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植物学界的“周作人”陈焕镛

文摘   2024-11-14 23:3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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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侯
做纪录片《中国威尔逊》时,知道了陈焕庸。
作为第一代中国现代植物学学人,美国哈佛植物学硕士,他堪称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和开创人之一,但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是“植物学界的周作人”。

陈焕镛出生于香港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陈言是清廷派驻古巴的公使,创办香港最早的华文报纸之一 ——《华字日报》;母亲是古巴籍西班牙人,从相貌可以看出他是混血。陈焕镛是家中独子。
英国人威尔逊来中国植物采集,建立起植物宝库,这激发了陈焕镛建立中国自己植物宝库的欲望。
1919年,他从哈佛硕士毕业后回到中国,投身于植物和昆虫的采集调查工作。他来到人迹罕至、瘴气弥漫的海南岛。

1919年,陈焕镛到海南岛采集植物标成为到此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
1920年以后,陈焕镛先后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执教。

1927年,他接受中山大学聘请,担任了该校植物学教授,创办了农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领导的华南植物研究所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断了这一进程。
由于战争来的过于突然,所以北平的静生生物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机构,都因为缺乏准备,致使许多标本资料不是落入敌手,就是被战火焚毁。
陈焕镛得知这种情况后,在日军进攻广州之前,就把农林研究所的标本和图书分批运往九龙,保存在陈氏家族的一个仓库里面。

迁港之后,农林植物所在陈焕镛的领导下,获得“国际声誉日隆”的美誉。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纷纷与农林植物所联系,欲就植物所从事研究,因地方狭小,经费拮据而一时难以接纳,让陈焕镛备感抱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因有人举报农林植物所是“重庆敌产”,遂遭日军搜查,致使所内15万号珍贵的植物标本、4000余部中外图书和许多仪器陷于险境。
因此,如何才能保护这批珍贵的科研资料,乃是陈焕镛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在这时,汪伪政权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来访,表示只要陈焕镛将农林所搬回广州,就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陈焕镛召开全所会议,决定迁回广州。
对于这件事,陈焕镛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说,当时陈所长表示:“目前只有先将本所物质,设法脱离日寇掌握,将其运回中国大陆任何地方,才有归还祖国的希望。他本人愿将名誉生命做孤注一掷,作最后挣扎。所中同人,有愿留者则听之,但须准备杀头处分;不愿留者,设法筹集川资,送返内地。”

由此可见,当时陈焕镛面临着一种两难选择:困守香港,所中标本很可能会被日寇掠夺;返回广州,标本虽然能够保存,自己则会背上“汉奸”的罪名。
忠孝不能两全,经过反复思考,他作出了牺牲个人名节、保护科研资料的选择。

陈焕镛是中央研究院植物组评议员。他“附逆”之后,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年会上提出“陈评议员焕镛赴广州附逆,应请开除会籍”的动议。最后,中央研究院作出了开除其评议员资格的决议。

抗战胜利后,陈焕镛因为“附逆”受到法律追究。这种情况与周作人有点类似,当年周作人留在北平,也承担了保护北大财产的任务。
不同的是,周作人被判处多年监禁,而陈焕镛却获得“不予起诉”。
这是否反映了对文人和科学家的不同要求?
1949年后,陈焕镛成为学部委员,领导主编了《中国植物志》、《广州植物志》和《海南植物志》等专著。
最具价值的是他发现并命名了银杉,这是与大熊猫一个级别的发现。银杉是上一冰河期的孑遗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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