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桓温躺在姑孰病塌上，准会想起简文帝对他说“某在斯”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那或许是桓温最为志得意满的一段时光，他前不久带兵入朝，威逼太后废除司马奕的帝位，百官震栗。那一日，桓温从殿外步入被他拥立的简文帝日常起居的中斋，由于宫外艳阳高照而室内相对昏暗，但觉昏黑一片，年过五旬，眼力亦不如前。他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没看到皇帝司马昱在哪里，于是问躬身迎接他的内侍：“皇帝何在？”皇帝司马昱坐在御床上，他早就看到桓温进来了，这时淡然应道：“某在斯。”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东晋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
“某在斯，某在斯。”
短短三字，并非无心之言，而是有意之警。“某在斯”即“我在这里”，语出《论语·卫灵公》：师冕是鲁国的盲乐师，上台阶、就席，孔子都一一提醒，各安其席后又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以便师冕可以正面与他说话，简文帝司马昱用此典，正如今人集句“君子慎独，不欺暗室”，暗喻桓温犹如盲人瞽者，如果企图视君权为无物，一意孤行，则必遭颠踣，让桓温着实郁闷了一回，人们也称赞简文帝以清谈之言挪揄，“以四两拨千斤”，点到即止，威而不露。
一、东晋的门阀政治
在东晋初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民谚：“王与马，共天下”。这句民谚所描述的，与其说是对东晋君臣共治的合法性分配，不如将其看作臣弱君强背景下君臣秩序的最高上限。田余庆(1989)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曾指出：“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
在某种程度上，相较于其他朝代，东晋短暂的权力分享机制更相近于日本传统的等级分配文化，即天皇必须把权力分配给其他豪强贵族，来承认贵族血统的次要神圣性以明确等级。东晋的这一特殊性在中国皇权政治史上是罕见的，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田余庆(1989)把东晋“门阀政治”看作是皇权政治的唯一特殊时期：“它是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向皇权政治回归。”
“王与马，共天下”，意指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司马氏皇室力量势均力敌,甚至还有过之
事实上，无论是对皇权的窃取，还是对皇权的否定，都说明了皇权作为合法性象征的唯一神圣性。何立强(2020)认为，门阀士族对于法理权威的客观需要与彼此间的相互牵制决定了士族只能与司马家族“共天下”而不能“篡天下”，但如果皇权试图侵犯士族利益，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甚至军事后果。
通过由王敦开启的、意图颠覆晋室的“王马之争”，皇权与士族寻找到二者的权力平衡点，即皇权为士族谋取利益提供政治保障，名门大族则掌控实质权力、保障整个王朝的正常运行。皇族与门阀、门阀与门阀之间的交错联姻构建起一张巨大的血脉关系网，有人甚至将皇室视为最大的门阀。
在这一层面上，贯穿东晋政局的“南北之争”也就体现为各门阀在游戏规则内的相互争斗，例如九品中正制的上六品，便是门阀子弟的禁脔。因而有人愤慨而言：“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惟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
九品中正制后期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两极分化局面
二、“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那么，桓温又为何被晋文帝用典隐喻为盲人却只能独自郁闷呢？要知道，在当时，桓温可是“既仗文武之任，屡建大功，加以废立，威振内外。”（《晋书·简文帝纪》）而简文帝“以虚白之姿，在屯如之会，政由桓氏，祭则寡人。”（《晋书·简文帝纪》）。换言之，简文帝只是一个“傀儡皇帝”罢了。
但是，相较于明代“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直接以“社稷为重，君为轻”（《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的理由直接另立新皇帝，桓温废晋哀帝的手段还是从哀帝的私德入手，且在废帝后“亦色动，莫知所为”（《晋书·王彪之传》）。桓温废帝这一事件是对以德为本位和核心的传统中国君权合法性信念模式的一个侧写，也反映了他对皇权“绝对的、完整的、排他的政治合法性”仍予以敬畏之情。
“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成公二年》）皇权虽然将权力“外包”给了门阀士族，但是仍坚守着神圣性的底线，也即臣弱君强背景下君臣秩序的最高上限。李文才(2022)指出，东晋时期以皇帝专权为核心、执行皇权政治的官僚体制为基础的皇权政治的“权力结构” 并没有发生变化；社会意识形态中判断是非顺逆的皇权思想、文化也没有发生变化。所以，简文帝才能有一定的底气（亦或是怨忿）对桓温说出“某在斯”这句“诛心之言”。这个底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东晋的政治合法性既然确立，那么它的颠覆就需要用“更高”的合法性来确证。
马克斯·韦伯曾将合法性的类型三分为传统型、克里斯马型与法理型，而就政治实践来看，显然不存在纯粹的单一合法性类型。某种程度上，帝制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可以被视为传统型为主、魅力型次之、法理型再次之的“混合型合法性”。张星久(2018)提出，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君权合法性主要有三种来源和基础，即君主确实让人感到功德盛厚、是通过合乎惯例与祖制的继承制度登上皇位和相信“这是天命神意的安排”。在这一理论视角下，桓温是没有充足理由取代晋室的政治合法性的，纵然其短暂地成功了，也极大可能因为无法论证自身的政治合法性而昙花一现。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为合法性研究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三、“某在斯，某在斯”
虽然东晋“君道随存，主威久谢”（《宋书·武帝纪下》），但是政治格局需要一个一元的政治象征，即皇室。统一天下这一“事功”直接关乎政权的建立，本身也是一个取得王朝正统性、进行合法性的自我证明过程。可是，桓温虽然大权独揽，却“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晋书·苻坚载记》）同时，桓温出身低微，还不能如同蜀汉政权那样，以血统延续来部分论证其政权合法性。因而桓温“兵屈灞上，战衄枋头，而回国之后，竟然欲移晋鼎，其不能成功，理之当然。”那一声“某在斯”，无意间刻录了东晋皇权政治合法性的底线。
桓温三次北伐，均未取得长久或显著的成效
朱熹曾这样评价桓温：“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了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朱子语录·卷一百三十六》）
桓温畅想的是“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晋书·桓温传》）然而，皇权的政治合法性却使他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当他躺在姑孰病塌上，等待着似乎永远不会到来的九锡之礼之时，他会重忆入峡之叹吗？他会怀念金城之柳吗？又或者，这位自比管仲、孔明的跋扈人臣，耳边回响的，仅仅是那日暗室里，简文淡淡的一句“某在斯”呢？
参考文献
[1]张星久.“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2]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李文才.东晋“门阀政治”说献疑[J].江汉论坛,2022(01).
[4]何立强.东晋门阀政治下“臣强主弱”格局的成因,根源及鉴戒[J].领导科学,2020(23).
编辑 | 郑宇晨
审核 | 赵炜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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