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涌镇（图源网络）▲
中山大涌镇是中国“红木产业之都”，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便云集了各种红木家具上下游工厂，经济早早腾飞。但即使如此，大涌镇仍然保留着相当完整的古村落，各种老建筑散落于村中。安堂村便是一例，它是中山保存祠堂最多的村落，与之相邻不远的南文村，同样有大量祠堂、老屋，还有一座光裕学校。
南文村的文化核心，当属见证七百年传承的萧氏大宗祠，大门两侧有“相国家声远，河南世泽长”的对联。这里的相国，指萧氏历史上曾出过的十一位宰相，西汉萧何当然是名气最大的一位，另外十位集中于唐代。元大德元年（1297年），南文萧氏始祖萧景春从广东新会迁入大涌南文，传承至今。
如今的光裕学校旧址，是南文幼儿园所在地。它位于村子的祠南巷与祠北巷之间，建于1933年，由三层高主楼和两间附属房屋组成，整体呈中西合璧风格。
光裕学校▲
相比这栋教学楼，光裕学校的历史可以追随到更为久远的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南文乡的萧绍琪和萧祖琛等人发起创办“善善两等小学堂”，萧绍琪担任名誉校长，办校经费来自于乡里的祖产和庙产，每年指定拨款1200元，但入不敷出，需要收取少许学费作为补贴。不过，这座善善两等小学堂仅开办两年便无以为继。1913年春，学堂一度复办，但次年冬天再度停办。
1919年，南文乡贤萧祖强再次提议复办学校，并将校名改为“南文乡立高等小学校”，获得批准。1889年出生的萧祖强，1904年肄业于香山县隆都高等小学堂（前身为龙山书院），胡汉民为其老师。1908年，他入读广东陆军小学堂，1910年就读南京陆军中学。1911年于陆军中学毕业，并于武昌起义后，在后来曾任香山县县长的朱卓文引荐下，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他与中外各界六十多名来宾参加了在孙中山的上海霞飞路寓所举办的就任临时大总统庆祝宴会。
学校复办之初，萧祖强曾担任校长两年，但后来因在军中任职，无暇顾及校务，只能换人管理。1927年，学校因经费不足再度停办。
1929年，在当时的香山县政府主持下，学校再次复办，但办学经费依然紧张。校务负责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让学校不再因经费短缺而停办。
航拍光裕学校▲
有人查找的文史资料显示，当时南文乡文盲和失学儿童都很多，主要是因为每年划拨的办学经费只够开设两个班，许多适龄学童无法上学，经费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有研究者通过各种县乡文件和往来书函发现，南文乡并不是穷地方，绝非没有足够公费用于办学，只是“主持学校（事务者）碍于情面，不愿呈请指拨，亦不肯说明公款之所在，致学校无从振作。”
当时，中山县第二区区公所还向南文乡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当地祠堂、文昌庙和龙王庙等将结余拨出三千元，作为办学经费，指出“此查提拨祠庙产款以充学校经费，系为地方造育人才之用，事属可行……”
但即使有上面的文件压下来，学校需要的经费仍然没有完全落实。有研究者引用了《南文乡校沿革》的记录，提到该校经费“年中每不敷支，俱向下年常费中预拨，校务进展，殊为牵制。是年（1931年），桂荣君提议向祖庙产增拨常费四百元。民廿二（1933年）春，萧廷禄掌校，由乡中各庙征收宝烛附加费以充学款，年中可得七百元。由是校款仅足敷衍。”由此可见，南文最终增拨的经费只有1100元，而区公所此前提议为3000元，而且这1100元也足足花费了三年时间。
学校的扩建契机，仍然来自于萧祖强。据《南文乡校沿革》记载，1933年春，萧祖强回乡探亲，眼见“该校地址狭小，不敷用，且地方涣散，管教难周，倡议从新建筑校舍，俾能容纳多量学子”，建议得到南文乡人积极响应，“由萧光裕堂捐出全部建筑费，共用去七万余金，民廿二（1933年）冬间，遂告落成……民廿三（1934年），萧文尧君长校，迁入新校，是年学生大增，共有二百五十人，分作六级教授。”
也正是为了感念光裕堂的捐助，校名改为“南文光裕学校”。如今建校碑记仍存，有“楼凡三层，高四十有六尺，宽六十有九尺。深丰之虚其上，以备学校之用，重教育也。楼下则设礼堂，以备族人讲礼宴集之需，厚风习也”的记载。此时的光裕学校，已经真正成为了一所新式标准小学。
抗战期间，大涌一带也遭遇日寇侵袭，光裕学校一带众多建筑被敌机炸毁，所幸学校躲过一劫，以完好之姿保留至今。1946年，萧祖强等族人再次提议修建新校，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1949年后，光裕学校易名为南文小学，1950年有学生286人。至1960年，学生已过千人。1986年，在南文海外侨胞的支持下，学校筹建新校舍，于1988年正式使用，1998年完成二期扩建，2004年与大涌小学合并，易名大涌南文小学，如今已是中山市一级学校。至于我眼前的光裕学校旧址，则成为幼儿园，继续着自己的教育功能。
航拍光裕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萧祖强，这位光裕学校的最大功臣，此后命运坎坷。1930年，萧祖强任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工兵科科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工兵指挥部副指挥，1936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广州）工兵科上校科长。1937年任中山县财务委员会委员、中山县参议会第一届参议员等职。1939年任中央步兵学校遵义分校教育处长、少将教育长。同年，他率部在中山横门一带英勇抗日，以寡敌众，同年秋天更是借日寇换防之机，率部光复县城所在地石岐。当时，这一消息振奋粤港澳地区，港澳同胞还为此游行庆祝，港澳报章也以头版头条进行报道。
抗战胜利后，南文乡政府专门向上级呈文请求表彰萧祖强。1947年1月30日的中山县《建中日报》曾以《南文乡长呈请当局褒奖萧祖强氏》为题报导此事，报道中写道：
“乡人萧祖强幼受胡汉民先生教育之熏陶，早以推翻满清为职志，乃投笔从戎，肆业于黄埔陆军小学，而南京陆军中学，迨辛亥武昌起义，由族人朱卓文、余森郎两同志介谒国父，在上海加入同盟会，奉派协助陈英士先生，组织泸光复军，起义倒满。民元十月，辞职就学保定军校，毕业旋粤，在国民党领导下，对于东征北伐，抗战诸役，无役不从。民二十八、九年间，吾邑抗战，在第四战区第一游击区司令部参谋长任内，守土克敌，光复县城，厥功至伟，而同学汉奸李逆讴一辈，劝其从事奸伪工作，施行威逼利诱，萧氏严词拒绝，贞节自保，维持固有道德，保持民族正义，尤属难能可贵，呈令省府明令褒奖。”
之后，萧祖强获得国民党南京政府颁赠、有蒋介石亲笔题写“捍卫乡邦”四字的匾额。牌匾运至南文乡时，乡民搭彩楼，以鞭炮锣鼓欢迎，将匾额挂在祠堂内供人瞻仰。
1949年，萧祖强听从左派朋友劝告，拒绝前往港澳或台湾的动员，选择留在大陆。此时他已退休，虽在军旅多年，但两袖清风，与家人在广州开一间小食店维持生活。但在1951年，他突然被捕，押回中山，1952年初以恶霸地主罪被枪决。
遭此突然变故，萧祖强的子女请求组织复查，随即被批判成“为反革命翻案”，后来几个子女都被打成右派或坏分子，遭遇劳教甚至入狱，一家人始终背着这个政治黑锅，在读书和就业方面举步维艰。
上世纪90年代初，萧祖强家人从南文乡人口中得知，当年镇压萧祖强的主要罪状是“攻打共产党游击队，杀害了欧初部队十一人”，罪证是蒋介石题赠的“捍卫乡邦”牌匾。作为当年的游击队负责人，欧初后来曾担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广州市委书记和广州市人大主任等职务，时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常委。萧祖强家人便致信欧初，询问是否有此事。欧初立刻回忆起自己在五十多年前在横门保卫战中与萧祖强的一面之缘。
欧初回忆道：
“战斗从早上开始打响，天空有敌机盘旋投弹、扫射。我们刚到阵地，枪炮声骤然密集，日军派出许多橡胶冲锋舟，如同一群黑色水甲虫，向我军发起一轮冲锋，我见到个子较高的国民党军萧祖强头戴钢盔，亲冒炮火，在前线阵地指挥，勇敢而镇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战斗激烈，我和萧互谈了几句，回去指挥部后，我们几个人议论起还猜想萧祖强是否从延安回来的。”
他也明确表示，萧祖强“杀害欧初部队十一人”纯属子虚乌有。
1992年9月，萧祖强得以平反，宣告无罪。此后，欧初还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到此事，包括回忆录《少年心事要天知》，在文献纪录片《珠江怒潮》中接受记者访问，还有2005年8月19日发表在《澳门日报》的《毋忘此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等。
200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萧祖强后人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当年萧祖强获颁的“捍卫乡邦”牌匾，原本是重要文物，但南文乡祠堂里悬挂的“正品”，在萧祖强蒙冤被杀后便已惨遭破坏，不复留存。当年珠三角萧氏族人曾复制此匾额，共有五块之多，用于本族祠堂，但都下落不明。曾有人在新会一民居中发现一块，但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前夕，广东省民革委托江门市民革协助寻找，专程摆放这户新会人家，却被对方告知，此匾额确实曾长期存放家中，但已经被一外乡人当古物高价买走，无从寻找。
萧祖强有子女17人，其中两人在抗战期间夭折。在他被冤杀后，后人饱受各种屈辱，求学和就业都举步维艰，为了改善生活，不少人设法前往海外生活，散落于港澳台、美国、澳洲和英国。萧祖强平反后，这些隔别多年的亲人才得以团聚。他们中的不少人都颇有成就，如今活跃于各行各界，在侨胞中也颇具声望。
平反之后，萧祖强抗击日寇的爱国情怀重新得到确认，他对教育的重视同样薪火相传。南文村不但有光裕学校传承至今，而且一直重视村中子弟的入学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中逐渐走向富裕，但仍有一些家庭经济相对窘迫，出现过孩子考上大学、家中却无法供下去的情况，村委会便主动联系族中的企业家和侨胞，成立助困助学基金，让南文再也没有因学费问题上不了大学的孩子。
如今光裕学校是幼儿园▲
图源 |孙俊君摄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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