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外语教育

中国外语2024年第5期（总第121期）

（点开可看本期目录）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外语教育}

改革开放正好赶上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加速推进。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倡导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大分工，发达经济体和后进国家共同参与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资本、技术、信息、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流通。2017年特朗普执政，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挑战，“逆全球化”来势汹涌，俄乌冲突使西方和非西方的分野进一步加深。1996年亨廷顿曾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归西方和非西方两个阵营，并预言到2010年后世界秩序将发生剧变，东西方文明将因政治利益发生军事冲突，世界陷入大战之中（亨廷顿，2002：361-366）。所幸亨廷顿预言的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但国内外媒体有时会重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并以此作为理解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思考框架。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与冲突。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思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①。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向世界提出文明互鉴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②” 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具有重要意义。文明有多种构成要素：在时空方面，文明与土地有关，每一种文明是一个空间，是不同地域土壤孕育的成果；文明与生产力有关，是动态发展的，具有历时性，如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存在区别。在文明特性的形成过程中，文化是文明的核心要素，包括社会制度、价值观、宗教信仰、语言、文学艺术等非物质的观念文化，文明因而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追求，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成为人类进步的源泉和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将“胸怀天下”作为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2023：18）。这里的“天下”意味着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思考问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信息爆炸性增长、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频繁密切的当今时代，倡导文明交流互鉴，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外语教育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当下国际国内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外语教育要跟上时代步伐，按照“文明交流互鉴”的指导思想进行调整。文明交流互鉴理念为外语教育提供了新的认知视角和指导方向。随着中国全方位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高校外语教育出现从原来聚焦主要语种到涵盖多语种的转变，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种的教育成为重点。教育部印发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16）明确提出，要促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语言互动，逐步将相关“语言课程纳入各国学校教育课程体系”^③。据笔者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语言有近50种。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北京外国语大学已开设101种外国语言专业，覆盖了“一带一路”所有共建国家的官方语言。共建国家语言教育抓住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在学科建设、专业发展、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各方面焕发出新的活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中美关系之变。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导致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持续恶化”；拜登执政期间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分歧，推行经济脱钩断链、科技封堵打压政策（胡然、王缉思，2022：36，40-42）。中美关系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对中国的英语教育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英语热”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被焦虑所替代。当前高校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困难，学科专业面临生存危机。对英语学习必要性的质疑常常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表提案建言，反对中小学生学习英语，反对将英语作为高考统考科目。中国英语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但是，“英语热”的消退并不意味着要全面停止英语学习。20世纪50年代，由于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我国一度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高校片面发展俄语教育，而英语专业曾遭遇“关停并转”，经过1952年到1953年的两次院系大调整后，全国高校只有9个英语教学点（戴炜栋，2008：87）。这样的历史不应该也不能重复。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金融实力、科技创新、军事实力、文化影响力等在世界上领先，成为全球事务中的关键参与者。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同样适用于美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拉紧人民的纽带、增进人心的沟通，越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中美关系鼓与呼。^④” 冷静面对客观现实，我们与美国仍存在着差距和差异，两国仍然需要交流互鉴。

中国的英语教育在适应世界格局发生的新变化时，应该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果说以前的“英语热”是虚热，现在的降温则是回归常态，也可视为英语教育逐步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必要调整。英语是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活动中广泛使用的语言，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替代。李宇明（2020）从“三世界”视角来看语言的功能，即发现新的世界图景，保存旧世界的老图景，转述新世界，通过翻译获得世界新图景。“只有前沿科学家（包括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才能发现新的世界”，并“首先描绘新的世界图景”。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语言在描绘新世界，而作为新知识创造载体的学术研究论文是一个重要观察点。根据 SCI、SSCI和A&HCI三大论文引文索引2010年至2019年的统计数据，在语言选择上“当今学术研究领域呈现英语‘一语独大’的现象，且由全球学者共同维护”：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的英语成果占比分别为98.05%、96.17%和75.26%，而且，“英语的‘一语独大’现象是稳固的，不受学科的影响”（饶高琦等，2020：37-42）。目前，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国家和地区超过40个，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27个（张勇先，2017：4）。英语在知识创造、文化交流、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世界公共产品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英语教育的意义已经超越语言教学层面，象征着一种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近年来我国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于2023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⑤，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法律：“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而这项事业的核心任务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2022年5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的回信中勉励他们：“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⑥”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活动。“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特有的现象，传递并扩散着各种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信息，并且依附于语言。”（曹进、赵宝巾，2022：83）如果没有语言，文化就失去了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英语是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介语言，许多文化产品，如电影、音乐、书籍等，都使用英语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英语通常也是国际交流活动、会议和讲座的工作语言。英语的世界性使得全球媒体倾向于用英语传播信息，人们通过英语来直接了解别的国家的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马克思（拉法格，1973）说：“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当前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时面临着“西强中弱”的话语传播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在国际话语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吕丹红，2023：115，118）。有海外民众因语言壁垒和文化隔阂，受西方媒体的影响，对中国形成了负面印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化解西方的舆论施压，在国际话语体系中逐渐赢得主动权的有效途径。我们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掌握和使用英语这一“斗争武器”。

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审视中国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有助于我们准确定位其目标、功能和任务要求。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对外语教育的发展和走向产生直接影响。40多年前，无论是科技人员还是普通百姓，外语能力普遍很弱，亟须提高外语水平，以便向西方国家学习，外语作为工具的功能和作用凸显。今天，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横空出世，对基于单纯语言教学的外语教育带来冲击。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许多简单、重复性劳动将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外语作为工具的功能作用，已经或正在被人工智能技术削弱，ChatGPT等能够胜任一般文本的翻译，人们可以使用它的机器翻译功能来阅读和理解外文资料，普通翻译任务交由基于语料库大数据技术的人工智能机器翻译承担，其质量可以比人工翻译还好。

外语教育正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必须识变、应变、求变。识变是清醒地认识现实，看到中国外语教育总体格局的变化，承认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语言的重要地位，意识到基于单纯语言教学的英语教育的不足。可以预见，外语作为工具被使用的需求很大部分将由具备强大自我学习能力、不断更新升级的人工智能来满足，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应变是将基于单纯语言教学的外语教育转变为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导向的外语教育。现在，中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必要性受到质疑，陷入争议的旋涡。单单是为了掌握听说读写等语言技能，中小学生可以不学英语，因为外语作为工具的功能正在或将要由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但在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外语教育的价值可以得到彰显：学习外语有助于学生认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语言是文明的重要载体，是文明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161）认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句话强调了语言的实践性和意识性。《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语言能力核心素养的内涵包括学生在学习和使用语言过程中形成的语言意识。吴一安指出，语言意识涉及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的敏感和自觉意识（梅德明，2018）。通过实践掌握一门外语，能够促使我们思考语言与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关系，体认语言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拓展国际视野。中国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建设与发展深受大国关系的影响，而美国是以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英语作为支撑来参与全球治理的，学习英语能够培育学生对世界的多维认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英语新课标确定的目标内容包括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认知、态度和行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2：5），这与塑造学生“胸怀天下”的世界观紧密关联。

高校外语教育包括大学外语教育和外语专业教育。新时期大学外语教育的内容由外语教育、文化教育和专业教育三个部分组成：“外语教育是我们的核心任务。文化教育既包括世界先进文化，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教育是指大学外语课程教学应关注学生的专业需求，助力学生的专业学习，使之更好地与世界对话，参与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何莲珍，2024：7）。大学英语教学的任务是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在一般社会场合能够用英语准确、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参与一般性议题的讨论和辩论，必要时驳斥对方的偏见和论点；在专业场合能够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在所学领域发声，让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人文学科专家学者能够专业出色，英语优秀。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要求大学外语教学关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领导力，使我们的学生具有国际视野，能运用“语言的力量”（许国璋，2015：12）去说服人、去引领团队，能讲好中国故事，表达好中国观点。在国际多边交流场合，我们需要能用外语言说的人。尽管人工智能机器翻译能够起到交流工具的作用，但机器是人类能力的延伸，而不是能力本身。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学家以及各行各业专家的外语运用能力，这是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应具备随机应变、捍卫国家利益、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所需的外语能力，特别是英语能力，做到坐能写，站能说，有效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基础教育构成宽厚的基础，在此沃土上培育大批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这是高校大学外语教学的任务。从这个角度看，中小学不能取消或削弱英语课程。

秉持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特别是英语专业教育，要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改革。高校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滋养下，学术积累深厚，大师辈出，注重学术传承和梯队建设。相比之下，外语学科学术基础薄弱，缺少学术传统，不少人满足于跟踪国外的学术动态，研究成果缺少原创性。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要求我们深入系统地研究世界文明，融通中外，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时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贡献出有价值的知识。“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亨廷顿，2002：24-25）。我们要发挥专业优势，基于文学文化，走进文明的广阔领域，聚焦某些专题开展深入研究，努力构建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英语专业要“浴火重生”，致力于提升专业水平，以研究为支撑，筑牢学术基础，建设高水平学术研究人才队伍，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才会行稳致远。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赋予外语教育学术深度，同时也拓展其疆域，增加了广度，这与新文科建设思路正好相符。新文科建设倡导多学科、多领域、深层次的交叉渗透和跨界融合。外语教育属于文科，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新文科建设理念，笔者曾提出建设“新外语”的设想，其特点为：（1）领域新，是“大外语”，向其他学科拓展，包括相近专业、文科其他专业、理科、工科等领域，进行交叉渗透、跨界融合；（2）内容新，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从单向学习外国转到中外双向融通，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包括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等；（3）手段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语料库技术、人工智能、机器赋能；（4）模式新，包括跨学科新研究范式、新教学方式，如国别研究课程采用“研究性教学+项目式学习”，学生在国别研究宽泛的领域（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维度）内自主选择课题（王守仁、何宁，2022：5-6）。“新外语”建设的目标、使命对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极大地丰富了高校外语教育的内涵。

回顾我们过去的外语教育，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侧重点是学习借鉴、引进和应用国外的理论、观点、概念和术语。就中美经贸和科技关系而言，我们曾经作为学生向老师学习。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伙伴”^⑦。伙伴关系的核心是“平等”。如果说过去是“借鉴”，现在则是“互鉴”，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是借鉴，凸显我国的主体性和与美国的平等地位。在外语教育领域，现在要从单向借鉴转变为在平等基础上的双向互鉴。对此我们需要思考：我们拿什么东西让别人来借鉴？我们创造了什么新知识供全球共享？

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要求我们加强外语教育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文秋芳教授的“产出导向法”、王初明教授的“续”论、金艳教授的测试理论与实践研究、刘建达教授及其团队研制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等，都是外语教育教学领域立足中国、产生国际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外语教育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要为推动构建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做出自己的贡献。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⑧。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知识体系，就无法实现文明交流互鉴。我们外语工作者参与文明交流互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外语教育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中国高等教育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需要吸收和借鉴不同文明、不同教育体制的优秀成果。外语教育应以“互鉴”的思想为指导，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继续学习借鉴，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关注学科前沿，在同外部的交流中不断汲取营养，做出具有全球共享价值的成果。中国自主外语教育知识体系的建构策略是“接着说”，对国外研究成果的了解是前提，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是根本，中国外语教育工作者要在学术平台上与国际接轨，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实践，通过国际发表，向全世界分享中国外语教育理论、教学改革理念、课程建设经验、教学评测、教材评价做法。从学习“借鉴”到交流“互鉴”，一字之差，反映的是国际国内大环境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外语学习群体，中国的国际学术研究成果与外语教育大国的地位不匹配，这种状况应该改变，需要从引进应用转变为自主创新，从以国外理论指导的应用试验转变为以中国外语教育理论指导的探索实践，实现从“显示度低”到“显示度高”，从“音量小”到“音量大”的升级，将双向交流互鉴落到实处。

目前，外语学科国内发表园地少，制约了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应鼓励老师们走出国门，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这样会发现有很多机会。外语教师晋升职称，应该有国际发表的要求，用对象国语言发表的学术文章的地位应等同于CSSCI来源期刊。外语教师在国外学术期刊发声，不仅有助于他们在现行考评体制下生存、发展和成功，还可以直接让世界了解中国学者在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向世界讲述中国外语教育工作者解决问题的故事，这是外语教师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

总而言之，中国外语教育要有从单向借鉴转变为双向互鉴的意识和行动，奋发有为，建构中国特色外语教育知识体系，向世界讲好中国外语教育的故事。沿着“文明交流互鉴”路径前行，外语教育必将海阔天空，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