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案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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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案例的可比性和差异性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一方面，关注重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无法回避掉一些重要案例，案例需要有比较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实现了前者的同时，案例的变量通常不可控，特别是不同时空中的案例比较，由于案例的差异过大而很难寻找自变量、因变量以及其中的因果机制。
例如，斯考切波在考察中法俄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模式中，认为中法俄三国同时经过了社会革命，实现了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变革，并且都拥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一个上层组织和一个农民社会，都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案例具有强可比性。
但是，这也导致了案例之间的差异性较大，如果究其细节，中法俄三个不同的国家很难适用密尔求同法的逻辑——保持一些变量相对均等并观察主要变量对结果的影响，因此引来一定的争议。
理论构建和历史解释也许存在着天然的张力，今天我们将《战争与国家形成》这本书以及对于它的争议和讨论呈现给读者，期望进一步的思考和发问。
始于发问：
在《战争与国家形成中》，作者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基于相似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大一统而西欧形成了对抗制衡式的国际关系。换句话说：
“为什么政治学家和欧洲问题专家们视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现象为理所当然，而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们却视中国的强制性普世帝国为理所当然？”
这句话也同时涉及到作者对于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反思：或将自己视为文明的唯一路径，一个普遍的典范，或将自己视为世界历史经验的局外之物，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道路。作者认为文明的路径不是唯一的，历史的结果可能是偶然发生。因此对于原因的探索不是由果导因式的“诸葛亮”回顾，而是一种路径的追溯，回到路径的初始点，关注发生的因果机制。作者采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或者说“对称的观点”：用春秋战国的案例检验欧洲，用近代早期欧洲检验春秋战国。
两个时空：
作者选取了公元前659年到221年中的春秋战国体系和公元后145年到1815年的西欧诸国体系。两者在多方面相似：具有清晰明确的疆界意识，统治是“清晰界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排他性权威”、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建立起由上到下的官僚机构，拥有了选贤任能的科层制结构，汲取财富的税收机器和一套组织军队的手段。
理论创见：
作者称之为世界政治的动态理论，在两个相似的国际结构下的行动者共同遵循支配的逻辑或制衡的逻辑行动。制衡逻辑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的均势趋向，通常称霸者会受到其他国家制衡，称霸者也会受到扩张成本的影响，最终达到其扩张规模的最大边际；支配逻辑意味着国际关系中进行支配、称霸和扩张的趋向，有时可以克服国际关系中的均势趋向，支配逻辑通常由自强型改革（对应自弱型权宜）、不择手段的计谋和反制衡战略支撑。
图源：《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自强型改革可以提升国家的汲取能力，增强国家的中央集权和组织的官僚化，进而提升军事实力，克服扩张成本问题，不择手段的计谋和反制衡战略可以利用“集体行动的困境”瓦解同盟，达到自己的目标。与之相反，自弱型改革不能直接作用于国家机器，依赖社会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实现军事扩张与行政成本的均衡
图源：《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支配与制衡机制共同作用于国际竞争，这意味着无论在中国和欧洲，体系中的霸权国和其他国家都有机会走向统一或均势，最终结果则受到历史事件、初始环境等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争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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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国家形成》引发了两方面的争议。一方面，有学者赞誉它在方法上的贡献，肯定了《战争与国家形成》对于国际结构和主体策略的反思，在国际格局下的行为体不只受到均势的影响，不是如同提线木偶一样按照结构既定的路线行走，行为体可以通过策略，提升实力（自强型改革）突破结构的限制，而一旦突破结构，国家会形成路径依赖，继续扩大先发优势（徐进，2006）；
同时，“从欧洲看中国，从中国看欧洲”的思考方式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定借鉴：中国自身的特殊经验能否进入普遍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通过对称性比较历史方法探寻——将普遍理论应用于中国经验中产生的异常案例进一步概念化，再将产生自中国的理论预期应用于他国的历史经验，那么这样既可以通过经验检验理论的普遍性，又可以通过理论确定经验的特殊情况/极端值（郭铭杰，2007）。
另一方面，本书也面临着争议。对《战争与国家形成》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案例选择方面，春秋战国和西欧列国处于不同的时空，两个案例的差异性过大，难以在共同基础上进行案例的比较，一些概念历经时空已有较大差异，因此，失去了时空感的案例比较能否在历史叙述方面能否得到同行的认可还是一个问题（赵鼎新,2006）；此外，有学者争辩说，中国完成统一的历史结果并非基于国际竞争中制衡与支配战略的互动，其动力而来自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文化观念（辛万翔、曾向红，2010）。
基于此，作者也对这些质疑讨论进行了回应，首先，《战争与国家形成》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共同基础比较，而是关注因果机制，进行不同基础案例的比较。前者的目标是要得出普遍性理论，后者则关注事情发生的因果机制与环境、初始条件和事件的互动，最终产生迥然相异的结果，春秋战国与欧洲如能遵循一定的因果机制，那么就可以忽略它们在诸多方面的不相似，而得到“偏离了欧洲的反常案例”和“偏离了中国的反常案例”，进一步推动理论创见。
其次，对于其他大一统的竞争解释，作者认为在历史事实与历史观念中存在距离，要想说明统一的结果受到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必须拿出可以确证的史料，说明大一统观念真的存在并真实地影响了列国的行动。
后续的思考
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基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受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期望从研究中得到关于某一现象的因果解释，但是史学训练可能更加注重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因此社会科学出身的学者总是批评史学不注重理论，过于碎片化，而史学家则对一些缺乏时空感，犯常识性错误的社科研究嗤之以鼻。
回到最初的讨论也是如此，作者希望获得关于大一统和均势的因果机制，因此选择春秋战国和早期欧洲的案例，探究国家形成的动力学，作者的研究充满创见，但是两个时空的案例势必引起比较的困难（例如，产生于欧洲历史实践的“市民社会”一次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其他文化语境接受并使用，常常会引发争议）。
但是，我相信作者在写作之前就已经知晓这些困难，而任何一种研究方法有其缺陷。如果注重历史叙述，在案例的选择上谨慎前行，那么跨国、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无法进行，不能从他者见我，产生基于多样经验的理论解释；如果将跨文化、跨地域的比较代入，则需要作者一定的勇气和更丰富的积淀（语言的掌握、对不同文化、历史的掌握），处理失当就会面临风险。作者之所以仍然采取比较，也同样基于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发问意识。
对于在研究道路上的大家来说，我们依旧可以沿着作者的道路继续前进。统一的过程中是否真正受到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统一/均势之后的进程是否始终按照最初的路径行进？这些也许是进一步比较和探索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许田波.大一统对抗制衡[J].国际政治科学,2005(01)
[3]许田波,徐进.构建“中国学派”必须正视历史[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05)
[4]辛万翔,曾向红.“多国体系”中行为体的不同行为逻辑及其根源——兼与许田波商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03)
[5]徐进.两种逻辑与双重博弈——评《战争与国家形成:先秦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之比较》[J].国际政治科学,2006(04)
[6]赵鼎新.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评许田波《古代中国和近现代欧洲的战争及国家形成》[J].社会学研究,2006(05)
[7]张金翠,葛传红.中欧历史分岔发展的悲观理论——评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古代中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J].国际政治研究,2009,30(01)
[8]郭铭杰.超越中国中心与欧洲中心——评《先秦中国与前近代欧洲中战争与国家形成》[J].政治科学季评，2007（15）
编辑 | 赵炜恒
审校 | 李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