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異和：葡萄牙醫療協助死亡立法的合憲性審查及啟示

（一）總統的合憲性審查

葡萄牙憲法規定，總統可以將待頒布的法律送交憲法法院，要求對其是否合憲進行預防性審議。憲法法院應在25日內作出裁決，緊急情況下總統可縮短時限。如果憲法法院宣告系爭規範違憲，總統應否決法案，將其退回議會。如議會未修改被判違憲之規範，不得頒布，雖未修改但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多數且超過在職議員之絕對多數確認，應頒布法律。如果憲法法院宣告系爭規範不違憲，總統應頒佈法律，或對法案行使政治否決權。

葡萄牙總統第一次向憲法法院提出審查法案某些條文的合憲性時，在請求書中明確指出請求審查的並非是安樂死這一概念是否合憲的問題，藉此對審查的範圍做了個消極性限定，請求審查的是關於醫療協助提前死亡的具體規定是否合憲的問題，涉及最關鍵的第2條以及與第2條相關的第4、5、7、27條。

總統質疑的是法案訂定的可申請醫療協助提前死亡的其中兩個前提條件。第一個前提是“存在不可忍受的痛苦”，申請人指出在《醫療協助死亡法》中並沒有定義何為不可忍受的痛苦，依據醫學標準也不能得出毫無疑義的結論，本身痛苦就是帶有主觀性質的，法案未給予醫生任何關於衡量痛苦的指引，是完全依據病人的觀點，還是靠醫生評估？這樣的高度不確定概念不符合憲法對規範密度的要求。第二個前提是“根據科學共識存在確定且極嚴重的損害”，關於怎樣判斷“極嚴重的損害”和“科學共識”，立法者沒有給予醫生任何指引，而且法案並未要求嚴重損害須致命，在損害不一定導致死亡的前提下又怎能討論提前死亡？總之總統認為這兩個前提不符合憲法在生命權和人的尊嚴方面所要求的規範密度，也違反法律確定性原則、合法性原則和罪刑法定原則。

另外，該法案規定由醫生在程序中決定是否滿足實施醫療協助提前死亡的前提，再由核查和評估委員會確認，總統指出因立法者使用了高度不確定概念，違反了憲法第112條第5款規定的禁止將對法律作出對外效力的解釋權授予他人的原則。

第20條規定政府將在法律生效後的最多90日內制定補充規範，總統指出，並不能指望透過補充規範來解決法律規範不充分的問題，即違憲不能由一個將來的法規補正。

（二）憲法法院的判決要旨

憲法法院於2021年3月15日作出該法案部分條文違憲的第123/2021號判決。其判決說理分為兩部分，首先是討論醫療協助提前死亡是否抵觸生命權的憲法規範，第二部分是審查規範是否足夠充分和清晰，是否符合憲法第165條第1款關於議會專屬立法權限保留的規定。

1. 醫療協助死亡是否合憲？

雖然總統在合憲性審查申請中將請求審查的範圍限定於醫療協助提前死亡的前提的明確性，但憲法法院認為必須要探討醫療協助提前死亡本身是否合憲的問題，因為倘醫療協助提前死亡不合憲，對其具體前提和條件的合憲性的討論既沒有意義也無任何用處，這一問題無法回避，它是申請人提出的所有質疑的前提。

生命權要求國家和任何人尊重他人生命，不剝奪他人生命（消極義務），另一方面要求國家在危急情況下保護生命（積極義務）。而醫療協助死亡合法化涉及的核心問題是在生命不可侵犯的原則下，生命權主體是否擁有處分自己生命或決定生命利益的權利，生命權能否對抗其本人？憲法法院從以下幾個層面回答這一問題。

（1）生命權與其他權利的衝突

憲法法院首先通過文義和歷史解釋解構葡萄牙憲法中的生命權。其指出生命權在葡萄牙憲法文本的位置以及其規範內容證明憲法賦予生命權在基本權利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角色無可取代，是眾權利之首，且是眾權利的前提，是少數不可在緊急狀態下被克減的權利之一，還是一種客觀價值以及以人的尊嚴為基礎的法治國的基本原則。

憲法法院認同對生命權要進行加重保護，但認為這種保護並非完全絕對，絕對的權利是指不能附加任何條件、例外或妥協，權利的內容與保障範圍完全重合。生命權的重要地位要求對其做相應級別的保護，但這並不等於在極其特殊的情況下不能考慮其他值得考慮的因素而必須將這極為嚴格的保護進行到極致，安樂死和幫助自殺正是屬於這些極其特別的情況。

憲法法院認為生命權的內涵除了包括不被剝奪生命的主觀內容之外，也包括生命保護的客觀內容，因此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國家保護生命的義務。也正是在履行這種義務即促進和保障生命權時需要妥協或協調，而立法者對此有形成自由。對於立法者的形成自由，憲法法院以比較法為例，總結了各國對安樂死和幫助自殺的三種立場，並借歐洲人權法院的判例分析該法院就幫助自殺及消極安樂死的立場：（一）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規定的生命權並不包含死亡的權利，不管是由第三人幫助，還是由公權力機關幫助；（二）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尊重私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權利包括決定以什麼方式以及在什麼時候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只要其有能力自由地做出該決定並依照該意願執行；（三）第8條的權利並非絕對，也應充分考慮有衝突的其他權利或利益，尤其是歐洲人權公約第2條生命權所要求的國家積極保護義務，國家須保護那些弱勢人士，避免其作出危及自身生命的決定；（四）國家在作衡量時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因為這涉及與結束生命相關的道德、科學和法律問題，在歐洲理事會的成員國之間尚未形成共識。

憲法法院認為不應混淆生命權作為防禦權與生命權所帶來的國家保護義務這兩個層面。生命權禁止侵害生命的行為，但保護生命的義務要求國家採取行動保護生命，因此在討論與其他基本權利或利益衝突的問題時，由憲法保障的保護生命的制度與作為基本權利的生命權並不完全等同。憲法要求立法者制定保護生命的規範模式，而立法者在制定規範時享有廣泛的形成自由，對此所能做的司法控制是有限的，僅限於確認是否存在保護手段的缺失，或保護手段明顯不足又或根本不能達到保護目的。憲法保護程度與所保護的權利或利益的重要性成正比，與其相對抗的權利或利益的重要性成反比。生命權是其他權利以至個人尊嚴的前提，這自然會影響其他權利對生命權保護所能構成的限制。但是對有關限制的衡量也應從生命的客觀價值與其他權利或利益的實際相容性的角度出發。承認生命權的非絕對性和承認生命權也不免於權利衝突，並不會否認生命權在沒有位階的和靈活的憲法秩序中佔據極其重要的位置。這表明憲法法院認為生命權非絕對，對生命權的保護制度可以因其他權利而受限制。

（2）死亡是否是一種權利？

葡萄牙憲法第26條第1款規定了人格發展權，該條文借鑒德國基本法第2條第1款，人格發展權的內容包括一般人格權和一般行為自由。而一般行為自由賦予個人自主空間，個人享有根據其個性特徵和生活計畫掌控其自我之存在的自由，這其中所含的自我決定權賦予個體自治空間，意味著每個人享有生命理性選擇的自由，也有承擔責任的義務。憲法法院認為人格發展權的這兩個面向賦予每個人就自己人生做出關鍵決定的權力，包括生活方式，也自然地包括不欲繼續生存的方式。對每一個理性和負責任的個體做出自己人生重要選擇的自由的保護範圍可涵蓋其終結生命的決定，只要是有能力作出，且是在自由、有意識和已明瞭的前提下作出的。

然而，憲法法院認為在該案中尚不需要就自殺是否是基本權利採取立場，因為引起違憲爭議的法案涉及的並非自殺，而是為他人死亡提供協助。協助行為與自殺行為是不同的。不同於德國否定幫助自殺構成犯罪，在葡萄牙法律體系中，幫助自殺是一般性禁止的，刑法典規定了幫助自殺罪。

幫助自殺罪所保護的法益正是生命權，雖然自殺對於刑事法律制度是無意義的，自殺的效力只作用於個人，不影響社會體系，但對自殺的幫助卻對社會體系產生無可否認的影響，這種行為對其他人的生命產生作用，第三人對自殺的干預（無論是誘導或幫助）對主體之間的關係產生影響，這是非法評價的前提。也就是第三人的干預將自殺這樣一個單純事實轉變成與社會體系有關的事實，也因此要接受社會規範和評價。正是因為幫助自殺的社會意義使得有必要採取刑事措施保護憲法利益和價值。當因幫助自殺而受處罰時，其並非是作為別人的非法行為的從犯而受處罰，而是因為自己的不法行為受處罰，某些人以不應處罰一個不受處罰的事實（自殺）的共犯作為理由反對處罰幫助自殺是站不住腳的。

在醫療協助提前死亡的程序中，並非是想終結生命的個體獨自的行為，而是醫療人員在由國家規制的框架內為個人提前死亡提供協助。第三者自願提供合作帶來了不同性質的問題，超越了想死亡的個人層面，涉及國家保護生命的義務。

（3）尊重立法者在特殊情況下平衡尊嚴與生命權保護

憲法法院認為，對於病人來說，在合資格的專業人士的幫助下死亡可能是他們的最後解脫，是對他們的存在作出重要決定的最後機會，立法者選取的是與個人自治形成最嚴重衝突的情形，這是關乎個人存在的關鍵決定的選擇和落實，也與其作為人的尊嚴有關。立法者明知在有限的情形下保護生命的義務與尊重個人自主存在衝突，其仍做出這樣的決定，這是基於在一個世俗、民主且有著多元的道德、倫理和哲學觀的社會中對人的理解，生命權不應變成在任何境況下生存的義務，倘不作此理解，是與有尊嚴的人的概念不相匹配的，人是有著自主和自由意識的主體，自己決定和自己負責，葡萄牙的憲法秩序正是建基於這一基礎。憲法法院直接引用某學者如下的見解，“將生命權絕對化表現為對所有安樂死行為不加區分地刑事化，這不可避免地摧毀每一位想作出就其存在來說最核心的決定的人的自主性。生命權這一基本權利是所有其它權利的前提，但這並不必然推出生命權永遠對其他權利有價值上的優先性。”毫不妥協地保護不願再生存的生命是不合適的，當完全不尊重個人自主意願時，又何談尊重生命的神聖性？得到憲法完全保護的是與自由相容的生命，因此生命權也包括自由地支配生命的權能。

法案是將特定條件下的醫療協助死亡除罪化，同時仍然維持一般性禁止應請求而殺人或幫助自殺，立法者是想為承受難以忍受的痛苦的人創造條件，使得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通過醫療人員的協助在安全的條件下提前死亡，同時使參與的醫療人員能免于被處罰。處於極大痛苦中的人自由地和有意識地選擇不再繼續生命，若選擇對生命作毫無例外的絕對保護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方案，因為將犧牲個人的自主權和尊嚴，把生命權變成一種痛苦生存的義務。提前死亡牽涉的並非是生與死的選擇，而是在不同死亡方式之間的選擇，是在一個長且痛苦的死亡過程和一個迅速且安寧的死亡過程之間的選擇。鑒於至少對於面對確定的死亡的病人來說承受痛苦是無任何意義的，因此只要確認滿足當事人事先充分瞭解病情、診斷及可替代的診療方式且在無任何壓力下做出決定的前提，那麼是由他人幫助抑或是自己執行注入致命物質是無關緊要的。

（4）醫療協助死亡非屬理想情形

儘管承認立法者有形成自由，但憲法法院認為立法者仍應遵守生命權保護所帶來的限制，國家在生命面前不是一個中立角色，必須保護生命。從憲法的角度來看，自願死亡並非是一個令人滿意亦非正常的解決辦法，也因此不應偏向自願死亡，真正應促進和保護的是生命和生命品質，直至生命終結。與歐洲某些憲法法院偏激進的立場不同，葡萄牙憲法法院認為由本人選擇的第三人協助死亡並非一種積極憲法利益，除非是在生命末期的當事人希望死亡但在缺乏説明的情況下無法實現、其被迫承受一切不願忍受的痛苦的情形，因牽涉的是當事人的尊嚴。

因此憲法法院認為協助死亡不應被正常化，應維持一般性禁止，但同時承認存在一些典型情況允許協助死亡是有正當理由且不應被處罰的。立法者在規範醫療協助提前死亡時除了應確保醫療人員自願合作之外，盡可能地保障申請人在過程中提出反對的權利，這也是為了保障他的自主權和生命權，避免其作出草率的或因社會家庭或其他壓力所採取的決定，總之只能在確保是真實表達自我決定的情況下進行醫療協助提前死亡。其次，生命權保護義務要求立法者對醫療協助死亡的條件採取嚴謹的立法規制，有權進行醫療協助死亡的情形應明確、可預見以及可控制，以確保法律確定性和安定性，保障醫療協助死亡能在憲法訂定的限制下進行。

綜合上述分析，憲法法院認為醫療協助死亡與憲法對生命權的保護不抵觸。

2. 法案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申請人認為法案運用高度不確定概念，將具體界定權授予主導醫生和專科醫生，不僅違反憲法對涉及限制基本權利的法律的要求，也違反憲法禁止授予對法律規定作出具有對外效力之解釋、填補、變更、中止或廢止之權力的規定，違背合法性原則以及罪刑法定原則。

憲法法院認為申請人提出的問題關係到在實施第2條第1款時的確定性和安定性，關係到能有效指導行為的規範力，根本上是一個法律保留以及規範密度的問題。法律確定性原則是民主法治國以及議會法律保留原則的重要支柱，這涉及在立法者和執行法律者之間所作的分工，應依照憲法的這一要求審查規範內容。“法律的準確或可確定性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緊密相關，法律規定須包括不可或缺的要件，使得作為法律執行者的行政機關無權決定法律規範的關鍵內容，否則就是違反了在立法與執法之間分權的原則。”

根據葡萄牙憲法第165條第1款b)項以及第18條第2款，權利、自由和保障及其限制的立法是在議會相對法律保留的範圍內，同樣地，為可能對權利所保護的利益造成確定和不可逆轉的損害的行為所設立的法律條件，也即醫療協助死亡的條件也屬於議會法律保留的範圍，應遵守法治國原則所要求的法應準確及可確定的標準。

憲法法院還指出這裡不單單涉及議會法律保留的問題，也涉及行政合法性原則問題，行政合法性預設了法律優先的前提，行政行為的授權法應有一定程度的密度，至少應制訂清楚的規定作為行政機關行動的法律指南和標準，這樣可以確保實施時的中立和避免獨斷，便於控制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以保護公民權利和利益。法案設置了一醫療和法律程序，作為行政機關的確認和評核委員會同樣也應受司法對其行為合法性的控制。因此，立法者（也只能是立法者）須為行政程序的各介入者訂定清晰和可確定的標準，以使得他們能夠做出有理由說明的、一致的以及可經質疑的決定。

第2條所確立的有權做出醫療協助死亡決定的前提包括“無法忍受的痛苦”、“根據醫學共識極其嚴重的確定損害或不可治癒且致命的疾病”。

就“無法忍受的痛苦”，申請人指出痛苦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但有關法律既未給出定義，亦未在其解釋及衡量痛苦的方面提供任何標準，因此無法保障法律的安定性。

憲法法院認為“痛苦”在立法中並不是新的詞彙。雖然痛苦是一種僅對主體存在的個人現象，但這不意味著痛苦是不可客觀化的，也不意味著痛苦不可以被他人理解，在其他國家就協助死亡的立法經驗中，從認知狀態到用藥體驗等方面訂定了一系列客觀的參考指標，可幫助排除那些基於對痛苦的錯誤判斷形成的並非認真的和已明瞭情況的意願。而且儘管“無法忍受的痛苦”這一概念比較寬泛，但在具體個案中透過醫學準則的適用仍是可以且應該客觀化及被證實的，並非不可確定，其解釋和適用由適格的且遵守醫學常規的醫療衛生專業人員負責。也即，儘管概念是不確定的，但並非不可確定，相反是可確定的，而且在由醫療人員適用的臨床情形下用帶有開放性的概念是適當的，也因此不能說其違反憲法所要求的規範密度。

就第二個要件“根據醫學共識極其嚴重的確定損害”，合憲審查申請中指出這裡並未提及損害是否須達到致命的程度，因此不理解為何會在這種情況下引出提前死亡的問題，因為這樣的損害並不一定必然導致死亡。

憲法法院指出這裡的確定可解釋為永久的及不可逆轉的損害，但極其嚴重的損害如何理解？立法者並沒有提供任何特徵用於判斷是否極其嚴重，要依據醫學共識也未讓該規範變得可確定。在比較法上就是否必須是致命的情形才導致可選擇安樂死並未存在共識，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並未要求接受安樂死的病人有致命疾病或處於生命最後階段，而美國的一些州則有此要求。之所以作出不同的規範選擇反映了各國立法者在保護生命與病人個體自決權衝突時對不同價值所做的考量。也正因為如此，憲法法院認為立法應清晰明確，這樣才能讓在憲法第24條所規定的生命權不可侵犯的規範下對其是否合乎憲法的裁量同樣清晰無誤。

因此憲法法院認為“極其嚴重的損害”是可以進一步充實的，也是應該要求進一步充實內容的，在其他法律中曾出現過以肉體傷害或功能性的損害為標準，又或以臨時的或永久的工作能力的損害為標準，而醫療協助提前死亡是一個欲作出規範的新事物，為此確定相關表述的意義是極其重要的。

關於“根據醫學共識”，憲法法院認為這既不增加也不減少這一條件的不可確定性，甚至是多餘的，因為整個程序要求多位醫療人士介入去核實是否滿足醫療協助提前死亡的條件，本身構成包括診斷和預後的醫療行為，而醫療行為本來即應遵循醫學界普遍承認的醫學常規進行。

憲法法院因此判定“根據醫學共識極其嚴重的確定損害”是不可確定的，不能為法律執行訂定可預見的和可控制的指引，存在明顯的規範密度不足的瑕疵，因此違反了憲法第165條第1款b)項的法律確定性和法律保留原則。

3. 異議意見

這一判決非常複雜，在憲法法院內部有很大的分歧，是以七比五通過的，除院長外，其餘法官都作了投票聲明。

在五個投反對票的法官中，四個法官不同意法院回避在生命權和人格自由發展權之間尋求平衡這一關鍵問題，認為多數意見建立在對生命權近乎絕對化的理解的前提上，沒有對人格自由發展權作充分的深化。他們也不同意“根據醫學共識極嚴重的確定損害”違反了確定性原則，指出刑法典有很多類似的通過醫生和病人互動和對話能夠確定的概念，都同屬可確定的不確定概念，憲法法院實質上不接受的是立法者所決定的非致命性的嚴重損害也可申請醫療協助提前死亡的立場，是不同意法案所涵蓋的範圍，認為範圍過寬導致不合憲，但卻並未在裁判中明確這一立場。最後一個投反對票的法官對該議題持極端自由主義的立場，其同意該法案違憲，但不同意違憲的理由，認為該法案讓專家去決定某人是否符合由法律規定的停止生存的條件，為人格自由發展權設置了過度的限制，而且認為憲法法院的違反法律確定性的立場為立法者設定了過重的負擔，立法者很難找到其他精確的又不乏靈活性的概念。

在投贊成票的法官中，有四個法官在聯合撰寫的投票聲明中對裁判認為醫療協助死亡不違憲表示了異議。他們指出該法案實質是在法律體系中引入本人請求死亡的條件，這是用國家權力訂定誰有權將其生命終結，國家透過一特定程序核實條件及積極參與追求死亡後果的達成，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應該由國家制定標準以許可處於某些情形中的人提前死亡的申請，這恰恰反映了國家的家長式風格，怎麼能視其為自由或個人自決權的新的範式？有關立法是在給出一個信號，即某些類別的人因其生理和心理條件使得他們有資格獲國家為其提供死亡選項，與保護相反，做的是排除，這既是對生命權的侵犯，又扭曲了人的尊嚴原則，也因此認為該法案違憲。

該四名法官強調生命權先於憲法存在，對生命權的保護並不只是為了個人的意願和利益，它同樣是為了共同體的價值，生命具有作為共同體的最高利益的性質，這是生命權是不可中止適用的原因，也要求國家負擔尊重和保護生命權的義務，但這種尊重和保護僅限於生命，而不包括死亡的權利。生命權的自身性質使得其不容易與將其相對化的行動相容，不容易為其他價值妥協。儘管某些國家認為醫療協助提前死亡屬於個人自由和自我決定權的範圍，但對於面對生命結束的殘酷現實或面對不能自主和無希望的生活的這些人們，當他們選擇範圍中包括死亡這個選項，可能真正促使其作出決定的是外部因素帶來的焦慮和絕望。實質上，身體和精神處於極度弱勢的人，自由選擇並不能為其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是明顯地將不可侵犯的生命權相對化，這是不可容忍的，這將摧毀憲法第24條生命權構築的保護之牆。問題是這種對人的生命的相對化及對其內在價值的減損是隱性的，因為它創設了人要證明自己存在的正當性的責任，這種責任可能使得存在變得不可承受又或不具正當性，為某類人提供死亡的選擇可等於讓其有更多的理由去死，這就是規制安樂死面臨的核心問題。

這些法官認為相對于合法化安樂死，紓緩治療是對所面臨問題更好的回答。在不同權利和價值產生衝突時，因生命權不可侵犯且是一個整體，不應選擇永遠地消滅法益，唯一的平衡方案仍是重視生命，減輕身體或精神痛苦，即使最後努力的結果是無價值的，即死亡，但至少是自然死亡，而非提前死亡。

在議會、總統和憲法法院的合力下，葡萄牙《醫療協助死亡法》有以下幾個特點：

（1）將安樂死與醫療幫助自殺合併在同一個法律中處理，兩者適用同一個行政程序，但要求只能在病人的身體條件不允許實施醫療幫助自殺的情況下才能實施安樂死。

（2）不要求必須患有致命疾病，也不要求預計生存時間有限，申請醫療協助死亡的前提更著重於當因患嚴重且不可治癒的疾病或極嚴重的確定損害引起的痛苦的程度，而這與西班牙和哥倫比亞對安樂死和醫療幫助自殺的立場一致。

（3）整個行政程序至少有六次要求病人書面確認其維持最初想進行醫療協助死亡的意願，如病人在任一階段改變意願都會導致終止程序。而且當病人在實施醫療協助死亡之前成為無意識狀態，將導致中止程序，在病人恢復清醒意識及維持醫療協助死亡意願前不會再實施。

而關於憲法法院對該法律的事先合憲性審查，筆者認為有以下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與德國和奧地利憲法法院的立場迥異，葡萄牙憲法法院並未以人格發展權為依據一般性地承認死亡自決權為基本權利，其認為自願死亡並非憲法保護的積極利益，且協助死亡已經超越自殺的層面，對協助死亡的懲罰機制建基於協助死亡行為本身的社會意義，幫助自殺並非從屬於自殺，贊成維持一般性地禁止應被害人請求殺人以及幫助自殺，但又認為在極特殊的情況下將協助死亡合法化，是憲法所允許的，當人的自主權與生命權衝突時，為保護人的尊嚴和自我決定的自由而對生命權保護制度作一定限制，立法者對此有立法形成自由。

德國憲法法院認為死亡自決權存在與個人生存的任何階段，個人必須基於自主認知來決定是否結束生命，不應以嚴重或無法治癒的疾病抑或處於生命的某個階段作為其限制，葡萄牙憲法法院仍堅持將其作為可以容忍的在特定例外情形下對生命權所作的限制。的確，如將死亡視為基本權利，在邏輯上很容易推導出這一權利不僅為末期患者所享有，也由全體公民享有，難以證明為何能將其限制適用於生命或疾病的某些階段。

其次，葡萄牙憲法法院在判決中非常強調國家保護生命的義務。將醫療協助死亡非刑事化是縮小生命的刑法保護範圍，但以行政程序和組織保障取代，應確保啟動程序的前提以及程序的各步驟都嚴謹而適當，從而確保病人得以自由和清醒地形成自我意志，這些都是保護生命的措施。

另外，葡萄牙在2012年制定了第52/2012號法律《紓緩治療綱要法》，規定患有嚴重或不可治癒的疾病且處於晚期及病情發展階段的病人享有紓緩治療權，而醫療協助死亡法要求主導醫生應向病人提供關於紓緩治療的信息，以及明確規定如果病人願意選擇紓緩治療，要始終保障他們能夠獲得紓緩治療。這說明葡萄牙將紓緩治療和醫療輔助死亡視為互補的，而並非可相互取代的。自我決定意味著有作選擇的可能性，作選擇的前提是實質上存在選項，沒有選擇就沒有真正的自由，在合法化醫療協助死亡的同時，也應保障病人有選擇紓緩治療的權利，且紓緩治療權不應只停留在條文規範上,應確保權利能被實現，這是保護生命義務的另一個面向。

最後，因為涉及生命權，憲法法院對相關法律的內容作了嚴格的合憲性審查。對權利所作的重大決定應由立法者自己作出，而不能留待法律的行政實施或司法實施階段，也就是立法者必須制定清晰和精確的規範，以使得規範對象能夠預測法律規範的效力和作出合法行為。因為對法的確定性的標準要求較高，相應的合憲性審查的強度也較高，因此有學者評價有關判決是平衡的決定，也是嚴格審查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