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邓小平家世纪略

文化 2024-11-05 11:15 四川

邓小平家世纪略

副标题：邓小平家世的民间记忆

文/桑宜川

至今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没几年，在学校里教书，暑假期间，无所事事，闲得蛋疼，于是便与几位发小相约，从成都骑自行车出发，前往川东地区遛弯，去过陈毅在乐至复兴场的老家，朱德在仪陇马鞍场的老家，张澜（张表老）在西充莲池乡的老家，刘伯承在开县赵家场的老家，沿途走村串寨，有时为了省下几个碎银，约莫到了掌灯时分，便找一家乡场上的幺店子，古时称作驿站，民国年间的客栈，睡大通铺，各自一领草席，铺在稻草上，三毛钱一晚的住宿费，也乐哉其中，如今在年轻人看来已是匪夷所思之事。那时尚无私家汽车之说，暴发户若有一辆轻便型嘉陵摩托，就已是稀罕之物，只可惜那时我辈教书匠清贫，每月薪资只领到40多元人民币，买不起这般大物件，在外长途旅行，必须精打细算，唯有一辆二八大杠的永久或是飞鸽牌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路途上若肚子饿了，吃上一大碗一毛二分钱的热气腾腾葱花肉绍子面，那时一碗的份量很足，果腹之余，就已是十分满足，别无其它奢望。（上图：1921年3月邓小平在法国里昂留影）

当年去川东地区，看到的乡下景观从50年代至80年代基本上没啥大变化，放眼望去，各场镇上大多是简陋低矮的茅草屋和青瓦房舍，与成都府上的老街道景观差不多，不同于北方及皇城根儿下的四合院干打垒泥巴墙，大多是用竹篱笆做墙，抹上稀泥挡风避雨，再刷上一层石灰水而成的。门脸多是活动木板，可以拆卸。那年头更没啥高速公路，出门交通很不方便，县与县之间，乡与乡之间，大多都是一些泥巴土路，或碎石路，颠簸得不好受，好一点的路段铺上了沥青，虽说蜿蜒曲折，但自行车轱辘压在上面，毕竟平滑而有弹性，感觉舒服多了。于是乎一路向东，经过几天几夜的奔波，便到了邓小平的老家附近，四川广安的渠江岸边。我辈去那里，是因为感念这位世纪伟人的举措，在1977年底助力一尊，拨乱反正，扭转乾坤，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我辈方才得以有机会参加考试，上了大学，从此改变了人生命运。作为川人情结，无缘邂逅这位京城里的大人物，只有去他的老家看看，权以此向他表达敬意。（上图：1984年暑假，笔者摄于四川广安渠江岸边）

邓公的祖屋位于四川广安协兴场牌坊村，当年从广安县城去那里也不是很方便，泥泞小道，不到十公里的距离，骑车还需要折腾一阵子。历史上那个地方俗称协兴场，自古以来就是通衢要冲，从广安城出发，古时官道的北干路必经协兴。当年协兴场还保留了清末民初的建筑风格，只有一条主街，长约300米，宽约6米，青石板铺就，木板房，穿斗梁架，单檐歇山式屋顶，颇有川东民居特色，店铺栉次鳞比，一家挨着一家，酒坊、粉坊、油坊、蚕房，裁缝店、布匹店、铁匠铺、杂货店、以及弹棉花的、代人写书信的、算命的、卖花圈的门店，一应俱全，乡民们不用去县城便可自给自足。

茶馆也有几家，从早到晚都热闹，尤其是场镇上及远近乡邻的老者，大多喜欢聚集在这里，泡上一杯清茶，谈天说地，摆龙门阵，在闭塞的乡下，这也算是一种人生况味。每家茶馆门口的老虎灶上，冒着热气的铜壶嘴，一股股暖意扑面而来，彰显出的是古朴醇厚的民风，这就是邓公儿时及少年时期的生活场景，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成人，念过私塾小学，县城里念过初中，16岁那一年才离开故乡，从此一去永不复返。(上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协兴场老街景象）

邓公的祖屋是一座普通三合院，木结构建筑，坐东朝西，呈凹字型，没有围墙，当年尚未修葺，篱笆墙上的石灰泥层斑驳脱落，残留的文革口号和“最高指示”尚可辨认，显得破败不堪。祖屋前面还有一处水榭，约莫有一亩地大小，水质浑浊，飘荡着一些浮萍，几只鸭子游弋其间，平添了几许寂寥的景象，其原因也很简单，文革十年浩劫期间，这老屋伴随着当年的贤娃子在京城里被打倒，以及“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乡里人唯恐避之不及，基本上荒芜了。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彼时的乡里人心里仍有余悸，因为他们大多高喊过批判邓公的革命口号，还写过在邓公身上踏上一只脚的大字报，如今世道又翻转过来，上面不发话，即便是县府里的人也不敢大兴土木，为这位村里出去的大人物做点什么，毕竟彼时华国锋还是一尊，叶公位高权重，邓公只是副总理，且刚恢复工作不久。按照时下的表达方式，叫做“党的阳光”还没照到这闭塞的山村里来。

据村里老者介绍，邓公祖上曾有良田40余亩，还雇有长工，家境殷实，生活无忧，在乡里算得上是小地主。1950年，邓公已革命成功，坐镇重庆，主政大西南，广安距离重庆不远，生活在老家村里的继母夏伯根，弟弟邓垦以及近亲族人陆续全部迁往重庆，并按照邓公的意见，老家的房屋全部交由当地乡政府，分给了乡亲们居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曾先后用做人民公社大食堂、文化站、幼儿园、晒坝、堆放粮草的库房等，正是这样才使邓家院子在十年文革浩劫期间幸存了下来，躲过劫难，没有毁于一旦。1979年，邓家院子易名“邓小平故居”，县府做了一些修缮，种植了一些松柏、蜡梅、铁树和广柑树。1980年，又从涵虚园移来两株铁树，种植于邓公故居前，但从整体来看还是显得破旧不堪。这就是我们当年田野调查（field research）时看到的状况。（上图：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当地县府组织人力，重新修缮后的邓家院子。）

我们几个发小还在那个牌坊村周边仔细看了个遍，并到场上的一家茶铺与几位年长的老伯聊起了邓家往事。一位姜姓老伯说，村里人都晓得邓小平的大名，妇孺皆知，但除了几个老辈子还记得他儿时的模样，习惯喊他“贤娃子”。儿时的贤娃子在上世纪1920年9月离开协兴场以后，到94岁去世，78年间竟然从没回过生他养他的故乡四川广安，这也难怪乡亲们大多都没有见过他。虽然从50年代到80年代邓公多次到成都开会，都不愿回家看看，说自己怕回家，这不但让家乡人想不通，也让我辈后学百思不得其解。

邓公之女邓榕（毛毛）曾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写道：“我们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年间做了个叫兵部员外的武官，被派到四川广安履任，从此，开始了我们四川广安邓氏的纪元。”这段话可以视为邓家历史变迁的佐证。如今可以查阅到的史料记载，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是一位勤劳忠厚的庄稼人，也是当地的织布匠。他靠织布积攒了一些钱后，置办了一些家业，买了一些田地。到邓公的父亲邓绍昌出生时，邓克达靠劳动致富，已成为当地一名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小地主，常有乡亲遇到困难，他便出面相助，说话办事公道，在乡亲们眼里算是一位妥妥的乡绅，口碑流传至今。（上图：90年代以后已经修缮的邓小平祖屋，位于四川广安协兴镇牌坊村）

如今在邓公故居尚可看到一部《邓氏分谱叙》，据说由其同祖堂弟邓先远所藏。全谱共约四万八千余字，内容涉及朝数，世系，明纪，清纪和寿文，祭文等。文中记载了明朝初年，邓家族人邓鹤轩出任兵部员外郎，后赴四川广安供职，落籍广安，成为四川广安邓氏一世祖，有名有姓，更为详实，由此可知，邓家在广安的缘起，与邓榕的历史叙事基本相符。民国年间那一带丘陵地区的邓氏家族出了不少乡绅，附近不远处的江津也有分支，祖上都是从江西迁徙入川的。多年前，拙写的《陈独秀客死四川江津的民间记忆》一文，在海内外广传，记述了江津乡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慨然出资购置棺椁，与重庆专程来江津参加葬礼的民国政府大佬一行，其中有朱家骅，陈立夫等，厚葬陈独秀的感人故事。这叔侄俩乃是弘毅之士，在广安牌坊村的邓家族谱里也有姓氏和辈分排行，祖上也来自江西，由此看来乃是同宗族人。（上图：1904年8月22日，邓公出生在这间屋里）

当年协兴场茶馆里的几位长者说起邓家族人故事，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这里依据彼时的口述历史笔记，辑录如下：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早年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受到新式教育，回乡后也是乡绅，但又参加了广安县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也叫做“哥老会”，在协兴场的“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按照如今的话语，即是当地混江湖的道上老大，四川话里叫做“舵爷”。除此之外，他也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可谓黑白两道通吃。那时的广安地处偏僻，地界不宽，治安也不太好，常发生一些帮派之间的恶斗血案。1936年，邓绍昌在外不知得罪了谁，最后被人砍了脑壳，死于非命，从此邓家逐渐衰落式微，一蹶不振。（上图：四川广安茶馆一瞥）

多年来，邓绍昌的死因是一个谜团，至今未解。当地乡民们的解读主要有二种：一是在从重庆回老家的路上身中黑枪，被土匪抢劫遭到杀害，即被人谋财害命。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彼时四川匪患确实比较严重。二是被仇家暗杀而亡。毕竟邓绍昌在黑白二道都混过，难免与江湖上的人结怨生隙，出自仇家之手也有可能。据村里的邓家族人说，邓绍昌死后多年，都一直不敢把他葬于邓家墓园，担心仇人前来掘坟，而是由其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收尸入殓，悄悄地把他葬于后山坡上，暴卒日期也不敢辑录于族谱。那一段过于伤感之事，或许多年萦绕于邓小平心中，也是1949年以后乡亲们多次盼望他回家看看，他说“我怕”的原因之一。由此看来，伟人也是凡人，也有伤心之事，痛彻心扉，伴随终生，不为外人所知。中国有句老话，流布甚广，为唐代诗人韦庄《菩萨蛮》里的佳句：“未老莫还乡，还乡需断肠。”其实老了回乡更要断肠，其中蕴含的哲理，唯有过来人才会体会到，乃是那个年代中国社会民俗的一个脚注。

邓绍昌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共生育九个子女，最后养活下来七人（四男三女）。第一个妻子张氏，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于1926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一男即四子邓先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生三个女儿，三女邓先芙，四女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五女邓先群。其中邓小平是邓家长子，邓绍昌按字辈的排序为他取名邓先圣。进入本村私塾小学后，教书先生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沿用了多年，1925年从法国辗转前往苏俄，曾与蒋经国同学，1927年2月回国后改名邓小平。（上图：上世纪1920年代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大门旧影）

邓公（邓先圣）有二位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大弟邓先修（邓垦）和二弟邓先治（邓蜀平），都出生在广安协兴，大弟活到了文革之后，官至湖北副省长，退休后到深圳与女儿相伴，安度晚年，活到了106岁，2017年善终。二弟邓蜀平的官做得不大，虽早年入仕，最后只做到贵州安顺财政局局长，勉强算是七品芝麻官。不期文革浩劫期间，因邓公在京城里被打倒，受到株连，疯狂的红卫兵施以无休止的批斗和毒打，不堪羞辱，邓蜀平于1967年3月16日凌晨，跳入郎岱县招待所旁的冒水龙潭含冤而死，文革结束后方才得以平反，是邓公的弟兄姊妹里命数不济，没有翻过那道坎的一位家庭成员，邓家的一个永远伤感故事。（上图：文革结束以后，时任副总理的邓公与弟弟邓垦合影）

邓公有二个同父同母姊妹，妹妹邓先珍幼年早夭，只有姐姐邓先烈活到了“革命”成功，她生于1902年生，仅比邓公年长2岁，从小朝夕相处，一起长大成人。后来邓家把她许配给当地乡民唐惠民为妻，一生为家庭主妇，晚年在重庆过日子，度过了平平凡凡的一生，卒期不详，其后人也没有沾到皇城里的啥子光。那一年的川东之行，途径仪陇马鞍场的朱德老家时，与当地乡民访谈得知，他们颇有怨言，朱公离家出走52年之后，有六次到四川成都开会，仅在1960年回来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并说县里和乡里的发展建设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朱老总的任何恩泽，由此不难理解朱公与邓公当年的心境，天子脚下，身居要津，高处不胜寒，自古皆然，概莫能外。（上图：邓公二弟邓蜀平生前影像）

当年，继母夏伯根从老家带出来的女儿邓先芙和邓先群，是邓公的二个同父异母妹妹，与邓公关系亦十分融洽。1949年以后，全家人与坐镇重庆，主政大西南的邓公终于团聚，1952年又一道进京，入住中南海，那个年代的邓家，与刘少奇二家人，是那处清代皇家园林里为数不多的人丁兴旺大家庭。从那时起，邓家的家中事务则由继母夏伯根料理，一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中，此后数十年相互扶持，尊老爱幼，即使在最困难的十年文革浩劫时期，也不离不弃，风雨同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儒家文化的一个范式。（上图：邓公继母夏伯根影像）

在邓公的弟兄姊妹里，邓先芙出生于1930年，与哥哥之间感情深厚，虽然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始终都受到了邓公的关心爱护。后来邓先芙从北京回到四川重庆，入读西南军政大学，毕业后在省委机关档案室工作，长达数十年，曾任办公室主任。她的晚年生活受到省政府关照，平静闲适，常与夫君，四川省档案局局长张仲仁去四川省人民医院问诊，与那里的医护人员张晋玲，周晓芳，陈树等主任医师有不少交往，他们夫妇从不摆架子，谦虚低调，至今传为佳话。邓先芙卒于2023年2月4日，享年92岁。其子张海江，邓公侄儿，曾在成都四中高七七届一班念书，学业优良，笔者的好友锁兰老师时任该班班主任，回忆点点滴滴的往事，感慨良多。（上图：1972年，邓公大妹邓先芙（右一）到江西省新建县看望落难的大哥大嫂及女儿邓榕（左二）合影）

邓公二妹邓先群出生于1935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在北京实验中学及哈军工读书，毕业后投笔从戎，一直在兵营里服役，是共和国历史上少有的陆军女少将，还担任过总政群工部部长，其夫栗前明，也是哈军工毕业的同学，红二代，曾任中将，二炮（如今火箭军）副司令员。文革浩劫期间，邓公被打倒，邓先群和丈夫也受到了株连，被送去湖北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吃过不少苦头。如今邓先群与栗前明已是年逾九十的耄耋老人，依然健在，颐养天年，可谓苦尽甘来。（上图：邓公二妹邓先群早年影像）

邓公胞弟邓先修（邓垦）的回忆录记载: “我母亲非常爱小平，她是个旧社会的妇女，他（指邓小平）是长子。由于父亲欠了很多债，又长期不在家，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困难的。母亲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由此看来，少年时代的邓小平肩上压力不轻，担负着整个家族的发展与振兴。然而事与愿违，1918年下半年，邓小平已在广安县城里读中学，时逢重庆府上兴办了一家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家庭的支持下，邓小平到重庆入读这家预备学校，一年之后，就动身前往法国。（上图：文革后期，落难江西的邓公夫妇终于接到诏书，准备进京，临行前与家人合影。左一邓先群，抱着她的儿子丁丁、左二邓先芙夫君张仲仁，左三邓公继母夏伯根。）

当年邓家留法同行的有三人，邓小平和其叔父邓绍圣，邓家的“幺叔”，另一个是同学加远亲胡明德（又名胡伦)。离家出走之后，邓小平在法国寄信给家里，要求废除旧式婚约。因为他很小时，邓家依照当地风俗，给他定了一门娃娃亲，女孩子姓唐。不期这个唐姓女孩子性情刚烈，绝不退婚，说是“身为邓家人，死是邓家鬼。”邓绍昌不得已，只好将其留在了邓家，善待了几年，最后作为邓家的女儿嫁了出去，陪嫁600大洋。（上图：1920年9月，邓小平与幺叔邓绍圣出国前在重庆合影）

回望那一段历史，邓公自从16岁离家去法国勤工俭学，不曾再见过父亲，也再也没有回过故乡。记得《史记》里的项羽本纪中有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耳。” 大意是说在外做官发达之人，从古到今都非常讲究衣锦还乡，而且还需要低调，不为人知，财不外露，最好是乘着夜色悄然回家，以免惊动乡里。看来邓公是个例外，不问发达，只缘未到伤心处，世人又怎知他心中时时涌动的波涛？

在邓公家乡广安，当地百姓有这么一种说法：邓小平的属相是“龙”，他是从广安经渠江到嘉陵江，再到长江进入大海的，‘龙’归大海是不回头的，所以他不能回这个家。另一种说法更离奇：“说是小平同志的祖母戴氏在世时曾救济过一位风水先生，风水先生为了报答他的祖母，便在离邓家不远的佛手山，给她家选了一块墓地，可以让邓家出一个大人物，但这个大人物不能回家。”是矣非矣，其实都寄托了当地乡民难以言说的复杂心境。

当然这仅是传说而已，并不是邓公终生不回家乡的真正原因。其警卫秘书张宝忠回忆录记载，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工作特别忙，尤其在 1956年当了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以后，夜以继日地忙碌。二是1976年文革浩劫结束以后，国家需要他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占用了他的大量精力和时间，因此他根本抽不出时间回老家看看。

我们姑且认同张宝忠的褒扬之言，邓小平1952年进京工作以后忙得顾不上回家乡，但张宝忠忽略了一个时间段，1949年，邓公与另一位四川老乡刘伯承，率刘邓大军向大西南挺进，随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主政大西南的地方大员，至1952年进京做官，共有两年多时间，在距离家乡不到2个小时车程的重庆办公，粮草车马俱备，很难解释抽不出一点时间回家乡看看，可是邓公就是坚决不回家乡。另外一个谜团，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他曾先后9次回过四川成都，总要抽出时间，见一见家乡的父老，这说明他还是惦记着家乡的，其家乡的父母官也曾多次提出过请他回广安老家看看的要求。

史料记载，1975年，邓公到成都，曾向广安代表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时任广安县的县长追忆说：“邓小平同志当时说，如果广安的农业能够达到亩产千斤粮时，他是要回去看看的。”广安县的生产在1983年时就已达到邓公所希望的水平，并立即向四川省政府上报，然而邓公还是没回家乡。1978年2月，邓公到四川视察工作。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受命来到成都汇报，对邓公说：“全县百万人民都盼望邓副主席回广安检查指示工作。”站在一旁的卓琳接过话说：“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这时，邓公没有说话，他的意思尽在不言中。（上图：1955年8月，邓小平夫妇与子女在北戴河合影）

1986年，邓公回成都过年。正月初五上午8点，他在金牛宾馆接见当时的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以及办公室主任王仁全。罗国兴在跟邓小平道别前，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的想法，邓公身边的陪同人员王震说，邓小平工作特别忙，没时间回家。邓公没有再一言不发，而是说了一句：“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下午3点，邓公安排夫人卓琳跟他们再次座谈。座谈结束后，罗国兴再次向卓琳提出请邓公回家乡看看的要求，卓琳打了一个圆场：“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事实上，回到成都与回到家乡广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对邓公来说，始终不回家乡，绝对不是一句工作忙没时间就能解释清楚的。古时曾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之佳话，如今也有朱公“六过家门而不入”，“邓公八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其实，邓公对他自己不回家乡的原因有过一个言简意赅的表述。1988年6月，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邓公坐在一艘游船上，一旁采访的四川电视台郑姓记者也是广安人，向邓公探问：“这么多年了，就没想过回乡看看吗?”邓公摇头说了二个字：“我怕。”尽管他没说出具体的原因，但这简单的两个字，应该说道出了邓公终生不回家乡的真正原因。（上图：1978年2月，邓公到成都开会期间，家人合影。其中左二夫人卓琳，左三继母夏伯根，左四大妹邓先芙，摄于成都金牛宾馆）

邓公到底怕什么呢? 这个问题在邓榕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所披露：“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邓公长女邓林也说：“我父亲说回去这个找你办事，那个也要找你办事，太麻烦。”两个女儿的说辞并不能解释其父“我怕”的真正原因。古人对回家乡有过一句深刻的概括，“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当年邓公虽年事已高，但他对回家乡依然有一种难以对人言说的复杂感情。这种感情中不能不提到邓公的父亲邓绍昌。对自己的父亲，一般人总要对后代说一下，可是，邓榕回忆说：“在后来的岁月里，爸爸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邓公为什么在儿女面前从来不提他自己的父亲呢? 细心的读者或许能够找到自己解读的答案。（上图：1978年2月，邓公到成都开会，在金牛坝宾馆与家人合影，前排左三为继母夏伯根，后排左一为妹妹邓先芙）

事实可能正是这样。只要我们翻开历史资料看一下，就会发现邓公的父亲曾是当年广安团练局首领，后又成了哥老会协兴乡分会的老大，哥老会实际就是当时的黑社会，欠了不少命债。结怨太多，1936年的一天，在外被土匪或仇敌打死。对于父亲的过往，邓公当然不能负责，但作为父亲，他能对子女说吗? 这样的家乡他如何能回去? 其实伟人也是凡人，人之常情皆有之。家乡人无法理解邓公的内心，只要有机会就要邀请他回家乡。1992年南巡讲话时，广安县政府又想请他回去看看，他干脆回答说：“免了，我老了，不要给家乡添麻烦了，希望一定要把家乡广安建设好。”从史料里能够查阅到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复家乡人的邀请。（上图：上世纪80年代，邓公再次到成都开会，在金牛宾馆与家人合影，左一大妹邓先芙，左二夫人卓琳，左三舅舅淡以兴，左五舅母，左六继母夏伯根。）

其实，如前所述，1951年后邓公的家人都已从广安协兴场被接应了出去，到了重庆，老家已基本上没有近亲家族成员了。例如继母夏伯根，在邓公生母的兄弟，舅舅淡以兴的陪伴下，到重庆找到了已做了大官的贤娃子，就再也没有回过广安，因为那里也是她们的伤心之地。邓公胞弟邓垦，也离开了老家，在政府部门供职，仕途平顺，1984年从湖北省副省长的位置退休后，到深圳与女儿同住，直到后来寿终。或许他们都明白，广安老家的那一方水土能治愈他们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内心深处的那一段释怀和格局。这就是邓公老家人的轶事。（上图：邓公继母夏伯根旧影）

时光流转，到了1952年秋季，正值韩战后期，新政初期的五大地方局书记，高岗、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习仲勋共五人，已在自己统领的地盘上逐渐做大，为了消藩，弱化地方权力，仿效历代朝廷的做法，被应诏进京，史称“五马进京”。彼时邓公携带家眷及贴身工作人员等，随着这股人流，也就住进了中南海。

1952年离开重庆，随邓公进京的有继母夏伯根，及亲生二个女儿邓先芙，邓先群，乃邓公的同父异母妹妹，另外还有邓公第三任夫人卓琳所生的前四个子女，长女邓林，长子邓朴方，次女邓楠，次子邓质方，彼时三女邓榕（毛毛）还未出生。夏伯根是邓绍昌的第四位夫人，邓小平继母，她只比邓小平大5岁。不是亲生母亲，胜过亲生母亲，小平对夏伯根的尊重，让母子二人心脉相连。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夏伯根深深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无论是在小平工作顺利的时候，还是在小平遭遇逆境之时，母子二人相互搀扶，不离不弃。（上图：邓公继母夏伯根影像）

在遇到卓琳之前，邓公曾经历过二次婚姻，都以遗憾收场，这两个女人，一个是邓公怀念终生的人，另一个却在邓公遭遇逆境之时给他以沉重的一击。第一任妻子名叫张锡瑗，1930年1月，在分娩过程中，张锡瑗遭遇难产，之后得了产褥热，几天后不治身亡，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女子生下的那个孩子随后也夭折了。二十年后，1949年，邓公和夫人卓琳专程去上海，找到张锡瑗的墓祭拜。并要求子女们对亡妻称呼张妈妈。这是属于邓公的浪漫，是他纪念自己曾经爱人的独特方式。1990年，八十六岁高龄的邓公带着女儿邓榕（毛毛）和秘书再次来到上海张锡瑗墓前，老人抚摸着墓碑，久久不愿离去，重情重义，由此彰显无疑。

邓公的第二任妻子是金维映，1931年，邓公被王明等人调往江西工作，一路上与他相伴的就是金维映。这个女子曾带给邓公莫大的精神慰藉，到苏区后，二人结为夫妇。1933年，邓小平受到王明的打击，金维映却站在以王明为大的“党中央”一边，与邓公划清界限，俩人最终离婚。这就是邓公一生沉浮“三起三落”的第一落。在邓公处于逆境之时，金维映的态度给了邓公沉重的打击。接连遭遇两次婚姻波折后，邓小平独身一人，转战南北，直到1939年在延安经人介绍与卓琳相识成婚，二人相伴到老，这一相守就是五十八年。（上图：邓公第二任妻子金维映旧影）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出生于云南宣威，其父浦在廷原是中华民国少将，在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创办了著名的宣威火腿公司。当时蒲家的火腿与浙江金华火腿齐名，名扬海内外，孙中山得知曾经跟随自己的部下如此成功，十分高兴，亲自为宣威火腿题词“饮和食德”。此语出自《庄子·则阳》，大意是给人吃喝后令人不仅大快朵颐，而且能感觉到先人的德泽。卓琳作为“火腿大王”浦在廷的小女儿，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绩十分优异，16岁考入北平女子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在当时鲜见的女工科生。卢沟桥事变以后，与京沪等内地城市的不少热血青年一样，卓琳被苏俄革命成功的故事，以及中华苏维埃已在陕北安营扎寨的事迹所吸引，投奔了那块土地，并在那里认识了邓公，不久即举办了结婚仪式。同时结婚的还有另外一对新人，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这两对新人在延安同一天结婚，出现在一张照片之中，是因为延安的相机胶卷属于奢侈品，极为匮乏。为了节省资源，所以拍出了这张稀见的四人结婚合影。孔原后来成为了周恩来，李克农麾下的一名特工，也就是地下党人，在中国党史上不见经传，鲜为人知。1949年后大陆易帜，红色政权赞誉他为隐蔽战线上的一位元勋，足见对他的一生功绩之肯定。（上图：1939年的延安，邓小平卓琳和孔原许明二对新人的结婚照）

话说回来，邓公和夫人卓琳生共生有五个子女，长女邓林，长子邓朴方，次女邓楠，次子邓质方，小女邓榕。在五个兄弟姊妹中，邓榕的知名度和出镜率最高，著有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广传海内外。邓公晚年外出时，邓榕总是相伴其左右，照顾父亲，并将父亲的四川方言翻译成普通话转述给工作人员，留下了不少影像资料。后来的邓家五个子女故事暂且按下不表，留作续篇。

1966年，十年文革浩劫滥觞，邓公旋即被打倒，成为阶下囚，被发配到江西新建县的一家农机厂当工人，继母夏伯根跟随，为贤娃子夫妇日夜操心，共度时艰，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十年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带给邓小平一家的灾难尤其严重，几近灭顶之灾。夏伯根老人作为邓家的长者，面对这种局面，不惊不乱，泰然处之。尤其是在江西，年近七旬的老人既要帮着做些家务，还常常开导全家，用自己的乐观态度和慈母风范去影响全家。从1952年走出山村算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家有了第四代，夏伯根都是邓家人的主心骨，因为她辅佐了邓家一群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受到全家人的敬重，尊称她为老祖，四川话里的老奶奶之意。2001年，邓小平继母夏伯根辞世，享年100岁。（上图：文革浩劫期间，邓公夫妇与继母三人居住的房舍，位于江西新建县，彼时弟兄姊妹与子女均不在身边。）

当年邓家尊老爱幼，和睦大家庭的的亲情故事，让我不由地想起了清末民初大儒梁启超一家。无独有偶，梁氏名下也是子女颇多，前后二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共为梁启超生育了10个子女，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除了英年早逝的思忠和生下不久就夭折的“小白鼻”(Baby)，其余八位全部成才，其中思成、思永、思礼三人，分别是1948年民国中研院院士和新政建立后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这在20世纪中国绝无仅有，极为罕见。（上图：位于江西新建的邓公旧居）

那个年代，王桂荃是梁启超与李蕙仙结婚时，李家带来的陪嫁丫头。因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经李蕙仙同意，收为侧室。孩子们称李夫人“妈”，称王夫人“娘”。梁思成对他的生母感情不深，对娘却十分尊重并时常关心，他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史料记载，早年李蕙仙去世后，王桂荃作为如夫人，将正室所生的一群孩子拉扯大，并为梁启超送终，后来成为了全家人敬重的长辈。我曾多次借回国到京之机会，去香山附近的北京植物园，在靠近曹雪芹的墓地旁，敬拜梁启超家族墓地。梁家墓地的格调颇为讲究，三面环山，状如龙椅，成阶梯式，梁启超与正室李蕙仙墓碑并排最上一阶，第二阶仅矮半阶，为如夫人王桂荃墓碑，第三阶以下，为梁家子女辈墓碑，彰显出浓浓的中国儒家范式。梁家和邓家在这一点上，有极为相同之处，那就是如夫人后来为大，受到全家人的爱戴。（上图：文革浩劫期间，邓公继母夏伯根与卓琳合影于江西新建，婆媳俩的情谊从1950年初算起，至2001年夏伯根去世，持续了整整51年。）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孙中山先生早年离家出走后，广东老家还留下了原配夫人卢慕贞与如夫人陈粹芬，长女孙娫，长子孙科，次女孙婉。二位夫人亲如姊妹，恬淡温厚，深明大义，伺候孙家公婆于左右，最后尽孝送终，并抚育几个子女长大成人，表达了她们对“夫君”从一而终的深厚情谊，在儒家传统中，她们就是现代中国女人的楷模，熠熠生辉，光耀日月，令人肃然起敬，这份“情怀”如今早已荡然无存。笔者的一位西雅图文友，美国西北华文笔会会长邓丽冰女士也说起过，她的老家广东乡下，民国时期这样的家庭司空见惯，比比皆是，男人下南洋，女人留在家里伺候公婆，养育子女，默默奉献一生。

其实民国时期不少文化大咖之家都有这样的类似故事，如鲁迅的原配朱安，张恨水的原配徐文淑，徐志摩的原配张幼仪等等，夫君一生都没有碰过，但却要为公婆尽孝送终。朱安对于自己与鲁迅的关系，就曾用“鲁迅遗物”来形容，装裱出来，贴在墙上，短短四个字，让人读出了无尽的凄凉。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上图：1937年，邓公身着国民革命军军服旧影）

梁家与邓家虽然生活在不同时代，彼此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家里都分别有一位“主心骨”，几十年默默地操持整个家庭事务。王桂荃如是，夏伯根亦如是。我从她们身上，一生的所为，感悟了华夏民族传统女性的美德。夏伯根出生于一个贫苦的渔民家庭，父亲靠着打渔将她拉扯大。那个年代女孩多在十几岁就嫁为人妻，夏伯根也不例外，婚后生下一个女儿，生活虽艰辛，但已心满意足。不期造化弄人，几年后丈夫去世，好心的街坊便将同样丧偶的邓绍昌介绍给她。夏伯根就这样，带着女儿嫁给了邓绍昌，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在家主持家务。虽是继母，但夏伯根将所有孩子，包括贤娃子（邓小平）视如己出。她能清楚地记得每个孩子的喜好，宁愿自己布衣褴褛，箪食瓢饮，却想尽办法为孩子们添置衣裳。每晚伴随着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是孩子们爽朗明亮的笑声。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母爱环境里长大成人的。

1950年初，邓公的舅舅淡以兴从外甥女邓先芙处获悉，贤娃子已在重庆主持大西南工作，随即将此消息告诉了夏伯根，在淡以兴的劝说下，夏伯根踏上了探望长子之路。一路上夏伯根表现得忧心忡忡，淡以兴明白她的顾虑，作为继母，仅比邓小平大五岁，几乎是同一辈人。淡以兴拍了拍胸脯道：“放心吧，贤娃子不是那种六亲不认的人，我拿我们一同长大的情份给你打包票，更何况你还是邓家的功臣呢。”（上图：文革浩劫期间，邓公妹妹邓先芙到江西新建县看望大哥。）

经过一番折腾下，两人终于在重庆市政府招待所见到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淡以兴的介绍下，母子两人终于相见。淡以兴说，“这是你的后妈，就是她为你父亲送终入土的，都看在我们眼里。”夏伯根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害怕自己不能被长子所接受。邓小平看出了她的不安，和卓琳一起拉起她的手说：“夏妈妈，这些年辛苦您了，以后咱们一块过。”并说：“夏妈妈，留下吧，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从此以后，他们几十年就再也没有分开过，邓公对夏伯根以“妈妈”相称，有时和卓琳一起出去买菜时碰到熟人，卓琳也会热情地拉着她的手说：“这是邓小平的妈妈，我婆婆。”其情其景，展现的是浓浓的中国风，只可惜如今世道混沌，这样的婆媳关系已是稀见。

人生晚年，这位老人还争着做家务，直到1997年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经常把人搞混淆，唯独记得清邓小平和卓琳，她还常常念叨邓小平的名字“希贤”。1997年2月19日邓公去世。这天卓琳强忍着发红的眼眶，一个字一个字从嘴里吐出来：“老祖，他走了……。”夏伯根怔愣了许久，只喃喃地说了一句话：“希贤，真的走啦？”或许是失去儿子后的悲伤，此后这位母亲的状态就一直不太好。2001年夏伯根过世，享年101岁。这位老人自己的朴实真诚换来了一家人的尊重，换来了令人动容的母子情。（1988年8月22日，邓先芙在河北北戴河陪伴邓小平度过84岁生日。）

行笔于此，想起了老子在《道德经》里的话语：“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大意是得道之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只为苍生谋福祉。在利益面前，自己不为其所迷，这样才能赢得天下苍生的尊重。得道之人的价值不在于权利和荣耀，不在于站在苍生前面耀武扬威，指引方向，而在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苍生守护正义与公正。古时的先贤能有这样的认知与见地，令我辈后学敬仰不已。如今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其实是一种病，哪来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在喧嚣的世态里，历史可能被尘封，真相可能被堙灭，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记忆。崔永元君说得真切：“我们从小读到的历史篇章大多都是编造出来的。”言之灼灼，掷地有声。如今回过头去重读那些篇章，神龙见首不见尾，存疑之处实在太多。其实历史真相十分简单，往往就在民间记忆里，口口相传，常青常绿，永不消遁。因此，口述历史有其独特存在的价值，不少史实的可信度超越了官修正史。（上图：1974年8月22日，邓公七十寿辰，在花园村住处照了一张全家福，右一为继母夏伯根，其余为五个子女）

还记得上世纪1980年8月21日，邓公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并接受采访，轰动了世界，流传甚广。法拉奇在回忆录里记述：“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是谈得很深的。”当年法拉奇想知道邓公如何给自己一生的是非功过打分，邓公坦然地回答：“主席七三开，我自己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公又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有份。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一席话让在座的人对这位襟怀坦荡，虚怀若谷的老人肃然起敬，也为后世留下了这位世纪老人最为真实的一幕历史瞬间。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50年算起，至1966年文革浩劫滥觞，历次“运动”及人物大事件，几乎都与他有关，因为他即是执行人，也是操盘手。（邓公晚年与家人合影，右一大妹邓先芙，右二继母夏伯根，右三大女邓林，右四夫人卓琳，左一小女邓榕）

千禧年后，我借回国问学空暇，几次再去广安，看到那里的地理地貌已发生了沧桑巨变。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广安县郡已不复存在，留在记忆里的街景已找不回最初。据说1993年7月已设立广安地区，1998年7月撤地设市，地盘扩大了几倍，一座全新都市展现在我的眼前，人称“小珠海”，她的城市肌理陌生而又新鲜，我仿佛感到自己从来就没有读懂过她，我知道那里的一切变迁都是因为邓公故里的缘故，我知道他即是伟人，也是凡人，更非完人，他为中国人民做过的每一件善事，每一件错事都将永远留存于华夏青史，也留存在我辈的记忆里，永不消遁，但更乐意缅怀他在十年文革浩劫之后为改变我们这一代学子命运，为百姓福祉和国家社稷做出的历史贡献。

备注：

拙文初稿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依据当年邓公故里行的访谈笔记而成。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已过去近四十年，从书笈里翻捡出来，重新参考了不少档案史料，志书及回忆录，以及邓家人和与邓家有过交往的朋友口述历史，充实内容，修订成篇，力图还原一位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邓小平，以此纪念邓公去世120周年（1904-2024）。拙文写作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文字瑕疵，承蒙诸君指谬，惠予鼓励，谨此鸣谢！

2024年10月30日晚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树岭

图片：来源作者及网络

桑宜川专辑：（可上下滑动浏览）

桑宜川｜中国孤儿之母，英国传教士艾伟德轶事

桑宜川｜中国弃婴在加拿大的美好人生

桑宜川｜钢琴家是怎样炼成的

桑宜川｜三亚漫话

桑宜川｜致敬金庸诞辰百年（1924-2024）

桑宜川｜往事微痕：程树人的聂耳雕像漫话

桑宜川｜长眠在加拿大的一位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纪略

桑宜川｜走进门罗书店

桑宜川｜严歌苓的新著《米拉蒂》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