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文献】工人再分配、企业创新和中国的进口竞争

过去二十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出口大幅增长，已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的主要竞争者。现有文献表明，企业会通过加大创新应对进口竞争（Bloom等2016b，2021）。然而，迄今为止，对于解释企业在进口竞争下创新行为的潜在机制仍知之甚少。为了识别企业在劳动力渠道创新调整机制及其经济效应，文章使用了丹麦1995年至2012年的雇主-雇员关联数据，研究了进口竞争是否会影响工人向研发岗位的再分配，从而通过劳动力渠道影响创新。文章还研究了工人再分配的两个边际——企业内部（内部招聘）和企业之间（外部招聘）——在塑造企业研发劳动力和创新方面的意义。

研究发现，进口竞争促使企业在研发人员比例上显著增加，在丹麦，进口竞争增加100%，会使企业的研发工人占比平均上升3%。研发人员比例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企业间的劳动力再分配，而非企业内部的工人再分配。中介效应分析发现，进口竞争仅对研发工人占比大幅上升的企业产生正面的创新影响，尤其是通过企业间的工人再分配而非企业内部的工人再分配来增加研发工人占比的企业。最后，文章将分析范围扩大到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更差的葡萄牙。与丹麦相比，葡萄牙的企业在面临进口竞争时，研发人员比例的增加幅度较小。与丹麦的结果相反，研发人员比例的增加主要归因于企业内部而非企业之间的劳动力再分配。与丹麦相比，进口竞争与葡萄牙的企业创新关系微弱，即使在研发人员比例大幅增加的公司中也是如此。这些结果再次表明，相对于企业间的工人再分配而言，企业内部的工人再分配促进创新的效应较弱。

文章的主要贡献为：（1）文章构建了一个更为丰富的进口竞争衡量指标，该指标利用了企业、产品和目的地层面的详细信息。特别是，文章在冲击中引入了交易商品的目的地，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因为同时考虑了丹麦出口企业在外国市场面临的来自中国产品进口竞争的影响，以及丹麦非出口企业在丹麦市场直接面临的中国进口竞争的影响。（2）文章重点研究的是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工人在研发职业的再分配。根据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同，一种再分配类型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两种再分配类型在创新方面具有不同的影响。企业为了应对贸易竞争而寻求创新，不仅需要依赖内部工人的再分配，还需要从其他企业招聘新员工。

在实证分析前，文章先提出从一个简单的局部均衡模型推导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文章在附录中介绍了该模型并讨论了其细节）。文章使用该模型来分析贸易冲击（降低非研发产品价格）对公司两种商品的总产量、研发人员比例、外部招聘和内部转岗数量的影响。文章还讨论了当公司在研发产品生产中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或劳动力调整成本发生变化时，这些影响会如何变化。根据模型预测，文章得出了关于企业对影响非研发商品价格的进口竞争所做出的研发活动调整的四个假设。

假设1：进口竞争导致研发人员的比例增加，这既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员工再分配，也是通过企业间的员工再分配实现的。

假设2：由于研发人员的增加，进口竞争促进了企业层面的创新。

假设3：在进口竞争下，高研发生产率的公司比低研发生产率的公司更少依赖内部转岗，而更多依赖从外部企业招聘研发人员，并且越来越多的外部招聘流向了高研发生产率的公司。

假设4：在劳动力调整成本较高的经济体中，进口竞争导致的研发人员和创新的增加幅度较小。

文章主要使用了四个数据库，具体为：企业和工人的信息来自丹麦统计局的四个登记数据：“劳动力市场研究综合数据库”（IDA）、“会计统计数据”（FirmStat）、“对外贸易统计”（Udenrigshandelsstatistikken）和制造商货物销售统计（VARS）。此外，文章还将这些登记数据与丹麦公司专利申请数据库（PATSTAT）进行了合并。

在所有企业中，文章只保留了那些在1995年至2012年期间，要么同时包含在前四个数据库（针对出口企业）中，要么同时包含在前两个数据库和第四个数据库（针对非出口企业）中的私营企业，并且这些企业都曾经属于制造业。文章关注两种类型的企业，即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最终样本中，非出口企业的比例为16%。

表1为描述性统计，panel 1显示研发人员在企业所有劳动力的占比平均约为7%，专利申请量的平均数为0.116，但其标准差较大。panel 2为文章核心解释变量——进口竞争的描述性统计，在实证部分将详细解释。panel 3为其他企业层面的变量。

为了验证研发变量构造的合理性，文章将基于注册样本的按行业和年份统计的研发人员总数与1995至2012年期间丹麦研发与创新调查（FUIS）的数据进行比较。图1的panel 1显示，这两个指标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这支持了文章使用研发人员的衡量标准。

在图1的panel 2中，文章绘制了专利申请总数与FUIS数据中的研发总支出的对比图。文章发现，在行业和年份层面衡量创新的两个代理指标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即大量申请专利的行业-年份组合的研发支出水平较高。

图2显示了样本期内研发人员比例（panel 1）、专利申请总数（panel 2）和进口竞争变量（panel 3）的时间序列变化。研发人员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6%增加到2012年的约8%。专利申请总数长期呈陡峭上升趋势，2012年的专利申请总数约为1995年的十倍。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也呈现出与前两者相似的趋势。

对于在国际上争夺市场份额的出口企业而言，这些市场同时也是许多类似中国产品的所在地，文章的衡量指标还包括了来自目的国市场的进口需求，这些目的国市场通常是欧盟国家。从理论上讲，冲击不太可能同时影响丹麦出口企业的研发活动和目的国市场的进口需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威胁并非完全不存在，特别是当考虑到欧盟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时。例如，2009年的欧盟债务危机期间，欧盟内部的宏观经济冲击特别明显。总之，欧盟的某个未被观察到的冲击有可能同时与丹麦企业的研发份额和欧盟层面的进口需求相关。

为了克服内生性，文章利用中国的出口供给驱动因素来构建一个针对丹麦和出口目的国对中国进口需求的工具变量（IV）。文章使用其他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对中国产品产品的进口，这些国家同样面临主要来自中国供给冲击的进口竞争。这里的识别假设是，丹麦及其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的进口需求与这些其他高收入经济体是不相关的。这个工具变量与Hummels等（2014）使用的类似。具体来说，工具变量  的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  是四个高收入国家在t-1从中国进口产品p的总额。总进口是根据丹麦公司在国内和国外出口市场中在t-2年的产品销售份额进行加权的，这些份额是针对每家公司的，并且计算时进行两年的滞后。为了防止文章的原始变量和工具变量（IV）之间存在任何目标市场重叠，文章从样本中排除了约2%的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的公司层面出口相关的观测值。

文章使用更高的技能要求替代了原有对研发人员的定义，重新计算了研发人员占比，并获得了与表2中报告相似的结果。表3第（1）列表明，进口竞争增加100%会导致排除技术人员后研发人员的占比增加1.5%。文章还通过排除受教育程度低于中等教育水平的工人来重新计算研发人员占比。第（2）列显示，进口竞争使研发人员占比增加了1.3%。

在表3的第（3）列和第（4）列中，文章重新定义了进口竞争变量。在第（3）列中，文章使用特定于公司的基年方法来计算进口竞争；在第（4）列中，文章通过关注来自东欧新欧盟成员国的进口来计算进口竞争。结果表明，以这两种替代方式定义的进口竞争仍然对研发人员的占比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与表2第（2）列中的估计相似。在附录中，文章还提供了其他稳健性检验，包括排除进口竞争变量为0的观测值、对自变量使用更长的滞后期、和探讨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间的异质性等。

文章研究了两种类型的工人再配置（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如何影响研发人员的占比。在表4的第（1）列中，文章计算研发人员比例时，分子仅包含同一公司内部转向研发岗位的工人（即公司内部转移）。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第（2）列计算研发人员比例仅包括公司间新招聘的研发人员（即公司间招聘），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对研发人员的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说，文章发现前一年进口竞争增加100%会使当年从外部招聘的研发人员占比增加约2%。这一影响是表2第（2）列中报告系数的70%。因此，基于丹麦公司的实证证据表明，公司间招聘是唯一的调整边际。

在表4的第（3）列和第（4）列中，文章通过增加进口竞争与高研发生产率企业虚拟变量的交互项，重新估计了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即那些在样本期间内研发生产率高的企业。第（3）列表明，两种类型的企业都会因为进口竞争而在企业内部将现有员工重新分配到研发岗位，但高研发生产率企业在这类重新分配中的参与度较低。第（4）列结果显示，高研发生产率企业会更多地通过外部招聘来增加其研发人员的占比，这一结果与假设3一致。

文章接下来考察由于进口竞争导致的研发人员占比增加在多大程度上使企业能够进行更多的创新。具体来说，文章将样本分为两组企业，即一组在样本期间内研发人员的占比增长超过了第75百分位数（高增长组），而另一个子样本的增长率低于这个阈值（低增长组）。为了考察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用两组企业数据对式（1）分别进行估计，并将研发人员占比替换为专利申请数。

表5第（1）列和第（2）列中的结果显示，中国进口竞争显著增加了高增长组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进口竞争增加100%会使专利申请数量增加7%，而低增长组企业的估计系数则为负且不显著。对两个子样本中进口竞争变量估计系数的统计差异进行t检验得到的p值，拒绝了两组系数相等的零假设。这些结果均与假设2一致。

为了检验理论模型的假设4，文章将实证分析扩展到葡萄牙。在葡萄牙，由于其严格的劳动力保护制度和较高的劳动力市场摩擦，企业和工人在劳动力调整方面的能力有限，特别是在公司之间。此外，葡萄牙还提供了一个研发方面的企业生产率普遍低于丹麦的环境。

葡萄牙的主要结果如表6所示。在第（1）列中，文章估算了中国进口竞争对研发人员占比的影响。进口竞争增加100%导致研发人员所占比例增加1.8%，略低于丹麦的3%。第（2）列显示，进口竞争增加100%导致公司内部转向研发的人员所占比例增加1.3%，解释了第一列中报告的研发人员所占比例总增加的约70%。然而，第（3）列结果显示，公司从外部招聘的研发人员占比并未受到中国进口竞争的影响。这意味着与丹麦的情况相反，在葡萄牙，进口竞争导致的研发人员比例的增加主要是由公司内部员工向研发岗位的再分配来解释的。这一结果与假设3和假设4相吻合。

在本节的最后，文章通过对两组企业（高增长和低增长组企业）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并将结果分别展示在第（4）列和第（5）列中。虽然进口竞争对高增长组企业的创新有正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这些结果与第（1）列中报告的结果一致，都符合假设4；即劳动力调整成本较高的经济体在面临进口竞争冲击时，研发工人份额和研发产出的增长幅度往往较低。

文章使用丹麦1995至2012年的雇主-雇员关联数据，研究了中国进口竞争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进口竞争引发了丹麦公司研发人员占比的增加，并且研发人员占比的增加主要是通过公司间工人的再分配来实现的。此外，这种研发人员占比的增加对于促进企业创新至关重要，因为研发人员占比大幅增加的公司，其创新会受到进口竞争更大更显著的积极影响。当这种研发人员的增加来自公司间的招聘时，这一劳动力渠道对创新的影响尤为显著。

最后，文章将实证分析扩展到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低于丹麦的葡萄牙。与丹麦的情况相反，进口竞争对葡萄牙研发人员占比的积极影响较小，这主要源于公司内部的劳动力再分配，并且几乎不会对创新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公司内部的工作转换对于进口竞争驱动的创新来说，其重要性不如公司间招聘，地方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在塑造创新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虽然并未直接验证，但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新员工入职而带来的创新改进，可能归因于外部员工带来的先进且多样化的技能，这些技能推动公司向新兴技术领域发展，并引入新产品。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在中国进口竞争背景下，知识溢出及其对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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