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以文艺的方式构建中国形象的自觉意识和现实紧迫感，建立起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导向，并以一种跨文化的间性智慧，实现与“他者”文化和“他者”形象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促进，不断激发当代文艺的内在活力。
文艺在讲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征程中，如何以文艺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生动呈现中华民族的奋斗成就，是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文艺理论和批评的重要实践场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七个聚焦”，指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其中之一是“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正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内容。
文学艺术是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依托，是国家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发挥文艺在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尤其是要重视发挥文艺在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时的审美特性。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以文艺的方式构建中国形象的自觉意识和现实紧迫感，建立起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导向，并以一种跨文化的间性智慧，实现与“他者”文化和“他者”形象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促进，不断激发当代文艺的内在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强调增强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求讲好中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努力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和“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这些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探索以文艺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遵循。实际上，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年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这正是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现实实践而出现的。这一时期中国文艺所呈现的中国形象带有新时代的鲜明印记。
与之相应，文艺理论与批评则立足于历史与现实中的国家形象叙事，致力于中国形象的话语体系建构，开拓出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并且在与域外的“他者”言说的映照中形成了体现自身文化主体性的批评主张。很多理论评论著作围绕当代文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命题，聚焦新时代文艺实践，在对国家形象的艺术呈现中把握审美规律，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的复杂互动中探索国家形象塑造功能如何有效实现，为新时代文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基本理路和实践方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艺理论工作者回应时代要求、把握艺术规律、建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文艺话语的在场姿态。
以文艺讲好中国故事的具体实践
回顾近十年来的文艺现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探索和实践缤纷多彩，本文主要聚焦以下四个方面的情况，它们显现出历史感与时代性相交融的独特审美特质。
《雪山大地》，杨志军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2月
第一，关于“乡土中国”的文艺书写，在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凸显了乡村振兴的时代风采。对“乡土中国”的讲述，历来是有关中国故事的重要叙事，从鲁迅系列短篇对中国农民形象的描写，到萧红的《生死场》对东北乡村的描述，再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湖南乡情的生动刻画，还有柳青《创业史》、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对陕西农村的文学书写，都以不同地域特色讲述了历史变迁中的中国农村，形成了富有历史感的乡土中国叙事。这一传统在最近十年焕发出蓬勃生机，展现了带有乡村振兴时代风采的乡土中国风貌。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雪山大地》《宝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选择了青海的民族地区和草原牧区来展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记录草原牧民的生活变迁，生动再现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图景。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致力于“为中国大地行进中的乡村振兴留下一时一地的文学记录”，深情书写了故乡河南的乡村变迁，特别是生动呈现了主人公“地青萍”在宝水村落地生根的心路历程，并且见证新时代中原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这些具有时代风采的新乡土中国叙事，向世界呈现了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中国形象。
《宝水》，乔叶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
第二，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叙事的核心要素。文艺中的中国故事需要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体现悠久历史和灿烂民族文化，这构成了中国叙事的历史感和东方地域风情，以往的文艺作品得到国际关注和好评的也多是这类中国叙事。但是，国家形象的呈现，需要与时俱进的文学更新；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要求，需要引入更多当下形象和事件，并且寻求将中国故事与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符号相融合。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温暖世界的是乡村儿童合唱的《闪亮的雪花》，以及橄榄枝、鸽子、心形、雪花造型，由此激发了各国观众的情感共鸣，在此情感认同的基础上，节目中的青花瓷、剪纸、中国结、中国红等传统中国元素也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类似的场景在2023年杭州亚运会文艺演出中同样出彩，并且由于现代科技的加持而使得“古老中国”与“活力中国”因为传统与当代的融合而更具魅力。再如《人民日报》推出的新版国家形象推介微视频《中国》（2024）以视听语言展现了众多传统与当代文化符号，构成了富有浓郁中国风的影像叙事，向世界呈现了不同以往的文化中国形象。近期火爆的国产网络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运用经典名著中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借由文化创意和科技加持、体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文化产品，必将成为“文学经典+游戏+文旅”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案例。
《远东来信》，张新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5月
第三，立足于跨文化语境讲述中国故事，寻求文明交流互鉴的文艺途径。新时代中国文艺讲述中国故事，不再囿于封闭式的自我言说，而是面向世界、面向他者文明，积极探求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叙事，在与域外文明的对话中彰显中华文明的自身特色，这具有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例如，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民如何为遥远的欧洲犹太受难民众施以援手，不惜付出巨大牺牲保护犹太小男孩雷奥的故事。作品以宏大的国际视野，跨越时空沟通东方与西方，从小切口展现了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贡献。该书采用了时空交错、场域并置的叙事逻辑，跨越东西方、跨越半个多世纪进行故事切换，呈现了别样而动人的中国形象。又如中法合作的12集大型人文艺术纪录片《当卢浮宫遇上紫禁城》是通过中西文化艺术传统的交流汇通来凸显文化中国形象的新探索。该片以富有诗意和历史感的12个篇章对卢浮宫和紫禁城的馆藏文物进行生动叙事，在数千年的历史时空中梳理中西艺术史的脉络，进而展现中华文明与中东、北非及欧洲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融，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突出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相融合的特点，是具有世界性眼光的中国话语叙事。
《大江大河》四部曲，阿耐著，读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6月
第四，网络文学扬帆出海，以“中国式想象”成为讲述中国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新名片。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从初创期的野蛮生长、低水平试水，逐渐优化提升，显现良好态势。特别是近十年来，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激励和官方的引导扶持下，网络文学及其视听衍生品显示出精品化、主流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其突出表征是随着作品质量提升，精品和“爆款”不仅占据国内阅读和视听市场，拥有众多读者观众，而且“网文出海”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新亮点。到2023年，累计向海外输出网文作品1.6万部，海外市场规模超过30亿元。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国际”实现了网络文学的规模化翻译传播，有13个网络文学语言版本，国际访问用户数超1.7亿，有9部作品的海外阅读量过亿。有论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正在逐步成为比肩美国好莱坞大片、韩国韩剧、日本动漫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代表性文化品牌，是值得重视的“现象级”文艺传播范例。我们可以举一些具体作品为例。阿耐的《大江东去》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和《大江大河2》，以系列主人公的创业史生动展现改革开放艰难而辉煌的进程，成为广为传播的当代中国故事。猫腻的《庆余年》及其同名电视剧第1、2季则是在时空交叉的“穿越”情境中形成了带有中国式想象的传奇叙事，超越了以往“宫斗剧”的既定模式而引发了海内外观众的持续关注。值得肯定的是，除了修仙、玄幻、科幻类作品外，在海外读者中拥有超高人气的还有众多现实题材的网络文艺作品，如《全职高手》讲述青年人的创业拼搏故事，《异世界的美食家》讲述中国美食文化等。
深化对形象传播的规律性认识
从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前瞻性要求来看，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探索还有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深化和提升。
一是如何从“走出去”提升到“走进去”，产生更好的形象塑造和传播效果。应当说，中国文艺“走出去”的整体氛围已经形成，文艺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的主动意识得到加强，但是能否更好地实现“走进去”——真正获得海外受众的理解、喜爱和价值认同，从而实现对中国形象好感度的转化，还需要进一步遵循以文艺讲好中国故事的受众接受机理。域外读者与观众作为形象传播的对象并非被动的个体，而是具有主体选择性的形象构建者。在文艺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传受”双方存在形象构建的交互性，有着交互主体性中的“传受”关系机理。受到各自文化背景、价值立场和情感倾向的影响，主体传播和受众理解的中国形象很难达成完全一致。这就需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确立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立场，立足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来构建开放多元的中国形象，积极展现有别于西方的中华文化特性和审美特质，特别是要寻求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通性”以及文化融合中的“可通约性”，进而在积极互动中构建起中国形象塑造的交互主体性，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
二是更好地把握形象传播中的“中国性”与“世界性”，在融入世界的共同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这就要探索中国故事的话语叙事如何具有世界性意义，在内容传达和形式载体上如何具有充分的可接受性。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需要有恰当的实现机制，要有突出民族特性的国际表达方式，即善于“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这里的“中国性”是要彰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独特魅力和韵味，表现中国故事的多姿多彩；“世界性”不能狭隘理解为“西方性”，而是倡导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观念，是促进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理念。基于此，要在世界性的语境中讲述中国，以便国外读者真正“读懂中国”。
三是深刻把握形象传播中的“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构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文艺具有跨文化的可接受性和超越意识形态壁垒的亲和力，更易于在全球语境中打造国家品牌，这是文艺有别于官方宣介的优势所在，是文艺的“审美性”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固然，文艺讲述中国故事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语境，不能回避意识形态差异乃至对立，但是需要以艺术和审美的柔性形式来巧妙承载主流意识形态，弱化海外受众基于固有偏见和价值观分歧的排斥心理，要在形象的审美建构中润物无声地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在诉诸情感和诉诸理性的双重作用中追求良好的接受效果。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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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0月23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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