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通商口岸来来去去的外国人,如何见证中国百年史

文摘   2024-11-04 17:15   广东  

1978年后,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学者毕可思在《帝国的切口》中写道:“各种机构和企业都重拾自己曾被废止或摧残的外国遗产。”

他以青岛啤酒和上海交响乐团为例:

“青岛啤酒——中国最大的啤酒品牌——于2003年举行百年周年纪念,在对国内和全球的宣传中,他们都充满自豪地强调,该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当年的盎格鲁-日耳曼啤酒公司。2001年,在上海交响乐团对自己120余年历史的追溯中,他们详细回顾了其乐团名称是如何在60年里从‘镇交响乐队’‘上海公共乐队’演变为‘上海工部局乐队’,并成为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工部局中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啤酒还是交响乐团,其起源都具有鲜明的国际色彩。”

1757年,清廷禁止中国港口与外国通商,禁止外国人进入,唯一例外是广州,而且每年仅四个月开放。1832年,29岁的苏格兰人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号”强行驶入厦门、福州和宁波,直至上海,“以确定这个帝国的北方港口,如果假以时日,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英国商人开放。”而在林赛此举的16年前,英国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也曾来华,提出自由贸易、扩大通商口岸等要求,但因“礼仪之争”被遣送。

当时,清政府官员的无能懒政,政府系统的低效,都被林赛看入眼中。驶入厦门等地的船只中,有三艘隶属于怡和洋行。“怡和洋行”并非广州十三行中最大最强、贸易遍及世界的怡和行,而是一个典型的“山寨货”。但在鸦片战争后,怡和行逐渐衰败,怡和洋行却成为贸易领域的巨头。

1840年,国门被强行打开。此后百年间,中国的开放史充满着各种不幸与屈辱,但毕可思试图指出,在那些殖民者和掠夺者之外,还有许多在那一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并不是类似的负面角色。

《帝国的切口》中写道:

“对于中国对外开放的这一百年,人们可以进行多种解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完全是因为被卷入世界历史的洪流,才阴差阳错地来到中国。随着外国在华事业蓬勃发展,这些事业成了19世纪日渐成形的世界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最普遍的求职之处——无论是当护士、教师、打字员、海关官员、警察、推销员还是书记员。早在当时,世界就已经迎来了一阵中国热,大家以为只要能到中国待几年,趁机捞一笔,就能发一笔横财。实际上,等待这些淘金者的通常都会是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加有秩序的、可预估的世界。”

在过往的历史书写中,聚焦点往往在于清廷、殖民者和“先醒来的人”,很少有人关注那些在中国工作的普通外国人。而在毕可思看来,“想要理解现代中国的思维模式、掌握中国近代史的脉络,就务必要调和不同版本的有关这段历史的经验——一般的、巧合的和充满创痛的。”

《帝国的切口》所选择的“切口”是通商口岸,继而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视野下。它从洋人的动机、心理等角度来观察清末历史,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本土记录的独特视角。既不是费正清“冲击—回应”的延伸,也不是柯文“中国中心观”的后续,它更像是对这两种范式的补遗。书中提到的贸易往来、跨国群体、知识和信息的流动,还有人们的生活形态与方式,无不显示出中西关系的多元特征,还有早期全球化的底色。

19世纪的全球化进程,由少数先发国家以强权主导,市场加枪炮成为武器,中国因此遭遇重创,也成为列强的淘金地。鸦片战争后,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但正如书中所说:“中国的命运并不是由外国决策者决定的,而是由中国国内的情况决定的”。

鸦片战争后,海关被外国人把控,最知名的人物当属罗伯特·赫德。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说:“研究中国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1835年出生的赫德,1854年来到中国,逐渐熟悉中国社会与文化。1861年,他开始在上海代理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并于1863年正式出任这一职位,把持近半世纪。

赫德的身份和立场当然代表着英国利益,但他也深深知道,要确保英国利益,就必须“做大蛋糕”,让海关更为高效、有更高收入,既要攫取利益,又要让大清不能陷入末路,避免涸泽而渔。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这一说法自然动机不纯,但却是海关工作的必需。

中国海关也在屈辱中逐渐成长,建立了现代海关和关税制度。西方管理经验大大提高了海关效率,使得海关税收稳步增长,从1865年的830万两增加到1908年的3000多万两,成为清政府最稳定和可靠的财源。

最讽刺的是,赫德治下的海关是大清所有部门中最廉洁的机构。1869年晋升布政使,官阶从二品。1889年,升为正一品。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死于英国白金汉郡,清廷追授其为太子太保。但在这个过程中,赫德也一再维护英国利益,扩大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而在他的任期里,在中国官员眼中变成“我们的赫德”,但却被一些英国人视为叛徒。

这种矛盾感,在那时的中国无处不在,许多事情都需要多角度看待。如果仅以耻辱和仇恨心态去理解那时的冲突与碰撞,太过强调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理解整个社会进程。但这样的心态,当时不缺,现在也不缺。

书名:《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 1832—1914》

作者:[英]毕可思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后浪

译者:[新加坡]钟逸明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定价:108元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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