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查理大桥望向城堡山▲
今年是捷克天鹅绒革命35周年，在简体中文世界里，绝大多数人对它的认知都极其有限甚至狭隘，也往往低估它的意义。
2019年12月初，我在捷克布拉格游荡，又一次步入聂鲁达街的一家老书店。店主是一位中年女性，我每次到访布拉格，都会去这里看看，她总是站在柜台前微笑致意。那一次，我让她帮我找了一本捷克语版的《河畔小城》，这是赫拉巴尔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我对捷克语一窍不通，只是为了收藏。我还跟她要了两本关于天鹅绒革命的旧杂志，她递给我时还告诉我，自己当时就在瓦茨拉夫广场上，她为这段经历感到无比自豪。
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我曾偶遇杜布切克的雕像。这位斯洛伐克人是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变成了普通工作人员，但人们从未忘记他。
一位斯洛伐克人在经过时主动对我竖起大拇指，我问他对杜布切克的感受，他说布拉格之春的历史实在动人，但它只是一次体制内改良，杜布切克固然伟大，但同样无法避开体制内的局限，直到天鹅绒革命才让两个民族都找到了自己的路径。
他笑着说，其实一切都没有变化，在欧盟内，在申根协定之下，许多人每天都在两个国家之间通勤，同样，还有很多捷克人每天去德国上班，去波兰或奥地利工作或购物，这已经成为孩子们与生俱来的认知，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每个探访布拉格的人来说，城堡山、老城广场、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都是必去的地标。如果要从中挑出一个作为布拉格的象征，你会选择谁？
伏尔塔瓦河与查理大桥▲
在《布拉格精神》一书中，克里玛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
这段话并不难理解。布拉格城堡极尽壮美，但它仅仅是昔日王权的象征。瓦茨拉夫广场经历了布拉格之春的轰烈，但人们也不可能忘记苏军在此镇压时的残暴，何况，直到90年代，这里都是捷克党部所在地，那栋色调暗淡的丑陋大楼，曾接收无数来自苏联的指令，并向自己的人民发号施令。当然，这里也是天鹅绒革命的中心，但这个成就似乎太“新”了。至于老城广场，它见证了这个城市数百年来的动荡，它时常喧嚣激昂，但同时也上演着种种虚伪，甚至可以说，它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熟知的、克里玛期许的那个不屈的布拉格相悖。
老城广场▲
那么，只剩下查理大桥了。所以，克里玛的答案是：
同时，查理大桥也“代表了这个城市罕见的坚强，它有能够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它曾抵御天灾，也曾经历人祸。这座欧洲最美之桥横跨伏尔塔瓦河，如今承载着无数旅行者的梦想。
从城堡山走下来，会经过小区——这不是我们所说的住宅区，而是一个区名，与城堡区、旧城区、新城区和犹太区一起构成如今的布拉格老城。其中，小区和城堡区在一头，犹太区、旧城区和新城区在另一头。
黄昏时的查理大桥和远方的城堡山▲
克里玛与“前辈”卡夫卡一样，都是在犹太区出生的犹太人。犹太区如今是繁华的商业区，大量国际品牌扎堆此处，可在卡夫卡出生的时代，这里还是不折不扣的贫民区。到了克里玛出生时，犹太区已有极大改观，他的家庭状况也远远优于卡夫卡。但他也比卡夫卡不幸，早逝的卡夫卡没有经历二战的残酷，避免了被关入集中营的命运，克里玛则在十岁那年与家人一起被关入集中营，直至二战结束。
他的童年玩伴们结局悲惨，“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进了毒气室”，至于他，仅仅是个无能为力的幸存者。他在《布拉格精神》里这样回忆那段经历：“人们在我居住的房间里死去。他们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我每天看着车上高高堆放着的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他们合上。僵硬的胳膊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
他当然理解什么是伤痛，也正因此，二战后，他曾因“胜利”和“解放”而欢欣鼓舞，充满斗志地投身于“新的时代”，但他很快就发现，“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
“布拉格之春”显然见证了另一种恶的力量，作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克里玛在苏军入侵后前往美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但第二年，他不顾朋友劝阻，毅然返回被苏军占领的祖国。尽管失去了工作，只能靠救护员、邮差、勘测员助手之类的短工谋生，尽管当局全面封杀其作品，并进行监视，但他仍坚持地下写作，成为“萨米亚特”的重要人物。
伏尔塔瓦河与查理大桥▲
海达·科瓦莉的《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同样记录了她对两种恶的见证。这位出生于布拉格犹太富商家庭的女作家，1941年被驱逐至波兰，1944年被关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父母均死于毒气室。在集中营里，她见到一火车又一火车的人被处死，她见证了上千名被剃光头发的姑娘在皮鞭抽打下嚎哭，她见证了一个逃跑的女孩被抓回后，当场被打断四肢，拖到毒气室。有一天晚上，与她同住的十几个孕妇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另一些人被德军叫去清洗地面的一滩滩血迹……
1945年初，她在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的途中逃脱。在《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里，海达记录了自己逃亡、躲藏的全过程，还有其间的人性善恶。
当二战结束时，她也曾有过“天亮了”的感觉，身边许多人的言行也影响着她对苏联的观感。比如一对从苏联归来的犹太夫妇“热泪盈眶地说到所有的苏联人——包括最普通的苏联老百姓——的自我牺牲和爱国精神，他们的坚韧不拔……他们说到在苏联时感受到的深厚的兄弟情谊，各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平等……他们说到党和苏联政府是怎样关怀他们的，他们，还有其他难民在那里受到的友好待遇。”
可惜的是，“十年后，那位接待我们的女主人坦白地承认，她和她丈夫那次说的，几乎全是假话；他们侨居俄国时，日子过得相当艰苦，邻居不敢和他们说话，周围反犹太情绪很浓，黑市和暗中通敌比比皆是。很多人平白无故地被处死，大部分受害者不敢猜想他们被迫害的原因，直到临死那一刻还在为党和斯大林祝福。”
相比克里玛，海达的命运凄惨得多。她的丈夫鲁道夫在二战后积极投身政治，成为捷克外贸部副部长，但不久后，苏联在东欧掀起大清洗运动，鲁道夫成为斯兰斯基案的受审者之一，被打为托洛茨基分子、铁托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判处死刑。
可贵的是，当自己的丈夫身处高位，为这个国家忙碌时，海达便已预见到了危险，她在书中写道：“在我们国家，腐蚀人的不仅仅是权力，还有随着权力带来的恐惧。一旦一个人有了权利，就怕失去它，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人失去权力后，不是从社会的一个阶级降落到原来的位置，而是一直坠落到谷底。爬得越高，跌得也越惨；一个人的权力越是膨胀，他失去权力的危险也就越大，他也就变得愈加害怕起来。一个以恐惧维持的权势，一定是一个极残忍、也极危险的集大成者。”
丈夫被处死十年后，海达才得知了真相。那是一份名为《党内交流》的内部文件，文件宣称在斯兰斯基案的审讯过程中，当局使用了各种酷刑，并向被审讯者强制灌药。如果我们将这一切与书中的一个细节联系起来，或许会更感震撼——临刑前夜，海达终于见到了自逮捕后便如人间蒸发一般的鲁道夫，她望向自己深爱的丈夫，望向他的眼睛，“那里没有绝望，没有惧怕，只有奇异而遥远的宁静。那是一个人在痛苦最深邃处寻找到的宁静。”
《寒星下的布拉格：1941-1968》写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时便戛然而止，海达将“布拉格之春”称为“短暂却令人难以忘却的复活”。她这样写道：“没有人会忘却的，我们的未来不是要去屈服，而是要等待下一次机会。我看到周围已经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些曾被紧箍着铁杆信仰者头脑的魔力，现在已经永远地被解除了。再没有幻想，再不要自我欺骗，再不去相信老大哥的谎言。意识形态冷酷的控制已经结束，也许真理真的以它不可预测的透明方式，最终战胜了一切。”
她写作此书时，仍处于旧体制之下，这个看似仓促的收尾调子高亢，虽不能让人忘记现实中的失败与残酷，却留有希望。二十多年后，她终于等来了新生。
那场轰烈却和平的天鹅绒革命，在克里玛看来理所当然。他在《布拉格精神》里写道：
克里玛有足够的阅历来评价这一切，因为无论是布拉格之春后的窒息，还是天鹅绒革命时的轰烈，他始终在场。也正是因为“始终在场”的坚持，天鹅绒革命后，克里玛成为捷克人最喜欢的作家，声望远远高于远走法国的米兰·昆德拉——因为在捷克人看来，享誉世界的昆德拉早已不属于捷克，他只是一个旁观者，甚至是一个逃兵。相反，克里玛则是“布拉格精神”的代言人。
按克里玛的说法，所谓布拉格精神，就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布拉格就是“一座充满悖谬与磨难终究寻获自由的城市，一个由卡夫卡、哈谢克、哈维尔建立的精神家园”。
站在城堡山上望向布拉格老城，大片大片的红瓦中有一个个塔尖。这座千塔之城的得名，源于大举兴建巴洛克式教堂的天主教化时期。在历史上，这座城市曾屡遭外人控制，其中就包括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后来的天主教化过程无疑是血腥暴力的，但也是在此之后，一座美妙的城市逐渐建立，终于成为了今日的“世界建筑博物馆”。
城堡山望旧城▲
即使到了今天，布拉格也极尽精致之美。除了老城广场上的提恩教堂，它罕有大型建筑，攻略上那一个个名头吓人的“宫殿”，多半只是一栋三两层的大楼。卡夫卡曾说这座城市小而狭窄，但这恰恰是其魅力所在。
在克里玛看来，宏大建筑与这座城市并不兼容，尤其是建筑被赋予政治意义时。如果你从城堡山走下来后，沿小路兜兜转转，登上布拉格的制高点——莱特纳山山顶，便会发现这一点。1945年，当苏军涌入布拉格时，被扶持的新政权开始筹划建造斯大林雕像。雕像名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自己的解放者”，就坐落于莱特纳山山顶。这座费时十年才建成的雕像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斯大林雕像，总高度达30米，人像高15米，仅斯大林的鞋子就有2米之高。
过长的工时当然导致了尴尬，当雕像于1955年建成时，斯大林已死去两年。1956年，苏共开始清算斯大林主义。1962年，雕像被炸毁，底座被用来存放欧洲人最喜欢的主食——土豆。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一座自由电台“斯大林电台”就藏在这底座中，传播反苏消息。
克里玛显然坚信文字的力量，他在《布拉格精神》里引用贺拉斯的句子：“我建立一座比铜还持久的纪念碑。”作为一个“始终在场”的见证者，不屈服于强权的他，以自己的尊严守护着权力不可能到达的领域——思想和精神，他当然建起了这样一座纪念碑。
跌宕经历并未使得克里玛充满怨念，他的文字依然平静，就像他所推崇的那股让“天鹅绒革命”异常舒缓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词语和善与爱的力量”。
海达的文字则更加冷静，即使命运对她如此苛刻。她以平淡笔调记录集中营生活，记录与家人朋友的生离死别，记录自己的逃亡，记录自己被抄家、被隔离的经历，记录自己被组织“照顾”而失业后的种种艰难，记录丈夫死后自己所遭遇的种种歧视和屈辱，记录自己如何一个人养大孩子，并小心呵护他的心灵……
后来，她这样写道：“今天，伊万（她的儿子）住在伦敦。他是个成功的设计师，还著有一部关于艺术的情趣盎然的书。他设计的建筑，兼具美感与坚固，具有宁静的尊严。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都是大不列颠——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的公民。”
他们都战胜了命运。
伏尔塔瓦河，捷克母亲河▲
图源 |叶克飞摄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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