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王蒙与十九世纪俄国文学

如果说王蒙从苏联文学里看到的，多是内在的激情，那么，他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中看到的，就多是外在的技巧。他对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兴趣，对列夫·托尔斯泰们的伟大作品的欣赏大都停留在技巧和形式的狭窄层面，而对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情感和思想等精神价值却不太留意，少有共鸣。王蒙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许多认知和判断，例如关于俄国作家的“超功利”的说法，关于俄国作家“疯狂”和“绝望”的认识都是主观和错位的，与实际的情形颇不相侔。

王蒙几乎不曾谈到赫尔岑和阿克萨科夫。前者的激烈而决然的批判态度，他未必赞许；后者的保守的中性风格，他未必欣赏。他也许会觉得普希金、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更为亲切，但是，普希金的挑战一切的自由精神，屠格涅夫的拥抱世界的文化意识，契诃夫的温柔的怜悯、无边的哀愁和深沉的叹息，依然不大合乎他的文化口味和精神气质。王蒙本质上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浪漫主义作家，这使得他与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作家或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主义作家有些隔膜。

通过细致地话语解读和作品阐释来分析王蒙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误读，分析他与托尔斯泰们在信仰和价值观上的大相捍格，不仅是关乎某一作家的个案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普遍存在于许多作家身上的问题。要知道，所谓“贵族气”和“宗教气”，也是某些现代作家颇为不喜的东西，是他们误读和排斥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原因。

由于苏联文化和苏联主流文学对王蒙的精神成长和文学写作影响巨大，他大可以被称作“苏联文学的精神之子”。然而，王蒙似乎既没有深刻地理解俄国文化的特点，也没有清醒地认识苏联文学的问题。如此一来，就像他常常高估苏联主流文学一样，他也常常误解俄罗斯文化和误读俄罗斯古典文学。

文学上的理解和共鸣，意味着思想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相通。读者与作者价值观上的对立和冲突，会使接受者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使他很难深刻地理解所阅读的作品。所以，谁若在价值层面与俄罗斯古典文学格格不入，那么，他就不可能与它发生心照神交的强烈共鸣。

受认知环境和知识结构的限制，王蒙常常简单化地理解俄国人，也常常误读俄国文学。他在题为《泛漫与经典：当前文艺生活一瞥》的演讲中说：

如果这里的“实利”指的是所有文学的功利性，包括道德功利性，那就是不太准确的。俄罗斯固然是一个感性发达的民族，但是，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其他方面，它不仅不轻视实利，反而非常重视实利。俄罗斯的文学是朴素而健全的功利主义文学。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拒绝唯美主义的纯文学观，强调表达的真实感和交流的有效性，强调文学的信仰价值和道德目的。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学的内容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技巧和形式，就像德·谢·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

对于读者大众的心灵生活来讲，俄罗斯文学所表现的道德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乎信仰和现实的双重性的功利主义精神：

以赛亚·伯林也表达过完全相同的观点：

可见，将文学界定为排斥道德内容的纯文学，或者将“非功利”当作文学评价的核心标准，这与19世纪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至于俄罗斯经济为何“搞得不太好”，这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既然像王蒙所说的那样，沙皇时代的农业经济发展比后来的苏联时代发展得还要好，那就说明苏联经济的不景气别有原因在焉——在经济制度和生产模式，而不在所谓的“非常情感化”和“轻视实利”。造成苏联粮食短缺的根本原因，就像美国粮食专家詹姆斯·特拉格所说的那样，就是“新土地政策”和“集体化计划”。俄罗斯著名的经济学家鲍里斯·布鲁兹库斯的《苏维埃俄国的计划经济》是“顶级研究之一”，可与路·米塞斯和马克斯·韦伯的作品“并肩”，布鲁兹库斯也在其著作当中得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结论。

在布鲁兹库斯看来，强制性的集体化经济模式必然带来种种消极的影响，并最终造成严重的危机：

两相对照，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王蒙关于俄罗斯和苏联经济的认知和判断是与基本的事实存在距离的。

在谈论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时候，王蒙很像文学上的分离主义二元论者。在他看来，文学的技巧形式与主题内容，可以被切割开来分成完全独立的两个部分。所谓文学性，即所谓“笔触”和“艺术享受”，完全可以脱离思想和意义，自足地显示自己的价值。所以，王蒙倾向于单纯地从艺术和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价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

在题为《作为艺术的文学》的演讲中，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品的时候，王蒙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王蒙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理解和评价，显然是外在化和浅表化的。他只是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看见了“笔触”和“精当”，只是从屠格涅夫的作品里体验到了“艺术享受”，只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里感受到了“震惊”，甚至感受到了“绝望”和“疯狂”，却忽视了这些作家的情感态度和道德精神，忽视了这些伟大作家在作品里所表现的仁慈、怜悯和爱。

这样，王蒙上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至少并不全面。无论在哪个时期，无论在哪部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并没有放弃希望和信心。虽然人性的黑暗和疯狂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他的文本世界和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不仅没有被黑暗吞没，还充满了爱的温暖与善的光芒。

尼·别尔嘉耶夫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光明和乐观，准确地说，看到了他的光明和黑暗在灵魂深处的复杂交织：

显然，无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的是多么骇人的恶，是多么可怕的黑暗，他都能用乐观主义的精神光芒照亮自己所描写的人生图景，都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巨大升华力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部分，阿辽沙试图用伊留莎——一个不幸早夭的善良而勇敢的男孩——的榜样作用把一群成长中的孩子们“联接在这善良的情感中”：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善良和美好是庄严而伟大的，是值得人们热爱和崇敬的，“人是时常取笑善良和美好的东西的；这只是因为轻浮浅薄”。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写作领域的阿历克赛·卡拉马佐夫（即阿辽沙），而他的写作目的就是帮助读者，尤其是孩子们“变成一个比目前实际的我们更好一些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的精神基调，就是光明和信心，就是爱和希望，就是充满信仰力量的伟大精神和健康情感。乐观的阳光始终照耀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叙事世界。

尽管文学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但它本质上是人和生活的一种态度性反应。没有对人和世界的热烈的爱，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没有伟大的信仰和价值观，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没有对生活的冷静而尖锐的反思态度，就不会有伟大的文学。《战争与和平》就属于“伟大的文学”的典范。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偏见”：一个读不懂《战争与和平》的现代作家，很难成为第一流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作家。如果一个作家阅读托尔斯泰的这部巨著味同嚼蜡，兴趣索然，那么，他的文学价值观、文学趣味和文学感受力就可能存在某些片面性，应该进行自我反思。

从阅读兴趣和阅读选择的角度看，王蒙最大的兴趣和最终的关注，似乎并不在文学和情感，而是在别处。在他的阅读选择和阅读反应里充满了理性的计较。在题为《这辈子哪本书是属于自己的》的发言中，王蒙如此诚实地表达了自己对两种读物的阅读态度和阅读感受：

与此同时，王蒙也坦承：

对于那些能够被托尔斯泰的思想和精神吸引的读者来讲，阅读《战争与和平》，譬如骏马下坂，譬如翔凤舞空，是一件令人欲罢不能的事情，也是一件令人悦心悦志的事情。即便阅读它的最后部分，那些关于权力、自由、必然规律与理性规律的长长的议论文字，你都可以感受到作者火热的激情和巨大的精神力量。王蒙之所以读不完《战争与和平》，大概是因为他感受不到作品内里的情感和精神的巨大吸引力。

考察王蒙的文学精神，你会发现，他的内心充满了追求外在目标的热情和快乐，却鲜有因为内在的精神困境而生发出的焦虑和不安。他是一个外在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他喜欢谈论外在的生存逻辑和“生活哲学”，却很少谈论内在的信仰逻辑和价值哲学。对他来讲，文学的精神和本质就是表现内心的自在和快乐，就是表现智力和道德上的优越，而不是表现不满、愤怒和反抗，也不是表现绝对的信念和普遍的爱。因为没有绝对而普遍的精神原则，所以，他便倾向于在混沌地带建构自己的认知坐标和价值体系。

王蒙在题为《小说家言》的演讲中说：

这无疑是对爱的情感和爱的价值的片面化和简单化的认识。将善与恶，将爱与恨，将美与丑，分别置放在正负两极，这是自然而正确的事情，所服从的是千古不易的价值原则。无论爱可能带来多少消极后果，谁都无法据此否定它的正极性的价值和意义，也无法否定它带给人类和全世界的秩序和福祉。

至于“理解”与“爱”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做出与王蒙不同的认识：它们之间并不是一种对立而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同构而兼容的关系——爱包含着理解，又高于理解，因为，理解虽然也包含着对人和事物的体恤，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的考量（“计较”的贬义色彩太强烈了），而有些爱却是超越了理性考量的美好情感和超越了绝对性质的伦理原则。也就是说，理解只是一种相对而有限的善，而爱则是绝对而普遍的善，用蒂里希的话说就是：

所以，只能说爱是对理解的升华，而不能倒过来说理解是对爱的升华。就像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样：

《战争与和平》中的皮埃尔就实践着托尔斯泰的爱的哲学：“他不像过去那样要在人们身上找到个人优点才爱他们，现在他的内心充满爱，他无缘无故地爱人们，并且总能找到值得爱的理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也同样体现着爱的精神，一种普遍地爱一切人和一切物的精神。从表面上看，你会觉得几乎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人物都显得疯狂而病态，但是，如果深入到他的文本世界，你就会发现，原来作者和他的那些善良的人物，都有一颗基督般温柔的爱心。他们将爱当作具有绝对性的伦理原则和灵魂性的伦理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佐西马长老之口，宣达了自己的爱的哲学：

别尔嘉耶夫深刻地阐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爱的态度和理解，揭示了爱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文学世界的意义：

可以说，俄罗斯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因为它是超越了所谓“理解”的文学，就因为它是超越了那些理性考量的文学，就因为它是属于绝对的善和普遍的爱的文学。我们不能认为王蒙对爱与理性关系的理解是错的，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他的理解是导致他难以欣赏俄罗斯文学的原因之一。

显然，王蒙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终究是隔膜的。他会为托尔斯泰们在描写技巧上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华所折服，却无法理解他们的信仰和情感，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伟大的道德精神。他不可能深刻地感受到普希金的自由精神，不可能感受到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对人——包括吵架的伊凡、乞乞科夫和赫列斯达科夫们——的怜悯，更不可能理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而普遍的爱。

比较起来，史铁生对爱的理解就与王蒙相当不同，在我看来，史铁生的理解也更具有文学意义和伦理价值：

而路遥则不仅理解了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理解了托尔斯泰的文学精神，而且，他还像托尔斯泰那样，把对人和生活的情感态度，或者说，把普遍的怜悯和爱当作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他说：“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他的《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苦难之书，是一部疼痛之书，是一部怜悯之书，也是一部爱之书。然而，王蒙却对路遥作品所表现的苦难、挣扎和爱缺乏深切的感觉。

2002年，在题为《文学人生互证论》的演讲中，有读者问王蒙如何评价路遥的著名长篇小说，王蒙近乎随便地答道：

事实上，一个热爱俄罗斯文学的读者，只要他理解了真实和质朴的美学意义，只要理解了苦难、仁慈和爱对于文学的意义，那么他就不会觉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沉闷”的，而是会从路遥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叙事和描写里感受到巨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虽然王蒙未能深刻地理解托尔斯泰们的思想和信仰，也不曾在精神生活上接受他们的影响，但是，他注意到了一些让他感兴趣的问题——信仰领域的某些复杂问题，这点燃了他的对话和批判的冲动。

王蒙的短篇小说《十字架上》是一篇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对话的小说。站在此岸望彼岸，遥见血迹斑斑的十字架和基督受难的情状，王蒙的表情和眼神里满是困惑和不解。他无法理解圣爱（Holy love）的意义，无法理解弥赛亚（Messiah）的意义，也不明白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为何如此热衷于表现基督的爱的情感和救赎的精神。

谈及《十字架上》的写作原则和写作态度，王蒙的语气自信而笃定：

显然，《十字架上》所表达的对基督之死的质疑性态度和解构性认知，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意识构成了微妙的对话关系甚至尖锐的对抗关系。他的基本态度是怀疑和否定，而不是理解和认同。

叙述和谈论基督之死等问题的时候，王蒙内心充满了认知上的优越感，也充满了价值观上的自信心。为了替自己关于“基督”和“十字架”的叙事张本，他引用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所说的一段话：

王蒙将它理解为对一切思想包括异端思想的包容态度，所以，他称赞这段话“说得何等宽厚”。事实上，王蒙的这个理解是与他阅读的版本相关的。只要对照一下新世界译本、LCC译本、TCB译本和CSG译本，就可以看出保罗的这段话里，似乎没有王蒙理解的“宽厚”的意思。例如，新世界译本的译文就清晰地表现出了保罗想要传达的信息：

在这个译本里，保罗的意思彰彰明甚——在弘宣耶稣基督的问题上，只有一个真理的声音，只有一个真正的使徒。这一章的题目是《保罗论假使徒》，保罗责备人们不该轻信那些假使徒，他认为自己才是真使徒，是比任何传道者都不差的真正的使徒。所以，他接着说道：

照此来看，王蒙的态度、认知和叙事，一定会受到保罗猛厉地排击，而不是“宽厚”地包容。从这些上下文及辅助材料似乎可以看出，“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这个翻译以及王蒙对此的理解都并不那么准确。

那么，《十字架上》的主题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对弥赛亚的否定。王蒙先是从耶稣的角度，用第一人称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但是，由于他并不理解耶稣和耶稣的事业，所以，他也就不可能让自己笔下的耶稣把自己的宏愿和使命解释清楚。随后，王蒙又把叙述的角度切换到自己身上，由作者来想象和分析耶稣的心理——“我震惊。我努力想象，努力理解这钉上十字架的故事。”

然而，无论是王蒙议论耶稣的话，还是他咏叹耶稣的诗，都没能帮助读者深刻理解耶稣和耶稣的苦难。他叹惋耶稣的最后一句诗，是这样写的：“你没有请求没有希望也没有命运。”王蒙一连用三个“没有”，从“请求”“希望”和“命运”三个方面，来哀叹基督的悲情和不幸。然而，这样大而无当的抒情，实在是用错了地方，它给人的感觉，就仿佛是惋惜太阳没有蜡烛的光芒，大海没有水磨的力量。在王蒙看来，耶稣之所以上了十字架，就是为了实现世俗意义上的目的，即为了与众人不一样，为了复活和神圣：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随便而想当然的，因为，“一切的信仰”并不是基于“对于死的信仰”，而是基于对爱、希望和不朽的信仰，基于对苦难和罪恶的救赎，就像蒂里希所说的那样：“作为救主的耶稣之受难，像他的话语和他的作为一样，是他里面的新的存在的一种表达。”所谓“他里面的新的存在”，就是超越了外在的功利主义逻辑的存在，就是与永恒的爱和善不可分开来的东西，就是由弥赛亚来实现最终救赎的东西。乔治·桑塔亚那则认为，关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能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悲惨的历史事件，而是

如此说来，王蒙的十字架殉道叙事的问题，就在于他的阐释完全是缺乏道德想象和诗化意识的，也就是说，他并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那样，进入到这一事件的“里面”，并未达到充满道德意味和诗性意味的境界。

王蒙所提出的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卡拉马佐夫曾经提出过的问题，而他思考和回答问题的方式，也是这位老卡拉马佐夫的次子思考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在伊凡看来，上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他不过是“奇迹”的代名词：

只要把“奇迹”换成“死亡”或“上十字架”，就是王蒙的结论和答案了。伊凡虽然善于诡辩，但是，他知道自己走在通往上帝和信仰的岔道上：

然而，那些傲慢而自信的实证主义者，因为没有伊凡这样的自省意识，所以，他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了解“非世俗的东西”。

对于那些虔诚的信奉者来讲，真正的爱可以超越死亡，因而，谈论耶稣死亡的世俗的功利主义目的，就是一个几乎没有意义的、不值得讨论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信奉者。就像别尔嘉耶夫在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的哲学的时候所说的那样：

可以肯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绝不会提出耶稣上十字架的世俗动机的问题，更不会说可怜的耶稣基督自从走向十字架，便成了一个可怜的失败者。对他来讲，讨论耶稣通过十字架能得到什么，或者不能得到什么，不仅是无知和荒谬的，还是不可理喻甚至是不可饶恕的。

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看，王蒙关于耶稣十字架受难的理解和叙事，他的“没有希望”和“没有命运”的抒情，既是虚无主义的情感态度，也是虚无主义的理性意识。王蒙的《十字架上》，也许会让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嘴角漾起鄙夷的一笑，因为，它最终会让他更加确信，他对中国人——“完美的黄面孔的实证主义者”——的充满偏见的认知和攻诋是完全正确的。

事实上，早在写作《青春万岁》的时候，王蒙就表现出对宗教的强烈怀疑和批判态度。他通过呼玛丽的视角，揭露了宗教的伪善，剥掉了李约瑟等圣徒身上的精神光环，勾勒了一幅“很残酷”的“画面”：“拙劣的色彩勾画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垂着头，淌着血……”此处的“拙劣”二字，既含着反讽的态度，也含着无量的鄙恶。可见，从写作《青春万岁》的1953年，到写作《十字架上》的1988年，在垂35年的时间里，耶稣和十字架的意象，一直盘桓在王蒙的脑海里。终于，他用一篇半是小说、半是论说的文本完成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与王蒙的十字架叙事构成有趣对照的，是史铁生的宗教意识和宗教叙事。史铁生在给友人李健鸣的一封信中说：

他又在另一封信中说：“无缘无故地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他的很多小说作品和散文作品，或表现普遍的爱的情感，或表现对命运问题的思考，都属于超越性质的叙事和抒情。假如王蒙像史铁生那样将“苦难”理解为“锤炼之地”，那样深刻地理解“信望爱”，那么，他很可能不会对那些复杂的问题进行如此简单地叙事和阐释了。

在刚刚出版的中篇小说《蔷薇蔷薇处处开》中，王蒙以“WM”为“自我称名”的身份代码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果把爱情与文学宗教化，是不是有可能出现极端、分裂和崩溃三种魔怪的身影呢？”这句话反映了王蒙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一贯态度和一贯认知。爱因斯坦在《道德衰败》一文中说：

文学当然不能将“宗教化”当作唯一的方法和目标，而是应该用多元而丰富的方法来表现人和生活。任何一种“化”文学的方法，都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无论是西方文学，还是中国文学，都与宗教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自不用说，即便在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等英国作家，雨果、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和杜甫、吴承恩与曹雪芹等中国作家的作品里，人们也很少看到王蒙所说的“三种魔怪的身影”。

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有人遂迁怒于俄罗斯文学，甚至在朋友圈发誓赌咒，说再也不信任俄罗斯文学，再也不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们的作品了。这些貌似正义的人不知道，伟大的文学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民族的教养和气质，但不可能决定性地影响一个国家一百多年后的“战争与和平”。

正是在由错误的认知造成的情绪氛围和话语背景中，2023年7月2日，微信公众号“押沙龙yashl”发表了一篇题为《俄国文化有一种伟大的病态》的文章。此文作者坚信，一个社会能够健康运转，往往不取决于它的伟大深刻之物是什么，而是它的庸俗浅薄之物是什么。按照这样的高论，英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不是因为有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的伟大人物，而是因为有江奈生·魏尔德这样的宵小之徒；俄国文化的巨大发展，不是因为有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者，而是因为有格里高利·拉斯普京这样的喜欢装神弄鬼的人。

在此文作者看来，“庸俗”是健康的，而“庸俗的反面未必就是健康，也可能是某种病态”。他将狄更斯所代表的英国文学视作“健康的文学”，而将俄罗斯文学视作与之对立的文学。他将狄更斯比作温馨的“花园”，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作“深渊”。所谓“花园”，所谓“深渊”，完全可以看作他对英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整体上的比譬。

此文作者也许忘了，英国作家同样有批判“庸俗”的文化立场和精神传统，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浅薄庸俗之物”的同盟军和辩护士，而是它的对抗者和批判者。笛福、菲尔丁、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萨克雷、哈代、梅瑞狄斯、毛姆、高尔斯华绥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的基本主题，就是抨击现实生活中尤其是权力场和“名利场”的“庸俗”，就是抨击英国人——用高尔斯华绥一部小说的名字来说，就是“岛国的法利赛人”——内心世界的残缺和“病态”。

此文颠覆性的解构主义观点，立即引起了王蒙的同振和共鸣。这也不奇怪，因为，此文剑戟所指之鹄，正是王蒙所不甚理解的俄罗斯古典文学。此文所崇尚的“庸俗”哲学，与王蒙所欣赏的“躲避崇高”的“玩文学”——“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厌恶激情、狂热、执着、悲愤的装神弄鬼”——之间或许具有某些相通性。我们可以将此文与王蒙的《蔷薇蔷薇处处开》进行互文式解读。小说的叙述者WM发表了这样的高论：

对于王蒙的论断，人们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俄罗斯文学是否伟大，不是决定于它自己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而是决定于评价者的随意升降的“调门”？难道“矫情”不是与虚假和做作属于同一性质的坏品质吗？“矫情”的文学怎么可能成为“伟大”而又“千古绝唱”的文学？人们还会向王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探索灵魂世界和信仰问题的俄罗斯古典文学比起来，缺乏个性、思想和批判精神的苏联主流文学不是更像真正庸俗的文学吗？

与批评俄罗斯古典文学“病态”和“矫情”的网络作者与著名作家不同，那些热爱并深刻地理解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当代作家，从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那里所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热情的态度、伟大的思想和宝贵的经验。冯骥才坦言自己热爱且只读俄罗斯古典文学，而从不读苏联文学。在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等非凡的纪实性小说作品中，你可以看到真正现实主义的勇气和激情，而很少看到苏联主流文学的夸饰修辞和乌托邦主义的东西。

路遥读俄罗斯古典文学，也读苏联文学，但他最终的精神依归，却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一边，在列夫·托尔斯泰一边，而他所喜爱的苏联作家，例如肖洛霍夫和艾特马托夫等人，也与俄罗斯古典文学有着直接的文学传承关系和密切的精神血缘关系。这样，路遥就保证了自己的文学路向的可靠性和文学精神的纯粹性——他是一个懂得爱的人道主义作家，也是一个成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因而本质上他是属于19世纪文学谱系的中国当代作家。然而，王蒙却属于与19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完全不同的精神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