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语2024年第5期(总第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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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论经纬
学术研究中的伦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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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3年,Kachru(1993:286)就说过,伦理这个术语是让人难以捉摸的(elusive),某一个人所认定的伦理行为可能会被别人当作抑制(suppression)、控制(control)或者霸权(hegemony)。就学术研究而言,同一学科的伦理问题在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在欧洲,做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人,一提到“伦理”,首先想到的是伦理审查委员会;在美国,首先想到的是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所要求的程序(Yaw et al.,2023:478);在加拿大,所有大学都有研究伦理委员会(Research Ethics Board)。这就是说,在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或实验之前,研究者必须考虑人类受试者的选择和征求他们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①,要按照伦理审查委员会等机构有关文件的要求开展学术研究。我国大学里几乎没有这样的常设委员会,遇到出现伦理问题时一般由诸如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或其他行政机构临时负责处理,这类伦理问题主要是抄袭、剽窃或道德品德(如违背“为人师表”的规范)等,像一些研究所涉及的人类受试者的知情同意等问题,是没有专门机构去管理或处理的。学术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与其他领域一样,同样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不同地方的关注、关心、解释、应对等处理方式常常不尽相同,因为各个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在伦理问题上有自己的理解,这与其文化传统、地理、历史、宗教、经济、政治、社会等情况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能用某一个地方的伦理标准去衡量另一个地方出现的事件,也不能通过“道德”和“伦理”去绑架,甚至制裁那些持有不同伦理准则的人。
对于还没有通过权威机构制定明确伦理标准的地方,有些人会希望尽早有这样的行为规范来指导日常研究工作;但是,对于已经有了这些伦理规定的地方(如一些西方国家),有些人却感觉到权威机构制定的伦理标准会影响甚至阻碍学术的发展。20年前,加拿大学者Haggerty(2004)发表了一篇题为“Ethics creep:Govern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name of ethics”(《伦理蠕变:以伦理之名支配社会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者认为,规范学术研究伦理行为的形式体系正在经历一种“伦理蠕变”(ethics creep),这种伦理蠕变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管理制度向外扩展,纳入了许多新的活动和机构,另一方面加强了对被认为属于其范围内的活动的管理。作者的观察和分析表明,日益形式化的科研伦理结构破坏了遵守规则与遵守道德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对待学术研究中的伦理问题,行政机构的过分干预实际上起了不好的作用,而且给学术研究带来了风险。作者告诉我们,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应结合特定学科的行为准则和研究者的专业素质来综合考虑,但这种实践已被官僚监督的正式程序所取代,这样本来可行的伦理实践也就被一个基于制度化的、不一定能信任的系统所监督和操纵。
上述情况表明,学术界对伦理问题的处理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西方的学者希望把学术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置于学术圈里解决,把范围控制在学术研究领域;而我国目前则主要是在大众的道德伦理教育、素质教育、意识形态等较为抽象的层面来解决。
与宏观伦理和微观伦理的区分一样,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区分也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所以应该把它们看作“一个自然的连续体”(Kono,2013:1),这样做也就承认了该连续体的每一个刻度都代表了一组不同的伦理准则。
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学科属性及所研究的话题有很大的关系,研究者的世界观、学术信念、教育背景、个人好恶也影响着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对于偏好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t paradigm)的研究者,他们推崇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而对于喜欢后现代主义批评范式(critical postmodernist paradigm)的学者来说,他们倾向于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与对数据(语料)的解释本身就体现了研究者的世界观、价值判断和学术态度。研究方法像工具,没有好坏优劣之分,重要的是它能否有效地帮助研究者解决其想解决的问题。
在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实证研究,所以大多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通过实验、统计、人工智能操作、大数据等方法来获取研究数据和结果,并得出看起来比较客观的解释。相比之下,像话语分析、语篇分析这些关注语言使用与社会实践关系的学科分支,主要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因为这类研究是意识形态导向的,价值判断左右着整个研究过程;这类研究都与广义的或狭义的“政治”有关;研究者既有科学责任、专业责任,也有社会责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和社会作出贡献。因此,“在道德层面为他们的参与者辩护并确保社会正义得到保证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De Costa,2015:246)。我们熟悉的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 Matthiessen,2014),它的建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它的理念之一就是要通过分析语言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语言在社会实践中的“干预”(intervention)功能,这种语言学理论是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理论(a socially-accountable theory)。
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会涉及伦理问题。怎样根据实际情况去考虑、解决、解释学术研究中的伦理问题,这是每个学科领域必须考虑和重视的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和应对伦理问题的技能。有些伦理问题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混合研究都涉及的,如涉及人作为研究对象(被试)的“知情同意”⑧。
任何社会活动都存在着伦理问题。学术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是有价值取向的。我们(黄国文,2024:4)曾明确指出,在任何研究中,研究者都处在研究的中心位置,研究者个人的三观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选择的研究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语料)的方法、对数据(语料)的分析、对结果的归类和解释,以及对研究所带来的启示的归纳、解释和总结,都受研究者本人三观的影响。
在学术研究中,不论做什么研究项目,都有几个重要的阶段需要考虑,但不论在哪个阶段,总有伦理问题需要注意。下面我们说明伦理问题在不同研究阶段的不同表现。
(1)研究的设计阶段。任何研究项目都有设计阶段,也就是说,研究者要考虑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现有文献、研究方法、预期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去处,以及研究对个人、群体、国家等有哪些作用和影响。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对于从事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者来说,可以选择移民的语言和语言态度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研究的目标之一是移民者的语言与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问题可以包括移民者对自己母语的态度和对现居住地的语言的态度,研究的问题可根据研究目标来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可以是定性的“访谈”(interview)或定量的“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等;预期的研究成果可以是给有关部门的咨询报告、在期刊发表的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研究成果应对国家有关政策的制订和修订有一定帮助。
(2)数据或语料收集阶段。数据的类型与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方法有重要的关系。如果采用访谈和(或)问卷调查,那就要从伦理的角度认真考虑用于获取语料的问题,如问题是否是中性的、没有偏见的,或者有没有诱导他人说出研究者心中想得到的答案。在进行数据收集之前,是否获得了研究参与者的知情同意,是否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提供的资料的用途以及信息保密情况,怎样获得研究参与者的信任,让他们知道研究对他们可能带来的好处和可能产生的影响,等等。
(3)数据处理和语料分析阶段。研究者在获取了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或语料后,如何选择分析的工具和分析的视角也是必须要认真考虑的。同一组数据或语料,采用的方法不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这些选择主要受到研究者个人因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术理念、教育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手段等)的制约(黄国文,2024)。另外,正如金立贤⑨所说的,是否实事求是地对待研究数据和研究过程是对研究者的考验,也可以以此判断研究者是否保持学术初心、坚持原则、实事求是。
(4)研究成果的呈现阶段。研究项目的开始(立项)是根据一定的设计方案进行的,项目的结束就是完成了所设计的工作(结项),可能达到(也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研究成果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理论探讨的总结、学术思想的产生、报告的完成、论文的发表、著作的出版或产品的使用等。这些成果的出现对社会的某个方面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对被研究的对象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这一切都与伦理有关。
(5)研究成果发表后的阶段。一般认为,项目结项、发表论文或提交成果报告是研究项目的最后阶段,一旦研究成果发表了或研究报告提交给有关机构,所造成的影响或产生的后果就是研究者无法掌控的了。Sterling & De Costa(2018:178)提出,我们需要考虑研究人员得出的研究结果是怎样被应用或利用的。Shohamy(2004)的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数据,后来成为以色列政府用来限制埃塞俄比亚的学生进入以色列学校的参考。正如Sterling & De Costa(2018:178)所评论的,这绝不是研究人员的本意,但他们的这个研究对埃塞俄比亚学生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研究结果被用来“限制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学生进入以色列学校的人数,并将其他人转到‘更成功’的学校,这是一种歧视性的、不道德的政策”。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有关伦理的问题,在研究的设计、实施和完成之前要认真考虑好,这也是研究者的社会责任的体现。
伦理问题涉及我们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学术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的日常工作都存在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从伦理视角去思考和面对。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如概念化,研究目标的设定,文献综述,研究问题,数据和语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写作和传播)都有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不同群体的人开展的学术活动,就有不同的伦理侧重点。例如,就临床医生与病人的治疗方案而言,知情同意是最重要的;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研究(项目)的设计、研究的实施(包括数据、语料的收集)、研究的发表等过程都有重要的伦理问题要考虑。如果是涉及人类参与者(human participant)的实证研究,则要注意知情同意问题⑩。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教会他们从伦理视角去思考问题,学会合适地处理研究中的伦理因素。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会更加突出和重要⑪。
伦理的概念和原则问题(即宏观伦理)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我们对具体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即微观伦理)的考虑和处理。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遵守伦理规范,另一方面要落实到实际的操作中。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够把事情办好。
对于一些伦理问题,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就学术研究而言,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或非常相近的。学术研究追求真实、公平和智慧(Pimple,2002),这应该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所有学者,不论是哪个国家和地区,其学术研究都应该是对人类有益的、无害的,不能给人类和个体带来伤害,不能损害人类的尊严和诚信。
就外语学科而言,研究和教学中都有伦理问题需要考虑,本文主要是从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角度切入,其他学科分支同样有重要的伦理问题。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来关心中国语境下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作者简介:
黄国文,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生态语言学、语篇分析。E-mail:gwhuang@cityu.edu.mo。
责任编辑|张新萌
执行编辑|艾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