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川富顺永年乡翰霑坝，作者出生的易家大院。
盐井河
第一章
读《巨流河》，深为感动。不禁也想学齐邦媛先生，写回忆录，写自己的一生。人的一生，都有背景。背景是历史。不集细流无以成江海，不积沙石无以显巍峨。个人的历史是涓流，是沙子，是细胞。粘贴进大历史，就成了大山的一块奇石，一抹浓阴；成了生物体的肌肤，抚摸起来，就会感到有血肉，有温度。故我不揣冒昧，也想把自己粘贴进历史；未来有人给历史把脉，也许能感觉到，我的灵魂细胞，也在脉搏里微微搏动。我的水平，当然不能和齐先生相提并论。我就随便说，不依时间先后次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民国二十三年，耶诞1934年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我出生在四川富顺永年乡下一个叫翰霑坝的地方。农村，山清水秀，如诗如画。正是现代人追求的“岁月静好，诗和远方。”我幼年、童年，直到十二岁都是在乡下度过；倒不是为了“岁月静好，诗和远方”。那时这两个词组“还在泸州横起揩鼻子”——没有诞生；我滞留乡下，可能是两个平行的原因。一是按照易氏家族的传统：读“洋学堂”之前，要先在家里读旧学，“打底子”。然后才能外出读“洋学堂”；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际形势已非常紧张。慧生公园，谢慧生纪念碑顶端竟然塑了颗炸弹。父母带着我和八哥易明灿，跟比我们大得多，只比我母亲小两岁的王雪樵大表哥一起去看。大表哥又叫王余典模。他说：这就是炸弹。我当时两岁左右，话都说不清楚，却问：“是”二本”的？还是中国的？”大表哥惊讶了；说九幺弟好聪明。这事直到现在还记得；因为长大后，大人们经常提起。△ 日军飞机轰炸自贡后的惨景。自1939年10月10日起到 1941 年8月19日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日军出动了7次17批共计483 架次飞机侵入自贡，悍然发动了对自贡盐场和市区的狂轰滥炸，投下炸弹 1544枚(其中燃烧弹 465 枚)，炸死 365人，炸伤 773人，炸毁房屋1101间，炸塌房屋354间，烧毁房屋1330间。当时，自贡已经开挖防空洞。我们住在兴隆街“富昌源”，外公王子和（王余伦常）家里。龙峰山下，现在的石刻“还我河山”旁边已经挖了防空洞。外公让父母抱着我这个已经会说“二（日）本”的孩子一起去熟悉地形，以便将来跑警报时跑得快。直到现在还有印象：防空洞阴冷潮湿，地下还有人骨头。外公用手杖去拨一个骷髅，我三岁左右就开始“做过场”（耍横）父母说，就是因为动了那个骷髅。 ![]()
△ 自贡釜溪河崖壁上的“还我河山”
回乡不久，战争爆发。那时我已经“发蒙”。我们乡下把开始读书叫做“发蒙”。我四岁多不到五岁。大人逗我和八哥：快“穿牛鼻子”了，意即要受管束，不能随便玩了。我们家有三重，即三个“进深”。我和八哥穿好新衣服，从第三重走到第一重。沿一条有栏杆的长长的走廊，向学堂走去。如果有摄像机给我们摄像；播放出来，我们的表情一定很严肃很紧张：四五岁的娃娃，要开始人生第一课；这第一课是什么样子？对于我们，是个“未知”。“未知”既令人向往；又令人恐惧！有点像哈姆雷特的“to bi,or not to bi”.“学堂”其实就是花厅一间客房。重新布置了一下。墙上贴有一张红榜纸，上书“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之靈位”，下面一张条桌，桌上摆放着香炉、果品之类。在大人的引导下，我们朝大红榜纸叩了三个头，转身又向坐在八仙桌旁的发蒙老师叩头。仪式感还是挺强的。发蒙老师是一位叔祖父，我们叫“八公”；因为他排行八；现在就得改口叫“老师”。八公清末参加科举考试，没中举；得了个“拔贡”。在易氏家族里，八公属于清贫一族；他常常自称“一介寒儒”。我的启蒙读物是《太上感应篇》。八哥是《三字经》；长大后母亲告诉我，教材是外公选的；因为我“横”，爱“做过场”；怕我以后不孝顺。读大学时，张默生先生教现代文学小说部分，讲矛盾的《子夜》，讲到吴荪甫的父亲从乡下到上海，看见黄包车上的年轻女子，旗袍开插很高，粉腿都露在外面。他随身携带的《太上感应篇》，立刻惊落地下，摔成散页。张先生说，这就是封建主义一进资本主义的上海，就立刻被打得粉身碎骨。
张先生是知名学者。我六哥在北培农业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常常到“向辉学院”旁听张先生讲《易经》。我也在当时的《人物》杂志上读过张先生的《厚黑教主传》。张先生平易近人，没“架子”。同学们经常到川大桃林村他家里，听他摆龙门阵——古今中外学界的“逸闻趣事”。 1957年，《星星诗刊》流沙河《草木篇》事发，文联请张先生去开会。希望张先生按已定的调子捧捧场；不料张先生却引用《毛诗序》，说了个“诗无达诂”。张先生不捧场，那就沉默吧；他偏偏要去说什么“诗无达诂”，这还了得！于是立刻移师川大，大批张默生。地点就在川大礼堂。张先生坐在前排正中，默然无语，低着头，假装作笔记；张默生真成“张默声”了。林如稷先生也是教我们现代散文的老师。鲁迅还在《且介亭杂文集》里提到过他和我们的“文学概论”老师陈伟模。此刻，林先生在礼堂舞台上非常激动，“小跑步”似的冲来冲去，大骂张先生是“狗屎做香香棍，武也武不得，闻（文）也闻（文）不得。”我第一次听到这句骂人的粗话被用来骂张先生，而且把“狗屎做鞭”改成“香香棍做鞭”；更具侮辱性。心里不知什么滋味！？以后见到林先生只是笑笑；“皮笑肉不笑”。话扯远了，还是书归正传吧。我一九三七年正月十五之后发蒙；当时我还差三个来月满五岁。当年阳历七月七号，抗日战争爆发。我并不知道，大人也没跟我们说。《太上感应篇》我很快就背过来了。母亲说我说梦话都在背《太上感应篇》。但是背过来了，也就没有兴趣了，我开始逃学。发蒙前，一个叫菊香的十几岁丫头带领我，她喜欢背着我到翰霑坝外面玩。尽管小，我也非常喜欢乡下的山山水水。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正好是对门关家下面的田坎，背着我的菊香，不知怎么一头栽到了水田里。听母亲说，菊香背着我回来时，我简直就是一个泥娃娃。只有两只眼睛在转。又有人看见菊香不是先抱起我；而是先穿袜子。不知是不是因此？以后再也没见过菊香。大概是把她开了；改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婆——“李老妈儿”带领我。五岁左右，对读书实在不感兴趣。有一天李老妈抱着我从“学堂”窗外过，一下就把我从窗口递了进去，正好站在八公的八仙桌上。我被这种突然袭击搞蒙了，抓起桌上一个墨盘就向八公掷去，墨汁正好溅到八公的毛蓝布长衫上。八公也气坏了！向李老妈使了个眼色，就赶快用脸盆里的水搓洗那团墨迹；李老妈好像老鹰抓小鸡，又把我从窗口一把抓了出来。 第二位老师是我的堂伯父易惠民，我们叫大伯伯，也叫老师。我也逃学。大伯伯教了两年，我逃学逃了两年；但要到“学堂”去玩；因为大伯伯会讲故事。讲“长毛”，讲《聊斋》。八哥七哥长声幺幺的读《座右铭》：“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他们还没背过来，我听都听得能背了。过了两年，我七岁。来了一位新老师——盐务管理局回到王家井的刘道明。他两腿弯曲，成罗圈状。用一根红豆木丁字形拐杖，顶着肚皮走路；他儿子刘家裕还得在旁边扶着他；刘家裕一面服侍他父亲，一面跟着我们一起学习。前几年我才知道，刘老师是得了成人灰脊髓骨质炎才落下残疾的。在盐务管理局时，他负责保管英文版《韦氏大词典》。没事，他就背词典；掌握的单词很多；所以他的英文阅读写作能力都很强；就是口语差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回自贡，给英语高师班开讲座；讲菲茨吉拉德翻译的《鲁拜集》。我刚一开口，学生就哄堂大笑。我读高中时的英语老师罗其亮也在场。下来，他告诉我：“你的口语就像洋人说中国话，“苗声苗气”的。叫做“汆汤英语””。我说“不是你教的吗？”。罗老师说：“改革开放前我们都没整对。现在学生们都是在磁带上听外国人说的英语。”我却是听的王家井人的富顺英语，和自贡的川南英语。尽管如此，刘道明老师在王家井，在富顺，在自贡，都算得上博通中外古今，学富五车的人士；刘老师也很会教书。他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作文——他坐在耳厅一张凳子上，让我们在耳厅的圆桌上，用毛笔工工整整的写。他念一句，我们写一句：“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很快就写成了一封百来字的作文——给父母的信。既写了作文；又知道了写信的格式。觉得学习还是很有意思；一下就提高了读书的信心和兴趣。那时我七岁，从此再也没有逃过学。所以现在幼儿园升小学都是七岁左右；看来是有专家研究过的。刘老师要看报纸，报刊邮件都是送到永年场上父亲开的药铺。每天早晨我家一个负责采购等杂事，又会做土种菜，略通文墨，地位好像“副管事”的人：叫舒沛然。他去场上买菜，就顺便把报刊信件带回来；路过“学堂”时，就把报纸从“学堂”窗口朝老师桌上一丢，那正是我们围着八仙桌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有一天我一眼就看见报纸头版的大字标题：“巨星陨落世同悲，罗斯福总统去世”。那时虽然已经见不到轰炸自贡的飞机从翰霑坝上空飞过。但是我大哥还在“青年军政治部”；二哥还在前线，七哥才十四岁，也已经参加青年军，正在泸州集训，准备上战场。爸爸和伯伯平时很少交谈，有一天他们在厅房门口站着谈了很久，后来听厨子说：日本人打到贵州独山了，离四川很近。爸爸和伯伯在商量，如何卖谷子买枪，组织游击队。后来乡长也来了，说打游击得有小钢炮。小钢炮还没见着；舒沛然又把一叠报纸丢进来，还大声说：“日本投降了！”我仍然一眼就看见报纸的横排大字标题：“日本天皇下诏投降！”全身一下热血沸腾！猛的跳到了老师的八仙桌上，把报纸，书籍，把衣服都脱下来往上抛。把老师的洗脸盆拿起来，当铜锣，敲得响遍了整个花厅！
胜利了！胜利了！不久二哥从前线回来。穿着双面卡机军服，带着肩章；升了官了！据说是孙德超将军的少校军参谋。七哥参军时，初中还没毕业，现在回来，穿上麻子布学生服，读高中了。我和八哥也完成了“打底子”的家庭教育，要出去读“洋学堂”。一九四六年蜀光中学春季招生，我们便以“同等学力”去报考。我还没满十二岁，学习又不努力。没考上，就到昌平小学插班，读高小六册。在昌平小学我认识了一生的挚友——余祯禄（后改名余楠）。余比我大，幽默，有“袍哥”气。教我们“日记”课的黄老师。见余祯禄在校门口买甘蔗，告诉他，甘蔗皮上有细菌。余说：“没关系！我咬扎实点。把它咬死！”黄老师和我们都笑了。高小六册，我们已经知道细菌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见；是咬不死的？上了蜀光中学，我们又同班。蜀光讲民主。我们的级任导师倪宝之教“公民课”。第一课就是教我们如何使用选举权：首先要举手，然后站起来，说“本席发言。本席提议某某某为候选人。”然后至少要有两个人站起来举手说：“本席复议。”这个人才可以当候选人。再然后就是投票、开票、唱票。每唱一个名字，就在黑板上他的名字旁划上“正”字的一笔。谁的“正字”最多，笔划最多，谁就当选。余祯禄每个学期都连选连任班长和童子军中队长。当值日生时，老师进课堂要喊“起立”，他却偏喊“站起来”。弄得老师和我们都哭笑不得。![]()
△ 蜀光中学办公楼
在蜀光中学，我开始接触到齐邦媛先生在乐山武汉大学时接触到的情形：内战开始了！学生老师都分别站队。蜀光号称“民主堡垒”，可以自由集会结社。教学楼面山那面墙没有窗子，叫“民主墙”学生社团可以在上面贴墙报、漫画，标语口号之类。国文老师萧菊人，学生易明昆（我亲堂哥）差不多是半公开的地下党。余兆熙、李冠五是公开的国民党。读初二时，李先生是我们的级任导师。同学们都知道李先生是个“清水脸”，不好接近。和李先生打交道后，才知道李先生其实很开明。李先生究竟如何开明？我和他打了什么交道？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2024.0.22 20：25
![]()
![]()
![]()
商务合作及投稿请加微信号：sczgch03
【版权声明】图文及视听资料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为传播而发，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会第一时间处理，文中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传递信息，请点分享和在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