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显微镜下的大明》是马伯庸创作的历史类纪实文学，作者从明代档案文书中挖掘出六个基层社会事件，描绘出明代中晚期的基层政治生态。通过《显微镜下的大明》我们能一窥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模式与难题。
2023年2月改编自本书《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一章的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播出。
一、“算清账”到底有多重要
《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徽州丝绢案”发生在明隆庆、万历年间的南直隶徽州府。故事起自“人丁丝绢税”这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徽州府歙县人帅嘉谟偶然发现这项歙县已经单独交了两百多年的税本应由徽州府六县共同承担，随后他便上书当地官员请求更改这项不合理的政策，但此事引发了其他五县以及乡绅们的共同抵制，事情越闹越大，“算账”问题最终造成了全徽州乃至南直隶各级官府、乡绅、百姓的混乱。从中央到地方、从内阁首辅到普通百姓，诸多利益集团围绕每年6145两的“人丁丝绢税”展开了将近十年的博弈。
故事的焦点在于“人丁丝绢税”到底应由谁来承担。我们可以把这类基于户籍和土地所有情况收取赋税并摊派徭役的问题称为中国古代基层治理中的“算账”问题。而“算清账”就是指中央政权能够清晰地掌握地方各级的户籍和土地所有情况，并能在此基础上有效管理基层财政、收取赋税、摊派徭役。“算清账”要求中央政权能够排除来自地方各级的干扰因素，通过账目数字获取基层最真实的情况从而有效支配社会资源。
剧版《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由张若昀饰演的“算疯子”帅家默绝对想不到自己无意中揭露出的“算账”问题最终会搅动整个大明官场。
黄仁宇曾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的“早熟国家”，自秦代建立起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历代王朝都面临艰巨的治理问题——面对如此广袤的疆土和异常复杂的地域差异，如何在地方开展有效治理？为此历代王朝大体上都建立起一套垂直的官僚体制，依靠职业化的官僚队伍对庞大的国家进行治理。
但在前现代，如何通过这套官僚体制实施有效的治理并不容易。一方面，国家政权的维系和官僚体制的运转需要源源不断的财税支撑，这就需要确保中央政权能够有效管理基层财政；但皇室和官僚体制本身存在着的膨胀和腐化倾向又导致开支用度常常有增无减；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兼并现象越来越严重，不交纳、少交纳赋税的宗室、士绅、地主等利益集团不断侵蚀着国家的税源。到了王朝中后期，纳税人口被大量隐匿，中央政权对地方户籍和土地所有情况越发难以掌握，能够收到的税也越来越少，如《明史·食货志一》记载“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基层户籍和土地的这本“账”算不清了，意味着中央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基础受到削弱，长此以往中央政权所能支配的社会资源便会越来越少。
“算账”问题实际上干系着政权最为根本的财政问题，“算得清账”的政权，其对基层的控制力就强，能够获取的社会资源就多；而“算不清账”也就意味着中央政权不能准确掌握地方实际情况，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也在减弱，这便是王朝走向衰亡的表现。小小的账册与王朝盛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算清账”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二、 黄册与鱼鳞图册—大明“算账神器”
既然“算清账”很重要，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几乎都尽最大努力获取地方真实的户籍和土地情况。在“徽州丝绢案”中，各方都提出通过查阅“黄册”的方法来确定确定“人丁丝绢”的缴纳主体。所谓黄册，也叫赋役黄册，是明代国家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口版籍，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能够反映每户人家所缴纳的赋税和所服的徭役情况。与黄册共同发挥作用的是“鱼鳞图册”，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册，能够直观地反映土地所有情况，方便官府对于田赋的征收。
明代通过黄册和鱼鳞图册确立起对地方人口和土地资源的控制，王朝的命运就系于这些账册中。
通过黄册和鱼鳞图册这对“算账神器”组合，国家政权能够较为清楚地开展“算账”工作。《显微镜下的大明》中《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一章就介绍了明代黄册制度的历史。只有“算清”地方户籍、土地的账目，才能够收取足够的赋税并摊派徭役，支撑帝国体制的运转，才能够在地方因地制宜地推行政策，开展治理。可以说在立国之初黄册与鱼鳞图册大大便利了大明中央政权对于基层资源的控制。
今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的黄册库房，这里提供了理解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一把钥匙。
三、“算清账”到底有多难
“徽州丝绢案”中的“算账”问题从细微处揭露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难题，即中央政权如何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保持对广阔基层的掌控，尤其是如何对基层财政进行有效管理。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模式，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中央集权下的“半自治”，官僚体系的建制到县一级便基本告终，行政权力并不深入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县以下的“乡土中国”是由士绅阶层、豪强地主与宗族势力等共同实行治理，即所谓的“皇权不下县”。
秦晖将“皇权不下县”下的治理模式归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这一治理模式节约了中央政权的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也适应了封建社会治理手段和技术较为落后的客观情况；同时，这一治理模式使得士绅阶层成为基层主要的治理主体，维护了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的利益和权威。
但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中央政权对基层财政的管理困难。在“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下，中央政权实际上将对基层户籍、土地的管理权下放给了地方士绅、豪强以及基层官吏。明面上，士绅集团与地方官僚、胥吏一起执行中央政权的政策，但实际上他们希望在保持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不断扩充田产、人众与财力，因此士绅集团常与地方官吏勾结，兼并土地、隐匿人口，同时想方设法逃避赋役，而他们在黄册、鱼鳞图册等账目上动手脚乃是再常见不过的手段。随着时间推移，地方上的账越做越假，越来越糊涂，中央政权逐渐丧失对于基层财政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若还想“算清账”，就得清查基层真实的户籍、土地所有情况，而这不仅会付出极高的成本，也会从根本上损害士绅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作为统治阶级的士绅官僚又怎会让账目“算得清”呢？
剧版《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由吴刚饰演的金安府乡绅范渊在地方组织起庞大的人情网络，大肆吞占百姓田产，侵蚀朝廷税源，而当“人丁丝绢”案发，他又以“兹事体大，应该徐图缓之”来阻挠田地的重新丈量。正是千千万万个范渊，掘出了大明朝的坟墓。
回到我们的故事，在“徽州丝绢案”中“算清账”之难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人丁丝绢”问题经过多年的博弈最终以一个妥协折中的方案解决，但徽州府户籍和土地的“账”由于士绅官僚利益集团从中作梗仍旧难以算清。窥一斑而知全豹，到了明代中晚期，地方的账目已然十分混乱，即便中央有心去解决“算不清账”的问题（如张居正改革中的“一条鞭法”），但大明朝的弊病早已积重难返。在各级利益集团的侵蚀下，基层的账是彻底“算不清”了，中央政权所能直接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国家权力逐渐萎缩，大明朝在风雨飘摇中一步步走向1644。
电影《大明劫》中督师孙传庭诛杀侵占军田、雇人冒充军户抵税的乡绅顾清远、卫指挥使任琦等人，大骂其为“害国之贼”；实际上到崇祯年间，明代的基层治理已然陷于崩溃，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终灭亡了大明朝。
到了清代，围绕地方基层财政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仍在继续。雍正时期曾推行过所谓“火耗归公”政策，将从前地方官吏加派的种种附加税合法化，并以此用于官府日常开支和各级官员的“养廉银”，试图在打击地方官员肆意摊派税款行为的同时整顿吏治。“火耗归公”政策在集中赋税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执行过程中仍无法打破基层根深蒂固的“非正式经费体系”，尽管没有了“火耗”，基层官僚仍能通过巧立名目变相征税；地主、士绅等官僚体系之外的力量也没有停止破坏中央政权的财政基础。在“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算账”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央。
四、结语
“算清账”到底有多重要？《显微镜下的大明》告诉了我们答案。“算清账”意味着中央政权能够清晰地掌握地方实际情况，牢牢控制基层的人口、土地等资源，从而为政权的运转获取充足的财政支撑。但想要“算清账”非常困难，因为在“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下，地方上的士绅官僚阶层出于自身利益会与中央政权争夺基层的人口和土地资源，破坏户籍和土地账目的真实性，干扰“算账”工作，此时中央政权若想“把账算清”，就必须在付出极高的治理成本的同时排除士绅官僚利益集团的干扰。而在古代治理体制、治理手段和治理技术都较为落后的条件下，这实际是难以做到的，更不必说士绅官僚阶层本身就是国家的统治集团，任何有损于他们根本利益的政策都无法长期执行。当“账”彻底算不清时，中央政权赖以运转的财政基础便告崩溃，王朝走向末路。
也正因此，两千余年来虽常有改朝易代，但唐宋元明的王朝盛衰，都逃不过相似的命运。直到近现代，新的生产力条件才赋予新的政治组织体系以前所未有的强大控制力，国家政权的力量得以深入基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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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戴东亮
审核 | 康方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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