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歐洲人權法院辯護

顯而易見，《歐洲人權公約》的締約國和歐洲人權法院之間關係緊張。為什麼會這樣？

針對歐洲人權法院，有兩種類型的批評意見，一種是政治性的，一種是法律性的。政治批評主要包含的觀點是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官表現得像輔助立法者（Ersatzgesetgeber）。這種批評指向了所謂的人權法院的工作方式不清晰，法院法官身份上有缺陷，以及法院對英國的例外情形明顯缺少考量。

對歐洲人權法院工作方式的批評主要是司法能動主義（judicialactivism）導致法院偏離了使命。人權法院試圖通過不透明地發展判例法來擴大它自身的權力。這最能體現在人權法院創設的新權利以及擴大的監督權中。法院對案件的微觀管理威脅到了民主制度以及國家主權，因為政府失去了對《歐洲人權公約》的控制，締約國的國內機構被擱置一邊、名譽掃地。

正如霍夫曼勳爵（LordHoffmann）所說：“《歐洲人權公約》是一個活文件（livinginstrument）的提法變成了一面旗幟，在這面旗幟之下，歐洲人權法院手握大權，在那些他們認為歐洲公共秩序（Europeanpublicorder）有所要求的地方立法。我完全接受對條約或者憲法性文件概念的實際表達可能會發生改變。舉一個常見的例子，今天我們對‘殘酷的懲罰’（cruelpunishment）這一概念的使用可能不同於50年前。但這並不意味著為了更符合時代精神，一個司法機構可以將全新的概念，比如環境保護，引入到一個從未提到過這個概念的國際條約中。”

對法官身份的批評意見認為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官缺乏作為輔助立法者的政治合法性，法院存在民主缺陷。有一些法官來自二流民主國家的事實加劇了法院法官不負責任的問題。一些締約國不民主的傳統抹黑了法官的獨立性以及人權法院的權威。

關於英國例外主義，主要觀點認為英國議會是至高無上的，英國的法院必須服從於議會，國際法院更應如此，因為議會主權受到國內法與國際法二元論關係的保護。正如紐伯格勳爵（Lord Neuberger）所說：“那種認為法院可以推翻英國議會的決定，正如歐洲人權法院和歐盟法院所做的那樣，是對我們憲政之禮（constitutionalpropriety）信念的極大冒犯。”

第二種類型的針對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律性批評更加複雜，因為這涉及到法院所處理事項的本質，即載入《歐洲人權公約》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這些批評意見扭曲了真人權與假人權之間存在衝突的箴言。批評意見的具體表述如下：

首先，人權是殘餘的公民自由，只服務於少數人，而不是公民中的大多數。《歐洲人權公約》被描述成了壞人的大憲章，而不是街頭普通人的權利法案。此外，社會權利不是人權，也根本不是可以執行的權利。人權只含有消極而非積極的保護義務，當然也不會有財政預算。將《人權公約》變形為偽裝的社會憲章違背了《人權公約》的本質。

其次，人權源于原旨主義的真實的解釋，而不是演化的濫用的解釋。對《歐洲人權公約》的真實解釋應基於《人權公約》籌備中的工作資料以及最終起草時各締約國的法律。軟法不是法，即使作為解釋《人權公約》及其《議定書》的背景因素，也不應該被考慮。

再次，人權是真正的本土權利，而不是外來權利。不存在普世的人權。普世人權實際上是那些對它國國內傳統缺乏敏感性的外國法官強加于它國的外來人權。對本土人權的捍衛讓國際法和國際機構承受了某種質疑。文化相對主義和法律多樣性是反對人權法院道義指教的僅有武器。

對這些觀點的回應需要我們追根溯源，回顧一下歐洲人權法院設立的目的。

歐洲委員會是一個建立在協議以及共同行動之上的自主法律秩序，這些協議和共同行動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科學，法律和行政事務以及維護和進一步實現人權和基本自（1949年《歐洲委員會章程》第1條b款）。歐洲委員會有217個條約，處在它的法律秩序頂端的是《歐洲人權公約》。《歐洲人權公約》不只是一個關於締約國間相互義務的多邊協議，它還為締約國創設了針對其管轄區內所有人的消極性和積極性的義務，以期在締約國的國內法律秩序中切實落實那些受《人權公約》保護的權利和自由。用法律術語來講，《歐洲人權公約》是一個立法性條約而不只是一個合同性條約。

很早以前，前歐洲人權委員會於1961年1月11日 Australia v Italy案件的裁定中，在確認《歐洲人權公約》的客觀性特點（objective character）時也闡述了同樣的原則：“締約國承擔的《公約》義務本質上是客觀的，旨在保護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受任何締約國的侵犯，而不是為締約國本身創建主觀的和互惠的權利。”

因此，《歐洲人權公約》的締約國有義務不以任何方式阻礙個人申請權的有效行使，而且締約國應對它們的國內法律體系做出必要的修正以確保全面履行所承擔的《公約》義務。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6條和第31條，在履行條約義務時遵循善意原則的結果。

對《歐洲人權公約》的解釋不能憑空進行，而是要同其它國際法和軟法相協調。自Golderv UK案後，對《公約》進行解釋時要考慮可適用于當事方關係的任何相關的國際法原則和規則，正如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3款c項規定的那樣。由此，歐洲人權法院避开了颇有爭議的立場，即國際法中存在自成一體的制度（self-containedregime）。從人權法院的觀點來看，對國際人權法的解釋同對其它國際法的解釋， 或者對合同條約的解釋與對立法性條約的解釋，並不存在方法論上的不同，因此它認為相同的一套解釋方法可以適用於國際法的不同領域。正如法官羅紮基斯（JudgeRozakis）如此優雅地闡述過：“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官並不是在象牙塔的絕妙隔離中工作，構建這座象牙塔的材料也不僅僅來源於歐洲人權法院或者締約國對《人權公約》的解釋性發明。”

人權法院的基本解釋原則也佐證了這一方法論，即對《歐洲人權公約》的解釋必須依據當下的情況（present-day conditions）。在具有開創性的 Tyrer v UK 判決中，人權法院第一次傳達出“《歐洲人權公約》作為活文件”（the Convention as a living instrument）這樣的主旨，指出對《人權公約》的解釋必須考慮到不斷發展的國內和國際法規範。這種解釋方法自20世紀早期已經植根於美國和加拿大憲法中，自1978年也開始被用於對歐盟人權法的解讀。

在Tyrer案中，基於《人權公約》先前的第63條，英屬曼島總檢察長提出“經過對曼島當地情況的充分考慮”，出於阻卻犯罪的需要，在一定範圍內繼續使用司法體罰是正當的，人權法院對此回應道：“值得注意的是，現在歐洲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成員國都不適用司法體罰，實際上，在其中一些國家的近現代歷史中，司法體罰也不曾出現過；…別的不說，這確實讓人懷疑司法體罰是否是一個歐洲國家維持法律秩序所必需的。”

作為結論，人權法院認為曼島應該同樣繼承《歐洲人權公約》前言所提到的“政治傳統，理想，自由和法治的共同遺產”，不認同曼島當地存在著某些需求可以影響它執行《人權公約》第3條，因此，認定曼島對原告的司法體罰構成了對《人權公約》第3條的違反。

所以，基於對歐洲委員會絕大多數成員國國內法律框架的照顧，以及從根本上對《人權公約》前言所提到的“政治傳統，理想，自由和法治的共同遺產”的考慮，歐洲人權法院自建院早期，對《歐洲人權公約》的演化解釋就同合意解讀《公約》文本的需求緊密連在一起。

演化解釋的基本原則在最近的Hassan v UK 案中受到了衝擊。不同於政府的立場，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GrandChamber）確認國際人權法（IHRL）與國際人道法（IHL）同時適用於國際武裝衝突，但是大法庭也承認，正如政府辯護的那樣，國際人道法，即與拘禁相關的《第三日內瓦公約》和《第四日內瓦公約》，可以用來限定，或者事實上，用來削弱國際人權法的標準。對於締約國在歐洲以外的國際武裝衝突中採取的後續措施，即為了在戰爭情況下無限期的羈押人口而不適用《歐洲人權公約》第15條的克減條款，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認為所有的締約國都已經對它們的公約義務進行了隱性審查之後才擴大了《人權公約》第5條以窮盡方式列舉的拘禁理由範圍。《歐洲人權公約》的演化解釋原則被完全顛倒以期在《人權公約》第5條加入新的拘禁理由，也就是依據國際人道法進行的拘押，現實的結果即是在國際武裝衝突的情況下，當國際人道法允許對戰犯以及那些對安全造成威脅的平民進行拘押時，《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可以解釋為允許締約國行使如此寬泛的權力並且適用《日內瓦公約》中更為寬鬆的拘押審查標準。所以，對這樣羈押情況的審查應該交給“中立性有足夠保障”的“主管機構”，而不一定必須由司法機關進行。換句話說，歐洲人權法院對《歐洲人權公約》的演化解釋現在可能使歐洲在人權保護方面出現了倒退。

在歐洲人權法院，不論過去還是現在，軟法都為歐洲共識以及共同價值觀遺產的具體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事實上，在Tyrer案後不久，人權法院採取了進一步擴大法源以建立更多歐洲共識的行動。在Marckx v Belgium 案中，人權法院參考了建基於歐洲委員會絕大多數成員國國內法之上的歐洲共同價值觀，參考了被告成員國已經簽署但還沒批准的1962年《建立親生子女母系關係公約》，也參考了被告成員國甚至還未簽署的歐洲委員會1975年《非婚生兒童法律地位公約》，最後還參考了1970年5月15日《部長委員會關於未婚媽媽及其子女社會保護的決議》。對於《1962年公約》和《1975年公約》兩大公約的締約國數量很少這一說法，歐洲人權法院回應道“這兩大公約都是有效的，沒有理由將目前締約國數量少歸咎於拒絕承認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在正在考慮的問題上有平等地位。事實上，這兩大條約的存在恰恰表明現代社會在這一領域有清晰的應對共識。”

借鑒了憲法法院的解釋方法，甚至比憲法法院走得更遠，歐洲人權法院對自身的判決效力問題做出調整，使被告國免于重新審理那些出現于人權法院判決做出之前的法律行為或情況。為此，人權法援引了這一事實“相同的解決方法可見於一些設有憲法法院的締約國：它們的公法限制了法院判決宣告既有法律無效的溯及力”。就如同它是歐洲的憲法法院，歐洲人權法院借助法律確定性原則授予它自己調整判決時間效力的默示權。

在Demir v Turkey 這一標誌性案件中，歐洲人權法院回顧了“《歐洲人權公約》是一個活文件，對它的解釋應該依據當前的情況並符合國際法的發展，以反映人權保護領域所要求的越來越高的標準，因而必須更加堅定地評估違反民主社會基本價值觀的行為”，參照了國際和國內勞動法的發展，研究了締約國的相關實踐，法院得出結論認為，工人為實現《歐洲人權公約》第11條所賦予的利益而享有組織和加入工會的權利，集體與雇主談判權原則上已經變成了這一權利的基本內容。為此，人權法院援引了被告締約國已經批准的《國際勞工組織公約》，國際勞工組織專家委員會的相關解釋，《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28條，土耳其還沒有批准的《歐洲社會憲章》的第6條第2款，歐洲社會權利委員會對這一條款的解讀，以及2000年《歐洲委員會部長委員會關於歐洲公職人員地位的建議之8號原則》。

換句話說，為了達到解釋《歐洲人權公約》的目的，其他條約或公約中設定的人權標準與《公約》的法律相關性不取決於有多少國家批准了這些條約或公約，也不取決於有多少歐洲委員會的成員國受這些公約或條約的約束，甚至也不取決於被告締約國有沒有批准這些條約或公約。因此，在歐洲的人權保護法律下，硬法與軟法深度交織。

歐洲人權法院的軟法以及它的社會權利友好立場近來備受質疑。關於這種趨向，典型的案例是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 v UK 案。英國在兩個世紀前禁止了間接罷工行動，為此，英國於這整個期間備受國際勞工組織專家委員會以及歐洲社會權利委員會的批評。原告英國全國鐵路，海運和運輸工人工會請求獲得這些相關軟性法律文件的支持。英國政府不認為這些特別的批評與當前案件中被指控的實際情況相關，或者有重要關係。人權法院認可了與本案件相關的國際法律資料的豐富性，分析了根據一些最為相關的國際文件建立起來的主管機構所發佈的解釋性意見，並且確認了這些分析結果與法院根據庭前的比較資料得出的結論相吻合，即英國徹底禁止間接罷工的規定處在就罷工問題各國國內規制範疇最嚴格的一端，這一禁令與清晰可見的呼籲放鬆對間接罷工限制的國際趨勢不相符合。然而，歐洲人權法院更傾向於強調它的審查不同于國際勞工組織和《歐洲社會憲章》的監督，因此它得出最終結論，在這個具有公認敏感性的立法政策領域，被告締約國所擁有的自由裁量權範圍足夠寬廣以致可以容納現行禁止間接罷工的禁令。因此法院不認為英國這一禁令違反了《歐洲人權公約》第11條。

對《歐洲人權公約》的演化解釋方法也導致人權法院通過參考源自歐洲委員會其它機構的規範來支援自己的推理，儘管那些機構，無論是監督機制還是專家機構，都不具有代表《公約》締約國的權能。為了解釋《歐洲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和自由的確切範圍，人權法院利用了，比如，歐洲通過法律實現民主委員會(威尼斯委員會)的工作成果。人權法院在HirstvUK(No.2)案中第一次援引了威尼斯委員會的成果。引用的資料具體來源於“《在選舉事項中良好行為的守則》”，這一守則在威尼斯委員會第51次大會（2002年7月5日到6日）通過。

Tyrer判決對歐洲共識的闡述影響深遠，其表達了對國際協商民主（deliberative,international democracy）的一種願景，在這種協商民主制度中大多數或者具有代表性比例的《人權公約》締約國被認為可以以全部締約國的名義發言，並且有權把它們的意志強加於其它締約國。作為構建歐洲委員會的憲法性原則，共識不再等同於全體一致。即使不是全部締約國都贊同對《人權公約》的同一種解讀，共識作為一種公共意志依舊可以存在。

無法辯駁的是，歐洲委員會的創建者們並不希望這樣的情況發生，締約國也深陷於他們並不贊同的合作。陳舊的關於歐洲委員會缺乏主權國家同意（state consent）的觀點，作為硬幣的另一面，現在有時會伴隨同樣陳舊的，關於人權法院創造性地解釋法律，更確切地說，製造法律缺乏政治合法性的批評，以及對人權法院用軟法規避主管立法機構，蔑視民主、法治、輔助性原則的指責。這些說辭的背後幾乎無一例外的都是條約有異議時要從輕解釋國家義務（indubiopro mitius）的主權主義論調。

《歐洲人權公約》的前言將《人權公約》置於歐洲委員會的總體目標這一背景之下，基於“各成員國對人權共同的理解和遵守”，旨在各成員國之間建立一個“更緊密的聯盟”。在《歐洲委員會章程》中，不僅有“志同道合的歐洲國家間更緊密的聯合體”這樣的用詞，也有“將歐洲國家帶向更緊密聯合的組織”這樣的表述。《章程》的第一條設定了歐洲委員會的目標“為了捍衛以及實現作為各國共同遺產的理想和原則，為了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要在各成員國間實現更大的團結”。《章程》也明文規定，為實現這些共同的理想和原則，要確保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經濟，社會，文化，科學，法律和行政事務)以及“在維護和進一步實現人權和基本自由”方面有“協議和共同的行動”。沒有比這更好的表述可以說明人權義務在各個管理領域的首要地位。這也是對“遇有爭議時，人權規範的解釋應該最大化保護個人權利”原則（in dubio pro persona）的最好表達。因此，作為一枚硬幣的兩面，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同人權的進步緊密相連。

這也就是說，演化解釋，歐洲共識和軟法的硬化構成了歐洲規範體系的三大支柱，在這個規範體系中主權國家同意佔有重要位置。總之，歐洲人權法院的黃金解釋規則不會採納完全自成一體的，直譯的，原旨主義的，從輕解釋締約方義務的（indubio mitius）以及國家主權主義的《公約》解釋方法。

建立在最初的這些支柱之上，並被“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共同追求賦予生命力，歐洲委員會的法律秩序與傳統的由國家本位主義並列形成的國際協定完全不同。國家主權已經不能像在威斯特伐利亞時代那樣是一個絕對的存在，而是變成了為人權服務的共同體的一部分。

在這種背景下，对《歐洲人權公約》的解釋只能依照具有正式法律約束力的協定（比如條約）以及眾多的不具有正式法律約束力的由歐洲委員會的政治和技術部門做出的“共同行動”，比如來自部長委員會的建議，綱領和宣言。此外，《歐洲人權公約》本身要求以開放的姿態面對國際法和軟法，正如《公約》前言所聲明的那樣，《歐洲人權公約》受到《世界人權宣言》的啟發，當其它國際以及國內法律性質的文件能提供更好的人權保護時，《人權公約》也會向這些法律文件開放（《歐洲人權公約》第53條）。總之，法院對《人權公約》的解釋維度受制於《公約》的文字，本質和意圖。

《歐洲人權公約》“並沒有區分所關注的相關規則和措施的類型，也沒有將成員國任何的管轄行為排除在公約的審查範圍之外”。這意味著《歐洲人權公約》並不從屬於國內法規，因為它是歐洲大陸的最高法律。議會至上以及司法獨立均不能用以拒絕執行落實法院判決和裁定的《公約》義務。正如黑爾女士（Lady Hale）所言：“顯而易見，一旦國家承諾遵守某些最低標準，它就不能通過自行定義這些用詞的方式來擺脫這些標準”。

作為政治利害關係更大的憲法性問題（比如關於國家最高政治機關和司法機關構成的條款），甚至不是國家憲法的核心，也可能在與源自《公約》及其《議定書》的國際義務發生衝突時起到決定性作用。其他各種敷衍應對人權法院的判決和裁定，並最終拒絕其對當事方有既判力（res judicata）和對所有締約國有判決效力（res interpretata）的做法，都將違反有約必守（pacta suntservanda）原則和重要的善意準則。正如法院在2009年7月3日發表的“《致各締約國準備因特拉肯會議備忘錄》”中所說“人權法院的判決發現某一締約國違約，如果其他締約國的法律體系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但這些國家卻不能儘早從該判決中汲取教訓做出改變，這是不再能被接受的。法院解釋的約束力遠超過嚴格意義上的既判力。這樣的發展會伴隨著公民在國內法中直接援引《人權公約》（直接效力）的可能性以及‘國家對《人權公約》的所有權’這一概念的出現。”

人權法院的工作是要確保締約國遵守對《歐洲人權公約》的約定。輔助原則並不意味著人權保護主要是締約國依據締約國的憲法和憲法傳統在本國內進行，進而表明人權法院承擔的人權保護角色有限，如果不是次要的話。相反，輔助原則意味著確保《公約》權利和自由得到落實的責任主要在締約國。國家層面有效實施《人權公約》仍舊是人權法院踐行輔助原則的前提條件。此刻，已經沒有必要再去回顧歐洲歷史上那些可恥的事例，即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政府和官員卻通過了具有嚴重歧視性的，不公正的，不人道的法律和規定。多數人也可能會犯錯。作為一個遠離地方政治的國際法院，歐洲人權法院是要為這些錯誤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濟的途徑。

在這種背景之下，沒有締約國可以合法地要求對其《公約》義務特別豁免，或者要求法院基於它的“特殊情況”做判決，除非是嚴格按照《公約》第15條的規定。即便那樣，豁免也要在人權法院的監督之下。超出了第15條規定的特別情形，任何可能民主僭越公約義務和法院判決的行為在根本上都不符合《人權公約》體系內在的法治精神，也不符合人們對《人權公約》作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憲章”以及“歐洲公共秩序的憲法性文件”的認知。

不幸的Hirst v UK事件，可以充分說明當前歐洲人權保護體系所面臨的危險。英國的法律框架對英國監獄中的罪犯實施了全面限制措施。這些限制自動適用于所有罪犯，不論他們刑期的長短，不論他們犯罪的性質或者嚴重程度以及個人的具體情況。像這樣對一項非常重要的公約權利進行的全體的，自動的，毫無區分的限制，如法院所說，必須被看作是超出了任何可接受的國家自由裁量權範圍，不論這個範圍有多廣，必須被視為是違反了《公約第1議定書》第3條的規定。

13年過去了（截止于文章原文發表時），2004年做出的Hirst判決還沒有被執行，隨著2010年Greens v UK試點判決的做出，問題更顯嚴重。儘管法院非常清晰地表明英國剝奪罪犯選舉權的制度構成了一種系統性失誤，需要採取綜合性的措施，但即便是2012年人權法院大法庭在Scoppola v Italy判決中改變了法院先前的立場，英國也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在這個完全類似的因為判處終身監禁，不經過個案評估就自動剝奪犯人選舉權的案例中，大法庭改變了在Hirst判決中的基本立場，認可了義大利的法律，這項法律自動剝奪那些判處三年以上刑期的犯人的選舉權，不論犯罪的性質和犯罪人的個人狀況如何。儘管義大利剝奪犯人選舉權存在一個更嚴重的情形即這種剝奪具有終身性，而英國對判處監禁刑的犯人選舉權的剝奪只限於他們服刑期間，人權法院依舊認為義大利法律符合《公約第1議定書》第3條的規定。

英國對Hirst判決的違抗，以及法院改變其先前確立的解釋原則，已經對歐洲人權保護體系造成了持久性的負面影響。2012年法院大法庭就軍人休育兒假權做出了對KonstantinMarkin案的判決，並引發了震盪，該判決被認為是對俄羅斯軍事機構的干預。2013年Anchugov判決所處理的問題同Hirst案一樣，也是關於禁止犯人選舉問題，但這次的特別之處在于犯人選舉權的禁止是基於憲法條款：《俄羅斯憲法》第32條第3款。這也並沒有阻止人權法院得出相同的結論，即俄羅斯禁令違反了《公約第1議定書》第3條，從邏輯上講這應該促使俄羅斯修改憲法。但俄羅斯並沒有這樣做。

相反，2015年俄羅斯憲法法院就《俄羅斯聯邦加入歐洲人權法院聯邦法》做出判決，確認如果俄羅斯憲法法院發現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違反《俄羅斯憲法》，那麼人權法院的判決将不可在俄羅斯執行。因為當時俄羅斯並沒有法律文件支撐這樣的判決，於是俄羅斯憲法法院建議杜馬通過立法創建一個特別的法律機制“確保俄羅斯憲法在歐洲人權法院判決的執行中享有至高地位”。有關對《俄羅斯憲法》的這番解讀在2015年12月時被寫進了《憲法法院權力法》中，根據該法，當國際司法機構的裁決（包括賠償令）同《俄羅斯憲法》相抵觸時，俄羅斯憲法法院有權宣佈裁決不予執行。在2016年4月，俄羅斯憲法法院第一次適用了《憲法法院權力法》，裁決俄羅斯不予執行人權法院的Anchugov判決。

俄羅斯憲法法院2016年的判決加劇了歐洲人權法院當前的生存危機。如果說人權法院絕大多數判決的執行多多少少存在遲延和有失準確是真實存在的，那麼現實依舊是，在急劇增長的案例中，締約國不願同法院站在一起並且以直接或者間接的方式反對執行判決。就俄羅斯而言，到現在還有1573件待執行的判決，在這之中有204件典型案例，包括著名的2014年Yukos 判決，這一判決設定了歐洲人權法院歷史上最高的賠償數額，判給原告約18億歐元。也正是就這個案件，2017年1月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做出判決，認為歐洲人權法院的合理補償決定（just satisfaction）違反了《俄羅斯憲法》，俄羅斯不予執行賠償。

在這種背景下，英國高級審裁院（UK Upper Tribunal）拒絕了人權法院大法庭一致通過的判決（Paposhvili v Belgium）就不足以讓人驚訝了，英國高級審裁院認為人權法院大法庭的判決像設置了一個“彈性過大，定義不清”的測試，並且測試“像法官的袖子一樣長”。這場危機的系統效應很明顯被可能的英國脫歐所強化。如果說整體上，基本人權，特別是移民法，是歐盟和英國爭議的焦點，那麼英國脫離歐盟也不是解決的辦法，鑒於歐洲人權法院和歐盟法院的判決在隱私權保護，相互承認司法判決，刑事訴訟中的程式性權利，庇護程式中的保證或者家庭團聚權等問題上相互影響。如果英國脫歐了，爭議會被轉嫁到歐洲委員會，而歐洲人權法院首當其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