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以载道”的“道”就是“通过创新实现全社会的富足与进步”。
中国古代统治者实际上相当重视商业与财富积累，商业既能给统治者推销多余产品，收罗珍异货贿，还是取得丰厚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对于贵族与王朝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历代统治者的心目中是占有重要位置的。《周书》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商业与农业、手工业相提并论，都是立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西周时如此，春秋时也是如此。当时人常以工农商三者是否并盛，评断一国国力的强弱。如晋景公时，晋师将攻楚，随武子以为楚国“商农工贾，不败其业，不可伐”；秦景公时，拟联楚伐晋，子囊以为不可，理由之一也是“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齐景公时，晏婴进言巩固统治之方是“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春秋战国时期积累起大量商业资本的自由商人，在政治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活动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煮盐冶铁。商业资本兼有生产资本的性质，其利润包括商业利润与生产利润，获利丰厚。春秋时无论是专卖还是征税，盐铁的经营者大都还是小规模生产，“聚庸”人数不多的平民；到战国时，在盐铁已开放私营，不实行专卖的条件下，役使大量劳动力（依附农民、雇工以至部分奴隶）进行较大规模生产的大盐铁主，已是国中之豪民了。战国时的鲁国人猗顿是个弃学从商的大煮盐主；赵国邯郸的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西汉时有名的临耶卓氏和南阳孔氏，其先人也都是战国时的大铁商。二是经营农副产品的大宗贸易。这是封建地主制下身份较自由的个体小农经济发展、生产和交换增加的新形势下出现的新兴行业。周人白圭即以农产品贸易为其主要的商业活动。也有人自己从事农牧业经营，成为大农牧主兼大商人，秦国的乌氏倮就是以畜牧起家的大商人。三是交流四方土特产品（如皮革、木材、竹箭等）的贩运贸易，自古以来就是热门行当。《管子·禁藏》中有“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正是这类商人的写照。楚国的鄂君是一个具有贵族身份、依仗权势在一定范围内得享免税特权的私营大贩运商。他持有楚怀王发给的通行证（节），一次可出动车50辆或船150艘，而且不缴税，载运货物的车船远及今中南各省之地。四是贩卖珠宝玉器、金银制品、丝绸织物等贵重奢侈品和高级手工艺品。这个行业获利最大，有珠玉之利“百倍”的说法，远超过一般土特产品的“倍徒”（2～5倍）之价。各国统治者多靠商人来“供其声色之玩”“不急之求”，这类商人也受到统治者的格外看重，大搞政治交易的吕不韦就是珠宝商出身。五是铸钱。商人在缴纳贡税的条件下取得一部分铸钱权。实际上他们已经在使用放贷等货币信用手段在铸钱上牟取厚利，并以所铸的钱向生产者套取更多的物资，把赚来的钱换成黄金。六是放高利贷。商人往往兼高利贷者，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结合（统称商业资本），对富商大贾来说真是左右逢源，操纵自如。春秋末和战国时的富商大贾就是这样在许多方面精细盘算、积极钻营，积攒起巨额财富，不断扩大自己的商业资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商人的商业技能并不亚于以经商闻名于世的犹太人。春秋战国的自由商人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有一套较好的经营方法。春秋末有子贡和范蠡，战国时有白圭。子贡（端木赐）是孔门弟子，“卫之贾人也”，是士人经商的典型。孔子说他“不受命而货殖焉”。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就靠他的支持。在周游列国的途中“资货”，捎带着做买卖（在陈蔡绝粮时，子贡就以“所资货”，突围出去，籴得米一石，见《孔子家语·在厄》）。他的老师又称他“臆则屡中”，就是说善于猜中行情。司马迁也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费”，就是贱则买进（举），贵则卖出（废），掌握时机，从中获利。《论语·子罕》中的“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如此云，表明子贡三句话不离商业本行。《荀子·法行》篇记载子贡说：“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表明春秋时期的商人早就深入了解市场供求。范蠡即历史上有名的陶朱公，他以越大夫去官而经商，三致千金。他经商致富，自己说是用了计然之策。计然之策（有人说是范蠡所著之书，有人说计然是范蠡之师，也有人说是文种）中总结了一套商业经营的理论与原则。据《史记·货殖 列传》记载，范蠡用于经商实践中的计然之策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要求根据天时变化和农业生产规律来指导经营。强调重视储备、积蓄物资，即所谓“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能掌握这两者，“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大至国家之间的争斗，小至商家之间的竞逐，要取胜，都必须注意“储备”。知时而备，预知不同时间所需用之物，事先做好准备。这个“时”，主要指年岁的丰歉和水旱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他认为依据天时变化，农业生产的变化规律是可以掌握的。所谓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可称为经营上的“待乏”原则。贸易物资迎合将来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二是要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来判断商品价格的涨落，即所谓“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价格的涨落有一个极限：“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一贵一贱， 极而复反”。前者是因价格涨，商品贵了，供给就增加；供多了，供大于求，价格 就下跌，贵又复为贱；供给减少，价格又会重趋上涨。应当顺应这种规律，即所谓的“顺其恒”。在商品贵到一定程度时，毫不吝惜地及时抛出，这叫作“贵出如粪 土”；在商品极贱时，则又当它珠玉那样大胆及时收进，这叫作“贱取如珠玉”。不能因价贵就守货惜售，也不能因价贱而观望不进。在这里，不但要求从当期市场供求和价格涨落来决定做何种生意，而且要看到下一步，懂得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 相反方向转化的道理。三是在具体商品的经营上要注意商品的质量。贮藏货物要完好，这叫作“务完物”，容易腐败的食物则不要久留（“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质量意识于此表现得十分明确。四要特别注意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不能把货币滞压在手中，这叫作“无息币”。也不能囤积居奇，贪求过分的高价，以至延缓了商品的周转，要从加快周转中来增加利润，这叫作“无敢居贵”。在运用计然之策来经商时，这一点具有突出的意义。范蠡运用计然之策，以掌握天时变动的“时断”与选择贸易对象的“智断”相结合，其经商是很成功的。他的“积著之理”确已接触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可以说已直观地在经济上接触到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的问题了，对价格“极而复反”的发现是很了不起的，达到了古代商人的最高认识水平。在工商食官时，业务简单，缺乏竞争，隶属官府缺乏主动，商贾只会替商品估估价而已；在自由商人兴起后，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市场竞争激烈，要赚钱就必须讲究经营方法。于是子贡、范蠡在实践中推出了一个胜于一个的经商理论，这是时代的需要。他们的许多至理名言不但被后世货殖家奉为圭臬，就是在今天来看，仍是很可贵的思想遗产。
本文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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