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青年中医张耕铭访谈实录
张耕铭：高考之后我选择医学专业的原因很简单——一种使命感。因为我们家里患者太多了。为了给自己家人治病，我才选择学医，倒不是说对医生职业有多么憧憬。因为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诸如经济、政治、金融、法律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专业，我认为本质上并不是最贴近人本实相的，在这方面我会更倾向立足于生命，去探究性命之学。
文愈龙：在你还没学医的时候，就已经把中医或者医学定义为传统概念里偏究竟化的身心性命之学？
张耕铭：对，选择医学也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份精神寄托，除此之外，没有想太多其他东西。当然题外话，为什么选中医？我在没有正式上大学之前，就已经把中医默许为和西医完全不一样的体系，或者说它一定是有哲学背景的，可能更迎合我的取向。其次，实话实说，中医专业不需要深入学习诸如高等数学这些相对复杂的理科知识，我虽然是个理科生，但是我的骨子里还是偏重于文科思维，所以在中西之间，我会选择中医。
文愈龙：这个赋义也是你后面做这个学科和职业的底色吗？
张耕铭：可以这样讲。从我的第二本书《伤寒耕读录贰：性命双修，医路霹雳精诚》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我的真实立场。实际上这个书名当时我也构思了很长时间，最后是回归到性命双修中去。同样，我的临床包括治学也都是以此为立足点的。
文愈龙：这个阶段对中医的理解与体悟是什么？
张耕铭：高考到大学这一段假期，将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也涉猎了很多中医的书。我以为我会对中医有很深的感知，我以为我可以把握中医的核心脉络，我甚至以为我学完中医之后，我可以成为一个superman拯救全世界，我可以真切地拿我的医术去成全我想帮助、回报的人。
文愈龙：之后这些感受、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
张耕铭：嗯，这是我之前的想法。在高考到大学期间，我做了非常多的思想准备与精神建设，已经不是当一份未来将从事的职业了，就是热爱了。但是上大学之后的五年时间，这个经历就比较复杂了。仰望星空简单，脚踏实地很困难啊。喊口号容易，我们都是习惯成为梦想家。我的学习过程可能相对同龄人会更压抑，之前在书里也都有所流露，恰如刚完成的《医间正道是沧桑》这本书的书名一样。正式在深圳开办诊所行医，我发现我的心态和过去，尤其是刚学医的时期，完全不一样了。我终于发现我的医术不能成全所有人，我发现医学有太多的局限，曾经的我把医学看得太理想化。
文愈龙：嗯。
张耕铭：我从前会认为好的中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就像行侠仗义的侠客一样。现实中来看，医生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职业，我们面对的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美好的，这其中大部分是凡人一辈子都不想再次回忆与经历的。毕竟关乎生死大事嘛，生老病死苦，是个人都永远无法摆脱，最终也都不得不正视与面对。这期间医生会陪伴患者一同正视与面对，自然会由此反思很多常人不会去思考的问题。现在的我也开始不那么相信医学了，医学能够带给我们的十分有限，只能是尽力去解决一些可以通过人为技术达成的目标。
文愈龙：医学的有限性，是一旦完成职业身份转变，必须承认和面对的。
张耕铭：许多疾病的产生，背后的各种因缘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个单纯身体层面的问题。中医是一门因果哲学，西医于此约等于φ（空集），中医非常讲求因果，这或许是中西医最根本的一个区别。我们先不谈哲学思维与方法论，具体到临床技术层面，中医一定是非常相信因果的，患者最终预后与疗效比来比去还是因果。“菩萨畏因，凡人畏果”，这句话放到患者身上，太有现实意义了！
文愈龙：嗯。
张耕铭：吕英老师曾经对此做过深刻的剖析，她认为生命已是一现象，见病治病更是现象上之现象，治病若立足于现象之现象上的某一点，就远远偏离了本质。
文愈龙：这其实谈到了中医临床处理的技术问题，就是尽管诊断方法、应用方法很多，实际上在动态的疾病分析模型里，一模糊就不准确，但一具体就偏离。
张耕铭：即便是中医，究其实质，大部分也都是在疾病表象上进行介入与干预的。比如《中医内科学》的证型与病机，或者是《伤寒论》的方证与药证对应，它们一定是关乎到疾病最根本的问题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也是表象。
文愈龙：是的。
张耕铭：如果把生命的本质比喻为一个太阳的话，那么中医能够做的，实际上也只是尽可能去窥探到太阳所投射出的虚幻影相——月亮。
文愈龙：这个譬喻就很禅学。
张耕铭：相对而言，西医看待疾病会更表面与形式化，看见的不过是月亮投射在水中的倒影而已，犹如水中月、镜中花。我们大多数中医业界人士可能会认为，中医相对西医看待人体的视角会更加深刻，但是实话实说，无论中西，我们依然是在表象上做文章。哪怕中医再强调“治病求其本”，它本在何处？一定是病机吗？那病机本于何处？一定是我们的肉体吗？我不这么认为。
文愈龙：嗯。这个问题的描述，指向了更加根本的问题，具体到个人是生有涯，而知无涯，放大到学科，就是人对生命、世界的认知极其有限。
张耕铭：嗯，有很多疾病并不能通过这些单纯的病因病机就可以解释的非常清楚，临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很多罹患重大疾病的患者舌脉却都窥探不出与之相对等的病理意义。这些怎么解释？接触危重症病例多了之后，会发现医学能够做的确实有限。虽然我们诟病西医治疗经常会出现拆了东墙补西墙、摁起葫芦起来瓢的弊端，但中医就可以完全规避这些问题吗？纵使武装《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各种经典秘籍与终极大招，我心里也没有底。我现在也在思考，虽然中医特别强调辨证论治、动态阴阳、天人合一等整体观，也充斥着各种哲学方法论，但就像《金刚经》说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疾病也是一个相啊，回到真实临床世界，在相上做文章的我们其实都是很被动的。
文愈龙：是的，临床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张耕铭：这就是我的一个变迁，从刚开始接触医学时的盲目自信与天真，到最后对生命现象的审慎与敬畏，现在的我不会过度依赖自己有限的逻辑思维。一个人在凝视深渊，但却不知道深渊中可能会有一股未知能量也在凝视你……无法再去细说。
文愈龙：感谢你的讲述，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临床者，一个临床学问探索者非常宝贵的心路历程。我就你刚刚提到的一些东西，再做一个补充性提问。
张耕铭：好。
文愈龙：所以其实你所说的当年的认识肤浅之处是在于给予了中医非常多的其他想象？
张耕铭：说白了，中医放到临床就是一门技术。就像刚刚谈到的太阳、月亮与水中月的譬喻，没有必要相上造相。
文愈龙：这个认识来自于职业化和分科化的训练？
张耕铭：是的。没有正式踏入临床时我是以一个文人的情怀去看待中医，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中医同道即便已经从事临床好多年了，但依然没有扭过这个劲儿来。中医也应该被我们以科学技术的视角去看待，我们搞危重症抢救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一是一、二是二，难道我们在抢救急性心衰、肿瘤急症、脑出血这些期间还要想着如何回归中医背后的哲学内涵与文化底蕴？都说“秀才学医，无边无际”，思维形式上的东西恐怕支撑不了现实临床的巨大冲击，这时候的中医治疗完全就是技术问题。
文愈龙：嗯。你现在更加倾向让医学的东西回归医学，而不是漫散延展。
张耕铭：是的，甚至更要强调在中医技术上进行一个刨根问底。中医文化自信的提高，不代表中医临床水平的提高。过度强调中医的文化背景，会导致很多人容易忽视掉技术层面的问题，进而忽视掉中医在现代临床领域的科学规范问题。这应该是我进入临床后的一个革新。
文愈龙：Superman，是大部分学中医的人早期都有的一种美妙幻想。古代也有，所谓“从医三年谓无不可治之病”，最后到发现“无可用之方”。你认为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否来自于中医自身理论的特点？还是现代医学也有类似的问题？
张耕铭：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医学生在刚开始接触这门学科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医在这方面的问题会更显著，因为中医理论的自洽性太强了，间接导致很多医生的思维偏离客观实际，自洽性很强，所以什么都可以解释的通，但临床必须具体去实践与应用，结果最后怎么样？一塌糊涂。中医理论的自洽性，确实导致现在大部分中医初学者与爱好者太自以为是了。
文愈龙：嗯。
张耕铭：主观性一强，自然就会忽视真实的疾病状态，看什么都是自己以为的样子，愈发不切实际。就像癌症，依旧是全世界最难攻克的疑难病种之一，有些人看几段抖音、读几篇推文就认为中医天下无敌、无所不治，区区癌症算个什么？几副药就可以覆杯而愈。假使癌症长在自己身上，我估计他会消停些。
文愈龙：这个自洽性是否也是中国文化诠释和叙事传统的影响？
张耕铭：单看中医历代的很多典籍，里边确实有不少问题。我认为我还是有必要提出：中医古代文献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无论是对疾病的描述，还是医生自己脉案的记录，都有很多夸大的成分，也自然创造出很多主观性很强的东西，这对中医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影响。
文愈龙：从无不可治到无可用的感想和心态转变，你的接受过程是轻松自然的还是沉重纠结的？有相当一部分中医，其实终其整个职业生涯，都不愿意走出这个幻想。
张耕铭：我是一个负罪感很强的人，我喜欢医患皆大欢喜的结局。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看电视剧都喜欢看大结局圆满的，一旦结局是个悲剧，马上就会豆瓣差评，是不是一个道理？我特别希望给自己周围的人带来好的影响，尤其是看病，我希望每个患者都会因我的治疗与付出而收获缓释与愉悦。这是我最真实而幼稚的想法。等到真正接触临床开始受挫之后，我的负罪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实话，我甚至会比患者本人及家属更痛苦。因为负罪感非常强，不想欠别人任何东西，我也不希望自己的付出没有给患者相呈正比的一个回报，我就会万分痛苦。现在是走出来了，但回想这个过程还是很痛苦煎熬的。
文愈龙：很多网红中医，或者在媒体平台上特别有号召力的中医人物，他们好像还在刻意利用这种幻想带给学子和大众魅惑。
张耕铭：是的。初学中医的年轻人或多或少都被洗脑过，未尝不是一种“阿Q精神胜利法”吧。
文愈龙：相对于幻想的鼓舞或者蛊惑，你还是更加倾向接受真实，即使是沉重的？
张耕铭：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必须要及早戒掉这种“精神毒品”，因为它不利于中医真正去反思自己的不足，更不利于客观地评价疗效，不要“秀才学医”，需要有勇气面对现实。
文愈龙：你认为的中医偏向因果哲学，并作为中西医差别之一来立论，实际上否定了西医的逻辑和因果联系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或者认为西医所依赖的逻辑与生理、病理上的因果是不究竟的，甚至是不准确的？
张耕铭：在大量的危重症临床中，这个问题看的会更清楚。西医的内在逻辑是脱离因果哲学的，几乎所有的治疗都停留在对病与对症治疗当中，中医的反治法与瞑眩反应在这方面可以说填补了相当多的空白。现代临床约有2/3的疾病西医公认无法完全治愈，纵使患者痊愈也会将其归结为自限性。我大学学得最努力的西医课程便是《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真正深入其中发现了非常多的不了义的内容，原以为坚固如城的宏大西医学体系瞬间化为平地散沙，甚至可以说是海市蜃楼。
文愈龙：传统学术界的说法，就是西医是割裂的，缺乏整体观的，你所说的是不是也类似这个含义？
张耕铭：嗯，可以这样讲。这方面樊代明院士给出了很直观理性的答案。
文愈龙：嗯，这方面来说，做科学技术与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有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和观点，当然临床者也有自己的角度。中医在理论上、围绕问题的导向上所阐述的规律和治法逻辑有时候是超前和优越，具体到这样一个超前、优越的认识下，中医执业者临床能力却非常参差不齐，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耕铭：中医的东西实际上无出其右，目前已经出土及传世的文字典籍已经足以支撑临床体系的构建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以佛法为例，八万四千法，三藏十二部，这些经典我们可能穷尽一生也看不完。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任应秋老先生曾发过誓，他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把历代所有中医典籍全都看完，结果最后也没有完成。中医的书汗牛充栋，精华糟粕都有，如果我们学习中医第一步的选择有问题的话，一步错，步步错，中医思维很容易被固化，之后你想跳出来重新改变、去接受新的东西是很困难的。所以学习中医最早接触的东西非常关键，我也很庆幸一开始就接触了《伤寒论》。内藤希哲在他的《医经解惑论》中也有过类似的体悟，他认为《伤寒论》是中医诸经之总括，治医之道当先精专深究于此书，“然后读诸书，则其是非得失，尽彰彰如分黑白；临诸病，则其虚实死生，皆瞭瞭如辨水火，而放手施治，乃得十全之功矣”。黄煌老师有句话说的很好，他说《伤寒论》是中医大船上最大的压舱石。一旦你把中医最核心的东西率先掌握之后再去学习各家经典抑或教材，看什么都明白，也不会被误导。可是现在很多医学生都反着来，本末倒置了。
文愈龙：你认为还是应该侧重经典和原本理论的研究与积淀？特别是《伤寒论》。
张耕铭：我依然是沿袭大塚敬节“始于《伤寒》，终于《伤寒》”的治学与临床路线，这也是我执业的生命线。在研究《伤寒论》的时候，自我体会有如透过一滴水去体尝大海的味道。《伤寒论》这本书其实很薄，如果单纯是在文字上着这个相的话，那他可能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临床突破与提升。
文愈龙：现代医学能够通过分工与标准化，完成学科知识体系塑造，并且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通常被中医人批评为割裂、微观，丧失整体性，中医的整体观下知识内容同样浩瀚，但又很难实现通约。这也就是像你作为一个青年中医的学习案例，很有张力，但无法复制。作为很年轻就在中医的原创理论有很多突破创新和经验积累的医生，我在想，如果是理想中的状态，你应该对于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充满了持续的创造力和热情，是这样吗？
张耕铭：我确实想发挥一些前人没有系统研究整理过的东西，能够坚持做下去，应该是源于情怀而非热爱。实话实说，没有几个人喜欢坐冷板凳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甚至不被别人理解的事情。出于临床的责任，我发现了这些规律，并且经过大量思考、演绎、实践与整合，如果不把它做出来，就像过去的中医“留一手”不予公开，实际上就是在给中医的发展扯后腿。一个人再活也就那么点时间，沧海一粟而已，人类医学的整个历史长河都是需要无数人为此付出与奉献，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阶梯式工程。
文愈龙：嗯。
张耕铭：作为医生，我觉得能够对得起我这么多年医学的积累，无论是治学还是临床，哪怕我日后不干了，我也不会留有遗憾，问心无愧，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因为可以很有底气地说此生所学和所用毫无保留完全贡献出去了。因为这种情怀，才会让我能够坚持做下去，倒不是喜欢，我觉得我不喜欢，医生职业使我很压抑。
文愈龙：选择了如你描述的这种治学路径，你会觉得孤独和落寞吗？
张耕铭：实际上不仅是我，任何人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应该越早明白越好：人生所有的事情，尤其在最关键的部分，一定都是孤独的。孤独和寂寞，并不是贬义词。突然想起陈明的一首歌《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打扰我的悲喜。今夜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并不需要人探望我的委屈”放在我们搞学问、做临床的人身上，这种心态才是正确的。
文愈龙：我最近上声乐课，你知道我主动给声乐老师说的想学这首，也是觉得歌词特别共鸣。下一个问题，治疗危重症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你的医名，在分享治疗危重症的经验和体会上，你认为中医临床的主体是经验化还是理论化的？
张耕铭：对我而言，可能两个都很重要。我的危重症临床的经验总结，很多都不是书本里得来的，而是我在临床中结合自己研学《伤寒论》的体悟重新探索、扩展、升华到最后逐渐形成一个饱满完整的体系的。我所做的一些工作，无论是免疫癌前、儿科六经、瞑眩介入，还是熵增定律启示下的危重症抢救，这些都是经验上升为理论的产物。这些东西本质上完完全全来自于《伤寒论》，无出其右，只不过我重新从文底把它挖出来了而已。《伤寒论》这本书写的太简化了，很多东西省之又省。其实有些时候，我也在私下感慨，仲景在著述技巧与语言规范方面做的确实差强人意。
文愈龙：但是是否你所说的太简化，也是那个时代认知的局限？
张耕铭：《伤寒论》我个人体会其实并不是一本书，它可能就是仲景的临床记录，也有可能是口传心授后徒弟整理的笔记，纵使经过二次整改和发挥，但依然不是完整的医学面貌。《伤寒论》的思想是完备的，它具体的一些治法、方剂以及不同证态变迭下具体的处理并没有说全，仲景只说了可能不到5%而已，剩下的95%都需要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开拓创新。用仲景的思想理论确实能解决很多现代医学无法攻克的疑难与危重症，所以我相信应该不是那个时代认知的局限。我认为仲景100%是一个“直男癌”，他写东西真的是不重理论，《伤寒论》整本书几乎就没有什么阐释性的内容，就是单纯直白地告诉你什么临床表现然后什么方主之，所以导致这部书很多人接触后都不知其所以然，写得看似简单，但却是所有中医经典中最难读懂的一部。
文愈龙：这个可能就是涉及不同史观下观点的不一，我们的史观是有差异的。引出一个问题，你倾向于中医是一个知识化的东西，还是除开知识化，有一种超越世俗生产力进步与知识更新的价值存在？
张耕铭：我可能更倾向于第二种答案。
文愈龙：如果是倾向后者，你对中医成为一种规范的学科保有乐观吗？
张耕铭：不太乐观。现在中医学科依托的不是我们这些基层临床大夫，而是中医院校、研究院、三甲医院这些体制内机构，里面问题太多。中医的未来应该在我们这些青年中医和莘莘学子身上，指望不了那些华而不实、虚头巴脑的东西。我的亲身经历让我对周围这一代年轻的中医人有些失望，因为我很少看到真正在中医方面有热情、有担当、有智慧、有能力的人。
文愈龙：你反复提到的“天命论”，是你研究方向和特色的使然，还是遇到很多无力的妥协？还是两者都有，或者简称为阅历？跟阅历有没有关系，还是理论研究纯粹就指向这里。
张耕铭：这归根结底可能与我原生的信仰有关系，从童年开始我们家就是一个佛教家庭，所以会对天命看得非常重要。在日后的临床中，从一开始对医学的浪漫主义情怀过渡到现在这个状态，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天命的看法，我现在是真的相信老天、相信命运了。
文愈龙：下一个问题。以往和你的聊天，在谈专业和学科范畴时，经常听到你谈及“人性”，你如何理解在你的境遇和经历里，人性和专业这两个概念的纠缠？
张耕铭：我觉得单纯研究医学还是比较容易的。复杂的不是医学，而是人性。任何专业，任何技术，任何学科，任何学问，实际上都不复杂，复杂的一定是在人性啊！我经常吐槽我最不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和人性打交道，心真得很累。让我写本书，搞个研究，我自己一个人哪怕再累，可能为了写书一天就睡四个小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一个月可以瘦好几斤，但我只是身体累，心是不会累的。我最害怕的是让我长期和各种人性进行周旋，这种过程对我的能量影响非常大。我的内心可能是一个相对“反人类”的性格，这个“反人类”并不是说是没有人性的意思，其实就和陈丹青一样，就是极度厌烦人性的虚伪作态和愚昧无知。目前个人的体会就是医学是医学、人是人，我觉得把医学和人学分开会更好一点。我也不会因为医学的局限以及人性的复杂而去给自己施加不必要的压力。
文愈龙：你说到你不喜欢人类，很巧，我的另一个访谈对象今天给我说了同样的话。昨天看到一个主持人与某外交官夫人的访谈，她在说到她遭遇了很多武断的网暴和恶意时，对于人性有了很大的失望，相比于无证据的恶意，这种失望反而成为对她更加深沉、持久的创伤来源，你会有同样的创伤感吗？
张耕铭：有的。之前个人的经历，包括很多医疗纠纷，包括很多同行以及患者们的恶意诽谤，这些中伤和攻击对我不可能不造成影响。我有时候也感慨：现在这个社会正常人都是非常少的。
文愈龙：你说的正常人很少，我有一种感受上的理解是：人要实现内心的健全，是个终身课题。
张耕铭：人性因为它这么复杂多变，就会导致很多事情会产生那种类似于指数爆炸、变量迭代或是细胞分裂一样，它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烦恼和本不应具有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反感同人性打交道。
文愈龙：把事和人分开，是不是也是你应对这种负面刺激找到的一个适合你的方法？
张耕铭：我现在进一步反思，为什么一直强调就事不就人，我为什么特别想把医学和人性拉开，也就是我只负责医学的问题，不想再去过多地深入患者人性的问题。英国第一女伶Annie Lennox有句名言——“I think that everyone is a whole mixture of personalities”。我们每个人，你不可能只把他放到一个概念里去定义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人性复杂到自己都看不透自己，上到一代君王，下至平民百姓，无出其右。各种人性的复杂面交织在一起，永远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超出我们当下状态的想象。
文愈龙：医学和人性完全分开这样的切分是不是太粗糙了？因为医学毕竟研究对象是人，应用和研究者也是人，很难把人性作为人的一部分切割出去。
张耕铭：是啊。人为什么会得病，绝对不是单纯的理化因素，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再深入就只能向形而上的方向展开了。
文愈龙：好的，这个话题继续可能会过于私密了。下一个问题，如果抛开命运的安排和其他现实的因素，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中医作为职业和研究对象吗？
张耕铭：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做医生，医生是时刻需要和人打交道的。我更喜欢进行文字载体形式的精神传播，现在再想想，似乎已经找到答案了，我更适合成为一个翻译家。这几年创业，每天工作时间都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十二点，甚至更长。精神、灵魂、肉体三重疲劳，我却似乎忘记了生活的美好和本真。我才发现我有两年多没有看星星了，这对我而言是个悲哀，所以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如果重来一次，我要当一个翻译家，我不当医生。
文愈龙：某种程度我相信，你如果做翻译，你在翻译工作方面的成就不会比中医低。像我离开体制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劝，大概意思是：你离开这里，怎么生活？实际上我内心觉得，我不是你，我是靠自己的价值谋生的，不是靠体制的一重保障和地位来获得安全感。就算不干中医，干其他的我也会干的很好。
张耕铭：是的，我坚信“心生种种法生”。心法非常关键，有这份境界，干什么都能成就。
文愈龙：你曾经说偏执作为一种成功特质，我认同，但是我们的很多教育，其实是在抹杀和回避一个人的偏执，这导致了很多人有创造力的偏执因为被忽视而成为有破坏力的偏执，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在中医界的一些体现？
张耕铭：不单是医学界，包括我们的应试教育，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在沿袭“划一主义”。这种风气国内沿袭已久了，现今年轻人被洗脑固化的也不在少数。池田大作说得好：划一主义会使人心胸狭隘，从窄逢中只会产生嫉妒、欺善怕恶以及残酷的修罗之争。
文愈龙：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张耕铭：我现在已经很少看医学书了，也仅是限于自己临床可能有一些病，比如像是“心-面-皮肤综合征”等等这些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罕见疾病，我可能会查找一些医学文献和资料，进行深入了解学习，但大部分阅读的东西已经和医学没有关系了。我最近在读《华严经》，前几个月刚把《法华经》看完。
文愈龙：你说你很少看医学书，转向《华严经》这类与自己信仰和爱好相关的。我认识的很多中医，包括我自己，相对成熟以后，都不怎么看本学科的书，像我这几年大多看一些纯文学作品，也有些社科类的，大部分时间看看网络爽文小说。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原因？
张耕铭：我闲下来也会追剧看电影，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或许就是一场人生的浓缩，通过这些我们也可以丰富自己更多的生命面向。
文愈龙：对。你说的这个它是一个共性，在工作之外，还有一些关于个人生活的、私密性强的一些追求，这个是工作这个角色所不能取代的，因为工作它不能指向一个人更多方面的成长，我非常认同。其实在这个问题里面，我又包含了另外一个比较具体于学科的点，是不是中医这个学科或者行业，知识更新比较缓慢，导致大部分职业人都没有一个特别默契的习惯，去关注这个行业的知识更新，特别是临床者，或者是去做大量的进一步的阅读及研究。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名医，我们在私下接触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他的整个对中医药的认知和水平就停在30岁，尽管他是50岁才成名，60岁才评了名中医或者大师，但其实他在临床很多方面的成熟度早在30岁、40岁就已经定格了，甚至更早。
张耕铭：对的。我们之前在医院实习规培都有这个经历，轮转科室的话，尤其在三甲医院，很多主任每个周或者每个月都会带领科室成员学习很多前沿的东西，进行一些知识更新，了解一些最新的文献，包括医学的一些创新突破。
文愈龙：嗯，但纯中医（临床方向）好像没有这个习惯，或者是中医的很多知识和成果创造在我们行业的共识看起来是创新性不大的。
张耕铭：如果一个西医大夫从事肿瘤方向只会临床而不会科研的话，实际上就等于废了。为什么？因为肿瘤目前的西医治疗，无论是病人的最终受益、生存期、生活质量、临床疗效等等都十分不尽如人意，诊断再精准依然架不过治疗极其有限，最后无药可治，诊断意义远远超过治疗意义。所以说，西医大夫们一定是拼了命地科研，他必须要更新治疗手段，无论是手术还是用药，他不更新，最后只会迎来更不好的结局，因为患者总体不受益甚至受损，时代必须进步，西医更要进步。
文愈龙：对。就像你说的，在现代医学里面，他的很多临床者是要临床、研究双肩挑的，因为研究的水平大部分时候跟临床的水平呈正相关。但在中医界，临床很厉害的可以完全不做科研，完全没有研究的一个能力，同样科研很厉害的，可能完全没有临床能力，他的研究和临床是脱节的，有时候甚至呈现负相关——科研做的好，但却影响临床思维。
张耕铭：你说的这个现象太常见了。现在西医业界中一些比较权威的天花板级别的专家学者往往都是临床、科研双肩挑、齐头并举的。而在中医业界，它的极端化反差会很大，就像西医的诊断和临床的极端化反差一样。很难找到临床、科研双肩挑，齐头并举的现代中医大家。
文愈龙：那你认为这其中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人，还是因为学科的理论特点，导致了研究和临床是脱节的，甚至互斥的？或者现有规定和倡导的一些范畴的研究，它实际上跟中医本来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是不相关的。
张耕铭：目前大部分中医都是科班院校出身。有相当多的青年，他不屑或者不敢去从事临床，很多都是出于逃避而选择在体制内从事学术工作，这是真心话，很多大夫在医院规培两年就发现临床不是自己想的那个样子，然后就果断放弃进而被动转向学术了。可是目前的中医科研受现行西医的科研体系影响非常深，加上中医研究人员本身临床见地捉襟见肘，根本做不出实质性的科研成果。
文愈龙：你说的是一个事实。但我这个问题偏向于讨论从事科研的中医工作者，他的思维是和传统中医临床思维脱节，至少相当一部分没有找到一个能够连接的点，所以最后必须要做取舍。对于一个行业的良性发展来说，好像我们并不乐于看到这种取舍必然的存在，从愿景上来说，是希望中医药的临床和科研互相促进，但有时候它跟愿景偏差是比较大的。
张耕铭：目前大部分中医院校以及权威的中医药科研机构都在面临“因地不真，果遭迂曲”的境遇。
文愈龙：你刚刚说的“因地不真”，我是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功利化？就是大部分的成果创造不是建立在一个以疗效为导向，或者以求知、追求真理为导向，而是建立在一个功利化的导向下，它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他的“果遭迂曲”。我能否这样理解？
张耕铭：是的。现在有很多在功利导向下的中医人，已经被这种价值观所同化了。大部分中医科研人，他们的目的性非常强，或许已经脱离了我们医学的初衷。
文愈龙：嗯。这个我要有一点异议，我也接触过大量的科研工作者。绝大部分是他主观意愿非常想做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总感觉他受到了现实因素的某种局限，然后他就闭锁在那里，没有办法迈出有创新能力的一步，这个好像也没有办法解决，最终他会面临在情怀和生活中做选择，我很理解这点，特别是偏人文方向。
张耕铭：是的。现行中医业界缺乏对于中医思想者们的有效支持，最后很多选择了流落基层。
文愈龙：你提到了一个流落在基层的中医思想者，思想者，我怎么理解？这让我想到了《水浒传》落草与招安的命题。
张耕铭：中医的发展和突破要向下看。基层的中医思想者，我认为娄绍昆老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可以折射出整个时代中医的变迁，很欣慰的是，娄绍昆老师在他人生最后的10年里重新被我们整个中医业界发现，这也得益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张钢钢和华中健两位编辑老师对他的大力支持，“中医思想者”这个词就是来自于他们编辑的一套书《中医思想者》。
文愈龙：一个行业发展，或者说基层是最有生命的力量。但往往掌握它导向和一些个体命运的又是向上的部分，经常上和下之间，有时候很和谐，就会涌现积极的力量，有时候产生矛盾、产生分歧，又会发生意见上的冲突、观念上的冲突和方法上的冲突，循环往复。
张耕铭：是的。
文愈龙：嗯，下一个问题。记得你当时选择了拒绝读研，大概是几年前，我知道后当时想劝劝你，不过后面想想也没必要。现在仍然满意于当年的选择吗？
张耕铭：我依从了自己内心的明智、理性与果敢，纵使当时面对很多压力和不解，自己果断地放弃了读研进体制这一条路，选择独立创业，到现在依然是不后悔的。现在的我很自由，没有大环境的影响和纷扰，一心一意扑在自己的性命之学上。如果当时选择读研这条路曲线救国到了体制里边，我会活得非常痛苦。我是一个崇尚自由、很自我的人，很多事情别人是左右不了我的，如果选择读研这条路，我可能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挫败感，没法活通透。我想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需要内求诸己，活给自己看。
文愈龙：谈到你放弃读研的这个选择，第一你明确地表达你不后悔，第二就是你谈到了读研、读博它的整个路径可能偏重于向体制内靠拢。我可以理解为，你内心非常抵触这种集体主义方向，我能不能做这样的解读？
张耕铭：是的。我内心的状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
文愈龙：而且你曾经提到过创业的艰辛。你并不认为选择了下海创业是追逐了更大的利益，这也是一条非常难的路，自己承受了很多磨难。在这种体验里，我可以视作你牺牲了稳定，选择了更大的挑战，但换回了你所想要的自由。等于是你把这个选择的价值置于了其他的现实困难之上，是我描述的这个样子吗？
张耕铭：很对。
文愈龙：你以后的规划是什么？或者你以后希望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
张耕铭：我以后的规划很简单，就是努力在自己德位相配的情况下精进临床与学术，早日实现财富自由。估计会在30到40岁之间，逐渐将自己的临床淡化，从一天20个门诊，到一天10个，再到一天3个，最后我只会选择给高质量的患者看病。跳出职业本身，日后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再搞医学了，我会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做一些跟医学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仅仅基于人生的愿望和兴趣。今天我还跟我妈说我奶奶以前给我做的那些旮旯和沙包，我们小时候天天玩这些，简直不亦乐乎，我奶奶的针线活儿非常厉害，给我做了很多有趣的小玩意儿。我突然想起已经好长时间没玩过了，就和我两年没看过星星一样……很多一直想去体验的事情因为学医与临床几乎全部淡忘了，我甚至想重新学一门外语，我也想带我的父母好好地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美值得我们发现与体会。最后，就成为一个究极凡夫吧，平凡彰显伟大，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文愈龙：如今在开门诊的体验里，临床仍然会让你心力交瘁，你最后的目标是回到一个自己的修正，自己的一个私密化的救赎和探索过程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张耕铭：是的。所以我不希望在这种隐秘而又相对艰难的行医过程中，受到各种不堪人性及其所导致的各种不确定性的干扰。
文愈龙：我要揪着这个问题的点就在于，我希望它呈现出来的到底是一个放弃者的姿态，还是一个探索者的姿态，为了保持旺盛的思想生命力，你选择了自我革新。如果是后者，面对你想要去突破现有临床局限的境遇，有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有没有设想过你做的这种探索可能是无意义的？
张耕铭：是的。这种挫败感，包括在生命面前的无力感，在我刚刚接触危重症抢救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反复上演。
文愈龙：是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医学工作者都能理解。你在用另外一种关于更深层次救赎的性命之学，回应这种挫败感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它是更偏loser的一种回避？我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你其实没有设想过，你非常笃定于这种选择它是一个很正向的。
张耕铭：你这么一说，我仔细想了想，自己在临床的高强度透支与输出本质上的确也是在对自己、对现代医学、对危重症领域的挫败感的一种回应，可以讲也是一种逃避。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从事这种绝望感以及孤独感非常强的职业的时候，也在反复提醒自己，必须要珍惜好我们自己的人生，相比普通人会更加珍惜当下，珍惜一些生活中不被发现的平凡之美，会比周围人更希望回归安宁、回归清净、回归平凡、回归恬惔。
文愈龙：那其实，如果你能有这种感受，也是挺幸运的。
张耕铭：我现在体会到，救死扶伤带给我的成就感，包括精神的愉悦感，实际上远不及我聆听大自然的山水万籁更多。
文愈龙：你这样说的话，有一个点让我想到，我们到底是在救赎别人，还是在救赎自己？可能你已经越来越倾向于人这一生是来救赎自己的，没有谁能成为救赎别人的英雄。有可能我们带有很强的救赎别人的目的时，其实也是一种侵犯。
张耕铭：是的。就像真正的佛法是引渡众生自觉、自救，佛不可能代替众生受业，更不可能代替众生消业。我们用尽一生时间，希冀渡尽更多众生，但却发现无一人可渡，最后只有自己得渡。在临床中，就像我之前在《伤寒耕读录》中所说的一样：治疗过那么多的患者，最后却发现这个过程也是在疗愈自己。
文愈龙：你说你想要的生活或者目标就是成为一个究极凡夫。你给凡夫又下了一个定语“究极”，那么它肯定就不同于一般大众所理解的凡夫，也就是说，其实你内心还是拒绝平庸的。或者用宗教的说法做一个“自了汉”，那么自了就是判断你与其他不能自了的，所谓随命运随波逐流的普通人的一个区别。
张耕铭：是的。绝对不是平庸，而是清明地活着。
文愈龙：我发现你好像不太喜欢自嘲，我觉得我们两个性格的一个差别就是，我特别喜欢用自嘲来回应某一些问题，实现某一些回避，你要比我较真得多，我们的一个认识和相处，你自嘲的时候反而不多。
张耕铭：哈哈，我可能更倾向于深刻剖析自己。在同患者长期交流期间，我会倾向于自嘲。但是在自己与自己，在与同行的交流期间，我更倾向于深刻剖析自己。
文愈龙：那挺好的。其实，至少消除了我的一个误解，我以为你是一个非常不会自嘲的人。你怎么看待自嘲？我有时候会觉得这是在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时非常有用的一个技巧。说的宏大一点，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浩瀚的自嘲。
作者简介
文愈龙，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普分会理事，四川省中医药学会学术流派分会青年委员，四川省针灸学会经络腧穴委员会青年委员，四川省散文诗学会会员，成都新雅堂中医诊所创立人。从事伤寒病机表达体系、中医药历史文化研究，主持省部级、厅局级等各类科研项目7项，发表cssci/sci/北大核心论文十余篇，曾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奖、四川省教育厅优秀指导教师奖等各级奖项若干。代表著作有《一个伤寒天才的医道求索：从国学到国医》《一个伤寒天才的医道求索：从伤寒六经到六机辨证》《菊斋医案医话：川派中医遗珠戴尧天手稿评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