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吉生
黎吉生，英文Hugh Edward Richardson，1905年~2000（生卒年），他是一位著名的外交官和藏学家。他在藏学研究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对吐蕃历史的研究，尤其重视吐蕃金石碑铭的研究，被誉为“现代藏学之父”。
1905年12月12日，黎吉生出生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他的父亲Hugh Richardson上校是军医兼大学讲师，祖父则是印度的公务员。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黎吉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在圣安德鲁斯的萨尔瓦托学校（Salvators school）和格伦阿尔蒙德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接受教育。之后，他进入牛津大学的基布尔学院深造，主修古典文学。
完成学业后，黎吉生在苏格兰的格伦阿尔蒙德母校任教。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追随祖父的脚步，于1930年加入印度公务员的队伍。 在那里，他开始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并逐渐将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了藏学。
1932年~1934年，黎吉生担任孟加拉邦的分区官员。在这片多元文化的土地上，他开始对西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西藏，他开始跟随一名藏族仆人学习藏文，这也为他日后在西藏的研究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黎吉生利用休假时间，穿越锡金，深入西藏，最远抵达了帕里。这次与西藏的第一次接触，不仅让他领略了这片土地的壮丽风光，更让他对西藏人民产生了浓厚的感情。这次旅行也成为他对西藏“终身承诺”的开始。
1934年，黎吉生被任命为俾路支省（巴基斯坦）洛拉莱的副专员，在巴兹尔·古尔德（Basil Gould）手下任职。古尔德对黎吉生的才华和西藏的热情印象深刻。当古尔德于1935年担任锡金、不丹和西藏的专员时，他毫不犹豫地帮助黎吉生在西藏谋得了一个职位。
1936年7月，黎吉生被任命为驻江孜商务代办，并受邀成为前往拉萨的英属印度代表使团的成员。
▲第9世日喀则活佛。
同年8月，英属印度代表使团抵达拉萨。这个由8人组成的代表使团由巴兹尔·古尔德领导，成员包括弗莱德里克·斯宾塞·弗里曼（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和埃文·内皮恩（Evan Nepean）等。黎吉生在代表使团中的负责与原西藏噶厦政府官员建立联系，并与古尔德紧密合作，共同制定英属印度与西藏的政策。
▲擦绒·达桑占堆。
在《拉萨一年中的庆典》（Ceremonies of the Lhasa Year）一书中，黎吉生详细描述了他的观察：“当客人被西藏政府官员接见时，他们总是热切地希望客人能参与到仪式中来。他们为客人安排了一个视野良好但距离适中的座位……”。
当黎吉生不忙于公务时，他总有时间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对鸟类学、植物学和园艺都怀有极大的热情，同时还是一位热心的摄影师。此外，黎吉生还是高尔夫的爱好者，他甚至将高尔夫运动引入到西藏，尽管他注意到在稀薄的空气中，高尔夫球往往“飞得太远”。
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黎吉生并没有留在西藏。然而，在他于1939年离开之前，他亲眼见证了拉萨活佛转世灵童抵达拉萨的场景，并拍摄了很多记录这一历史时刻的照片。随后，黎吉生被派往印度，并在那里担任了多个职务。
▲1943年1月11日，中英两国代表在重庆签署《中英新约》现场，并取消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前排左起：顾维钧、薛穆、宋子文、黎吉生、吴国桢。
然而，黎吉生的一些行动对西藏的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3年，黎吉生和驻锡金政务官协助原噶厦政府在拉萨开办英文学校。
1944年，黎吉生获得了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
1946年，黎吉生重新返回拉萨，继续担任驻拉萨商务代办。此外，有迹象显示，他可能与根敦群培受难事件有直接的关联。
1947年，随着印度独立，黎吉生继续担任印度政府驻拉萨的代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是最后一位印度政府代表驻守拉萨的英国人。
▲选自柳升祺藏学文集，汉文卷，上册。
同年，黎吉生获得了印度帝国勋章（CIE）。在拉萨期间，黎吉生被认为是热振活佛遇害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并对“热振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热振活佛。
1949年，黎吉生在拉萨精心策划了驱汉事件。
▲驻拉萨代办人员。
1950年，随着局势的日益紧张，黎吉生派遣情报员罗伯特·韦伯斯特·福特（Robert Webster Ford）前往昌都执行重要人物。福特携带收发报机、汽油等物资，在昌都建立了电台，并开始收集军事情报。当时昌都总管是拉鲁·次旺多吉（龙厦·多吉次杰的儿子）。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福特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对爱国的第5世格达活佛下了毒手。
▲英国收发电台。
▲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了罗伯特·福特。
同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西藏的前几个月，黎吉生才离开了拉萨。随后，他前往马来西亚，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1950年，黎吉生陪同一个代表团参加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并提出自己的个人主张。据当时媒体报道，黎吉生的主张与英国和印度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立场存在明显的分歧，这引起了两国代表团的不满。
1951年，黎吉生退休并返回了英国的圣安德鲁斯，之后，他与Huldah Rennie结婚，并继续作为皇家和古老高尔夫俱乐部最资深的成员之一。
然而，黎吉生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在退休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职业——成为一名藏学研究者。他对西藏文化和历史的深厚了解，使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并被誉为“现代藏学之父”。
黎吉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出版了多本著作和文章，其中，他与David Snellgrove合著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1986·西藏文化史)、《Ceremonies of the Lhasa Year》(1993·西藏一年中的庆典)，以及和迈克·阿里斯编辑的论文集《High Peaks Pure Earth》（1998·高原净土）。
▲黎吉生与昂山素季，摄于1979年。
黎吉生的学术风格以严谨、客观著称。他很少透露自己的个人想法和感受。他认为，自我揭露并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更愿意用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呈现。
黎吉生是一位掌握多种语言的语言学家，他的语言才能令人叹为观止。他的孟加拉语流利到足以与泰戈尔进行深入的交谈。他的藏语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被西藏人赞誉为“无可挑剔的拉萨藏语，带有轻微的牛津口音”。
▲黎吉生与索康。
除了个人的学术成就外，黎吉生还积极参与了西藏研究的机构建设。他与戴维·斯内尔格罗夫（David Snellgrove）共同担任了英国特灵的西藏研究所的创始人兼受托人。之后，他积极投身于教育行业，并在几所大学担任教职，讲授西藏历史和语言。其中，他的知名学生包括迈克·阿里斯和昂山素季夫妇。
▲迈克·阿里斯与妻子昂山素季，合作编辑了黎吉生的论文集。
1985年，黎吉生获得了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这一荣誉不仅代表了他对藏学研究的贡献，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此外，他还分别成为英国科学院（1986年）和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1981年）的荣誉博士，这些荣誉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后来，黎吉生对英国政府对待西藏的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写道：“……英国政府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与西藏有条约关系的政府，然而，他们却将西藏抛入深渊。从那时起，英国政府不断冷落西藏人”。
黎吉生不仅因为英国政府的不支持而“深感羞愧”（profoundly ashamed），更因为他们对待藏传佛教的态度而深感愧疚。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黎吉生著述的《西藏简史》，由李有义翻译。
1999年，黎吉生因在藏学领域的贡献和造诣，获得了奖章。
2000年12月3日，黎吉生因病在圣安德鲁斯去世，享年94岁。他的去世不仅在英国，也在西藏引起了广泛的哀悼。在苏格兰为黎吉生举行了追悼会，而在拉萨的大昭寺，以藏族方式为他点燃了酥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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