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6日，一代政治强人朴正熙被亲信情报部长金载圭暗杀，局势顿时波谲云诡，韩国进入戒严状态，国务总理崔圭夏代理总统职务，陆军保安司令官全斗焕被任命为联合调查总部部长调查朴正熙总统遇刺事件。朴正熙执政时期在韩国实施军人干政的威权政治，他的突遭刺杀使得军政府权威派群龙无首；韩国朝野上下支持维新和民主普选的声音愈发高涨，作为改革派的一员, 崔圭夏也在着力谋求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政治发展。当选总统后不久，崔圭夏即宣布废除第9号总统紧急措施，解除了对民主人士金大中的软禁，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同时表示将尽快修改“维新宪法”，进行政治改革，为建立民主政府打下基础。此时，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出现了史称“汉城之春”的民主发展态势。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在期待韩国是否会实现制度转型的民主之春。
但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有些人不愿改变。以深受朴正熙宠信的全斗焕、卢泰愚等人为代表的军政府威权派，凭借早年拉帮结伙成立的军队内部的私人组织“一心会”，打着联合调查之名不断掌握信息情报、迫害反对自己权威的民主人士，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为了牵制全斗焕，参谋总长兼戒严司令官郑昇和任命反对军人干政、拥护民主转型的张泰琓将军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以防肘腋之变。
于是，一场生死之战在秉持着对立信念的两股势力之间悄然展开。《首尔之春》影片主要呈现了全斗焕军事政变的行动过程，全斗焕的阴狠狡诈与张泰琓的大义凛然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许许多多观影者希望张泰琓成功阻挡全斗焕的邪恶政变以及对民主之春的摧残，但无论影片还是现实，都是斗焕军事政变成功并建立军人威权政治统治而告终，令人希冀的“汉城之春”也过早地凋零在“威权政治”寒冬之中。
那么什么是“威权政治”、“威权主义”呢，这样一种看来与“民主进步”相悖反的政治体制有何特征呢？小惑将立足《首尔之春》这部影片，简单介绍“威权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首尔之春》电影海报，展示的是影片中李泰臣勇敢地独自在幸州大桥上阻挡叛军进入首尔。
通常人们把人类的政治制度分为民主政体、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三种类型，权威主义是一种过渡性政体，既是是极权政治的延续，又是民主政治的发端。威权政治（或权威主义、威权主义；英文为authoritarianism；之所以称为威权政治是与极权主义相对应）最初由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提出用以指代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他将威权政体描述为“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没有一套提炼过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之外，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威权领袖个人（或有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上却是在完全可预测的范围内”；林兹的定义指出了威权政体的四个基本特征：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有特殊的威权心态、有限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领导人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中国学者燕继荣指出威权政治是指“相对集权的、在政治上实施强控制而经济上放任自由的国家所实施的政治统治”。归纳分类各种观点，目前中外学者对于威权主义概念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概念是简单地按照民主与非民主的标准区分，把各种非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形态都看作是威权政治，这些非民主政体包括古代、现代的君主、寡头和极权等各种形式的独裁政体；狭义的概念是狭义的概念虽也强调其非民主性，但赋予了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内涵，认为威权政治是近代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特定政治形态；上文提及的胡安·林兹对于威权主义的定义就属于狭义概念，并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
从政治实践角度分析，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 (一般是一党执政) 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可以划分为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的威权体制等各种次级类型。其中，军人官僚威权政体是最常见的次类别，朴正熙统治时期与全斗焕统治时期的韩国就属于军人官僚权威政体。
1979年“双十二”事变，成为了许多韩国民众的一生之痛。
总体而言，威权政治是与独裁主义、极权主义政体不同的非民主政体，兼具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的双重特征——“威权为体，民主为用”，是高度集权、对社会实行强控制，集传统性和现代性于一身的独特政治形态：
在政治权力配置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民主外衣下的高度集权”。一方面，在权力资源分配方面，执政党是政治资源的最大配置者，在政治领域拥有绝对统治权力，并且行使权力相对不受宪法和民意的约束和制衡；在政府组织内部，中央政府的权力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政治决策基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权威方式来实现；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国家（政府）的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力量超过社团力量，国家有足够的权威和资源向受治者规定义务，并在它认为必要时予以强制执行。另一方面，威权政治保留了议会、选举、代议制等民主政治的元素，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但也并非完全就是花瓶、摆设，即使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统治者也不能完全抛开议会等实行公开的暴力统治，威权政治要借助议会、选举等民主的制度设施来发挥作用；同时，威权政党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通常允许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社会中也有一些团体的出现并非来自政府的有意安排，其运作也不一定依附于政府；有些威权政府甚至以制度化的方式鼓励某些有限数量的团体参与政治，因此社会上有某种程度的竞争存在。在韩国第五共和国时期，全斗焕一方面实施了独裁专制，禁止主要政界人士组织政治活动，统一运动、学生运动、劳动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都受到《国家保安法》等法规的严厉取缔，并且还全方位控制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举措是以净化社会为名，设立“三清教育队”管教所，关押折磨4万多名反体制人士，还成立“舆论操纵班”以实现全面控制和监视各新闻机构。另一方面，韩国双十二政变后，尽管全斗焕已经完全掌握国家军权，但并未顺势夺取政权，而是通过统一主体国民会议举行总统选举，遵守民主程序、“名正言顺”当选总统；并且，全斗焕也通过颁布新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确立总统任期7年和不得连任的原则，并赋予国会国政调查权，相比于朴正熙统治时期无连任限制规定、取消国会国政监察权的维新宪法是很大进步。
《首尔之春》影片截图，对立双方角色首次交锋，一正一暗，对比鲜明。
在意识形态领域，威权政体并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其运作的依据；不过会有侧重务实主义的执政理念，政策制定通常具有明确的现代化导向，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社会正义或富国强兵的理念，这大都与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内部争斗发生等实际考虑有关。尽管在《首尔之春》中全斗焕所统领的“一心会”高呼“为了太阳，为了祖国而团结一心”，真实历史中“一心会”寓意会员要“一心为国家，一心为朋友”，特别强调会员之间的相互团结和江湖义气，但这些仅仅能算做政治口号而非系统完整的意识形态。
《首尔之春》影片中全光斗（原型全斗焕）煽动共谋者的话语，可以感受到他对权力具有近乎疯狂的勃勃野心。
在经济发展领域，威权政体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起飞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寄希望于经济上的成就来提高威望，巩固统治；所以威权政治下，不仅国家想方设法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比较多地干预经济，依靠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也给予了个人充分的经济自由。以全斗焕建立的第五共和国为例，当时韩国经济受到石油危机冲击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面临重化工业投资过度所引发的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全斗焕政府展开了以提高市场效能和稳定和稳定经济为目标的调整。全斗焕重用经济首席秘书官金在益等人才，对金在益说：“不用什么废话，在经济上，你就是总统！”；尽管全斗焕在施政演说中提出国家经济运行模式减少政府干预、逐步向“民间主导型”经济体制过渡的方针，但实际上，无论是执行第五个经济开发5年计划，还是重视科技发展并确立“技术立国”国策，由于威权政体未发生大的变化，许多倡导经济自由化法规根本不能兑现落实，因此政府控制一切的局面依然存在。在全斗焕执政时期，韩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持续高速发展，1987年，即全斗焕卸任总统前一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15位，因此全斗焕执政时期也被称为“檀君以来最大景气”。
威权政体具有过渡性。威权政治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一般出现在各国和地区现代化起步、社会状况激烈变动阶段；此阶段社会动荡，为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需要一种强大的掌控力量，而带有强烈的强权色彩的威权政治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在《首尔之春》影片中，以全斗焕为代表“一心会”在开展军事政变时，面临朝鲜外在的军事压力、也需要承受美国逼迫韩国开展民主化改革的施压，同时韩国社会内部各势力也暗流涌动，因此全斗焕领导的“一心会”便扮演了掌控韩国社会稳定的力量并在政变之后逐渐掌控国家权力。但是当现代化进程平稳后，社会基础的逐步稳定，社会状况的逐渐秩序化，需要的是一种相对温和的政治体制来充当社会发展、有序竞争的维护者、润滑剂和协调者的角色，此时威权政治显然难以再承担起这样的新的历史任务，被淘汰出局垮台或发生转型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由于威权政治在国家形式上保留了民主的政治框架，所以其有可能和平或在暴力较少的情况下转向民主政治。
《首尔之春》影片剧照，反派们的“庆功”合照，与坚守正义却在狱中倍受折磨的正面人物相比，不由得令人心痛—正义什么时候才能来临？
基于历史加以艺术加工的《首尔之春》影片自上映之日起一直稳居韩国票房榜首，引发众多观众共鸣。影片不仅展现了“大人物”的权谋对决、刀光剑影，也为那些大变局下蚍蜉撼树的“小人物”留有镜头；最终，一夜政变，窃国者诸侯，让世人见识了历史的偶然性——极度荒唐与毫无逻辑。尽管全斗焕叫嚣着“失败的话就是叛变，成功的话就是革命”并取得政变成功的结局，但民众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只会被压制而不会泯灭，正义的审判尽管会迟到但终究不会缺席，全斗焕本人因对抗民主时代发展潮流而被钉在了耻辱柱上（2021年11月23日，韩国政府决定不为前总统全斗焕举行国葬，这是韩国政府引进国葬制度以来首次不按国葬规格为前总统治丧），威权政治体制也会随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而一去不返。
1997年4月17日，韩国大法院以“军事叛乱”、“内乱”和“贪污受贿”罪判处前总统全斗焕无期徒刑，并追缴罚金2205亿韩元、前总统卢泰愚17年有期徒刑，并追缴罚金罚款2628亿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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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煜,陈正华.(2005).韩国威权政治发展中的教育及其启示. 现代大学教育(01),50-54.
编辑 | 苗根垠
排版 | 杨 琳
审核 | 胡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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