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文为大家介绍“回归国家学派”代表人物、著名革命理论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的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
斯考切波将之前流行于西方的革命理论总结概括为“聚合—心理学理论、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和政治—冲突理论”。聚合—心理学理论，顾名思义，就是用人们的心理动机去解释革命何以发生，这是非常流行的解释视角，像聚焦于法国大革命的《乌合之众》是此领域的代表作；系统/价值共识理论则强调社会系统的平衡性，这种平衡性一旦被打破，人们可能就会投身革命以重新建立一种平衡的社会秩序，系统论的模式将整个政治过程模式化，体现出具有鲜明的路径；政治—冲突理论则认为，在解释革命时，要集中关注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这种理论蕴含了一个关键假设，那就是该理论不承认国家的独立性，认为国家应当是价值中立工具。出于提出普世性理论的目的，上述三种理论都将革命发生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意志因素，特别是不满情绪的扩散、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价值失范、集团利益的出现等。同时，三种革命理论都将革命理解为具有明确的目标意识或者是由有意识的目标所引导的运动，并认为革命的过程和后果都可以从最初的目标和意图来理解。因此，三种理论都带有强烈的唯意志论和目的论的色彩。基于对上述三种革命理论的总结和质疑，斯考切波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即“在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换言之，革命的形成和未来方向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有着不断全新的变化。“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想对革命有着真实的理解，过度简化的理论存在着重大风险。
结构性视角
A
国家与支配阶级
B
国际关系
C
国家与被支配阶级
采用何种视角对革命进行解释才能避免上述革命理论中存在的目的论和唯意志论的问题？斯考切波指出，要研究革命必须要弄清旧制度下革命形势出现的原因，然后必须要研究国家中的各个阶级阶层等群体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对于这些群体行动的研究，斯考切波认为要采用一种结构性视角，即要集中关注以下三种关系：阶级关系、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关系，这三种关系构成了斯考切波结构性视角的实质内容。具体到书中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研究案例，这三种结构性关系具体包括：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的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专制政体下的国家政权和支配阶级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国际和世界历史背景下所处的地位。
斯考切波特别强调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这也被视为斯考切波理论的重大创新之处。在作者看来，国家在买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后，每个国家都深度卷入国际竞争，对本国的政治形势造成了重大的压力，深刻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成为诱发革命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因素，并且，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的国际竞争压力的巨大差异，也对国家的发展路径产生重要影响。这实际上也引导出了所谓潜在的国家自主性的问题。斯考切波是非常著名的国家中心主义学者，在她的革命理论框架中国家位于结构的中心。他强烈反对将国家仅仅看作是没有任何个人利益和意志表达的工具，这一点在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非常常见。像马克思主义和达尔的多元民主主义，都实际上把国家看作社会利益集团的意志表达的场所。马克思那里较少谈到国家自主性的问题，马克思把成熟的国家看作统治阶级维持统治的工具，因此也把所谓的国家自主性问题看作阶级关系发展不成熟的体现。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提出了诸如“工具主义国家”等说法，认为国家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来做出损害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行为，但就其本质而言，依旧是社会中心主义的理论脉络。至于达尔的多元民主主义，则是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来分析国家的定位，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国家若是具备了独立自主性，这是彻底的反民主，从合法性根源上便不能被接受。自从政治行为主义崛起以来，关于被研究对象的国家的地位便起起伏伏。斯考切波等学者也算是重新引领新的风潮。国家自主性，就是指作为“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反映社会社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这为后来的革命理论框架的搭建作了重要铺垫。
一、国家与支配阶级
正如列宁所言，对一场革命的爆发而言,仅有“下层阶级拒绝”照旧生活下去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上层阶级不能够”照旧生活下去。这也意味着，需要对于所谓的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要做细化的处理，才能更好地看清国家的本质。在斯考切波的理论中，国家与支配阶级的关系便成为改革和革命的重要影响机制。在这方面，法国、俄国和中国也有类似之处。这些国家的革命爆发前的社会条件也都有类似之处。
就法国和中国而言，在法国的旧制度和晚期帝制中国,相对繁盛的上层地主-商人阶级都在其中获得了与君主专制的行政机器对抗的集体政治优势。在18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一个日渐上升且团结紧密的上层业主阶级,其财富因君主制所支持的租金上涨和巧取豪夺而日渐膨胀,他们能够通过高等法院和其他与专制君主的行政机构相互缠绕的社团机构来表达政治抱负。在传统中国的晚期，由于士绅们在18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摧毁了中国南方原有的控制力严密的军政体制，尤其是太平军对于满清的军事武装的扫荡，加速了地方汉族地主阶级崛起,地方上由乡缘决定利益集团比如湘军集团实际上控制了帝国行政机构的不少部门,他们的势力越发壮大,其租息也得到了可靠的保证。而后,清朝改革派于1908-1910年设立的议会机构中获得了集体的代表权，尽管权力有限，但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内地行省的士绅集团。同样类似的是,法国和中国革命危机的出现都是因为帝国本身受到了外部更为发达的国家的异乎寻常的压力，而且还因为,那些压力导致了国内的专制君主与支配阶级之间的政治冲突。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尤其是战争失败(如七年战争和中日战争)所带来的屈辱,激发了帝国当局的改革意图，他们认为,改革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和协调国家的资源，尤其是晚期帝国中央集权日益衰落无法有效应对外来的危机。因此作者提出，如果中央当局成功地实现了理性的改革，上层地主-商人阶级就会在财富和权力方面受到威胁。像传统的法国，其征税系统弊端丛生，至于满清帝国，财权集中和改革无疑削弱了南方汉族实力派地主集团的利益，清末更为声势浩大的出于改善中央财政的铁路国有运动，则是不仅激怒了支配阶级也激怒了广大的底层民众。而且,并非偶然的是,法国的特权阶级和中国的士绅阶级,都被与更为现代的国家有关的议会制度和全国性权力所吸引;他们既希望维持自己的阶级利益，又希望能够同时进一步促进国民福利。
帝国旧制度的改革，反而促使旧帝国的支配阶级选择反对国家机器，尽管他们自身的特殊利益和安全严重依赖这些行政和军事体制。因此，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支配阶级的政治反抗行动是伴随着更为严峻国际压力和国内民众运动压力之下，迫使支配阶级也不得不站在帝国的对立面。在法国，农民运动的空前扩大迫使巴黎的革命者做出更为激进的革命措施，在中国，旧官僚因为严重恶化的国内外形势，选择了与满清帝国对立。因此，法国和中国支配阶级对专制君主改革的成功反对，顺带瓦解了旧制度的行政和军事力量，也就不可避免地打开了法国和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大门。
俄国的情况较为特殊，俄国的罗曼诺夫专制体系一直维持着高压，这也是俄国农奴制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但俄国面临着比法国和满清更为严重的外部战争压力，这直接导致了支配阶级背叛了沙皇。
二、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视角是斯考切波革命理论的重要理论角度，对于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论中，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压力成为了各国的革命的最重要导火索，国际竞争压力也成为了国家自主性的重要体现领域，因为帝国的国际竞争或者霸权争夺往往是国家机器和支配阶级的决裂的直接原因，这构成了斯考切波革命理论的重要机制。因此，系统的认知不同国家的革命进程，就必然正确理解革命爆发前夕国家所处的国际形势。因此接下来关于国际形势的叙述，其叙述的核心目的在于论证国家机器和支配阶级如何决裂并相互敌对。
首先是法国，法国大革命开启的政治革命历程的国际背景也颇具代表性。因为作者充分对比了法国和英国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差异。英国本身孤悬于欧洲大陆，自然直接从地理位置上远离欧洲大陆争霸战争，获得了对战争的主动选择权，但法国显然与之相反。18世纪以来，法国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英国七年战争这两次对外战争中遭遇惨败，资源几乎耗尽。惨败的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法国的地理位置所限。法国处于水陆两栖的地理位置，这就决定了法国不可能像英国和奥地利那样，将所有的资源投向海上或陆上的其中一个方向。因此，法国必须在海上和陆上两个方向做准备，只有当法国可以抵抗陆上发生的战争的同时，而将其资源集中在海上战争时，法国才有可能打败英国而赢得战争的胜利。这种双线作战让法国备受打击和互相掣肘。第二个原因更为关键，而且也是后续革命爆发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二是法国的财政资源匮乏所限。一方面，法国的人均国民财富低于英国。从国家的整个产业结构来看，法国的农业相对落后于英国，工业和商业也落后于英国。另一方面，法国的税收体制存在着弊端，导致财政资源匮乏。“部分是因为税收体制被难以计数的特权精英的免税和减税弄得漏洞百出——这些特权精英包括官员、包税人、贸易和工业集团以及教士和贵族”。法国君主发现难以获得足够的财政资源来维持自身所面对的战争，但是法国君主并没有放弃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对外扩张的抱负，而是以向私人金融家借高利贷的方式筹集资金，然而这并没有缓解财政资源匮乏的困境。后续的税后改革本质上是为了增加税收，这同时激怒了普通民众和大量身居政府职务的特权阶层，以各地的高等法院代表的利益集团成功领导了这一场支配阶级对王室政府的反叛。法国国王显然低估了这场潜在的革命，当然客观来说，很多支配阶级对于革命的爆发显然也缺乏清晰认知，促使革命的扩大化还离不开广大民众参与的农民革命，这在之后会介绍。
晚清和法国都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危机，战争都空前刺激着财政支出的猛烈增长，但是从混乱和失败的税后体系和落后的国民经济的角度来看，法国和清帝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斯考切波认为，晚清帝制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世界”，一是以地方性市场网络为中心而相互牵连的村庄组成的农业经济和社会；二是从科举体系选拔出的帝国行政体系官员。这两个世界保持着有限的互相渗透的关系。晚清保持着低效率财富贡献的农业经济，晚清的行政税收体制也被地方官员和相关包税人所垄断和侵蚀，这套低效的税收体系在应对晚清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时候，变得力不从心，地方支配阶级的权力膨胀，也使得任何加强中央税收的改革措施都会触怒地方支配阶级，国家机器本身被彻底孤立。而且沉重的税负负担也和法国一样，不平等的施加在农民身上，为国内的大规模农民革命埋下了伏笔。
三、国家与农民关系
考虑到当时国家的具体国情，农民毫不例外构成了国家被支配阶级的绝对主体。而在斯考切波看来，一场真正成功的革命能够发生的关键原因在于大规模的农民革命的推动。似乎可以下一个武断的结论，没有全社会规模的农民革命的爆发，革命将无法发生。按照斯考切波的观点，革命是国家结构功能削弱、精英与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大众起义三个因素互相结合，共同作用的产物。
农民以一种大众参与的政权组织形式加入到农民起义中，目的在于“保卫国家税收或市场价格正从他们手中拿走的资源”，农民通过对地主阶级的反抗，破坏了农村的阶级结构，摧毁了旧制度得以维系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农民之所能够采取造反这种方式来反对自身所遭受的不满，而不是默默忍受，农民必须具有某种内在的力量，即能够组织起来反对剥削者的组织能力。这种扎根于农村基层的组织机制便成为衡量农民动员能力和决定后续革命进程发展走向的重要因素。就法国大革命来说，如果没有发生农民反对缴纳捐税的活动并且发起暴力攻击，也就不会有全面改革的会议的召开，也就不会给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而“改革也许就不会发展到超出宪制改革的范围”。法国1789年农民起义的爆发，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法国所特有的农村社会结构。法国的农民普遍是自耕农，但法国农民事实上不平等的承担着国家大部分税后负担。
当然，促使农民革命更大规模的爆发，还在于农村普遍存在的能够团结民众的组织资源，也就是村社。村社的组织存在与运作非常关键，这甚至成为了斯考切波革命理论重要的理论起点之一。农民村社的存在虽然限制了农民个人财产的使用，但是并不会对农民的所有权造成侵害，村社的传统习俗是把所有的农民联合起来一致反对那些企图侵害他们的所有权的外人。因此，村社的传统习俗和村社农民共同的利益使得他们团结起来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反对各种税收和租金以及外来的领主企图占领他们的土地的企图。与法国相似的是，帝制俄国也存在着农民村社，农民村社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且能够为农民起义提供组织基础。在俄国陷入战争困境之时，农民能够通过农民村社这一纽带迅速团结起来，反抗地主以摆脱经济困苦的状况。军队的瓦解和农民造反运动交织在一起，使得政府没有可靠的军事力量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农民的反抗愈加激烈，使得农民革命获得成功。对于中国而言，按照作者观点，直到在农村建立起普遍的根据地，农民的自组织力量得到充分释放。不过对于村民组织力度的考察，斯考切波刻意的在进行历史比较的时候，趋同的学术归纳实际上掩盖了真实的历史，斯考切波非常强调支配阶级在农村的具体统治形式，以体现农民的自治能力，而中国的农民的自组织程度实际上跟法国和俄国差别巨大，原因在于中国的自耕农实际上也并不是农民的主体，流民的激增，带来的是管理制度的失效。
编辑 | 赵金龙
审核 | 陈璐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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