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曾经说过：
“正是世间物品的持久性令它们得以摆脱其制造者与使用者，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从这个观点看，世间物品的功能在于令人类的生活保持稳定，而它们的客观性在于，尽管人类的天性反复无常，但当他们与同一张椅子和同一张桌子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就会重拾其相同性，即他们的身份。”
在保罗·贝茨看来，阿伦特这段话的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关于战后一代人的固有认识是真假参半的。
“因为，如果说这场战争起到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它暴露了在遭遇全面战争和大规模毁灭时，个人、城镇与事物是何等脆弱而且无足轻重——就连人类自身也一样。不朽、身份与存在本身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是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必须被重建并加以保护。正是这一道德与物质灾难的背景，将战后欧洲的家庭生活与美国的家庭生活区分开来，使得欧洲对家居和安定的渴望更加强烈与独特，超越了地域、阶级和冷战阵营的区分。”
1945年，战后欧洲满目疮痍，数千万人流离失所，重建的需要和东西欧的冲突合成一股强大动力，推动着欧洲各国领导人、各国际组织及知识分子群体持续思考欧洲文明的历史和未来。
在《毁灭与重生》一书中，保罗•贝茨以“文明”概念和话语为线索，讲述欧洲重建和政治文化版图的变迁。战争尚未结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已经成立，与其他国际救济机构和慈善工作者投入重建。家电和汽车在各国逐渐普及，住房建设也成为舆论中心话题。正如书中所言：
“1945年既有狂热的破坏行为，也有热烈的重建活动；在这一年，志愿救济人员在同盟国军事当局的阴影下辛苦工作，终于迎来了和平与文明的希望。处处都可以察觉到文明的危机，面对文化意义与道德准则的崩溃，一些人埋首于久远的过去，包括古典文明。对于斯蒂芬·斯彭德和其他人而言，中欧的废墟和难民象征着一个世界的终结和新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开始。从零开始的感觉绝不仅限于战败国，它还蔓延到西欧其他地区。”
为恢复国际司法秩序，战犯被新成立的国际军事法庭以反人类罪起诉。濒临破碎的基督教世界重新团结起来，提出了基本人权与信仰自由的主张。在战争破坏与核威胁阴影下，舒适的家庭生活成了欧洲人首要关心的问题，各国都把捍卫家庭价值作为社会文明化的核心，致力于发展社会福利。文化多元主义逐步压倒了欧洲中心论，世界的文明版图朝着多文明共存的方向演变，当然，其中免不了意识形态的复杂博弈。
保罗•贝茨对殖民地的看法不同于以往的流行观点，认为二战后老牌强国对殖民地的放弃固然是事实，但如今的世界版图上仍存在“欧盟特别领域”，这是二战后老牌欧洲国家再殖民化的结果。而在宗教领域，《毁灭与重生》以匈牙利枢机主教敏真谛审判案为切入点，分析宗教在冷战中的重要角色。战争摧毁了旧有的信念体系，催生了一种新的宗教情怀。基督教前所未有地凝聚了西欧、美国乃至南非的力量，并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改造，使其成为意识形态对抗中的重要思想武器。
在书写《毁灭与重生》时，欧洲正在遭遇新的冲击。保罗•贝茨写道，2015年的巴黎恐袭之后，人们普遍表示担忧，认为欧洲脆弱的边境、文化认同与“基督教文明”正面临致命的威胁。之后的一连串国际事件，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书中写道：
“文明是19世纪欧洲自我了解的中心概念，同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建立海外霸权并扩张势力的关键意识形态纲领，现在却普遍被评论家视为欧洲不堪回首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尴尬问题而遭摈弃（幸好在20世纪中期它便已不复存在）。根据这个观点，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残酷历史永远埋葬了欧洲的海外文明教化使命，在20世纪欧洲文明的诸多低谷期，无论是凡尔登、奥斯维辛还是阿尔及尔，宣读其临终祷文。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曾写道，纳粹主义与第三帝国的种族灭绝战争令欧洲文明沦为‘最大的幻灭’，这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保罗•贝茨并不同意这个“幻灭”观点，《毁灭与重生》在很大程度上在探寻文明的持续脉络。不过这种分歧或许只是表象，在最终的探讨中，保罗·贝茨与托尼·朱特殊途同归。
托尼·朱特会让我想起茨威格，尽管前者是史学家，后者是作家，尽管前者关注的是二战后的欧洲，后者关注的是“昨日世界”。
1942年2月，茨威格在巴西的寓所自杀，留下几个月前才完成的遗著《昨日的世界》。在创作此书时，茨威格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出于绝望，我正在写我一生的历史”。
一如这本书的副标题，这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初，从极盛到混乱，从无限憧憬未来到一片迷惘，从世界中心到战争中心……个人命运与大时代，就这样以文字交融。
即使自我放逐，茨威格作为欧洲传统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承受欧洲从盛世坠落的失落。他痛苦地写道：“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道德从原有的这种精神高度跌落到这样的衰败沦丧。”这种沉痛让他选择结束生命，他来不及看到二战的结束，也看不到欧洲的重新开始。
托尼·朱特的四卷本《战后欧洲史》，记录了欧洲的重新开始。他身上有着欧洲传统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这一点甚至有点像茨威格。他迷恋欧洲，认为“不了解欧洲，无以了解世界”；他深知欧洲就是人类的实验室，各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秩序和文化思潮在这里轮番试验。
在托尼·朱特笔下，欧洲从战后废墟中走出，痛定思痛，反思种族灭绝政策为何会发生在文明之地，也因此奉行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论的原则。冷战两大阵营原本壁垒分明，可一场东欧剧变，宣告了冷战的结束。当然，他还写到了欧盟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尝试之一：通过申根协定，打破国界限制，统一欧元，打破关税壁垒。
只是，托尼·朱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对欧洲的改变极尽溢美之词。相反，他有着茨威格式的谨慎（甚至可以说是悲观），在宏大叙事之下，隐隐透着担忧。
托尼·朱特写下这套书并不容易，他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进行准备，在三十几个国家里收集史料，研读文献，调查访问。在这些国家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德国。
在一战中失败的德国，政治失势，经济崩溃，民众急需政治强人将国家从沉沦中解救，可他们等到的却是希特勒。此后的德国一度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但却在二战中惨败，并分裂为东西德。
在一战和二战中戏份吃重的德国，就这样成为了冷战的诱发因素。但也正是德国，以柏林墙被推倒标志了冷战的结束。如今，它已是欧盟第一强国，欧洲的象征。2008年时的金融危机，德国更是力挽狂澜，成为欧盟的拯救者。
再没有一个国家，会像德国这样参与并见证了欧洲的顶峰、坠落与复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这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保罗•贝茨的观点，正如他在《毁灭与重生》中所写的那样：
“文明的政治话语并没有随着德国无条件投降而消亡。恰恰相反，它作为一种有力的隐喻重新出现，为战后的物质与道德重建赋予正面意义。1945年，欧洲大陆沦为废墟，将近5000万人死去，城市变成瓦砾，大片大片的土地因现实与道德的挫败而饱受煎熬。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乡村地区进行，打仗的主体是参战士兵；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与之不同，它无情地抹掉了平民与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成为现代史上第一场平民伤亡人数远远超过士兵伤亡人数的战争。法律与秩序陷于崩溃，难民流离失所，外部强权势力控制一切。集中营的解放将第三帝国所发动的种族灭绝战争的诸般恐怖情形暴露在国际社会眼前，揭露了纳粹政权针对犹太人与其他成为目标的少数族裔的暴行，其流毒之深与影响之坏，竟然令一个长久以来自诩为全世界文明标杆的大陆走向代表野蛮的反面。国际法律界觉得有必要创造新的词语以试图理解（并惩戒）德国的恶行，譬如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行，这突出了生活在翻天覆地的新时代的强烈感觉。汉娜·阿伦特在1945年的名言——‘邪恶的问题将会是欧洲战后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就好比死亡成为上一场战争后的基本问题。’——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对希特勒统治过的欧洲所残留的黑暗道德遗产的共鸣。集中营的发现与如何处置德国及其被俘领导人的问题引起了关于文明自身似乎命悬一线的广泛讨论。”
也正是在这一系列反思力量的推动下：
“尽管当时的一部分人在哀悼文明的衰亡，但更多的人致力于再造新的文明。正是欧洲文明本身的衰败与脆弱激起了来自各界的思想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与改革者的努力，尝试将它从战争的废墟、毁灭与道德崩溃中拯救出来。肩负起重塑欧洲文明这一使命的人士绝不仅仅局限于保守主义者，跨越政治谱系和铁幕两边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对立的事业与利益群体也投身其中。战争结束后，文明成为超越民族国家边界与冷战阵营划分去理解欧洲战后新情况，并重新思考它与过去、未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之参照物。”
保罗•贝茨还提到了阿诺德·J.汤因比，后者出版于1936年至1961年间的12卷本世界通史《历史研究》，阐释了文明与历史。在保罗·贝茨看来，“汤因比总是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被归为同一类人：欧洲走向衰落的悲观预言家，但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忽视了汤因比的某些深刻见解”。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单位既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作为前者对立面的）全人类，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由人构成的群体”，而“这个物种的社会，通常被称为文明”。因此，文明的本质是拥有共同的信仰与价值观的大型社会，并且是作为世界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最后阵地。他还提出，作为个体的文明或许会消亡，但在全球范围内，文明作为贯穿历史的恒常因素，会一直保持稳定。
在我看来，史家的路径和观点或许不同，但很多时候往往殊途同归。虽然保罗·贝茨对托尼·朱特的观点有所反叛，但实际上时而互相认证。
二战结束时的欧洲，当然想抛弃战争创伤，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用一种神话的方式，或者说是“蛊惑人心”的方式。比如塑造国家英雄，淡化曾经对法西斯的妥协，更要淡化内部争斗。不仅战胜国如此，西德也如此。从传奇总理阿登纳到民众，都曾提出应该忘记过去。直至今天，仍有人相信，当年西德乃至欧洲迅速的战后复苏得益于这种集体失忆。但托尼·朱特写道：“德国惟有正确评价、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完成一次长达60年的否认、教育、争论和共识的轮回之后，才可能开始与那段历史共处，不再为此牵挂烦恼”。所幸的是，后来的德国确实是这样做的，《毁灭与重生》中也提到了这种认知上的改变。
正如《战后欧洲史》所言：“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土耳其就是个反面例子，否定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使得它进入欧盟的申请遭遇阻滞。
1949年，“欧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算是欧洲一体化的先声。只是，当时的西欧仍将西德视为威胁。直至50年代初，法国提出“舒曼计划”，寻求法德两国煤钢联营。
法国之所以主动寻求与世仇德国的和解，很大程度上与二战的沉痛有关。一场浩劫过后，欧洲荣光不再，他们甚至连把控战争结果的资格都不具备，主导战争结果的是美国和苏联（在传统欧洲人眼中，偏远的俄国从不是自己的一分子），欧洲也就此遭遇分裂。如果没有政治共识，欧洲只会这样堕落下去。于是，法国选择了和解，就此奠定了以法国和德国为核心的欧洲新秩序。
1951年，《巴黎条约》签订，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六国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即欧共体前身。在此后几十年里，欧共体渐渐扩大。1992年，《欧洲一体化法案》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得以签署，其成员国在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方面实现了全面自由流通，欧元成为多数成员国使用的统一货币，申根区也囊括了欧盟大多数国家。时至今日，许多人已经淡化了自己的国家背景，而以“欧洲人”自居。
这个过程绝非坦途，但却使得欧洲价值更加坚实。无论是历史还是书中，都将1968年作为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节点。那一年的布拉格之春，使得原先对苏联心存幻想的人变得清醒。也是那一年，因为反对越战，许多人也开始反美，将越南视作“美国的奥斯维辛”。因此，欧洲人只能选择自己，既不是苏联式的，也不是美国式的，而是数百年来欧洲人文传统之下，曾经迷失但从未消失的欧洲价值。
书名：《毁灭与重生：二战后欧洲文明的重建》
作者：[英] 保罗·贝茨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理想国
译者：陈超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定价：118元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编辑|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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