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文献】21世纪的对外开放——中国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

文摘财经 2024-05-08 10:00 北京

●前沿文献第99期推送

题目：Opening up in the 21st century: A quantitative accounting of Chinese export growth

作者：Loren Brandt；Kevin Lim

来源：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4年1月

关键词：Foreign trade；Export；Import；Outuput growth

引言

一直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商品与服务市场中，显著推动了其经济增长，同时也逐渐成为过去三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1995至2019年间，中国出口的年增长率达到15%，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增长率的7%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5%。在此期间，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从3%增至12%。在这一发展势态下，有关中国贸易的学术研究急剧增加。不过，现有研究多集中探讨中国出口增长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影响，但中国贸易快速扩张的深层原因尚未得到充分解释。鉴于学术界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以及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广泛关注，深入剖析中国贸易增长的动因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通过定量分析探讨中国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旨在为理解中国贸易扩展提供新的理论解释。

本文以2000至2013年间中国企业的详尽贸易与生产数据为基础，对该时期中国出口模式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首先概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出口模式的变化，并特别关注以下四个维度的特征表现：（1）按出口目的地划分的特征；（2）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划分的出口特征；（3）按部门划分的出口特征；以及（4）按国内生产地划分的出口特征。研究发现，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的动态在这些方面均呈现出显著变化：出口增长率有所放缓；出口市场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民营企业的出口份额逐渐增加，与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形成竞争关系，后者在经历初期的增长后又逐渐下降；出口产品结构也从传统的纺织品和服装向机械和电子产品转变。此外，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生产地的地理分布特征也随着目的地、企业所有制类型及部门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为了能够深入理解中国贸易和生产的特征事实，本文构建了一个结构模型。正如Autor et al.（2018）所指出的，以往的研究在探讨中国出口增长的潜在原因时，通常仅考虑了个别的因素。本文提出的方法通过一个综合性框架，全面捕捉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多重因素，涵盖了外部和内部的增长动力。外部因素包括国外需求的变化、来自全球其他地区的竞争压力、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内部因素则涉及生产率的提升、进口投入品的可获得性、企业的市场进入、投资效率、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以及消费者的消费及储蓄行为的演变。

为了量化各个因素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具体贡献，本文基于模型进行了反事实模拟，预测在各个因素保持不变情况下的中国出口模式。研究发现，推动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大关键因素包括外国需求的增加、进口中间品供应链的改善，以及国内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然而，外国需求的减弱和进口投入进一步自由化的阻碍，很大程度上导致2007年之后中国出口增长的放缓。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出口增长背后的异质性模式，不同的出口目的地、企业所有制类型、行业和生产地点都表现出差异化的特征。这也提醒研究者，在解释中国出口动态时应避免使用简化的单一叙述，而应考虑到这些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和差异性。

中国出口的模式

本文首先记录了2000-2013年间中国出口模式的变化。利用中国海关总署收集的关于中国进出口的交易数据以及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国家进口数据，本文考察了四个关键维度的特征：（1）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特征；（2）按企业所有制划分的出口特征；（3）按部门划分的出口特征；及（4）按国内生产地划分的出口特征。关于中国出口的五个典型事实驱动了本文的结构模型，并为本文的反事实结果设定了背景。

特征事实1：总体动态。2000-2007年，中国出口总值快速增长，这是出口企业数量和每个出口商平均出口额同时高速增长的结果（见图1）。2007年之后，出口增长放缓，出口商数量的增长也急剧下降。

特征事实2：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特征。中国的大部分出口目的地是北美、西欧和东亚的发达国家市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市场明显转向了中低收入国家，尤其是东南亚、东欧和非洲。图2的左上角子图（a）显示了按出口目的地划分的中国出口份额变化。2000年，58.6%的中国出口产品销往北美、西欧和东亚，但到2013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43.9%。

特征事实3：按企业所有制划分的出口特征。外资企业（FIEs）是中国出口的主要来源，其次是私营企业（PIEs）和国有企业（SOEs）。私营企业的出口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最初是以挤压国有企业出口份额为代价，随后是以挤压外资企业出口份额为代价。国有企业的出口份额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在下降。图2的右上角子图（b）提供了所有制划分的中国出口份额变化。外资企业在2000年代中期以前的出口份额不断上升，但在2013年下降到略低于一半。在同一时期，私营企业的出口份额从不到40%上升到2013年的47.8%，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后期。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出口份额则从2000年的10.0%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4.7%。

特征事实4：按部门划分的出口特征。中国的出口主要由机械（HS-2编码84-85）和纺织及服装（HS-2编码50-67）组成，这两者合计占出口总额的60%以上。在机械领域，外资企业占主导地位，而中国企业则在纺织和服装领域占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重心从纺织和服装转向了机械。图2的左下角子图（c）显示了按部门划分的中国出口份额变化。机械的份额从2000年的32.2%上升到2013年的44.1%，与此同时，同一时期纺织品的份额从26.5%下降到16.1%。

特征事实5：按国内生产地划分的出口特征。中国出口产品生产高度集中在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图2的右下角子图（d）显示了按国内生产地划分的中国出口份额变化。出口一直由广东主导，其次是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然而，2010年之后，随着更多出口产品来自内陆省份，它们的份额略有下降。对于不同目的地的出口、不同所有权类型公司的出口以及不同行业的出口，其生产地理位置的分布也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

理论模型

为了理解上述特征事实，本文开发了中国贸易和生产的结构模型。正如Autor et al.（2018）所总结的那样，此前研究中国出口激增潜在解释的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孤立地考虑了个别因素。本文提供的方法通过建立一个框架，同时捕捉中国出口增长的多种驱动因素，包括外部和内部增长来源。前者包括外国需求的变化、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竞争以及进入国外市场的成本，而后者包括要素增强型生产率、进口投入品的获取、企业进入、投资效率、劳动力市场因素以及消费者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变化。

1.模型环境

本文定义中国出口的四个维度：（1）出口目的地 $d \in\{0, \ldots, D\}$ ；（2）企业所有制 $n \in\{1, \ldots, N\}$ ；（3）出口部门 $h \in\{0 \ldots, H\}$ ；（3）国内生产地 $s \in\{0 \ldots, S\}$ 。本文定义年份为t。

首先，企业经营不同行业的生产技术，使用劳动力、资本、国内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第二，提高生产率的因素在nhst水平上存在差异。第三，工人对企业的选择是基于内生工资和外生便利条件，这些条件在nhst水平上存在差异。第四，资本是通过内生投资积累的。第五，进口中间品的价格在nst水平上存在差异。第六，中国在国外市场出口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在贸易水平上存在差异。最后，为了进入国外市场，企业支付固定的出口成本，这些成本在dnhst水平上存在差异。

2.需求

2.1 出口需求

外国市场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为CES形式：

2.2 国内需求

国内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C-D形式：

国内消费者在国内生产的中间品 ${X}_{s t}^{F D}$ 和进口中间品 ${X}_{s t}^{F I}$ 之间的偏好为CES形式：

3.生产

中国企业生产使用四种投入要素：劳动力、资本、国内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

其中，附加值为 ${V}_{n h s t}$ ，中间品为 ${M}_{n h s t}$ ，中间品生产率为 ${T}_{n h s t}^{M}$ 。

附加值由劳动力 ${L}_{n h s t}$ 和资本 ${K}_{n h s t}$ 生产：

其中，劳动力生产率为 ${T}_{n h s t}^{L}$ ，资本生产率为 ${T}_{n h s t}^{K}$ 。

中间品由国内中间品 ${M}_{n h s t}^{D}$ 和进口中间品 ${M}_{n h s t}^{I}$ 生产：

4.市场结构

本文假设产出市场存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因此所有部门s中的企业在边际成本的基础上收取常价格加成：

5.要素存量

5.1 劳动力供给

劳动力供给由下式确定：

其中，工资为 ${W}_{n h s t}$ ，总劳动力供给为 $\bar{L}_{n h s t}$ 。

5.2 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方程为：

其中，资本价格为 ${P}_{ns t}^{K}$ ，投资为 ${I}_{n s t}$ 。

因此，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其中，投资价格满足：

6.出口自选择

企业需要支付固定成本 ${f}_{d n h s t}^{M}$ ，服从进入市场条件：

其中，异质性生产率为 ${\phi}_{d n h s t}^{M}$ ，加总销售shifter为 ${\Phi}_{d n h s t}$ 。

7.加总条件

部门产出加总条件为：

向目的国d销售的加总条件为：

部门s向目的国d销售的价格指数为：

在本文估计中，有三个步骤尤为重要。首先，本文假设外国市场需求变动按目的地-行业变化，边际生产成本按所有权-行业-地点变化，将中国出口分解为外国市场需求变动和边际生产成本。其次，本文利用对边际成本的估计以及要素价格和支出的信息，按照Doraszelski and Jaumandreu（2018）的方法，估计中国的生产函数。这将产生生产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值等结果。第三，本文校准出口市场竞争、出口市场准入成本、进口要素价格、投资效率和劳动力市场参数，以匹配中国的出口市场份额、出口倾向、进口要素份额、资本价格和工资。有了模型参数的估计值，本文随后使用模型量化中国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通过预测在没有每个增长驱动因素的情况下出口增长率将会是多少，来确定这些驱动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

反事实分析

1. 总体出口增长

本文在表5中总结了驱动中国出口增长的相关动因，并展示了每个驱动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

\delta_{k t}

，以每年平均百分点（ppa）为单位，分别计算了四个时间段（2000-2004年、2004-2007年、2007-2010年和2010-2013年）以及整个样本期间的年均值。

首先，在整个样本期间，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外需的增长（平均每年6.8个百分点），有更好的途径获取进口中间品（平均每年5.0个百分点），以及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平均每年4.0个百分点）。此外，还有资本增长的贡献（平均每年3.3个百分点）。

其次，总体出口增长率从2007年前的近30个百分点急剧下降到2007年后的略高于10个百分点。这种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进一步改善获取进口中间品的途径缺乏（2007年前平均每年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为8.8个百分点，但2007年后仅为0.7个百分点），外部市场需求的减弱（平均每年8.3个百分点对比5.0个百分点），以及中国贸易顺差对GDP比率的恶化（平均每年1.9个百分点对比-1.9个百分点）。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在2007年前后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而2007年后企业进入总体上对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

最后，本文观察到出口增长来源随时间的变化有重要差异：（1）2000年至2004年的高增长，主要由外需增长和更大的进口投入获取途径所驱动；（2）2004年至2007年的持续增长，主要由外国需求的增长和中国国内要素生产率增长所驱动；（3）2007年至2010年的增长显著放缓，一是因为大衰退期间全球贸易需求的下降，二是在于贸易顺差与GDP的比率下降了一半以上；（4）2010年至2013年的增长停滞，主要是由于生产率增长等内部因素的消退，这些因素抵消了外国需求的恢复。

2. 按目的地划分的出口增长

表6展示了对不同目的地的出口增长贡献。为方便起见，在第五名之外的所有目的地都被汇总为单一类别（ROW）。可以看出，在2007年之前，总出口增长的三个关键驱动因素——更大的外国需求、改善进口要素的获取途径以及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于每个目的地的出口增长都是至关重要的。2007年之后，外国需求的贡献出现了异质性。这些贡献在对向西欧的出口（从2007年前平均每年8.7个百分点下降到2007年后的平均每年-1.6个百分点）和向东欧的出口（从平均每年33.4个百分点下降到平均每年-11.1个百分点）急剧下降。相比之下，外国需求开始对向东亚（平均每年5.6个百分点）的出口增长产生积极贡献，并仍然是对东南亚出口强劲增长的重要来源（平均每年9.1个百分点）。

3. 按所有制类型划分的出口增长

表7展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公司对出口增长的贡献。2007年之后，外国需求贡献的下降主要影响外资企业的出口（从平均每年9.8个百分点下降到平均每年0.6 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在这一时期，外资企业倾向于出口到需求下降的市场（例如北美和西欧），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形成对比，后者相对更多地出口到外国需求仍然强劲的市场（例如东南亚）。

在2007年之前，资本增长对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相似（分别为平均每年3.3个百分点和平均每年5.1个百分点），但在2007年之后，这些贡献表现出差异化特征。私营企业出口获得了大量积极贡献（平均每年11.3个百分点），而外资企业出口则出现了负面影响（平均每年-0.9个百分点）。这种差异化表现可能部分反映了2007年之后政府旨在改善私营企业的资本获取渠道。

2007年之前，企业进入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增长产生了积极贡献（平均每年4.4个百分点），反映了在这一时期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高比率。相比之下，公司进入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增长贡献不大，并且在2007年之后作为外资企业出口增长的来源也消失了。

4. 按行业划分的出口增长

表8汇报了不同部门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在2007年之前，各行业出口增长的来源趋于均衡。在这一时期，外需的增加、进口中间品获取渠道的改善以及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大多数行业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2007年之后，在大多数行业中，外需的增加、进口中间品获取渠道的改善所产生的积极贡献也基本消失了。然而，外国需求减弱的影响在各行业中明显不同，金属、化工产品和机械行业的下降幅度要大得多，而纺织和服装行业的下降幅度则更为温和。此外，2007年之后，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出口增长的贡献在各行业中也有很大差异，在纺织和服装以及交通运输行业中有较大的积极贡献，在机械、金属和非前五大行业中则只有较小的积极贡献，而在化工产品中有负面贡献。

5. 按生产地划分的出口增长

表9汇报了中国不同地区出口增长的贡献。在所有生产地，外国需求在整个样本期间都是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但与2007年之后相比，2007年之前的贡献更大。此外，进口中间品获取渠道的改善在2007年之前是所有生产地出口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在不同生产地点的出口增长驱动因素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首先，在2007年之前，江苏省（平均每年13.7个百分点）和上海市（平均每年13.4个百分点）的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其他生产地。而在2007年之后，山东省（平均每年9.0 个百分点）和前五名以外的地点（平均每年14.0个百分点）更多地从生产率增长中受益。其次，在整个样本期间，资本增长对于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出口增长比其他地点更为重要。最后，在2007年之前，企业进入主要在山东省（平均每年5.5个百分点）、江苏省（平均每年4.4个百分点）和广东省（平均每年2.4个百分点）对出口增长产生积极贡献。

结论与展望

本文详细记录了2000至2013年间中国出口动态及其结构的显著变化。不过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分析主要集中在2000-2013年，但作者认为此研究能够广泛地反映出更长时期内中国出口的演变趋势。研究指出，首先，虽然本文记录的中国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是在2000-2013年，但在1993至2000年期间，年均出口增长率已经达到19.5%。此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纺织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出口结构向机械产品转变，外资及中国私营企业在出口市场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本文进一步发现，2007年后中国出口增长的驱动因素发生了显著转变，这一转变可能导致了2013至2019年期间出口增长率的急剧下滑至仅2%。特别是2019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至39%。

这些变化有多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2007年后的增长放缓可能反映了一系列内外部经济改革带来的一次性收益的耗尽，同时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可能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然而，本研究发现，即使在样本期末期，外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仍然显著，显示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生产率差距。这表明中国企业在提升生产率方面仍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从 2000年代中期开始，本文观察到中国的发展战略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分散化逐渐转向更集中化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且重点推进进口替代、自主创新以及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培养领军企业（通常指国有企业）。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种政策转向得到了加强。为准确解释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轨迹及其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深入分析这些政策转变显得尤为关键。

此外，本文对中国经济变革对其他国家福利的潜在影响进行了探讨。Autor et al.（2021）指出，1992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的迅猛增长，主要是市场开放政策促进生产率提升的结果。然而，本文发现，不同行业、企业所有制类型、目的地及不同时间段的出口增长驱动因素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这些差异表明，不同增长因素对其他国家的福利影响可能大相径庭。例如，与中国生产率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效应相比，由于对中国产品需求增加而导致的影响，这二者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福利结果。进一步扩展对这些福利影响的分析，可能会有新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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