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语2024年第5期(总第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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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论坛
外语教育学的新理念和新格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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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理念”的释义有二:一是指信念,如人生理念;二是指思想或观念,如经营理念、文化理念。本文主要指后者,即“思想或观念”。作为新兴学科,外语教育学的新理念是:培养思想力、想象力、创新力、创造力和国际沟通力,即“五力”。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迭代发展的今天,这“五力”才是真正的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
人们常说,思想高度决定行动高度。在以往,学界在外语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虽使用的术语有时是“外语教育”,但大多依然停滞于“外语教学”层面,即基本上停留于pedagogy层面而难以自拔,侧重于外语的“听说读写译”这“五会”技能或当下的“听说读写译看”这“六会”技能。不论是“五会”抑或“六会”,其实都轻忽了外语深层次的育人功能。我们应该明了,教止于技,而育则行于魂。我们常说“我们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不说“我们应培训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是因为“培养”是对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人格、精神、胸怀、价值取向和世界观等的熏陶,而“培训”则往往偏重对一个人操作技能的训练,强化实操知识。“教育”之于“教学”,犹如“培养”之于“培训”,前者讲究内在的陶冶,而后者则注重外在的演练。我们若将外语教育仅局限于“教”的层面,不仅窄化了外语教育,同时也矮化或浅化了外语教育。
首先,外语教育不单单是语言层面的教学,而更多的是拓展世界视野、沟通世界民心、拥抱不同文化、促进世界文明互鉴、胸装“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思想宇量、远离狭隘视域。这是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思维的形式,是思维的外化,是思维的载体,是思维的外衣,也是思维的直接现实。语言的背后隐匿着某一民族的集体思维方式、文化习俗、心理倾向、价值取向和世界观等。掌握一门语言,在相当程度上也就等于掌握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思想、性格、价值观和人生观等,即掌握了一个民族的血统和民族的灵魂。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强调内在的教育,而不是偏重外在的教学。我们超越外语教学,注重外语教育,这是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启智、激发、赋能、唤醒、鼓励、点燃、创新、创造等。教育不是在头脑里简单地填喂知识,而是将头脑导向未知或新的未垦领域。显然,外语教育也概莫能外。通过外语教育,我们不仅能使外语学习者掌握一门外语,而更多的是在学习者心中点燃一把火,去认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通过语言的沟通去照亮整个世界。
其次,记得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曾经说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No man is an island,entire of itself)。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趋明显的今天,也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每个国家其实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国的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游离于他国之外,国与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我国的外语教育就是培养具有中国心的外语人才,用外语讲好、讲通中国故事,向世人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同时也能用母语讲好、讲通外国的故事,吸纳外国的优秀文化,增进世界文明互鉴,缩短或拉近国与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思想距离、文化距离、心理距离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再次,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叩问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人工智能最容易取代我们人类智慧的是哪些方面?二是我们人类智慧最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是哪些方面?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人工智能最容易取代我们人类智慧的是知识。人工智能最擅长的就是知识存储,据说人工智能已存储了人类百科全书式的大部分知识。就知识而言,我们人类任何一个人目前都难以与人工智能匹敌,因此,我们若仅仅聚焦于单一的知识传授,而不注重知识的“质”以及知识创造的来源和过程,那么我们就会落入相对简单刻板的教学窠臼,背离甚至抛弃教育,至少未能发挥教育的真正作用。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五力”,即思想力、想象力、创新力、创造力和国际沟通力。这“五力”始终是变动不居、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的常态。我们只要具备这“五力”,人工智能就难以完全取代我们人类的智慧,会始终匍匐于人类智慧的后尘,难以超前地捕捉我们灵活应变的内在能力,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具备这“五力”的涵养,那么在多半情况下就连我们自己都难以预测我们明天会具体思考什么,想象什么,创新什么,创造什么,沟通什么。更遑论人工智能对我们这“五力”的提前抓取。人工智能尽管也有深度学习的能力,但也难以擒拿连人类自己都难以预知的这“五力”,更难以事先存储。而这“五力”,都需要内在教育,而不是简单的技能教学,需要长期的内质熏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外语教育除了知识传授,未来更需要这“五力”的陶冶。我们需要铭记,一个人在知识中,并不等于就在思想力、想象力、创新力、创造力和国际沟通力之中,而只有在“五力”中,一个人才会在智慧中。人们也许会质问:外语教育只是语言教育,怎么可能与“五力”教育沾上边?我们的回答是,即便是属于语言教育的外语教育,也能开展这“五力”的熏染,如汉语的“云山”,若能充分发挥这“五力”的作用,就能构建出各种不同的英语表达:a clouded mountain、a cloud-like mountain、a mountain in clouds、a cloudy mountain、a cloud-covered mountain、a cloud-capped mountain、a cloud-kissed mountain、a cloudscape mountain、a cloud-veiled mountain、a cloud-wreathed mountain、a cloud-shrouded mountain、a mountain misted in clouds、a mountain surrounded by clouds、a mountain enveloped by clouds、a mountain with clouds curling around、a mountain hiding in clouds、a mountain with clouds floating around等。如果我们不是局限于单一的英译表达,而是放飞这“五力”,那么就能造就以上各种不同的英语表达。试想,我们若没有思想力,怎么可能编织出这么多的英语短语?我们若没有想象力,怎么能想象出只有山顶有云而山腰和山脚都没有云的云山意象(a cloud-capped mountain)?怎么能想象出云雾轻吻的山景(a cloud-kissed mountain)?我们若没有创新力,怎么能根据英语的构词法,创新出cloud-wreathed这一英语复合词?我们若没有创造力,怎么能创造出cloudscape这一英语复合词表示云景?我们如果没有借用英语的国际沟通力,怎么能运用出合乎英语表达习惯的a mountain with clouds curling around和a mountain enveloped by clouds等,生动地描绘出云雾在山间蜿蜒缠绕的景象,形象地表达出山峰完全笼罩于云雾,给人一种动态的美感和一种被包裹于云雾的感觉?可见,只要我们能加强这“五力”教育,就能培养学生的弹性、灵活、丰富、独到和多元的思维能力。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格局”的释义是“结构和格式”。本文在此所言的格局是指眼界、胸襟、气度、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和价值追求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概念。格局能表现出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范围,能展示出一个人对事物认知的深度、高度、广度、温度和热度,以及辩证和灵活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方式。在外语教育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有新格局,这种格局就是指外语教育须因应国家外语能力提升之需,以增强世界文明互鉴、加强国际传播力建设、用外语讲好讲通中国故事为己任,全面提振国家外语教育能力。为此,我们应尤其注重外语师资队伍专业素养的熏陶。外语教师强,则外语教育能力盛,国家外语能力则健。其宗旨是深植“国家意识”,践诺“中国的外语教育”,而不是“外语教育在中国”,以提高国家外语能力,扩大公民国际视野,提升文化包容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筑塑国家形象,提振国际传播力,正确引导国际舆论,加强国防安全,助推世界文明互鉴等为终极目标,培养具有“中国心”的外语人才,外语虽然说在口,写在手,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目前,在外语教育学的研究过程中,王文斌和李民(2017a,2017b)、李民和王文斌(2019)已初步提出该学科的各研究维度,如“外语课程研究” “外语教材研究” “外语学习研究” “外语传授研究” “外语测评研究” “外语教师研究” “翻译教育研究”和“外语教育技术研究”等8个维度,但这些维度的研究目前却彼此割裂,有时甚至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唱各的调,各演各的戏,各迈各的台步,尚未形成合力,更未构筑“同心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外语教育学需要倾力于顶层设计,统筹兼顾,总体布局,整体把握,捶破外语教育各维度的碎片化研究局面,使外语教育各维度的研究形成有机的组合拳,彼此“共振”,整体提升国家外语教育能力,高效培养外语人才,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其实,除以上8个维度的研究之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元外语教育研究”“外语教育史研究”“外语教育目的研究”“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这4个维度的研究。对前8个维度,学界都较为熟悉,我们在此不再界定,可对后4个维度,大家不一定很了解,我们拟在此作一扼要界定。
所谓“元外语教育研究”,是指关于外语教育学研究的研究,即将外语教育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相关研究,主要肩负两大任务:一是考察外语教育学学科理论的优势和缺陷,通过深度剖解和反思,探视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二是以外语教育学为研究对象,弘扬其优点,揭示其劣点,提出不断改进、发展和完善的建议,进一步推动该学科的发展。除此之外,李民和王文斌(2018)指出,“元外语教育研究”还须透视外语教育的基本问题,深入考量其学科性,如外语教育应属于什么学科?外语教育有何性质特点?外语教育主要包括哪些范畴?等等。
所谓“外语教育史研究”,是指对外语教育历史的发展脉络及其客观过程展开历时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探查和分析。其意义主要有二:一是便于凝练外语教育的优良传统,借鉴其历史经验教训,应对现实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更好地谋划外语教育的未来;二是通过外语教育历史之镜,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推动外语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所谓“外语教育目的研究”,是指力图透彻探寻和分析外语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和宗旨。这一研究旨在锁定外语教育在不同的外语教育学段、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使命和角色,以及思考如何借助外语教育,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制定切合国情、教情和学情的外语人才培养方案。其意义主要有三:一是能明确指引外语教育实践的方向,使外语教育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能助推外语教育改革,纠偏外语教育无的放矢的现象;三是能提升外语教育的整体质量,使其更具目标导向性,更注重其实效。
所谓“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是指探索外语教育政策该如何为外语教育规划提供方向指导和基本框架,而外语教育规划又该如何为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具体化的实施路径。张天伟(2023)指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须兼顾国外视野和国内视角、宏观规划与微观实施、学术研究与对策性研究。同时,制定外语教育政策,须充分考量外语教育规划的实际可行性和可实操性,而实施外语教育规划,则须依据外语教育政策的要求而不断地加以调整和优化。其价值主要有四:一是能立足于国家意识,强化顶层设计,通过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的研究和实施,进一步优化外语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外语教育的实效,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二是能前瞻性地预测国家和社会对外语人才的实际需求,更有力地加强外语语种的合理布局,以及边疆高校能充分发挥边疆跨境语言的优势,为国家和区域文化、经济、学术和科技等跨国交流,培养外语人才和跨境语言人才;三是能强化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的一条龙教育体系建设,促进彼此形成有机的衔接;四是通过国家外语教育能力的提升,整体提高国家外语能力,以此增强国家的软实力。
须强调的是,除了考虑增加以上这4个维度的研究,在外语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还须增加“语言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文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和“哲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这3个维度。在此需要知晓3个重要概念,即语言能力、文学能力和哲学能力。所谓语言能力,是指准确理解和精巧运用语言的能力,即能精确解读或精密使用前所未有的但合乎语法的语言表达。所谓文学能力,是指具有文学审美情趣、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灵活多变的语言组织、精准到位的措辞造句、严谨成熟的谋篇布局、敏感细致的文化理解、流畅精致的情感抒发、创新性和创造性兼具的语言达意的能力。所谓哲学能力,是指在外语教育研究中,能洞悉、明辨和判断外语教育的底色,领悟和认知外语教育的内在本性与诸种外在表象之间的关系,运用哲学思维辩证理性地观察、分析和表述外语教育的诸种现象和行为,并能具有内在逻辑地抽绎相关的诸种内在和外在关系,探寻其规律,明察其本质。在此还须强调的是,在此所言的语言能力,是指母语和目标语兼强的语言能力;所言的文学能力,也是指母语和目标语文学兼具的文学能力。外语教育绝不能偏执于外国的语言和文学,还须强化母语教育和母语文学的濡染,否则我们就难以学贯中西、融通中外。
外语教育不管育什么、教什么和学什么以及怎么育、怎么教和怎么学,都与语言本身难解难分。外语教育归根结底是外国语言的教育。若撇开语言本身,那就难以成为真正的语言教育。可以说,没有语言为客体的外语教育研究,极有可能会成为“跛脚鸭”。“语言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就是主要探讨语言能力与外语教育的互为关系,旨在使外语师生深度把握语言学各流派及其研究成果与外语教育各相关维度研究的关联,掘深、拓宽并提升对语言学在外语教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知,使语言学研究成果充分应用于外语教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使外语教育学的学理更明晰,逻辑更顺畅,效果更理想,而外语教育研究反过来能在深度、广度和高度上进一步丰富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说,一个缺少外语和母语修养并缺乏语言学知识和语言能力的教师,是不可能将外语教育工作真正“做到家”的。因而,外语教育学不能置“语言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于不顾。
同理,外语教育学不能丢弃文学教育,否则必定会成为审美鉴赏力贫血的学科。语言的表达,不论是母语表达抑或外语表达,若缺乏文学的审美情趣及文学意义上的生动性和形象性,那必定是干瘪无味的语言使用。具有文学性的语言,无疑能催生听读者丰富的想象力、充沛的情感共鸣和对客观世界多维的表达力,能触动他们心灵的感应,引领他们穿梭于交错的情感维度与思想境界,在字里行间找寻心神的共情与慰藉,在客观世界里驰骋自由思绪。同时,文学性语言所蕴含的深刻思想和独特的精神感受,能舒展和延伸听读者的认知边际,促发他们从不同的空间、时间以及哲学高度去审视和解读世界,从而陶冶出更为宽容、灵性、敏感、精确、细密、全面和深刻的世界观。“文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就是一个鞭辟入里挖掘文学在外语教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相互影响的领域,旨在深度探究文学助推外语教育的方式,以及外语教育如何影响外语师生对文学的解读和欣赏,以此增强语言的表达力,提升语言素养,吸纳语言精华,丰富词汇运用,把握多样的语言结构和复杂的句式,驾驭地道的语言表达方式。况且,文学就是人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广泛涉猎文学作品,外语师生可熟谙目标语国家的历史、地理、社会风俗和文化传统,有效弥补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不足。再者,文学作品往往折射出特定时期和地域的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通过细品这些作品,外语师生能更有深度地知晓目标语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概言之,“文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不单能提升外语师生生动、形象、多变、敏捷和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丰富其跨文化知识,培养其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也能为文学理解提供必要的语言基础和支持。
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没有哲学素养的学科必然是思想缺钙的学科。“哲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主要探究哲学素养在外语教育中的不可或缺性以及外语教育如何促进哲学素养的提升。在此须思考彼此的互动关系,即哲学素养对外语教育具有促进作用,能帮助外语教师以更具逻辑理性的思维和更为深邃缜密的方式实施外语教育并研究外语教育,提高在实际的外语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破解难题和灵活辩证驾驭外语教育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能力,并能在研究和实践中集众家理论或方法于一身,能动地打造自己独特的外语教育风格,对诸种现象和问题具有极富见地的辨析能力,彻底敲破唯一家理论或方法而独尊的刻板机械的外语教育方式。反过来,外语教师能在外语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总结或归纳自己的外语教育实践和体验,反哺自己原先对外语教育的哲学思考,逐渐积淀并丰富自己的哲学素养,即在外语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要善于辩证理性地观察、思考、分析、提炼和运用,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外语教育观和外语教育方式。
诚然,上文所探讨的外语教育学所涉及的15个维度,不是无序的堆砌,而是隐含层级性,彼此内藏逻辑关系的。李民和王文斌(2018)强调,外语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由若干具体研究维度组成,而各研究维度都是研究和实践外语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具有系统整体性、差异协同性、自组织涌现性、层次转化性和整体优化性等一般性系统特征。各研究维度之间相互作用、交互影响,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而非结构要素的简单叠加,形成“‘问题界定→目标制定→规划→实施’⇔‘问题界定→目标制定→规划→实施’”,这4个主要环节呈动态的循环、往复和螺旋上升态势,可用图1表示。
图1 外语教育学研究的动态循环过程
以问题导向为出发点的“元外语教育研究”和“外语教育史研究”,是外语教育学以外语教育本身为考察对象并以史为鉴的引领性研究,旨在直面外语教育现实,以历史为镜,鉴往知今,深究外语教育学科理论研究及其实践中存在的短板,依凭深入的检讨和反思,破解诸种现实难题,提出对策,进一步促进外语教育学的发展。因此,这两个维度的研究在外语教育学研究中具有统摄作用。一旦“问题界定”这一环节结束,就需要进一步讨论并明确外语教育的目标,阐析其宗旨和使命,探索契合实际的外语人才培养方案,这就是上文所提的第二个环节“目标制定”,即“外语教育目的研究”。瞄准目标后,需要制定或谋划相关的外语教育政策及其发展规划,为外语教育发展提供基本的方向指导和发展框架,并描绘具体的实施途径,这就是第三个环节“规划”,即“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一旦敲定,就可成为指引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的纲领,实施与外语教育直接相关的主要8个维度,即上文所言的“外语课程研究” “外语教材研究” “外语学习研究” “外语传授研究” “外语测评研究” “外语教师研究” “翻译教育研究”和“外语教育技术研究”。
“元外语教育研究” “外语教育史研究” “外语教育目的研究”和“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这4个维度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宏观研究,对外语教育学研究明断学科发展方向、知往鉴今、锚定学科宗旨、指导政策制定、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外语教育理论和方法创新、预警学科设置和招生规模风险、预测外语人才社会需求、提升政府职能部门的管控水平、评估与监测外语教育质量、提高国家外语教育能力、增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通过外语的舟车作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扛鼎作用。而“外语课程研究” “外语教材研究” “外语学习研究” “外语传授研究” “外语测评研究” “外语教师研究” “翻译教育研究”和“外语教育技术研究”这8个维度的外语教育研究则属于中观研究,对于优化课程设置,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指导教材编写,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揭示外语学习规律,提高外语学习效果,提升外语教师素质,增强外语师生互动,评估外语教育教学效果,指导外语教育教学方向,促进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营造优良的外语教育教学环境,增强翻译能力,高效培养翻译人才,借用教育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创新外语教育教学手段,提高外语教育教学效率等,都能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
外语教育研究这8个维度主要含纳3种逻辑关系。李民和王文斌(2018)提出,从侧重点看,其中的外语学习研究是核心议题,其他维度均围绕外语学习研究而展开,即外语学习研究的结果对其他维度的研究均具重要的参考意义。例如,无论是对外语课程抑或对外语教材的研究,均须尊重外语学习的规律,离不开对外语学习研究成果的参考,这是第一种逻辑关系。而从实践发生的次序看,外语教育一旦能断定存在的问题并锁定目的,就需要在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的指导下,首先开展课程研究,如课程的种类、次序、比例等,并据此编纂相应的教材,教师根据教材设计教育教学方法,即外语传授研究,之后外语学习才会奏效;再者,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或过程结束之后,还须对其学习结果进行测评,即外语测评研究,这是第二种逻辑关系。从协同效应角度看,各维度是彼此牵引、交互作用的,如外语教材编纂须借鉴外语课程研究的结果,在根据课程的性质与种类、次序、比例等的基础上,编纂相应的外语教材,而外语教材编撰又对外语传授、学习、测评、教育技术等也具有重要影响,诸维度间协同特征明显(李民、王文斌,2018),这是第三种逻辑关系。
这8个维度在外语教育学研究中,尽管属于中观研究,属于外语教育体系中的“实施”环节,但具有核心地位,尤其对于外语师范生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这8个维度的研究和实践,可以反观并反哺“元外语教育研究” “外语教育史研究” “外语教育目的研究”和“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研究”这4个维度的宏观研究,即在8个维度的中观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能在外语教育领域不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由此通过这一“实施”环节,能周而复始,循环至“问题界定”这一环节,开始下一轮的循环。从哲学角度看,这种循环往复恰恰是学科研究和实践中思维方式和认知不断升华的结果,通过不断实践以检视理论和方法,不断观察以捕捉细节,不断试错以积累真知,不断反思以提炼经验,不断质疑以催生新知,不断探究以深化理解,不断创新以突破界限,不断交流以拓宽视野,以此不断地重构自己的认知,最终形成一个循环交替、螺旋上升的过程,进一步促推外语教育的进步和发展。这既是哲学所揭示的思维与认知的规律,也是外语教育学研究不断深化的规律。这就是在上文提到的“‘问题界定→目标制定→规划→实施’⇔‘问题界定→目标制定→规划→实施’”这4个主要环节,不断往复和循环中使用“⇔”这一符号的用意所在,表明前四者与后四者是一个轮回或周而复始的过程。
在此须强调的是,上文仅述及外语教育各维度的宏观研究和中观研究,但尚未涉及其微观研究。其实,上文所谈的“语言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文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和“哲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这3个维度,就属于外语教育学的微观研究,也是奠基性研究,其道理主要有6:(1)我们的一级学科是外国语言文学,如果我们在外语教育中轻忽语言能力和文学能力的培养和研究,那么就等于忘记了我们“外国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基本属性,即忘记了我们的学科之“姓”。(2)我们目前相当一部分外语师生写出的汉语像外语,而写出的外语又像汉语,语言能力和文学能力相当薄弱。(3)外语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育语言能力,而非教各种理论或方法。各种理论或方法的提出和研究,其旨趣就是为了更高效地育语言和学语言。(4)文学审美是提高语言能力最有效的路径之一。(5)如上所提,哲学是一切学科之母,是提升深邃思维、辩证思维、理性思维的关键。(6)不论培养怎样的复合型人才或学科交叉型外语人才,我们的学科属性始终是外国语言文学,唯有立足于本学科属性,修好内功,彰显学科本色,我们才能走得出自家门,与他家交流与合作,但又始终能记得自己“回家的路”,力避连自己的“家都还没成”,就去“立他家之业”,最终导致既不能成自家又难立他家的被动局面。总之,我们应依归学科初心,临在当下,授以未来,加强守正创新,关切语言文学教育本身,强化汉外语言文学的基底性和兜底性作用,增强我们的“核心技术”,筑牢主体性地位,以此提升、掘深并延伸本学科的交叉力和复合力。我们在上文强调,“语言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文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和“哲学能力与外语教育的关系研究”这3个维度,是外语教育学的微观研究,也正因为是微观研究,恰恰具有基础性地位,关涉外语师生实际而具体的诸种教与学的表现、诸种语言的具体呈现和诸种思维的具体行为,需要从各细微处着手,从外语教育学的大格局着眼,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察微洞幽,言近旨远,共筑外语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未来。须关切的是,我们提出的前12个维度研究和实践,是出于对我国目前的外语教育现状的综合考虑,充其量仅仅是提供一个开放式的菜单,各高校可根据校情、教情和学情做出不同的选择、增删、组合、侧重,提倡错位发展,发挥自身能动性,创造性地调动并用好已有的教育教学资源,开辟出各具特色的外语教育之路,敲破“千校一面”的被动局面,为多元化的外语人才培养奠定基础。但是,只要是育外语、学外语,不管是师范类高校,还是应用型或综合类高校,这最后3个维度的研究和实践,却始终不可偏废,需要始终在场,因为这是我们的学科之本,也是学科之基。
新时代,外语教育须有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格局。只要有新理念,我们就能开拓外语教育新领域,优化外语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外语教育质量,催生外语教育各维度研究的合力,增强外语教育的韧性和适应性,激发外语教育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改善外语师生的个人成长与职业发展,提升国家的外语教育整体能力,增强国家的外语能力,推动外语教育的进步和发展。只要有新格局,我们就能加强外语教育的顶层设计,统筹兼顾,总体布局,整体把握,打好组合拳,构筑外语教育“同心圆”。格局大,外语教育思想就大,外语教育视野就宽,外语教育行为就阔,就能走出困局、危局,甚至死局,最后迈向胜局。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语教育学、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词汇语义学。E-mail:wangbode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