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华鹏：中国文坛进入“老龄化时代”

老龄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国际上通常把六十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百分之十，或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百分之七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我把这个概念挪用过来，用来描述中国文坛的现状。我以为，中国文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老龄化时代”。

文坛“老龄化时代”的标准，当然不如“老龄化社会”的标准那般具体、精细，因为所谓的文坛本来就是一个模糊、抽象的概念，那么文坛“老龄化时代”也只是一个感觉、印象式的判断。标准虽然模糊，但似乎也有迹可循。

我对文坛“老龄化时代”到来的判断，至少缘于这样两方面因素。

首先，执掌文坛的作家，名气大，年龄也大了。所谓文坛，也可叫文台，就是在文学的台面上抛头露面、走来走去、呼风唤雨的那帮作家。我知道文坛是个金字塔，底层是无数无名者，中层是一些小名者，顶层是少数大名者，其实说来说去，我们嘴里的文坛实际上指的是位于中、顶层的大小名作家们，文坛是由他们构成的——要是有哪个写了几篇小散文的无名之辈说自己是文坛中人，定会让人侧目笑翻——只有名作家是文学台面上的“红人”，被人阅读，被人谈论，当然他们也自我言说、自我表演。

一个事实是，当前活跃在文台前的绝大多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那拨儿作家，今天他们六十岁上下了，正是主宰文坛的上佳年龄，当着各级作协的主席副主席、各类协会的会长副会长、各种奖项的评委、各种讲座论坛的嘉宾……从资历和文学成就来说，文坛非他们莫属，也无可厚非，但有一点，他们从成名到今天，在文坛上风风光光三十多年，也确实正在老去，年纪也确实有些大了。

我有意识地做了几道减法题，挂一漏万地将他们的年龄列举出来：阎连科五十六岁，莫言五十九岁，贾平凹六十二岁，王安忆六十岁，张炜五十八岁，余华五十四岁，王蒙八十岁，韩少功六十一岁，陈忠实七十二岁，刘震云五十六岁，铁凝五十七岁，韩东五十三岁，方方五十九岁，池莉五十七岁，苏童五十一岁……（此文写于2014年，编者按）不再列举，这些文坛上响当当的名字占了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平均年龄多大呢？五十九岁。

对创造力很强的文学写作来说，最佳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而五十九岁有些偏大了，而年轻的一拨儿作家还没起来，无法替代他们。眼下的中国文坛是“老年人”的天下，所以我说，中国文坛进入了“老龄化时代”。

其次，年纪大了，创作力衰减，水准下降。这是文坛“老龄化时代”到来的第二个标志。当然，对一个作家来说年龄并不是问题，一百岁了你能写出创造力十足的作品，你也不老，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们有些作家年纪大了，依然在写，依然在文坛热闹无比，实际上那些厚厚的作品已经老态龙钟，毫无创造力了。那些风行文坛几十年的老作家，如今写出的小说，不是题材重复就是思维僵化，叙述缺少才华和洞察力，那些小说已经同小说家一道老去了——这一真切存在的现象，让我不禁感慨：作家老去，他们的才华老去了，他们此时写就的小说也老去了。

但他们也曾经年轻过，曾经靠自己激情四溢的年轻才华，写出过代表自己创作高峰的作品，有的甚至已经进入经典行列，而让他们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作品大都在他们三四十岁时便已完成。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就大多数作家来说，一个作家的黄金年代一般在三四十岁，而六十岁的确是老了。

比如，马尔克斯不到四十岁写出《百年孤独》、王尔德三十七岁写出《道连·格雷的画像》、海明威三十岁写出《永别了，武器》、塞林格三十二岁写出《麦田里的守望者》、奥斯丁二十一岁写出《傲慢与偏见》、卡夫卡三十二岁写出《变形记》、鲁迅三十七岁写出《狂人日记》……看来，作家的创造力更青睐年轻人。

文坛“老龄化时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作家们对此认识不充分，不服老，不认老，误将曾经的辉煌看作一辈子的辉煌，甚至永远的辉煌。即使作家们愿意这么认为，上帝也不会答应。

写作是残酷的，它的残酷在于：一个作家会老去，而读者永远年轻。作家的才华会老去，生活会老去，思维会老去，身体当然也会老去，这是毋庸饶舌的真理，天意如此，问题是，当一个小说家在他不断面世的小说中渐渐显出疲惫甚至老去时，他的那些小说其实也开始衰老了，他却浑然不知，仍然沉浸在已有的名声里固执地以为他写出的是美妙的小说和伟大的小说——有时候固执就是别在老者胸前的一枚徽章——这无疑是让人遗憾的事儿。但是，读者永远年轻，一波接一波的年轻人，活力汹涌，读着那些生机勃勃的小说，也塑造着自己的“英雄小说家”。

作家与读者，是艺术女神脚边两个既友好又残酷的孩子。沈从文先生在五十五岁时曾感慨地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还写不出什么像样作品。”一个小说家老去的伤感以及他对读者的那份感念，令人沉思良久。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小说总在与未来握手言欢，而某一个小说家终将老去。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说：“小说的未来是和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未来”当然是由年轻的读者和他们欣赏的小说所决定的。

对于年老与创作，阎连科似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

今后可能写得越来越不好——这是一个清醒的作家面对年老时的认识，这份清醒无疑是深刻的，值得敬佩的。在我们文坛的“老龄化时代”，又有几人能做到如此清醒？

文坛“老龄化”话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就是年轻作家为什么没有冒出来，没有携带着他们惊世骇俗的作品登上文学的前台，去尽情地展示？去获得读者和喝彩、去取代老去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并没有远去，今天年老的这帮文坛中坚力量，就是那时带着他们激情澎湃与才华四溢的作品让文坛为之一震的，让我纳闷的是，到了今天，三四十岁的这帮作家并没有交出辉煌答卷。

原因是什么？我推测原因有三个。

一个原因或许归咎于文坛“老龄化时代”本身。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影响，这帮作家人脉、名声等资源到达顶峰，只要写，就不愁出版、发表，不愁研讨、赞扬，不愁这奖、那奖……形成了板结一块的文坛体制，从成长环境和思维环境来说，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新人的出现和成长。

另一个原因或许归咎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确，在经济建设为王的时代，我们的生活环境、思维环境、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物质也改变了不少，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多少呢，是否变得不够活跃了呢。年轻作家是否因为缺失了一块思维爆炸的土壤而拿不出伟大的作品来？

再有一个原因或许归咎于年轻作家自身。难道我们没有横溢的才华、没有富于激情的洞察力、没有叙述的天才？难道我们缺失了写出伟大作品的理想和坚韧？难道我们自认是平庸的一代？都有可能。谁说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伟大的作家出现。我有一个观点，我不相信文学的进化论，不是说现在的文学就一定要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强，这一代的作家就一定会强过那一代的作家，不是这样的。文学有丰年和荒年之分，难道我们正遭遇历史上的文学荒年吗？但愿不是。

也许，文坛“老龄化时代”的情形和标志，并不如我上面所列举的那般泾渭分明、丁丁卯卯，文坛“老龄化”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您是否感觉到了这种现实呢？文坛老去，其实是与作家的年龄没有绝对关系的，有的人很年轻，他的写作已经衰老了；有的人很老，他的写作却依然年轻；当然更多的是，有的人老了，他的写作也老了，于是文坛的“老龄化时代”也便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