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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的最后一天，我从北京搭飞机去往云南昆明，飞机上，一位小女孩独自走来坐在了我旁边。
闲聊中得知，她在北京的一所中学读书，不久前，她和全班同学一起前往洛阳、开封、郑州等城市游学。这是一所推行“人格教育”理念的学校，开设了100多门选修课程，包括合唱、油画、舞蹈、电影设计与制作、模拟联合国等特色潜能课程。
与她的生活环境极为不同，我此行的目的地云南红河的山里，有的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包揽语数外所有课程，很多孩子从来没有学过美术、音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家乡的县城，听完这些她感到十分惊讶。
这是一条巨大的教育鸿沟，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而我跨越近3000公里要去拜访的人是一位95后，留学美国的硕士呼义宗。2023年4月，他从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毕业后，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选择一线城市的高薪工作，而是一头扎进了云南的深山里。
2020年，呼义宗本科毕业，因为疫情，出国求学很困难，他决定先去中国最偏僻的乡村支教一年。报名后，呼义宗被分到了云南省红河县俄垤小学。这里地处哀牢山脉，从昆明开车过去要5个小时，沿着盘山公路一路爬升，一眼望去没有一块平地。祖祖辈辈的农民为了生存，靠人力开垦出了万亩梯田，种上水稻、玉米。只是如今，这些已不足以维持生活。于是，当地的年轻人不愿留下，外面的年轻人不愿进来。![]()
● 教室
呼义宗教五年级，这是一个多数当地老师都不愿意带的班级。因为招不到全职老师，这个班从二年级开始便在不同的支教老师手中轮换，每位支教老师只在这里一年，所以学生每年都要去适应新老师新风格。而这一年，这个班级由呼义宗和学校的教务主任接手。教务主任事务繁杂，只能腾出精力教语文课，而呼义宗这个新手老师，要教其他所有课程：数学、英语，偶尔还要带科学、音乐、道德与法治。呼义宗从没想到，当一个小学老师也会如此之累。因为离家远，学校有几乎一半的孩子住校，钱存放在老师那里。每天早上6点半，孩子们已经陆续来敲门取钱买早餐，晚上看晚自习、改作业、张罗孩子们入睡，忙完这一切，已经11点。这是一个乡村老师的常态。其实，这所学校还算条件好的，更有甚者，一个学校四个年级，十几个学生，只有一位老师。分年级上完所有主课、安顿好一切可能已是深夜，可这位老师还要跟着网上的视频学拉二胡、学画小白兔，只为完成第二天的音乐、美术课。没错，在城市里，“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是一句调侃，在这里却是骨感的现实。当城市里的孩子在博物馆看着文物珍品出神、在美术馆欣赏梵高、齐白石等名家的画作时，这片土地上的孩子能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艺术”，是他们的老师连夜学来的简笔画小白兔。“虽然天赋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均匀分布的，但机会并不是。”呼义宗想到。一年很快过去，离开前的那晚，他一张张翻看着给孩子们拍的照片，仔细地整理着他们过往的作业，回想着一年来的种种，孩子们纯真的笑，亲切喊他“阿弟”还总是给他带特产的家长，呼义宗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2023年4月，呼义宗从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毕业，带着更系统的社会工作知识，呼义宗准备回到云南的乡村。
他发现，在他离开的短短两年，国内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关注到了支教的议题，并提出了可持续的解决方案。2021年，腾讯成立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试图用科技与创新能力，聚焦民生与发展相关社会议题，教育普惠成为了他们的重要议题之一。
腾讯数字支教实验室员工严霁玥是家有两个男孩的海淀妈妈，也是纽约大学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她身边围绕的多是学霸同事：各地高考状元、奥赛金牌、高考作文满分……
可当走进乡村，她才发现，他们从来都是极少数人，那些衡水中学、毛坦厂等超级中学里的佼佼者们同样是少数。中国真正的大多数分布在乡村，在这里95%都是留守儿童，由留守老人带着，在师资力量并不充裕的乡村小学读书。正如呼义宗所见过的那样。
根据教育部官网，截止2020年，我国有157979所小学，其中86085所是乡村小学。除了学校之外，还额外有90295所乡村教学点（常见于不成建制、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有的教学点只有一两位教师和几名学生）。
在互联网上，我们常常看到放下自己的生活，带着一腔大爱到乡村去支教的“孤勇者”。可根据统计，中国实际每年参与支教的人不到1万人。
但其实，中国有能力参与支教的人群，以大学生和企业职工来计算，约1.5亿人。妨碍企业职工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里，时间冲突（占82%）和服务地点不合适（占59%）位居前列。
严霁玥所在的腾讯数字支教实验室希望助力改变这一现状。他们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优质资源，搭建了企鹅支教系统，与北师大的专业教研团队一起，研发了科技、音乐、美术、书法、普通话与表达等一系列课程，联合在地公益机构，招募线上支教老师，以双师课堂的方式，让更多乡村孩子远程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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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霁玥通过企鹅支教给村子里的孩子们上课
事情刚起步试点时，需要高度配合的志愿者一起与团队打磨产品，严霁玥他们小心翼翼地在腾讯内部招募志愿者，来了15个人。从这15个种子志愿者每周投入8到10个小时“为爱发电”开始，企鹅支教发展到现在，线上注册志愿者6万余名。
徐瑞涛是腾讯人力资源部门的员工，一路从北方农村走到深圳。看到招募信息，便报名为乡村的孩子上职业启蒙课。同样是腾讯员工的曾思洁也报了名，给孩子讲授《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让严霁玥没想到的是，他们所做的事，在外部也收到了超乎想象的热情。
一位银川的二本院校老师小心翼翼地发消息：我们学校能不能参与？我们想为学生争取一个机会。当收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位老师优中选优，打包发来了253位学生的简历资料和试讲视频。
不同领域的社会人士也加入进来，北京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院的老师张晓鹏便是其中之一，曾经北京的学校想请她去上课她没时间，当看到可以远程给乡村的孩子上美术课，她主动报了名：“对我来说，远程支教好过在地支教，因为不需要忍受离别，对我和孩子们都是如此。”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呼义宗离开国内短短2年，社会中原本就流动着的善意凝聚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不需要做出巨大牺牲的一个个普通人，通过平台的连接，把知识和陪伴输送到屏幕另一端一个个遥远的乡村。
但再好的系统，再好的课程，也要有人走进乡村，身体力行地送进各个学校，和校长沟通，和老师沟通，安好设备，教会操作，接通屏幕。这是缩短教育差距的最后一公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公里。2023年4月，呼义宗从美国毕业回国，仅仅在新疆乌鲁木齐老家呆了一个星期，便迫不及待地赶回云南红河，他要把企鹅支教在红河全县乡村小学推广，让孩子们透过一根网线看到外面的广阔世界。呼义宗对我说，在云南乡村做“地推”多有不易，村子与村子、镇子与镇子之间，地图上看起来那么近的距离，实地开车要面对诸多复杂和崎岖。但更难的，其实是赢得信任，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他独立工作之后拜访的第一位校长，一见面，就对他带来的远程支教课程发出了一串“夺命连环问”：你们的课程规不规范，是否有相关背书？你们在其他乡镇做有什么成果，学生真实受益了吗？此后的许多校长更是会直截了当地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这个课程，收费吗？第二，如果不收费，你有什么目的？更何况，呼义宗这个外地人，嘴里还讲着线上教育这样的新鲜概念，谁知道是不是骗子呢？后来呼义宗才了解到，有人曾来此推广过线上课程，结果不了了之；也有人打着公益的旗号来卖书卖课。久而久之，校长们便都变得谨慎起来。呼义宗并没有就此放弃，这个27岁的年轻人开始一遍一遍地往各个学校跑，讲述自己的公益身份，倾听学校的各种需求，然后竭尽所能地帮忙解决。红河地处山区，学校分散，常常要开4个小时的车才能抵达，和校长聊上30分钟，又马上奔赴下一所学校。有时遇到山体滑坡还会被堵在路上，他实在赶不回去就睡在车里。一次次的当面交流，一桩桩大事小情地排忧解困，横亘在呼义宗和校长们之间的那座冰墙开始融化，远程课程开始在一所所学校落地，呼义宗还是常往学校跑，一遍遍教老师使用，他所在的公益机构也从线上招募支教老师进行培训。对学生的教学成果，他也会及时反馈给各位校长，让他们看到孩子们可喜的变化。一开始，设备也常常出问题。马军是青海大学的学生，也是其中的一名线上支教老师。当他第一次满怀高涨的热情打开电脑屏幕的时候，看见的不是孩子稚嫩的笑脸，而是漆黑画面上自己的脸。原来，教室里一体机的摄像头坏了。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他每天都在对着漆黑的屏幕讲课，他总是忍不住想：“我讲的东西他们（孩子们）都听进去了吗？”终于有一天，在有影像闪过的瞬间片段里，他似乎看到了一个摄像头，原来那是教室用来投影的设备。他灵机一动：可以把投影的摄像头对准同学们啊。经过在地老师努力地调试，画面上终于露出了讲台的一角。不多时，一个羞涩的小女孩走了进来，充满好奇地看着摄像头，以及摄像头这边的马军！彼此眼神连通的一刻，他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有时，设备连通了，人的内心却无法真正相通。陈静是一个曾在三所高等学府求学的“海归”，站上讲台面对过形形色色的学生，后来结婚生子，做了全职妈妈。但当通过远程支教给孩子们上《信息科技课》时，陈静却犯了难。她发现孩子们连26个大写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情急之下盲目点击导致了电脑故障，她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教学方法。一次，他问甘肃的一个孩子：“平时你家饺子是包什么馅的？”孩子站起来一分钟一句话也答不出来。陈静感到困惑，后来和在地老师沟通，才知道孩子们平时胆子很小，很少主动回答问题。她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认识英文字母，而在孩子们的心理。恰巧此时，企鹅支教平台邀请陈静试课《健康与幸福》。在这门全新的课上，陈静带着孩子们，在信里写对爸妈的思念和感谢，在日记里写自己的烦心事，用画画的方式画出自己的伤心、愤怒以及人生的幸福瞬间。看着那些作业，陈静知道，孩子们正在打开自己的内心，找回潜藏已久的力量。画家张晓鹏老师的课也不是一直顺利，在远程课里，她看不到孩子们画成啥样，也不能手把手指导，而且孩子们没有专业的画画工具，只有黑色的铅笔。可几次课下来，她意识到这些都不是问题。她说：“我当然可以找我那些‘富婆’朋友们，我一讲故事她们就哭，肯定愿意捐，但我们不需要。孩子们只有黑色的铅笔，我就陪着他们用黑色的铅笔画，一样可以画出梵高的星空、弗里达的静物。城市的孩子能画声光电，我们村里的孩子在土里画，画出的东西一样很牛，因为画是生活，是想象力。起码在我这里，这些孩子的教育资源平等了。”互联网领域有一个经典的做事法则：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无到有时，不可避免是粗糙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人都在坚守着、奔跑着。2023年9月，为了方便下乡，呼义宗买了辆新车，短短10个月的时间，他在红河崎岖的山路上跑出了3万多公里，足够往返他的家乡新疆乌鲁木齐4趟。全县120多所乡村小学，他跑了103所，有80所已经陆续接通远程支教课程。腾讯数字支教实验室的严霁玥原本的工作都在北京高大上的写字楼里，可自从开始忙这个项目，2023年一年，她出差了105天，飞行里程92354公里，下乡行驶里程31000公里。她的同事乔良回忆起他们坐面包车进山调研，在封山的大雪中前行，车辆打滑，一群人推着车到乡村小学，大雪白了头。第二次坐上那辆面包车已经是学期结束，在豆大的雨点中疾驰，然后抛锚，右前轮悬停在绝壁间。在这样的奔跑中，短短3年，企鹅支教覆盖了全国3000多所乡村小学，累积支教超过10万课时。这是没有人曾达到的规模，这件事情中的每个人都以120分的热情投入，但无关商业。![]()
2024年8月，每年一度的企鹅支教志愿者大会在云南剑川举行，企鹅支教、公益机构、在地老师、支教老师代表到场参加。他们给今年的这场大会，取名“魔法师大会”。这个看起来有些“中二”的名字来自于孩子，在企鹅支教覆盖的学校里，有人问小朋友“第一次看到老师在电视里上课是什么感觉”？小朋友说：“好厉害，老师好像会魔法。”的确，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屏幕里的老师就像来自不同世界的“魔法师”，老师隔着屏幕带来那样新奇有趣的知识。在这一个个“魔法”里，孩子们的心灵被打开，外面那个广袤的世界也在孩子们眼前渐次展现。支教老师、腾讯人力资源部门员工徐瑞涛是到场交流的其中一个“魔法师”，他说自己小时候常常做梦，做的第一个梦就是走出乡村，过更好的生活，通过求学和工作，他梦想成真。他希望孩子们也能大胆做梦，于是他选择把梦放给孩子们看。在课堂上，他给孩子们放过清华大学的宣传片《破壁少年》，放过讲述腾讯程序员一天生活的短片。他还让孩子们把理想的职业画下来，并借助AI重新生成孩子们的画，孩子们感叹：好神奇啊，像魔法一样！● 孩子们正在上课
海外归来的全职妈妈陈静已经在线上做了五年的支教志愿者，起初，她母亲总是担心地念叨：你读了那么多年书，登上过那么多讲台，现在就坐在电脑前面，教教小朋友，你甘心吗？当时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但站在这方魔法师的讲台上时，她说：“这块小小的屏幕，同样是一座发光的讲台，这座讲台很宽广，它北达甘肃，南至广东，穿越千山万里，让我和我天南水北的学生们，都可以把心放里面，彼此映照，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讲台。”大厂员工曾思洁会把每周二下午的会议时间调开，准时坐在电脑前上这堂和孩子们约定的课，她说：“我认真地上好每一堂课，是在帮助孩子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但也看到了那个在泥泞的生活里被忽视的自我。”呼义宗也来到了魔法师大会现场，他说：“每当呆在山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由衷地快乐。”他说，自己接下来要做的是，把企鹅支教推广到红河县的所有乡村小学，接着是周边的县，有一天他还希望带着课程回到他的家乡新疆。远程支教并非一条坦途，在这里，有蜿蜒曲折的山路，有车辆的抛锚，有乡村小学校长的小心戒备，有设备的掉链子，还有支教老师那些无助迷茫的时刻。但在这个全新的现代版支教故事里，给人希望和安慰的是，“支教”不再意味着悲情的牺牲——不需要抛妻弃子，不需要放弃工作，也不需要赌上自己的一生。它是某位大厂社畜在加班之余每周推掉的一次会议，是全职妈妈每周抽出的一个小时来陪伴远方的孩子，是大学生在课堂之余，请室友们静音，拉下窗帘，听着千里之外的一声“老师”。用严霁玥的话说：“我们可能在做一件到80岁的时候想起来还会微笑的事情。”这是每个人内心原本就升腾着的最小单位善意，借助技术普惠的朴素的力量，散布于那些虽然偏远但不会被遗忘的地方。在这里，一个平台将它们轻轻拿起，又悄悄安放。没有人的生活被剧烈改变，但一条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教育鸿沟，正在悄悄弥合，小一点，再小一点。 -END-
● 撰稿 | 薛右一
● 主编 | 宋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