品和矿产品行业的投资占比均实现了超2.4倍的增长，电子元件行业的投资占比增幅也达到了1.2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通信和仓储物流等服务行业的对外投资占比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19年的10%左右降至2023年的5%，降幅分别为46.26%和69.61%。综上，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重心主要在电子元件、金属制品、汽车设备等高端制造行业以及矿产资源行业，对通信和仓储物流等服务行业的投资下降趋势相对明显。图9展示了2000至2022年间我国中间品出口规模及其在全球中间品出口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趋势。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我国中间品出口额从不足1千亿美元增至1.6万亿美元，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也从2.92%上升至约13.25%，这一显著的增长反映了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同时也凸显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尽管在某些年份中间品的出口规模和市场份额经历了短暂波动，但总体趋势展现了我国在全球经济波动期间的稳定性以及在后疫情时代下的迅速复苏能力。特别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调整以及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上升的大环境下，2021年至2022年间，我国中间品出口的稳健增长尤为显著。在这一时期，出口规模稳定维持在1.5万亿美元以上，市场份额也持续超过12%。2.对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地区的出口比重大幅提升，出口目的地更趋多元化基于2000—2022年我国对主要目的地的中间品出口占我国中间品总出口比重的动态变化趋势（图10），本文研究发现，在21世纪初，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和日本是我国中间品出口的主要市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出口结构逐渐表现出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具体而言，对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的中间品出口占比分别从2000年的21.54%和13.95%下降至2022年的9.24%和11.42%，对日本的出口占比则减少了约9.8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我国对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出口占比持续增长。2000年，对越南和印度的出口占比仅为0.74%和1.37%。到2022年，这一比重增至6.21%和4.93%，对泰国的出口占比也有0.98个百分点的增长。3.高低技术中间品出口的全球占比均有所提高，且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更为显著参照Freundetal（2022）提出的高低技术产品分类标准，本文将中间品贸易划分为高技术型中间品和低技术型中间品。一方面，我国高技术中间品出口额在全球市场的占比持续攀升，从2000年的3.09%显著增加至2022年的15%左右。2021年，该比重更是突破至18.11%，这可能与我国对高技术产业投入的加大以及产业全球竞争力的增强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低技术中间品出口额的全球占比也表现出稳健的增长势头。从2000年的2.51%增至2022年的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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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产业转移挑战，亟须摒弃“一刀切”的粗暴批判，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系统和客观的评判体系。综合前文分析，我们提出产业转移应该“怎么看”的四种模式：地缘政治驱动型突出外资企业在地缘政治风险下的被动调整，生产成本驱动型关注外资企业因国内生产条件变化而产生的主动转移，产业链布局驱动型着眼于内资企业在全球化战略部署下的主动扩张，国际合作驱动型强调内资企业依托国际合作平台主动进行的海外扩张行为。
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地缘政治的不断演变已经成为塑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归纳总结了地缘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的三种典型形态：一是被动裹挟式产业转移。在美国强化对华投资审查和推动产业转移政策的影响下，我国部分产业链面临被动迁移风险。2023年3月，美政府发布声明，要求获得美国资金资助的企业在华使用传统技术生产的产量扩大幅度不能超过10%，并要求对中国先进产能投资的支出上限不能超过10万美元。除此之外，美政府还强制推行“不转移、不下单”的举措，胁迫中资供应链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转移。二是主动撤离式产业转移。近年来，美欧发达经济体采取了包括高额补贴在内的多种激励措施，以吸引制造业和高端产业回流本土。为了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持，部分跨国公司主动选择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其本国，形成自愿撤离式产业转移现象。基于Reshoring Initiative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显示，2009—2023年间，自中国回流美国的美企中，18.78%的企业选择回流是受美国政府政策激励的影响，这也是企业选择回流的首要因素。三是同盟协作式产业转移。近年来，基于所谓的“去风险”考虑，美国开始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实施“中国+1”或“中国+N”战略，意图在中国之外建立更多国际生产基地。例如，发展与墨西哥的“近岸外包”，与越南、印度等的“友岸外包”。这一系列举措直接促使中国对墨西哥投资份额的增加，以及对越南、印度和泰国中间品出口比重的大幅提升。随着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和环保合规成本的增长，驱动跨国公司重新调整其全球产业布局。为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劳动力成本驱动型和环保成本驱动型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转移模式。首先，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成本的普遍上升，其中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条件产生了显著影响。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因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承接全球服装业的主要产能。这导致部分跨国公司加速调整生产布局，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耐克公司财报显示，中国占耐克鞋类制品的生产产量比例从2006年的35%降至2021年的21%。越南则已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的鞋类和皮革加工国。2021年，耐克鞋全球产量的50%以上是在越南加工和制造。这种变化也是越南自我国进口中间品比重显著上升的重要原因。其次，早期国内部分行业粗放型、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促使发达经济体将一些污染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污染避难所”问题的出现。而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绿色发展”一词开始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促使政府和社会对企业的环保责任提出了更高标准。因此，一些外资企业开始考虑将生产环节迁移至环保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或地区，特别是重化工等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当前，部分内资企业正在积极调整其全球经营策略，在全球范围寻求战略性资产或广阔市场，以保障其全球竞争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这一策略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部分企业采取“出海”策略，通过在供应链上游关键环节拓展全球业务，从而寻求战略性资源的内部化。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锂矿企业如天齐锂业和赣锋锂业，在澳大利亚、阿根廷、爱尔兰和非洲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锂矿投资。这些投资不仅提高了我国企业在全球锂资源供应链中的话语权，还通过多元化的供应来源确保了关键战略资源和产业链整体的安全稳定。第二，部分企业将处于下游的加工组装或营销环节，甚至是整条产业链转移至国外，从而提高海外市场占有率。随着国内企业间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部分国内企业采取了独特的策略，将下游环节转移至海外市场，有效缩短供应链长度，降低运输成本和时间。例如，华坚集团作为国内制鞋业的龙头企业，于2011年远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投资设立鞋厂，深入挖掘当地市场潜力。这种布局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还能更精准地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从而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增强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此外，陈凯和杨亚平（2023）还发现，企业对外投资不仅能够优化其国际供应链布局，还有助于优化国内供应链的布局，从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的导向下，部分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形成了较为主动可控的产业转移新动向。一是，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合资、绿地投资等方式与友好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展开国际产能合作。例如，2023年，宝钢集团与沙特阿美创建合资公司，计划设立绿色低碳厚板工厂，让中国绿色产能“走出去”助力当地能源转型，赋能全球减排。2022年，迪拜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正式投入运营，依托义乌小商品资源渠道优势，不仅构建了一个中国小商品的出口“桥头堡”，同时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全球客商提供了便捷的商贸、物流及配套服务。二是，通过组建或参与跨国产业联盟，拓宽与跨国公司贸易投资合作空间，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海外市场份额。2021年，在工商银行倡导下，52家中国和欧洲知名企业共同成立了中欧企业联盟。近年来，该联盟通过举办“走进意大利”“走进奥地利”等系列活动，深入发掘中欧企业的贸易与投资合作潜力，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华为作为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的成员，积极参与5G标准的制定和推广。通过与全球通信公司的投资合作，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和标准制定，推动5G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和普及。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我国产业转移表现出地缘政治驱动型、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链布局驱动型、国际合作驱动型四种模式。为此，本文在“分类研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精准施策”方案，以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相关对策建议如下：（一）高度警惕地缘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有效应对潜在的“脱钩”“断链”风险在当前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高度警惕并有效应对地缘政治驱动型产业转移所引发的“脱钩”“断链”风险成为迫切挑战。第一，强化“以我为主”的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积极寻求破解产业链“脱钩”的有效路径（吕越，2023）。加快构建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自贸试验区网络。同时，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进程，以降低因美西方“去风险化”策略可能导致的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裂”风险。此外，与具有较大贸易合作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合作，积极构建新的区域贸易协议，拓宽经贸合作的范围，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与韧性。第二，推进制度型开放，优化营商环境，提振外商投资意愿和投资信心。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重点推进服务业开放，合理缩减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具体而言，借鉴CPTPP的“棘轮机制”，确保自贸试验区在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领域的开放水平只进不退，以不断提高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吕越等，2023）。但对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敏感问题的服务领域，如金融、文化服务领域，建议采取分类分级管理原则。第三，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降低产业链“断链”风险。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为此，我们要加快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一方面，通过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和提供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激发企业在创新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尤其是强化在集成电路、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双向发力。另一方面，鼓励龙头企业打造开放性的创新生态系统，通过共享研发资源、专利技术、市场情报等创新资产，促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产业链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技术互补，加速全产业链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二）客观应对生产成本驱动型产业转移，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由生产成本上升引致的产业转移是市场的一般性规律，应理性客观看待，在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要多举措进一步优化产业链布局。第一，实施“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策略，推进政府与市场在优化产业布局中的有效协同。有效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畅通流动（吕越和邓利静，2023）。打破地理和行政边界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鼓励区域内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设。通过一体化的信息和交通网络，增强区域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流动性。同时，建立与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协调不同地区间的法规政策差异，降低区域间交易成本，从而推动区域间产业链的互联互通和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布局的进一步优化。第二，立足国内大市场，探索“东部升级—西部承接”的阶梯型产业链国内循环思路。通过引导企业合理集聚与布局，推动区域协调与联动发展，从而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庞磊和阳晓伟，2023）。对于东部地区，策略的核心是推动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强化产业链的高端环节。企业需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推动力度，扩大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投入及应用，从而显著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要加快推动生产投资，尤其是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边境地区等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梯度转移。对于中西部地区，加大税收政策、扶持资金、基础设施以及对技术和管理人才培养的投入，以此确保产业转移能够高效、可持续地进行。（三）持续关注产业链布局驱动型产业转移，多举措助力企业海外布局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常常以市场扩张、资源获取和战略资产寻求为主要动机，以确保其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为此，须多举措鼓励和支持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一方面，优化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环境，激励企业积极开展海外布局。建立针对企业跨国项目协调部门，专门负责协调和解决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遇到的跨部门、跨区域问题，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率和精准度。此外，设立“国际化发展专项基金”，针对有意愿和能力进行海外布局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初期成本和风险。同时，对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或营销网络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以激励更多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布局。另一方面，依托数字化技术创建海外投资风险预警系统，有效降低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搭建重点国家（地区）、重点行业的产业链预警平台，着力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评估、预警及响应的长效机制，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处置。如基于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历史案例和数据，以及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提前预警可能的风险事件，并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同时，鼓励企业建立“全球风险管理联盟”，共享海外投资的风险信息和应对经验，形成集体应对机制，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四）积极支持国际合作型产业转移，塑造产业链全球竞争优势在探索鼓励国际合作型产业转移的策略时，关键在于平衡关键技术的国内控制与非核心技术环节的国际分布，同时通过“专精特新”向“隐形冠军”的转型，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布局。第一，确保关键核心技术由本国掌控，允许非核心技术环节适度转移，构建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一方面，对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全面的审视和必要的修订，以有效应对技术创新的最新挑战。加大执法力度，并提升司法审理的专业性与公正性，以确保侵权行为得到迅速而有效的制裁。另一方面，鼓励本土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对非核心技术生产环节进行合理布局。引导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在全球寻找劳动力成本较低、矿产资源丰富、技术水平先进的区域，优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从而降低产业链断裂的风险。第二，加快赋能“专精特新”，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塑造全球产业链竞争优势。“专精特新”是“隐形冠军”企业的初始阶段，而“隐形冠军”则代表“专精特新”企业的跃升形态。德国作为制造业强国，其成功并不能简单地归功于大型跨国公司，而是得益于一批在全球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即“隐形冠军”企业（许惠龙和康荣平，2003）。为了促进这一发展轨迹，关键在于加快“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过程，使之迅速升级成为行业内的“隐形冠军”。一方面，多举措精准施策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制定并实施专门的企业培育工程，建立从企业发现到培育、认定、扶持及监测的全面工作体系。优化企业成长的路线图和梯级培育机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堵点和痛点，提供精准的政策支持和服务。另一方面，激发能力突出的“专精特新”企业转型升级成为“隐形冠军”企业。通过实施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为主的分类梯度培养框架，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转型升级，进而孵化更多的“隐形冠军”，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全球创新与治理实验室依托教育部战略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的平台优势，紧跟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发底层数据指标体系，力争搭建高水平开放和全球治理领域“学术+智库”型数据要素综合研究平台。欢迎更多学术同仁关注和加入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