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抗战时期四川灌县空军幼年学校纪略

文化   2024-11-23 09:37   四川  

 



民国往事:中国空军幼年学校纪略


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1945-2025)

         

 

文/桑宜川

         

 

川西平原上的都江堰旧称“灌县”,因古代水利工程闻名遐迩,滋润着一方黎民百姓的生计,造福天府之国,千百年来享有“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美誉。殊不知在上世纪抗战烽火岁月里,那里曾有一所培养中华民国空军飞行员的预备学校,史称“中国空军幼年学校”,名气颇大,几可与杭州笕桥的中国空军中央航校媲美,办学规模及学生人数不分伯仲。当年的学生归类为“幼年”,年龄虽不大,从高小至初中,有军队编制,学员皆为预备军人,身着军装,免费吃饭,每月还领取微薄的军饷,也就是零花钱,是那个年代血气方刚,矢志报效国家的少年人心向往之学府。(题图:中国空军幼年学校在大陆办学时期,一至三年级学员穿童子军服,四至六年级穿空军制服。)

这所中国空军幼年学校于1940年9月1日在灌县蒲阳场创校,距离乡场老街约1公里,占地约600余亩,地处一片丘陵坡地之下。抗战时期,五年办学(1940-1945)共招生六期。校本部距离成都约50公里,灌县之东北方向约10公里的蒲阳河畔,当年还有一座规模不大但“五脏俱全”的灌县机场,是成都周边的十几座战时机场之一,美国飞虎队战机不时在这里起降,为抗倭做出过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学校逐渐式微,1949年搬迁至台湾,尔后继续办学。如今随着时光流逝,世事更迭,在水一方已发生沧桑巨变,人事皆非,再也找不回最初。(上图:1946年双十节空军幼年学校第三中队合影)
据当地乡民口述历史,1949年后,原民国政府创建的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校址曾被一分为二,变成了人民解放军空军疗养院和陆军峨眉疗养院。后来空军疗养院迁往风景更好的青城山镇,陆军峨眉疗养院也不知去向,幼校原址被废弃,多年无人光顾,逐渐成为一片荒草丛生的山林。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我借回国问学的机会,曾专程去寻访她的历史遗韵,在新建的蒲阳中学旁边一条小路的尽头,找到了她的所在,尚能从一些残存的地基条石推断出当年校舍的风采,只可惜历经岁月洗礼,早已荡然无存,仅可看到一座年久失修的栅门,斑驳的光影在风中摇曳,透射出历史的无奈与苍凉。
栅门右侧还保留着一块“军事管理区”的牌子,给人一种“非公莫入”的神秘感。其实复望开去,低矮的灌木林区苍茫一片,里面啥也没有,若能侥幸邂逅一只野兔,兴许会嗨皮半晌。这所抗战学校,在四川及至全国均具有厚重历史文化价值,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尘封在了历史的烟云里,被时代变迁无情的摈弃,但是我辈学人还有记忆,没有忘记她。
回望历史,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在此之前,杭州笕桥中央航空校已从杭州迁至昆明巫家坝,并把“航空学校”改为“空军军官学校”,周至柔任教育长,陈栖霞任教育处长。洛阳分校也从柳州迁来与本校合并,分校主任王叔铭升任教育处副处长。

1938年10月,武汉也相继沦陷,中国空军主力随之向西转移,中国空军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于1939年1月由贵州迁成都。空军第三路司令部亦迁成都,又将航空研究所扩充为成都航空研究院,并在成都沙河铺兴建第三飞机制造厂,彼时成都汇集了航空领域各个学科的大批优秀人才,中国空军80%的战略资源都云集于川西坝子,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要地。为适应对空作战,国民政府于1939年9月26日下达“密令”(建字第002号)文,以“特殊工程”之称,在成都、广汉、双流、新津、温江、崇庆、邛崃、彭山、简阳等地,进行扩建和新建飞机场。如今这一珍贵档案可从台湾国史馆里查阅到,保存完好如初。另外,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也查阅到了不少相关史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了“开罗会议”,批准了“马特霍恩行动”。“马特霍恩行动”要求中国在五个月的时间内在成都区域完成四个远程轰炸机机场及配套设施建设、英国负责在印度加尔各答修建四个机场作为后方基地,保证美军飞机对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的后勤供给。(上图:民国时期创建于四川灌县蒲阳的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旧址)
为执行“马特霍恩行动”计划,四川全省动用了29个县、约50万余民工,在无大型施工机械的条件下,经过近半年的艰苦努力,以原始的工具抢建飞机场,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驱逐机及备用机场群。四个重型轰炸机机场中,邛崃机场、彭山机场为新建、新津机场、广汉新店子机场为扩建。五个驱逐机机场中,双流马家寺机场、双流彭家场机场为新建,华阳太平寺机场、双流双桂寺机场、成都凤凰山机场为扩建。当年建成的备用机场或专用机场有:华阳中心场机场、灌县机场、温江机场、蒲江寿安方坝机场、崇庆县王场猴子坝机场 、崇州机场、简阳平泉机场等。在短短的时间内,成都周边五十公里半径范围内密集修建十多个飞机场,这在世界机场建设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机场建设史上也是空前绝后,就真实发生在80多年前的抗战烽火岁月里,仅此一点,就值得大写一笔。

当年中国空军人才奇缺,为了缓解这一状况,蒋介石亲自就任中国航空委员会委员长,夫人宋美龄任秘书长,在他们的推动下,民国政府大佬们积极响应,一致赞同新建一所少年航校,并命名为“中国空军幼年学校”,聘请留美回国的教育家汪强先生担任教育长,学校定址于远离战火,山清水秀的大后方灌县蒲阳场,学生的一切费用由国家供给,旨在培养战时空军后备人才。类似的历史遗韵还有不少,例如1949年以后,成都南郊的成空后勤大院,即空字028,俗称“洞二八”,新南门外磨子桥附近的空军司令部及空军招待所,郊外黄田坝的成飞公司,旧称“国营132厂”,其实都是在民国空军留下来的地盘上改建的,为那一段历史变迁提供了佐证。

前几年我去台北,在国史馆里查阅了相关史料,有详细的文字记载。1940年在蒲阳创建的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最初设在当地的一所叫大明寺的庙宇里,学生来自内陆不同省市,布衣褴褛,粗茶淡饭,生活状况十分清苦。授课的屋子光线昏暗,课桌皆由长木板拼接而成,十分简陋,后来才逐渐搭建了教室、食堂、寝室、图书室、医务室等校产。主要课程为航空基础知识,其他文理课程包括国文、历史、算学、自然等,体育也是必修课程,体能训练比普通国立中学要求更高,是为培养飞行员服务,这在民国年间应是绝无仅有。学员毕业后,按其学业成绩及体格,分别送入空军军官学校、空军机械学校及空军通信学校受训。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教学设备尚不完善,但教官们潜心教学,学生们专心致志学习,抗战胜利前夕已有学生毕业,优秀者还被选送到美国,接受正规军事飞行训练。(上图:蒲阳空军幼年学校正门,上有“空军幼年学校”几个大字清晰可见。)

当年这所空军幼年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录取学生需经过严格遴选,为持久抗战储备空军人才,他们被称为“抗日空中后备军团”。在大陆办学时期,一至三年级学员穿童子军服,四至六年级穿空军制服。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白祟禧、李济深等纷纷将儿子送来这所学校接受训练。从1940年到1946年,“空军幼年学校”共招收了六期学员,约2100余人。因为时局动荡,学员毕业后大多自谋出路,各显神通,同时也造就了人才辈出,遍布海内外,除部分被征聘为空军飞行员、民航飞行员,接受进一步的正规培训,还有不少跨界成为了大学教授、艺术家、企业家、教育家、科学家。杰出校友包括范家参、邵学栋、傅良藻、何焯彦、叶本建、朱光复、何达明、涂剑穆、段一士、陈斯俊、周诗成、楚庄、蒋鉴明、赵知远、华锡钧、王锡爵、余建华、傅京孙、林文礼和唐飞等等,可以开出一列列长长的名单。

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还有几位成为了中科院院士,对国家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据《空幼》校刊记载,空幼学校的校友,包括1949年学校迁往台湾后的十几期毕业生,如今健在的还有1200多老校友,散居在大陆、台湾、香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地。笔者认识二位居住加拿大温哥华的老人家,已是耄耋之年,说起少年时代在四川蒲江幼校读书的往事,点点滴滴,还历历在目。(上图:空军幼年学校和学生铭牌)
抗战之前,中国空军飞行员的培养仰仗于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简称“中央航校”,生源主要从陆军军官学校选拔和从体育健儿中招募。由于飞行员在年龄、体质、文化程度、军事素养等方面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这种招生办法难以保证航校充足而合格的生源。为此,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培养合格的飞行人才,应自幼年开始。
鉴于当时的形势,前苏联派驻中国的空军总顾问帕尔霍明科向中国航空委员会建议,是否可以仿效苏联“那西莫夫”少年海军学校的模式,从抗战长远考虑,设立少年空军学校。此项建议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张治中、白崇禧等民国政府政要的赞同和支持。于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筹备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专门组建成立了航空委员会,宋美龄任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航委会主任周至柔、航委会委员张治中等建议成立空军预备学校。

随后不久,新学校正式定名为“中国空军幼年学校”,精选12岁至15岁,体质、学识等各方面优秀并具有小学毕业程度的少年儿童入学,施以六年中等教育及奠定学飞基础所需要的各种训练。同时,注重营养,强化体育锻炼,然后直接升入高一级航校,继续学习飞行。按照当时军事学校的惯例,空军幼年学校的校长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担任(挂名),另设教育长。经过慎重考虑,航委会任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出身、曾在美国留学的汪强将军主持建校筹备事宜。(上图: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校徽) 

1940年春,国民党在成都成立了空军幼年学校筹备处。当年,汪强挂陆军少将军衔(实际领取中将薪酬)常驻学校并实际主持校政。空幼校初创,江强十分重视师资建设。走马上任后,他立即从全国广聘知名教师,还专程赴新加坡请来华侨中学校长陈充恩主持教务。担任学科教学的教官多来自国内著名学府、海外留学生和归侨中的杰出者,皆一时俊彦云集。国文组主任教官陈国桦是爱国归侨教育家和文艺家,精通多国文字;国文教官谢少白也是华侨,毕业于暨南大学,书画兼长,是徐悲鸿大师的高徒;英语教官劳远培、郭有玉是留美硕士,以大学教授身份来校任教。强大的师资力量,在抗战烽火的中国堪称“豪华阵容”。
校长汪强就任后,首先是勘定校址。他先后派员分赴灌县、新都、德阳、成都郊区等地勘察校址。当时,航校最初考虑建在成都所辖的三河场,那里是一片平原,又有丘陵,非常适合修筑校舍。殊不知,建校舍需要征用民田,乡民反对激烈,纷纷要求免征。于是,不得不另觅校址。
因为秋季开学紧迫,校长汪强再次派员到龙泉驿、灌县西山等地勘察。这年6月,大家决定选择灌县离堆公园为校址。 正当汪强率人在灌县离堆公园附近丈量土地准备修建校舍时,却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甚至以泼粪水的方式予以轰赶。据说,当地人以目标太大,害怕引来敌机轰炸,危及川西灌区水利枢纽都江堰,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那时,校长汪强也认为,国难当头,在风景区耗巨资从头修建校舍,于勤俭节约原则多有不宜。最后,终于选定灌县东北的蒲阳场。眼看开学时间临近,新生即将入学。来不及构筑新房,汪强随即决定租借蒲阳场侧的一个道观,大明寺以及当地豪绅唐家5个院子,旧称“唐氏宗祠”,经临时简单修葺,暂作校舍。这一情形让我不由得想起了长江边上的李庄乡绅们,深明大义,慨然收留了入川避难的上海同济大学,中央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国之精粹,共同谱写了抗战大后方的精彩人文故事,永存汗青史册。 
据史料记载,1940年7月,空军幼校开始招生,分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芷江、南郑、衡阳、韶关、西安等考区。招生消息传出后,万千少年人报名考试,经过严格遴选,第一期实际招收学生297名,其中,包括20余名南洋学生。白祟禧将军的儿子白先道,社会名流李济深的2个儿子李沛钰、李沛琼,都被送进空军幼校接受严格训练。 

12月26日,空军幼年学校在灌县蒲阳场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彼时航委会副主任黄光锐来灌县蒲阳场空军幼年学校主持典礼,这算是补行的一次开学典礼。 直至1941年秋,为接纳逐年增加之新生,校方才开始陆续新建校舍。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学校发动师生,就地取材,建成了竹筋泥巴墙、稻草盖顶的大礼堂。 
当年蒲阳场上的唐家祠堂为校本部,内设校办公室、总务科、经理科。唐1院为医务所,唐2院驻学生二中队,唐3院为教务处,唐5院分设学生大队部、图书馆、被服库,大明寺驻学生一中队。教职员分散住在蒲阳场民房和唐家3院。空军幼年学校北美蒲阳同学联谊会牵头人、空军幼年学校史地主任教官孙宝贤回忆起母校情形时谈到,学校占地500余亩,拥有校舍200余栋,虽竹篱草舍,茅茨土阶,但简单朴素,依山傍水,毗邻场镇,精心布局,井然有序。此外,校内还建有大操场、游泳池、滑翔场、浴室、钟楼、中山室、交谊厅、医务所、劳作室、特务连、实验室、飞机库等。    

 

空幼的学科学习,带有明显为学飞准备条件的性质。从初一到高三6年间,空幼学生要比普通中学学生多学十几门课程,包括解析几何、微积分、球面三角、有机化学、军用化学以及航空常识、滑翔等。其中,滑翔又包括理论课和训练课,到高中毕业时,要求完成初级和中级滑翔训练。另外,游泳技能在空幼更被视为必修课。当年空军幼年学校拥有川西坝子上最早的标准游泳池。由于考虑到飞行中可能出现事故,跳伞后有落入水域的可能,校方组织学生参与劳动,在校园内修建了一座游泳池,以供训练和比赛之用。这样,在空幼学生中几乎没有“旱鸭子”。(上图:灌口镇志封面,内文对蒲阳空军幼年学校有记载。)
游泳池水取自蒲阳河,空幼人在蒲阳河上修筑了一个分水坝,俗称“豆腐堰”,采用旧式水车加以改良,将蒲阳河水灌入滤水池,滤净后再放入游泳池。池边有高跳板、低跳板、更衣室,还有看台。空幼游泳池距蒲阳河210多米,水槽用木制,架在空中。远远望去,半空中的水槽犹如一条蜿蜒的黄龙,蔚为壮观,堪称蒲阳一景。八十多年前,蒲阳还算川西的山野僻乡,能够有这样的体育设施,实属不易。
空幼还特别重视体育课,对音乐、图画、劳作这些被普通中学列为“小三门”的科目也给予同样重视。从初一到高三,体育课不但有明确的训练内容和要求,而且每门课都由几位教师担任,分别负责球类、田径、单杠、双杠、武术、垫上运动等方面的训练。空幼的课外活动内容也非常丰富,有中英文讲演、办壁报、野炊、同乐会、音乐会、春游踏青、秋季运动会、话剧演出。音乐家王云阶、武术家张英健、美术家谭雪楷、书法家吴丈蜀、文学家牧野等先后到空幼任教,其中许多名师与空幼同始终,有的还把遗骸留在了蒲阳。 

严谨的教学、严格的管理、丰富的活动,吸引了祖国各地的少年儿童踊跃报考空军幼年学校。每年7月招生报名,重庆、贵阳等城市报名点都挤满了人。有父母带儿子来的,有老师陪送学生来的,也有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家庭独自前来的,或担心父母一时难舍、瞒着父母悄悄来的。这些学生都怀着对日本侵略者、对日寇飞机野蛮轰炸暴行的刻骨仇恨而来,盼望能获得学校的录取。(上图:海外校友制作的母校纪念饼干)
因为文化考试、体格检查极为严格,经过筛选,录取的人数往往只有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比如,1941年空幼第二期招生时,成都考区1000多人报考,最后张榜录取80名,录取率为8%;1944年第五期招生时,贵阳考区报名者达3000人,最后仅录取22名,录取率为0.7%。 

空军幼年学校第二期学生刘泰来来自湖南衡阳。他的父亲刘子直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乡绅,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为了培养抗日空中后备军,他鼓励四个儿子积极报考空幼。当年考空幼没有后门,刘震、刘泰来、刘晓驿、刘忠钰四兄弟硬是凭着炽热的爱国心和健康的体魄,分别于1941年和1944年,全部考取了空幼,成为全校有名的“一门四小将”,实现了“精忠报国”的夙愿。 
1944年,日寇加紧打通粤汉线,刘子直还加入到湘桂黔大撤退的行列,历尽艰辛到达成都。刚到成都,他就特地来到灌县蒲阳看望孩子们。那时,祖国半壁河山沦陷,难得有家长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刘子直风尘仆仆突然到来,不仅给他的四个孩子带来莫大的温暖和慰藉,也给众多同学特别是家在沦陷区的同学们带来父辈的关怀与温暖。大家都跑去看他,陪着他参观教室、中山室,围着他听他讲湘桂黔大撤退的情景。在空幼的几个晚上,刘子直每天和同学们同吃、同住,给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空军幼年学校在灌县蒲阳场办学期间,冯玉祥、白崇禧、张治中、李济深等国民党军政要员曾来校视察访问,对学校的教学、训练和学生的精神面貌颇有好评。此外,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苏联大使彼得罗夫、苏联军事总顾问帕尔霍明科等国际友人也曾来校参观访问。(上图:民国时期,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校徽)
五个寒暑过去,1945年第一期学生提前毕业。按计划,第一期学生应赴美国接受飞行训练,但因租借法案突然取消而作罢。该期学生于1946年转入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六期学习飞行。这一年,汪强辞职,由陈嘉尚空军上校接任。蒋介石已不再兼任空幼校长。1947年和1948年,第二期、第三期学生相继毕业离校,分别编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八期和第二十九期。1948年,陈嘉尚空军上校离任,由龚颖澄空军上校接任。 

1949年初,空军幼年学校更名为空军预备学校。随即迁至成都太平寺空军军士学校旧址。该年6月,空军预备学校又迁往台湾东港大鹏。1950年,第四期学生毕业,编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三十期。第五期、第六期学生分别于1951年和1952年毕业。
从1940至1945年,空幼校共招生6期,学生约2100人。由于种种原因,有几近半数的空幼学生最终没有进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以后学成飞行,在海峡两岸航空界服务者约占全部学生的五分之一。居住在台湾的空幼一期学生华锡钧,早已成为国际知名的航空专家。此外,在台湾国民党军队任职将级以上的军官有近百人在空幼读过书,甚至被任命为台湾“空军总司令”的林文礼也是空幼第三期学生。   
几十年后,他们星散世界各地,命运不同,境况也各异,分居在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泰国等地。他们成立了空幼校校友会,有1200多人入会。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以曾是蒲阳人而自豪、自傲。相逢必说蒲阳话,必称蒲阳人。“蒲阳情”贯穿着这群特殊群体,虽然天南海北,此情历久弥新。

1990年8月12日,以“空幼校”建校50周年为契机,促成了大陆、台湾、北美三地的“空幼校”师生与家属共600多人在蒲阳的大聚会。那天,一大群老人不顾年高,不辞辛劳,不怕路遥,从北美,从台湾,从大陆各地赶来,相聚在蒲阳。分别几十年,再次聚首,紧紧拥抱,许多人痛哭失声,泪水沾湿了衣襟。
今天,历史的脚步若从建校开始算起,不知不觉已走过80多年历程。1949年夏,中国空军幼年学校迁台后,在屏东东港(大鹏湾)重新建校,赓续华章,并于民国47年(1958年)重新招生(幼七期),民国67年(1978年)空军幼校并入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前后共招考二十四期的幼年生,培养了逾万航空人才,这就是中国空军幼年学校的前世今生。
这段往事虽已被尘封,消遁得无踪无影,世间却风云际会。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建在老灌县蒲阳河畔的空军幼年学校,以较长的学制及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应占有独特的地位。空幼校同学在校庆中写到:“六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创建于抗日烽火年代的空军幼年学校实在是当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产物;实在是中华民族精诚团结的象征。它熔铸着民族至上、民族利益第一的可贵原则;它昭示着中华民族热爱自由、维护独立、不容欺凌的意志与精神。而我们这些当年奔赴至她身下的少年,则不愧为中华赤子、时代精英和民族脊梁。”可谓言之凿凿,掷地有声。

抗战期间的蒲阳中国空军幼年学校,曾是中国空军雏鹰展翅的地方。据我所知,疫情之前,北美、大陆、台湾三地空幼校人每年都有一次聚会。创办于1990年的《蒲阳通讯》,成为老校友们联谊的精神家园。其中有一篇文章说到:“空幼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是神圣抗战的产物和见证。空幼同学都有曲折而丰富的人生!无论是作为史料还是人文资源,都是很有价值的。”此言不虚,确实是一份母校情结的寄语。(上图:空军幼年学校在台校友编辑出版的期刊《蒲阳》,怀念在大陆度过的青葱岁月。) 
此后空幼校的海内外校友们,为酬谢蒲阳乡亲哺育之恩,于1992年还捐资设立蒲阳基金会,先后多次提供奖学金,资助蒲阳中学学子,后又在蒲阳镇花溪村兴建了幼鹰小学。近年来老校友们不忘乡梓,多次结伴回到蒲阳,故地重游,是当地乡民称道之事。他们从外面世界捎回来的所见所闻,也促进了蒲阳的发展。岁月流金,空幼校友的感人故事作为抗战历史的一页篇章,将会薪火赓续,代代相传。


行笔于此,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幼年学校的校歌:“崇墉九仞,必厚其基。峻岭千寻,必登自卑。惟我空军,嶽嶽英姿。下俯云汉,上接虹霓。咨尔多士,朝斯夕斯。论年则幼,用志不歧。宏尔造诣,正尔威仪。德与时进,学与岁驰……驱逐寇盗,海宇清夷。云程万里,远大为期。”这首校歌,当年曾每天荡漾在蒲阳校园里,弦歌不断,唱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企盼自己早日鹰击长空,驱逐日寇,保卫祖国领空,那份感人肺腑的家国情怀,如今已是匪夷所思,我以为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空军幼年学校学子们的真实写照,是矣非矣,是以为记。  

   2024年11月18日星期一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图片: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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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历史文化学者,枫叶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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