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938年接办蜀光中学。一年多以前，卢沟桥事变爆发，很快地，平津危急，山东危急，江南危急，从北到南，中国的领土大片沦丧，成千上万的同胞向大后方疏散。藉着这个机会，也冲着张先生的名望，学校遴选了许多优秀人才，组成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学班子。蜀光能在短短几年里焕然一新，名重川南乃至全国，是和这批老师们的贡献分不开的。抗战胜利了，失地重归，许多人返回故土以后，纷纷登上了大学讲台。到了五十年代，国家发展高等教育，又在留下来的老师里面抽调了不少人去充实大学师资队伍。从国家层面来说，是金子总会让你发光，是人才，脱颖而出乃是早晚的事。而个人的人生取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总是希望登高望远，不负韶华，这亦是人之常情。孙柏蔚老师是个例外，他随喻传鉴、韩叔信第一批来自贡开拓，也是后来蜀光教学班子的翘楚。人们却有所不知，他本来就是名牌大学的热门教师，一脚踩到了伍家坝，先只是一时救急，后来几经周折，几经权衡，竟自在蜀光中学扎下根来，毕其终生。先生是河南人，在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先在东北、华北一些学校谋职，时间都很短，因缘际会，最后受聘于齐鲁大学。山东齐鲁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一所教会大学，1864年由英国浸礼会和美国北长老会联合创办，文、理、医、农专业俱全。齐鲁大学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素有“南齐北燕”之说。在学校里，他除了讲授国文系的专业课外，还在国学大师栾调甫教授引领之下，参加齐鲁文学院和国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栾先生素以研究墨学闻名于世，号称当代四大墨师之一，先生常受其委托撰写研究文章，评述墨子研究的各派学术观点。当时和他共事的还有张默生，二人关系密切，情同手足。除了授课、研究墨子之外，他们还广泛涉猎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人，研究各家思想对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影响。两人各有所长，张默生对《庄子》的研究造诣最深，孙老师则以研究荀子和韩非子学说见长。他们的研究成果陆续在齐鲁国学研究丛刊上发表。后来学校内迁到了成都华西坝，这样的文章还陆续在他们出版的学术季刊上发表。除此之外，先生与同在该校任教，且以现代文学见长的舒舍予（老舍）、马彦祥等人亦时有过从。 卢沟桥事变以后，华北形势危急，齐鲁大学决定西迁四川成都。当时交通异常紧张，转移只好兵分几路。孙先生安排坐汽车，一家人挤在一辆敞篷货车上，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半路上，两个孩子都相继病倒了。这时正好路过南阳，他们只得找了一所学校暂作休整。事有凑巧，该校的国文老师因事外出，校长恳请先生救急，他自然不便推辞，这一来只好在南阳多勾留了一些日子。不过，当时日机轰炸频繁，人们都忙于躲避空袭，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了，无法正常行课，学校亦在考虑向城外疏散。这时他决定抽身，继续往成都走。正在准备上路的时候，一份重庆南开中学的聘书恭送到了先生手里。他燕大读书时的一位校友，其时正在天津南开任教，两人过从甚密，他向张伯苓举荐了孙先生。学校求贤若渴，马上派专人一路寻踪，追到了南阳，找到了他。随同聘书一起带来的还有喻传鉴先生的亲笔信：“……兄久授大学教职，学贯中西，兼具爱国品德，宣传抗日，致陷囹圄*，可谓才德双馨，感佩良深，张公仰慕久矣！嘱余派专人亲赴诸葛先生躬耕之地请兄出山，寓意匪浅，兄宜深思！兴办重庆南开乃张公夙愿，学校初创，急需广聚各路英才，兄若能屈尊俯就，共谋大业，则南开幸甚！渝中学子幸甚！聘用期满，俟校务步入正轨，兄欲辞高就，悉听尊便，余绝不设障。”碍于南开诸位先生的诚意，他打算改变行程，先去重庆学校看看，当面向他们表示谢意。举家一路南行，借道湖北恩施、利川而去，路途险阻，少不了很多耽误，赶到重庆时学校已经开学好几周了。果然，高中的国文课一直虚位以待。救场犹如救火，见此情景，先生什么都没考虑，直接就进了课堂。紧赶慢赶，上了三个月课，学校就放暑假了。这段时间，张校长忙于西南联大的事，心无旁骛；喻先生正在张罗着南开接办蜀光，坐不下来；他自己则一门心思紧追课程进度，也顾不上其它。现在放假了，张校长还是没能照面，到底和喻传鉴先生有了一次详谈。谈过了先生前一段的古道热肠之后，马上又涉及了一个新的话题。喻详尽介绍了张伯苓先生和川康盐务管理局缪剑霜局长等人扩建蜀光中学的初衷，经过一年多建设的伍家垻新校区的现状。尽管目前条件还不完备，但有南开教育精神，又有盐商财界的鼎力支持，蜀光笃定大有前途，张校长他们对此信心满满。但是，欲建成蜀中名校，首要条件还应具有一流的师资队伍。说到这里，喻特别转达了学生们对他讲课效果的正面评价，称他是学校最为倚重的骨干教师之一，希望他们一起转赴蜀光新校任教，在川南打开一片新天地。孙先生听完喻的介绍，二话不说，当即表示赞同。这时师母着急了：“听说自流井没有电，连学校都点油灯。这日子怎么过啊？还有，华西坝的齐鲁也快要开学了，为甚麽还跑到小城市去敎中学呢？”喻当即说明：“去蜀光是短期支援性质，起步阶段学校条件差是事实，没电，也没自来水，可是比起水、电来，最缺乏的还是人才。只要有教师，课就能开起来。待学校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你们仍可随时离开。我本人也只兼职三年。”喻先生言辞恳切，孙先生又重情重义，师母亦最后被他说服，就这样，全家于1938年9月随喻去了自流井，正好赶上蜀光扩办的高中部正式行课。 ![]()
▲ 蜀光中学办公楼
他教男生部高第一班的国文，从高一教到高三毕业；此后就一直专上高三的课，同时兼级任老师。1939年初，也就是来蜀光刚好半年，齐鲁大学从成都华西坝拍来电报，新校址筹备初步就绪，通知先生到校准备复课，继续国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并且给他安排了是年秋季的教学职务。他向喻校长汇报此事，喻实在一筹莫展，当时正值蜀光开学，新教学班子刚刚搭建起来，师资力量不足，骨干教师尤为短缺，距离张伯苓先生振兴蜀光的《三年改进计划》目标远矣。当前正该充实队伍，加紧完善各项工作，一切都要仰仗学校同仁的协力工作，同舟相济，共度时艰。如果不能跨过眼前的困境，不仅会打乱全盘计划，也愧对了学子和家长们的殷殷期许。校长又恳请先生与其共进退，至少再坚持一段，两年之后再谈去留。喻校长不愧思想工作高手，其开诚相见，推心置腹的一番劝说令他深受感动，同意将高一年级送至毕业。喻在极力慰留的同时，还及时安排他直接去一趟成都，向齐鲁校方解释目前蜀光的困难情形，同时处理好国学研究所的未尽事宜。他趁着开学前一周的空闲，立即赶到成都，委婉地向校方转达了蜀光需要他和学校方面的挽留之意，并愿意继续完成原国学研究所遗留的研究课题。校方对他的迟不归来十分惋惜，但也对他宁肯耽误大学教职也不负喻校长重托，坚持完成高中三年的教学任务的敬业精神表示尊重，同意他两年后再回齐大，彼时师母的工作亦将会有妥善安排。此外，国学研究所对下一步工作也有部署，在成都校区继续编辑《齐鲁国学研究季刊》，一年出四期。他在自贡工作期间，仍应坚持完成所里布置的研究课题，将研究成果定期在《季刊》上刊发。离开齐鲁时，他从国研所图书馆借回不少线装古籍和参考资料，回蜀光后，除心无旁骛地完成课堂教学和批改作文作业外，亦不负齐鲁嘱托，业余时间就一头扎入故纸堆中，潜心于国学研究。![]()
△ 1941年摄于伍家坝教员院5号住宅前
时光荏苒，这一年，蜀光第一届高中毕业，喻校长完满兑现承诺，要返回重庆南开了。孙先生亦按协议，收拾书籍杂物，准备去华西坝重履旧职。这时候，自贡盐业界又是一番极力挽留，喻校长遵照张伯岺先生旨意决定再续任两年，同时动员孙先生坚持至1943年秋再回齐鲁。他见校长都留下来了，不好再说“走”字，只得向齐鲁文学院提出再缓两年返校的申请，校方表示了理解，再次表示同意。喻校长五年任职期满，真要回重庆南开了。这回是韩叔信校长不肯让他走，好歹又是一番挽留。当他再一次将学校的意见函告栾院长时，栾实在无可奈何，在复函中写道：“我们等了你五年，指望你回来共事，在国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不料你还是抹不开情面，宁教中学不教大学，优柔寡断终害君矣！”栾对此表示了万分惋惜和遗憾。他回应栾先生道：“蜀光待我不薄，五年间我看着它一点点发展成一所完全中学，目前也算是大后方的名校之一了。我教过的学生好多考上西南联大、华西坝的金陵、中大，也有齐鲁的。我虽不直接教大学，这样不也算给大学输送人才了吗？我是重情义之人，我爱伍家坝的一草一木，现在那里需要我，我就狠不下心离开。留在自流井也算一种选择，我认命了。”栾院长对他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表示了理解，他在信中指出：“你博闻强记，对事物条分缕析，思路清晰，适合做研究，当年你在齐鲁教书时我就看中你有料，把你拉进国学所兼做研究工作。本指望长期合作，多出研究成果，可你偏要留在蜀光，我也没办法拦你。只希望今后别断了联系，继续合作搞国学研究。”后来，他确实与栾院长的书信来往很多，直至解放后都未中断联系，但关系不同了，此前是完成课题任务，现在变成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范畴的校外学术交流，彼此不再提返回齐鲁工作的事了。最后这一次的放弃也使他彻底告别大学教职，延续了在蜀光30年的中学执教生涯。![]()
孙先生自断了返回齐鲁的路，一心留在蜀光，仅仅是情义层面的考虑么？不尽然。他为人一向低调，从来不在人前谈及自己的学术经历，以及这几年和齐鲁的几度“食言”。校园里无人知晓，自然也就没人议论。家里人就不同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对于他的“弃高就低”大惑不解，他亦不作正面回答。好些年以后，孩子们次第长大成人了。有一次他才对长子云会吐露了心曲：“正因为我教过大学，才知道大学生的语文底子必须从中学抓起。中学打不好基础，到大学很难补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好中学语文课，可以受用一辈子！”有了先生这一番肺腑之言，好多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张伯苓先生心心念念于南开中学，抗日期间，在名震华夏的西南联大，他是三大掌校人之一。可是，他让梅贻琦先生在昆明挑着重担，每有机会，他总是回津南村张罗他的南开中学。喻传鉴、韩叔信以及他的四梁八柱，个个都有另谋高就的机会，可是都愿意团聚在张先生麾下，共进共退。他们含苦茹辛、汲汲骎骎于对人生至关重要的中学教育。孙柏蔚先生也和张校长他们一样，志存高远，不恋浮名，自忖轻重，所以他们才会一拍即合，心心相印，一无反顾作了所谓“弃高就低”的选择。对齐鲁校方，在栾调甫先生面前，他只是出于尊重，不好直吐心扉；就是这样子，对方还每每对他表示理解，这说明彼此理念相通，心照不宣就够了，何必再进一步说个明白呢。齐鲁时期的挚友张默生来四川以后，先后在北碚相辉学院和川大任教，两校知道了先生的情况，都几度以教授待遇邀请；1947年，印尼也有学校延聘，待遇亦比蜀光高出两倍，先生均不为所动，一一婉谢了。
先生也许正是来自大学讲坛吧，他的讲课风格和此前的老师明显不同。他大处着墨，干净利落，不大拘泥于语法规则和课文结构的过细分析，也不逐段逐段地去死抠微言大义。翻开一篇文章，他提纲挈领，先把文字串讲一遍，很快就进入整篇文章的意境。这时，他就带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置身到彼时彼地的历史场景里去，和人物交融在一起，想其所想，说其所说。这时候，课文传达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让人震撼，教化的目的达到了，文字的魅力也感受到了。同时，在这种历史氛围里面，他再来说文章谋篇布局的高招和遣辞调句的功力。等到大家都有所领会了，他才绘声绘影地朗读课文，要求大家课后熟读，一遍又一遍，直到能够背诵。这是在课堂上，要是在教研室或他家里，他兴致来了，那就不是一般的颂读了，他会吟哦有声地唱起来，人也进入微醺状态，形神兼备，物我两忘，让文字的穿透力直接感染我们。几十年了，孙老师教过我们的文章，《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敌秦》，《廉颇蔺相如传》，等等，每一篇都铭心刻骨，情节场景，至今栩栩如生。听了这些课，多年来成了习惯，一当电视上出现大型会谈，总爱去琢磨公报或协议成文以前的唇枪舌剑、血雨腥风，以及当事者的机敏智慧。当然语言文字更多还是柔的一面，“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太美了。这也是先经过了老师的陶冶和点化，我们才能够达到更高的审美层次。他的现代文学也教得妙趣横生。记得有次讲到语言的个性化，他把曹禺笔下的顾八奶奶作例，从做派到语气，讲得绘声绘色，分析也入木三分，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后来我还专门去找了《日出》来细细品味。老师语文课的另一个重点是作文课。好像是两周一次，命题和自选都可以，他只强调两点，内容要有感而发，表达要明白如话。篇篇作文老师都认真批改，认真评点；他使用毛笔，通篇圈点批注，最后还要下评语，内容一多，先生的红笔小楷要写一两页之多。现在想来，全班五十多人，每次五十多篇，从头到尾地批改，曾经耗费了先生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我有一篇作文，题名《心声》，写了班上两个同学家庭走向困顿以后的种种变化，先生从观察社会世相的层面给我很高的评价，评语写得很长，还拿到全班讲评。这让我大出所料，也受到特别大的鼓舞，从此我爱观察生活细节，也留意文字的推敲，一点也不夸张，这是我人生历程上一个转折点。我把文章珍藏起来，可惜文革中散失了。不过，老师当年的教诲和鼓励让我满满当当地受用终生。从此我爱写点东西，也常常都去烦他。我这方面自然受益良多，老师呢，看得出来，他从来不厌其烦，诲人不倦。孙先生和其他老师还有点不大一样，他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和同学们的接触不算很多。当时大家觉得，他毕竟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不像其他老师年富力强，和学生情趣也更相近。所以大家并不十分介意，也没有影响人们对他的敬重。其实大家误解了先生，多少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先生课余时间，除了备课，批改同学的海量作文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外，他还要完成自己的重要承诺。在国学研究方面，他没有食言，齐鲁大学在华西坝的数年间，几乎每年暑假都去国学研究所和学校图书室查阅或借出古籍图书资料，撰写了许多国学研究方面的文章，陆续以孙碌的笔名在《齐鲁国学研究月刊》上发表。此外，还有顾颉刚教授编辑的《则善半月刊》，他也在这本史学界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这也是当年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刊的重要学术刊物。这两份学术刊物主要刊载齐鲁大学师生所撰古典文学和中国古代史学论文，以及读史札记、书籍提要、讲演笔记、国内外学术消息等，以供国学研究所及国文、史社两系学生研究参考。后来研究所将署名孙碌的文章编成两册专辑，由正中书局出版。
按说，老师是做大学问的人，中学语文对于他就是小菜一碟，随便就可以支应对付了。其实完全相反，他上课从来都不苟且。不论教大学还是中学，他要么自编教材，要么在现有教材基础上充实大量资料。《蜀光校史》就提到，“孙柏蔚在他的《国文教学方法及补充教材》中所运用的补充教材多达几十种”。他常说：“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准备一桶水”。一本《复兴高中国文》，他在天地头和课文的行距中间填满了检索序号，对号备查的就是事前备好的大量补充资料。备课时做足功夫，讲课时对号引证，由于补充材料紧扣教材，前后连贯，有条不紊，既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又扩大和丰富了他们的视野，极受同学欢迎。他讲课时大起大落，一点也不繁琐，可是准备的教案却细致入微，有主题、段落大意、难点掌握、词语解释、精读要点、扩展阅读的参考书目和课余讨论题等等，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材料通常印成活页，依着课程进度，发给学生使用。日复一日，积少成多，后来就成了厚厚一册。有年寒假，他上街逛书店，突然发现一本《高中国文补充教材》，随手一翻，竟是自己编写的教案，堂而皇之由重庆一家书局出版，只是没有署名作者，书号也语焉不详。书的印制讲究，但错误不少。一问起来，店家也不知底细，只说销路相当不错，读者反映也好。至于错误，老板机灵，反倒请求他提供一个刊误总表，随书发售，以免谬种流传。他拿了一本回家，一对照，内容和油印稿本一模一样，滑稽的是，油印稿字迹模糊的地方和重庆版本的错误均一一对应。后来通过学校出面追查，发现系伪造文号，印书的那家书局在一年前已经倒闭，书稿被盗的流向也无从追查，不了了之。先生的辛劳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社会高度认可，真让人哭笑不得。文革中关牛棚，我和温雅横教授关在一起。他喜爱金石，抗日期间生活艰难，靠给名人雅士治印，找点润银补贴家用，在成都一带颇有名气。先秦文学是教授的长项。那时评法批儒热火朝天，大批判组从故纸堆里翻出许多佶屈聱牙的东西，什么二程呀，李贽呀，要人去分辨黑白，划线站队。我自己浅薄，孤陋寡闻，常常弄得一头雾水。幸好旁边有这位教授，只要请教，总会迎刃而解。问得多了以后，教授的盘问来了，他问我的古文在那里学的，我随口说了孙老师。刨根问底轮到他了，他要我说老师是怎么个人，怎么教书，学生又怎么受益，等等。那时候，孙老师的燕大出身，齐大经历以及他的国学功底，通通我都还一无所知。我就只把他怎么上课，怎么教我们作文以及课外辅导，都告诉了教授。那时离开中学还不算太久，不像现在，很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都和盘说了。事情说巧就巧，牛棚里还关着另一位中文教授，他叫张自强，民国时期在自贡工专教过国文。工专在戴家坝，和蜀光咫尺之隔，他和孙老师早就有过交往。他听我们摆孙老师，正好在一旁帮我佐证。听完之后，温教授的结论很精彩：“算你娃命好，遇到高人了。”那时候，老九都臭到一堆了，还有什么师道尊严？插科打诨，调侃自嘲，什么都不讲究了。温教授和我们孙老师，他们惺惺相惜，他的糙话才会说得这么透彻，让我对孙老师更加敬重，也更加觉得自己三生有幸。是呀，当年先生倘若如期回到齐鲁，在栾调甫之后，说不定中国又会多出一位国学大师；可是出于私心，我还是更感谢老师留在了自贡，才让我们有了如此这般的缘分，用喻校长的说法，乃蜀光幸甚，作为蜀光学子的我们幸甚！幸甚！
*注:孙柏蔚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供职于沈阳奉天高等女子师范专科学校，因为参加爱国抗日活动被捕，羁押三个月后经保释出狱。
题图、插图：来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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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和忠，88岁，退休前供职于自贡电大，喜好琢磨一路走来的前尘往事，钩沉故实的真情实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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