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今世界，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家政权通过政党来行使，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遍的政治现象。中西政党在不同的制度模式下呈现不同的特征，今天我们以对话的方式从政治文化基础、基本功能（利益表达、代表、统合）和执政绩效等角度对其加以比较。
政治文化基础
中西政党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部分可归因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在该部分，我们尝试从政治文化角度对中西政党制度进行比较。所谓政治文化，即“一定民族和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积淀而成的，持久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总和”。它是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是系统的隐形秩序，“建立在法治国家基础上的政治制度并不自足，还依赖于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以及习惯于自由的人民”。
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一种臣民型政治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臣民是政治的主体，“民”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怎么更好地解决政治问题以维护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被宣扬为“内圣外王”，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君主的德行。中国传统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家国同构”，全社会都被纳入君—臣—民的结构中，君主为“善”，臣民只能顺从君主，而不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臣民内部的矛盾被以“忠”与“孝”为基础的三纲五常消融。在这种“大一统”的整体主义观念下，中国人对于有德的掌权者有着特殊的信任与依赖心理。当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理念和行动赢得了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信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地位确立以后,其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的地位也得以确定下来;而各民主党派则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为其更好地执政提供支持。
在西方政治文化中，人是政治主体，政治活动是人为了实现其利益而展开的，政治权威是人为了摆脱无秩序的自然状态而由人们让渡权利产生的。在西方视野中，自由、平等、权利民主成为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政府是“恶”的，为了保障其自由、平等的权利必然会对政府进行监督。“政党是由个人或团体为了在某种政治制度内，通过控制政府或影响政府政策以期行使政治权力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在其发展中，人们发现政党可以作为控制和影响政治权力的工具，作为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想方设法地规范它们的运作，于是，反对党存在的必要性凸显。反对党作为制约执政党、防止一种利益集团独霸政治的有效政治力量,在自由社会中不可或缺。竞争型的两党制、多党制就成为西方社会的主要政党制度模式。
利益表达与代表功能比较
利益表达与利益代表功能是现代政党的基本功能，也是代议制政治的民主体现。政党对其所代表的民众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综合、过滤进而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家表达，以进入公共政策议程，使特定集团的利益诉求转化为公共政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成为国家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竞选周期地通过非暴力方式实现国家权力的更替，体现了西方代议民主，并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绩效。需要注意的是，
在多党竞争格局下，因政党代表的利益存在局部性、单一性、片面性，在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国家难以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利益整合，往往会出现“代表断裂”。当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社会结构出现两大或多个核心集团对峙，西方政党体制没有能力实现统合，遂导致政权空转，最终需要“超政党力量”（军队）介入，以重新统合社会。
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中国式民主是纵向民主，“通过政府权威与民众意志的双向互动，建立了纵向民主模式”。在中国政党政治中，政治运作不是依赖意见对立的政党或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统合，领导层广泛吸纳民众意见，制定整体性纲要，并允许他灵活变化，从而创造了一个纵向结构，各种利益诉求可源源不断地沿着这个纵向结构进行信息对流。这种制度能够使得政治家从选举思维中解放出来，制定长期战略计划，谋定而后动。相较于西方，中国政党体制统合能力更强，既能代表与体现各民主党派与各利益集团的有益诉求，又能有效整合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发展。如何协调与融合各阶层，形成社会普遍利益共识，成为面临的现代难题。中国政党制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发挥着有效协调统合功能，体现出显著优越性：以合作协商代替争斗，避免了政党倾轧，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内耗，维护社会包容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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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统合功能比较
西方代议制结构中，多党竞选机制成为社会利益表达与聚合的联接机制，不仅是人民主权原则、社会契约原则的实现形式，而且是公共权力机构运作过程中，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纠错机制、法治机制的制动杠杆。其统合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党制度形式，而且取决于社会结构。这存在两种状态：当社会结构处于有序和谐状态，社会存在基本统一共识，执政党往往能有效整合，当社会结构出现两个或多个核心集团对立，或者社会各利益集团高度零碎化，执政党往往失去有效整合能力，从而使西方政党体系失灵。西方政党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多党竞争格局下，因政党代表的利益存在局部性、单一性、片面性，在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国家难以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利益整合，往往会出现“代表断裂”。政党政治失灵的重要原因在于：当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社会结构出现两大或多个核心集团对峙，西方政党体制没有能力实现统合，遂导致政权空转，最终需要“超政党力量”（军队）介入，以重新统合社会。
相较于西方，中国政党体制统合能力更强，既能代表与体现各民主党派与各利益集团的有益诉求，又能有效整合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利益，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战略发展。
如何协调与融合各阶层，形成社会普遍利益共识，成为面临的现代难题。中国政党制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发挥着有效协调统合功能，体现出显著优越性：以合作协商代替争斗，避免了政党倾轧，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内耗，维护社会包容性共识。
图源网络，侵删
执政绩效比较
西方政党制度另一特点就是否决政治盛行。议会议员否决权的滥用，过度限制了行政权力，使得西方政党制度整合能力相对衰落，出现了政治梗阻，在多元化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地讨价还价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权力资源并不均等，对政策议程的影响千差万别，资本社会中寡头利益集团与大资本集团实质性地控制媒体话语权与公共决策影响力。寡头利益集团可阻止民众力量进行损害其利益的变革，使得社会结构固化。同样，政党的反复更替使得政策建设难以持续维持。
中国政党体制能在吸纳整合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基础上，有效确立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发展目标，并通过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执行实施，实现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实力的迅速增长。
参考文献
[1]谢庆奎、杨宏山、汪波等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2][美]约翰·奈斯比特著,魏平译:《中国大趋势》[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版.
[3]姚洋.中国模式及其前景[J].中国市场,2010(24):8-11.
[4]汪波.西方政党政治与超政党体制:比较与竞争——兼论中国政党制度生命力[J].社会主义研究,2014(06):91-97.
[5]张津凤.论政党制度的政治文化基础——基于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的研究视角[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4):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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