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目中，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是中国海洋大学。早年，这里名为俾斯麦兵营，是德军驻扎之所，后来，这里成了国立青岛大学（后易名国立山东大学）校址所在地，山东大学于五十年代迁往济南后，这里又成了青岛海洋大学（后易名中国海洋大学）的校址。
其实，中国海洋大学里遍布的欧式建筑、樱花桃花和林荫道，均非其独有。不过一旦承载了个人记忆，个中之美便被无限放大。小学时，我常于放学后背着小书包溜进海大校园，坐在球场看台上看学生踢球，也常在那些古老建筑和樱花树丛中穿行。直至黄昏，才意犹未尽地去坐车回家。
彼时，大学于我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校园，或说更大的公园，我在其中享受不做作业的自由时光。我不知道，这个校园曾承载着一段文学史的过往，承载着青岛这个城市在文化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上世纪三十年代，国立青岛大学建校后，校长杨振声延揽大量名家，如梁实秋、闻一多等，继任者赵太侔又聘得老舍、洪深等人。开埠不过数十年的青岛，就这样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重镇，也成为众多文人学者的避世之所，方令孺亦是其一。
方令孺▲
去寻访方令孺故居那天，正值四月底，青岛满城樱花盛放，海洋大学校内自也不例外。随便一条路，随便一个角落，都可见樱花痕迹，绝不会有那种把几十棵樱花圈在一起当景点收钱的寒酸气。一栋栋老建筑上，有爬山虎的新芽与旧痕，一棵棵法国梧桐林立道路两旁，正发嫩绿新芽。
方令孺故居就在这样一栋老建筑里，这栋建筑最早是德国兵营的军官宿舍。国立青岛大学建校后，将之作为女生宿舍和单身女教员宿舍使用，如今是一栋教学楼。大楼外墙黄绿相间，有爬山虎爬过，大门为深绿色。走进去，一派清幽静寂，一间间教室和实验室挂着各色牌子，方令孺具体住过哪间，已不可考。
方令孺故居（周彧绘）▲
当年，方令孺是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员，也是新月派女诗人，一位出身旧时书香世家、勉力于新文学的女子。
曾与林徽因并称新月派“南林北方”的方令孺，出身安徽桐城方家。桐城派是清代最大散文流派，二百余年来主导清代文坛，奠基人为戴名世，创始人为方苞，后者又与刘大櫆、姚鼐同被尊为“桐城三祖”，即方令孺的直系祖辈。方令孺的祖父是清代学者方宗诚，曾为曾国藩的幕僚。父亲方存之饱读诗书，又热衷接受新文化，日俄战争时，他曾两次去日本，饱受国弱所引致的歧视，于是拒绝做官。他佩服秋瑾，把秋瑾的传记写成习字本，让子女临摹。
这样的书香世家，至民国时代仍人才辈出。方令孺的哥哥是文艺理论家方时乔，弟弟是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四十载的古典文学专家方孝岳。侄子方玮德也出身新月派，曾被誉为天才少年，但二十七岁便病逝。外甥则是哲学家、文学家宗白华。
但这样的世家，既有扎实教育与良好修养的一面，也有让人不太愉快的另一面，比如保守、刻板、规矩森严。即使是今天，所谓“大家闺秀”仍有类似压力，何况刚刚开始呼吁女权的当时？方令孺便是封建伦理的受害者。在这个封建大家族里，男尊女卑的格局难改，她的八个姐妹都缠了足，唯有她坚拒。长辈们也因此不喜欢她，说她倔强粗野，常打骂她并把她关在屋里。她幼时便订了亲，十九岁被迫完婚。
方令孺的丈夫陈平甫是南京大银行家之子，也有知识。二人本门当户对，也有共同语言，但仍无法弥补包办婚姻酿成的巨大鸿沟。1923年，受五四影响极深的方令孺随丈夫陈平甫一起赴美留学，同行的还有女儿陈庆纹。同学孙寒冰同情她的遭遇，介绍她读易卜生的《娜娜》。恰恰是这本书，让她下定决心结束悲剧婚姻。她与丈夫分居，独自求学，先就读于华盛顿州立大学，后转入威斯康辛大学。这次异域求学不但未让夫妻关系有所好转，反倒因为视野的开阔和认知的改变而难以维系。1929年，他们举家回国，不久后分居，丈夫亦有了侧室。
1930年，方令孺结识了新月派的徐志摩、陈梦家等人，开始写诗。同年夏天，在美学家邓以蛰的介绍下，方令孺来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讲授《昭明文选》和《大学国文》。
当年，曾与方令孺同住在这栋楼里的还有两个图书管理员：张兆和与李云鹤。前者在接受了沈从文的漫长追求后，随未婚夫前来青岛，开始了数十年的相依。后者则在教务长赵太侔的介绍下来校工作，并在中文系旁听，后来，她改名蓝苹，再后来，她易名江青。
在这个校园里，如今最出名的建筑应算是“一多楼”，即闻一多故居。它与方令孺故居所在老楼之间的距离，不过数分钟脚程。
当年，方令孺就这样一次次漫步于校园的林荫道上，至“一多楼”与同属新月派诗人的闻一多倾谈。那时的闻一多是国立青岛大学的国文系主任，凑巧的是，此前与方令孺在上海结识的陈梦家，如今也就读于国立青岛大学，并担任闻一多的助手。
那时的方令孺，虽有好友相伴，但仍哀愁寡言，梁实秋晚年曾回忆：
“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以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不愿谈及家事，谈起桐城方氏，她便脸色绯红，令人再也谈不下去。”
想来，她不谈家事，除书香世家的修养外，也有阴影吧！
一个这样的弱女子，自然令身边的才子们怜惜。何况方令孺是大家闺秀，举止温文，还以美貌著称。王建昭曾说“她貌似白杨（影后杨君莉）而高雅过之”。美学家常任侠也曾说，他平生所见美人，数九姑第一。“九姑”即指排行第九的方令孺，这个称呼来自于其侄子方玮德。方玮德与陈梦家都是闻一多的弟子，他称方令孺为“九姑”，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师们便也跟着叫开了，巴金曾在《怀念方令孺大姐》一文中写道：“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我也曾见到方令孺晚年的照片，仍有英气。
所以，当年国立青岛大学极为知名的“酒中八仙”，便有方令孺在其中。所谓“酒中八仙”，是由校长杨振声发起，他鉴于青岛虽景色秀丽，但开埠未久，人文氛围欠缺，文人学者居住久了易感无聊，便每周相约几位教师聚会。当时，最热衷此道者有梁实秋、赵太侔、闻一多、陈季超、刘康甫和邓仲存，再加校长杨振声，闻一多又将方令孺拉上，刚好凑成“酒中八仙”，方令孺也便成了“方仙姑”。
其实方令孺酒量极浅，闻一多执意拉上她，怕也是为了排遣她的孤独。
不过闻一多与方令孺的相惜，据说也引来了一些流言蜚语，以至于闻一多将妻小接来青岛，以示清白。梁实秋曾在致徐志摩的信中不点名地写道：“是古井生波而及时罢手，没有演成悲剧”，晚年还曾回忆：“一多在这个时候自己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这“回肠荡气”的诗，便是闻一多最杰出的诗作——《奇迹》。
但也有考据者认为，闻一多的“一点涟漪”，对象并非方令孺，而是另一位大家闺秀俞珊。其依据之一，便是沈从文的小说《八骏图》。
《八骏图》是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期间写成。离开青岛后，他曾写道：
“《八骏图》和《月下小景》结束了我的教书生活，也结束了我海边孤寂中的那种情绪生活。而年前偶然写成的小说，损害了他人的尊严，使我无从和甲乙丙丁专家同在一处共事下去。”
《八骏图》的故事背景就在青岛，文中主人公所住的教工宿舍，就是如今的青岛福山路3号沈从文故居。在小说中，他写了“喜读艳体诗文的教授甲、在海滩上窥视女子的教授乙、惦记自己内侄女的教授丙、虐恋倾向的教授丁、认为女人是古怪生物的教授戊”等，他们当中有物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六朝文学专家。沈从文批判这些知识分子，表面老成庄严，满口仁义道德，但内心俗气虚伪。
后来，沈从文为同名小说集写题记时，更是写下“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侍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
酒中八仙们在读到《八骏图》后，反应颇大，甚至对号入座。曾提携过沈从文的闻一多更是大为光火，与沈从文就此陌路。有人认为小说中提到的教授甲就是闻一多，那句“教授甲的房间里，有一部《凝雨集》，一部《五百家香艳诗》。大白麻布蚊帐里挂一幅半裸体的香烟广告美女画，窗台上放了一个红色保肾丸小瓶子，一个鱼肝油瓶子，一帖头疼膏”极尽讽刺，指闻一多爱读艳诗，窗台上的保肾丸更是指其性功能不佳。
汉学家金介甫还认为，“梁实秋则可能影射教授丁或戊，因为丁或戊教授都主张要有点拘束。教授庚则可能是影射赵太侔……那位非常随便的女孩子，则可能是俞珊，青岛大学的校花，赵太侔的夫人”——俞珊是话剧演员，曾主演《卡门》，丰满漂亮，当年极受欢迎。有人曾说，闻一多对俞珊颇有情愫，不过在接来妻小后，便了无痕迹。
其实在我看来，“酒中八仙”实在没什么可非议之处。教授们工作都尽心尽责，私生活其实与外人无关，聚在一起喝酒更是小事。那时的沈从文，年少意气，一心探求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但把私生活与“仕宦观念”扯在一起，多少有点上纲上线。
当然，沈从文与大教授们的生活差异也是《八骏图》不可绕过的背景。那些成名教授本就待遇极佳，住单栋洋楼，收入颇高，如梁实秋和闻一多的月薪都是400大洋。而年轻讲师沈从文的收入不过100大洋，并与多名年轻教师挤在一栋小楼里。这种情况在当时不少大学中都存在，也使得成名教授与年轻教师间有着一条天然鸿沟，甚至彼此相轻。
不过，也恰恰是沈从文，曾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写道：
“方令孺星期二离开此地，这时或已见及你。她这次恐怕不好意思再回青岛来，因为其中也有些女人照例的悲剧……她人是很好的，很洒脱爽直的，也有点女人通同不可免的毛病，就是生活没有什么定见。还有使她吃亏处，就是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在此有些痛苦，就全是那么生活不合体裁得来的。”
那句“有些只合年轻妙龄女人所许可的幻想，她还不放下这个她不大相宜的一份”，无疑指出了方令孺内心的悸动。这悸动是否是因为闻一多？
除闻一多之外，还有一个人与方令孺相知，那便是比她小十四岁的闻一多弟子陈梦家。陈梦家也是新月派诗人，后专注于学术研究，在甲骨文、青铜器和竹简等领域的考证有大成。我曾见过陈梦家的照片，可算是民国时代的大帅哥。
方令孺的女儿肖文曾回忆，1930年，母亲从青岛回南京度假，方玮德带了陈梦家同来，陈梦家当时身穿深蓝色大褂。她还说，母亲非常欣赏方玮德和陈梦家的才华，大家在一起谈诗论文。那一年，陈梦家20岁，方令孺34岁。
方令孺与陈梦家之间曾有许多通信，陈梦家将之整理，并取名《你披了文黛的衣裳还能同彼得飞》，发表于1930年12月《新月》杂志第3卷第3号，方令孺则将信件中自己的文字，以《信》为题，收入同名散文集，于1945年出版。
我曾读过《信》中的篇章，文字优美，如：
“今年初夏，在玄武湖上看见你同玮德，都像春花一般的盛开在金色的黄昏中微笑，现在又常常从空中飘来你洁白的馨香的片语，我又静默了，又怕一出声这种愉快消失，聪明的小朋友，你能理会？”
这极具母性温暖的文字，足以让年轻人沉溺其中。陈梦家将他与方令孺的信件命名为《你披了文黛的衣裳还能同彼得飞》，显然也是对这种母性温暖的回应，“文黛”与“彼得”这两个名字来自于童话《彼得·潘》，彼得不愿长大也永不长大，他给文黛和她的两个弟弟身上撒了魔粉，一起飞到虚无岛，让文黛做了小母亲……
此时的他们，正筹备办一本名为《诗刊》的刊物，此举得徐志摩赞同，并协助发信征稿。1931年1月，徐志摩挂名主编、陈梦家编辑的《诗刊》季刊在上海出版，闻一多的巅峰诗作《奇迹》就发表于此，徐志摩、饶梦侃等也有作品“贡献”。此外，卞之琳和林徽因等年轻诗人也在刊物上发表了诗作，标志着后期新月派的形成。方令孺也在此期刊物上发表了《诗一首》：
“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泪流。看，那山冈上一匹小犊，临着白的世界，不要说它愚碌，它只默然，严守着它的静穆。”
同月，陈梦家的首部诗集《梦家诗集》出版。7月再版时，他增加了一卷内容，名为“留给文黛”。毫无疑问，这是一组写给方令孺的诗。诗中情愫已经表达得极为清晰，比如“我低低念着小小的情诗，香烟吐出的圈围着了你”，而面对方令孺的克制，他也感慨地写下了“你，我，一样的方向因了两条铁轨走……停了步，我凝望你：‘永不碰着的相近！’”
还有一首诗，名为《告诉文黛》，其中有“告诉文黛，飞，只管飞！可总不许提到‘明天’，潘彼得从来不知道有一个‘明天’在面前。”那失落情绪任谁都看得出。
1931年夏天，陈梦家编选了《新月诗选》，书中有新月派十八位诗人的八十首诗作，其中收录了方令孺的《诗一首》和《灵奇》。《诗一首》是这样的——“爱，只把我当一块石头，不要再献给我，百合花的温柔，香火的热，长河一道的泪流。”
陈梦家对此诗的评价是“一个清幽的生命河中的流响，她是有着如此严肃的神采，这单纯印象的素描，是一首不经见的佳作。”诗中的克制隐忍、拒绝爱情，“只把我当一块石头”，显然是方令孺的心声。只是，她在向谁表明心迹？是想放下与闻一多的涟漪，还是拒绝如小弟弟一般的陈梦家的情愫？已不得而知。
另一首《灵奇》被誉为方令孺最出色的作品，“有一晚我乘着微茫的星光，我一个人走上了惯熟的山道，泉水依然细细地在石上交抱，白灵沾透了我的草履轻裳”，十分优美。
那年的11月19日，徐志摩坠机身亡，此事对方令孺与陈梦家都触动极大。
方令孺写下《志摩是人人的朋友》，文中写道：
“再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惨烈？这真像是处在迷罔的梦境，不信志摩会这样忽然失去！不管他是在天上融化，或是摔碎在岩石上，那情景只有他自己知道。唉！他带着人类所有的创痛去了！”
陈梦家则编辑了恩师徐志摩的遗稿《云游集》，又将自己1931年夏天之后的诗稿整理结集为《铁马集》，将原稿寄予方令孺保管，然后停办《诗刊》，奔赴上海“一·二八”战场，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不久后，他又前往青岛，担任闻一多的助教。
将那个夏天的诗作，如“留给文黛”系列寄给“心中的文黛”，陈梦家显然是希望借此再次表明心迹。方令孺的反应仍是克制与拒绝，后来，她将诗稿寄回给安顿下来的陈梦家，并附信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梦家：检束你的诗稿寄回你，心上是别有感慨。想你从军前检理稿件寄我时，是心上发生光芒罢？现在，上海近郊已为异帮人的马蹄所践，我伤心那几万生灵的消灭。从前元微之病在佛寺的时候，嘱人把他的诗稿寄给白十二郎；这回你从军去时把诗稿寄我，梦家，我已领悟了往昔友朋的深谊，世界不能给我比这更多的了。”
最后这句“我已领悟了往昔友朋的深谊，世界不能给我比这更多的了”，温婉中带着决绝。
后来的陈梦家，不再写诗，专注于学术研究，并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研究生时，与赵萝蕤恋爱结婚。赵萝蕤也出身书香名门，美丽优雅，后成为国内知名翻译家和学者。她与陈梦家二人，可算是学界的一对神仙眷侣。可惜文革时陈梦家受迫害身亡，留下赵萝蕤一人。
方令孺倒是并未停止写诗，但产量极低。台湾洪范书店曾出版《方令孺散文集》，仅收入十篇散文、一篇译文、四首新诗，大陆则有过1982年版的《方令孺散文选集》，还加入1949年后的一些散文，共计22篇，及18首新旧体诗歌，也极薄。
1932年，方令孺积劳成疾，只好离开青岛。抗战期间，她的作品从凄婉清冷转向现实主义，至1949年后，她的诗作也未能免俗，开始“应景”，如“你们并立在高山上，像雁行贴在天边；歌声在云彩里飞翔，带着灿烂的阳光”之类。
1949年后的方令孺，曾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当时全国省级文联主席中唯一的女性。文革时，她因曾是江青的老师、知悉对方一些丑事而遭打倒。1976年9月30日去世，后平反。
想来，方令孺的一生一直孤苦。年少时在压抑中叛逆挣扎，年轻时在包办婚姻中痛苦，中年时面对无果的感情涟漪，后来被大时代裹挟，晚年又遭迫害。
其实，没有谁能逃开时代的裹挟。在她年轻时，与封建礼教的抗争，生活与思想的双层孤独，都是一个才女难逃的宿命。在她年老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沉浮，在全民癫狂中迷惘，也是宿命。甚至，她在感情上的孤苦也是宿命。漫步于中国海洋大学校园，用脚步丈量方令孺故居与一多楼的距离时，我突然发现，他们的诗作反复唱和。
在闻一多的巅峰诗作（亦是收官之作）《奇迹》中，他这样写道：
“可也不妨明说只要你——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再不浪费这灵魂的膂力，剥开顽石来诛求白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
俨然在阐明心迹。
方令孺则有一首《全是风的错》，颇似回应：
“既是从深林里来，就该回到深林里去；偶然有一片落叶，碰响了你的襟裾，那全是风的错，朋友，你莫惊惧！”
有过失败婚姻的她，怕已近情情怯。
这两首诗，都诞生于这个校园。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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