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我在一栋不新也不旧的教学楼里上课。从教室的窗户望出去，是宏伟的天主教堂以及干净而神秘的院落。那时天总是很蓝，夏日的阳光倾泻下来，洒在教堂的红瓦上。我总是要歪着头，才能见到教堂塔楼上巨大的十字架，因为它太高了——在老城建起那些数十层的大楼之前，它就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有时，我到学校的时间比较早，就会趴在窗台上看教堂，总也看不够。它的巨大时常让我心生渺小之感，过于单纯而机械的学业也让我很难幻想未来。学校的喇叭总是在播放各种通知，在夏日午后尤其令人狂躁。但偶尔，它也会神奇地响起一些旋律，比如《未来的主人翁》。那一刻，白云在天上流动，我第一次需要音乐。
那时的罗大佑总让人听得很累，因为他太喜欢提问。比如我出生的1980年，他就问“爱情这东西我明白，可永远是什么”。二十年后，他又在《恋曲2000》里追问“你还愿认得我吗？”可是，答案在哪里？
当我第一次听鲍勃·迪伦的《Blowing in the wind》（即《答案在风中飘扬》）时，我已离开了那栋教学楼，也离开了那座城市。我也不再相信罗大佑，因为我知道自己乃至自己这代人，都不会是未来的主人翁。至于那些疑问，答案还在风中飘吗？我曾相信过。但又过了许多年，当我步入中年，便知人生吊诡之处：你的疑问越来越多，有答案的却越来越少。《答案在风中飘扬》同样也在提问，结果也无不同。
我生也晚，未曾经历那个左翼运动席卷全球的60年代。但有时亦觉得幸运，因为若是身在局中，注定也是时代的炮灰，何况那时的中国恰恰活在世界之外。站在当下回望历史，大时代里的幸运儿终究是少数，即使他们揽尽了大多数风光。
鲍勃·迪伦当然是幸运儿。
1961年，他从明尼苏达大学辍学，开始音乐生涯。1962年发表第一张专辑，“像砂纸一般的嗓音”令人过耳难忘。1963年，他发行专辑《The Freewheel’ Bob Dylan》，其中的《Blowing in the wind》和《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即《暴雨将至》）让他成为反战者的灵魂，前者是他最动人的作品，后者则充满诗意和末日情绪，并成为古巴核弹危机的代名词，去年那本描写古巴核弹危机的年度好书，便以《暴雨将至》为名。1964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后，迪伦发行专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即《时代变了》），专注于民权运动，使之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宣言之一。
那一年的跌宕远不仅此。那年冬天，柏克莱掀起言论自由运动，抗议学校禁止反越战抗议，八百余名学生被捕。《时代变了》就是学生们的主题曲，可鲍勃·迪伦本人却选择就此告别革命。
也正因此，在许多人看来，鲍勃·迪伦的真正辉煌甚至停留在60年代，或者说停留在前三张专辑，从未带走。这也许是因为他深深知道，那个创作历程不可复制，即使他再骄傲，也需告别自己的神话。他曾说：
“要写出这些歌，你必须具有支配精神的力量。我已经做过一次，而一次已经够了。对我来说，我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而且我也非常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假如我现在出道的话，很难想象灵感会从何而来，因为你必须呼吸着合适的空气去发挥创意。”
人无法复制自己的创作历程，但反过来，好的音乐可以跨越时代，弥补这一缺陷。《时代变了》专辑推出20年后，即1984年，在苹果股东大会上，乔布斯便朗读了《时代变了》的歌词，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1965年，鲍勃·迪伦推出专辑《重返61号公路》。他最初选择民谣，是因为他无法信任摇滚：
“摇滚乐对我来说是不够的。它们朗朗上口、有强烈的节奏，并且让你很high，但是不够严肃，不能现实地反映生活。当我接触到民谣时，这是更为严肃的音乐。那些歌曲有更多沮丧、更多哀伤、更多对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层的感受……生活太复杂了，以致摇滚乐不能反映出来。”
而此时的民谣，恰恰承继于30年代开始的民谣复兴运动，有着左翼倾向。而此时，他告别了纯正的民谣，甚至不惜为此得罪歌迷。专辑中的《Like A Rolling Stone》（即《像一块滚石》）我行我素，多年后成为《滚石杂志》评选的“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第一名。
他也爱“垮掉的一代”。1959年，他读到凯鲁亚克，他说：“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是如此神奇……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他喜欢“垮掉的一代”那种不介入政治的反叛姿态，即使这种姿态与他曾经奉行的左翼文化相悖。他也无法预料到，自己的《像一块滚石》，居然与《在路上》一样，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图腾。
在那个风起云涌的60年代，美国青年无比需要鲍勃·迪伦。与其说左翼运动是推崇共产主义，倒不如说他们只是希望反主流文化，借此重估一切价值。这一切甚至有些无厘头，乃至需要同样我行我素、离经叛道的鲍勃·迪伦来负责纠偏，让一切向真正的理想主义靠近一些。
至于鲍勃·迪伦，也许他更需要的是苏西。多年后，他们早已分开，但后者却被赋予众多称号，比如“二十世纪伟大缪斯之一”、“迪伦的缪斯兼导师”、“启发迪伦写出了他的一些最伟大情歌的缪斯等。没错，都是缪斯，没有她，就没有60年代的鲍勃·迪伦。
1961年，他们相遇。在鲍勃·迪伦的回忆录里，他这样写道：
“第一眼看到苏西，我就目不转睛。她是我见过最挑人色欲的尤物。她皮肤白皙，一头金发，是意大利人。空气中瞬间充满香蕉叶子的味道。我们开始交谈，我的头开始晕眩，丘比特之箭曾在我耳畔呼啸而过，但这一次射中了我的心。遇见她就像是走进了《一千零一夜》，她的微笑照亮了一条熙熙攘攘的街。她就像是罗丹的雕塑被赋予了生命。接下来整整一周，我都对她魂牵梦绕，我知道自己生平第一次坠入了爱河，即便三十英里外我仍能感觉到她的气息。”
也许，仅凭这段话，鲍勃·迪伦就可以拿个文学奖了吧？
一周后，他们开始热恋，1961年底开始同居。在他为她所写的歌中，最著名的当然是那句“我给了她我的心，可她想要的是我的灵魂”。
如果只是书写热恋的情歌，那么苏西还远远算不上缪斯。她在《放任自流的时光》中写道：“在我们认识时，鲍勃对政治还没有概念，我把我对政治等方面的兴趣转移给了他。”也就是说，之所以能够成为缪斯，是因为苏西对左翼政治的参与。
在文字方面对鲍勃·迪伦影响至深的兰波，同样是苏西“牵线”，这也是鲍勃·迪伦的诗意源头。
所以，在他最红的时候，已经有人称他为伟大诗人。但即使如此，当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还是有人愤然表示“这么多诗人，为什么颁奖给一个歌手”。
其实，鲍勃·迪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早已超越了诗歌本身，这也恰恰是他超越诗人之处。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在他手中并非仅靠文字呈现。他的发问，他的那些在风中飘的答案，还在他的别致声线与旋律中呈现。他的表达，比诗歌更为宽广。
在《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一书中，理查德·F. 托马斯就探究了鲍勃·迪伦的种种超越，回顾他的创作历程，深入分析歌词文本，一步步揭开鲍勃·迪伦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深刻内在联系。托马斯认为，在鲍勃·迪伦身上，旧事物与新事物融为一体，经典与新声齐鸣，关于爱与生活、正义与和平、不安与死亡的想象，成为鲍勃·迪伦无限的艺术创造力之源。这本书其实脱胎于哈佛大学广受欢迎的同名研讨课，《纽约时报》曾盛赞其为“哈佛最酷的一门课”。
托马斯在书中提出了“是什么造就了经典”这一问题，借此将鲍勃·迪伦从摇滚名人堂引入古典诗人的万神殿。在他看来，鲍勃·迪伦一向回避政治立场，但仍然写出了最好的捍卫民权的歌曲和反战歌曲。
鲍勃·迪伦也曾经历一次次转变，有时很受欢迎，有时遭遇非议。托马斯认为，鲍勃·迪伦显然知道自己应该要走哪条路，而且总是走在歌迷的前面。
这不就是超越吗？
书名：《鲍勃·迪伦为什么重要》
作者：[美] 理查德·F.托马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译者：张宏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定价：68元
图源 |网络
作者| 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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