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佑武、李步雲：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論綱

中國的基本國情和歷史文化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的基本前提，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和主體性。離開這個前提，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沒有任何意義。因此，人權的歷史文化內涵是詮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的基本著力點，在此基礎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具有原創性的基本範疇與具有科學性的基本內涵得到不斷豐富發展。

　　（一）自主性

　　正如習近平所言：“我們發展人權事業，不是以西方所提的那個標準為圭臬。不論發展到什麼階段，我們的人權事業都要按照我國國情和人民需求來發展，達到了我們確立的目標和水平就是好的，不需要向西方看齊，不需要西方來評判！”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在基於我國國情和人民需求發展人權事業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自主性是其鮮明的特征。概言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自主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與西方人權知識體系有本質區別。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人權觀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最新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權問題的基本立場、觀點與方法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遵循。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是從我國實際出發生成建構的人權知識體系，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進步性，體現了新時代的人權需求與人權理念，與西方人權知識體系存在本質上的區別。第二，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源自中國實踐。西方的人權標準及其政治化傾向在某一歷史階段或某些時候可能會或多或少影響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建構進程，但不可能從根本上左右或決定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自主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建構完全取決於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和人民需求。第三，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於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之中。從根本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思路。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也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發展完善的歷史過程。當前，推進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引。

　　（二）主體性

　　人的主體性貫穿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中，是我國古代尊重人權的特質所在。在傳承堯、舜、禹等先賢的寶貴思想基礎之上，儒家文化認為天地之間，人是最高貴的，並將這一理念延續發展並實踐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思想觀念層面體現為“仁”。孔子一生政治抱負與追求就是“克己復禮以為仁”。孔子的學生樊遲問他“仁”是什麼？孔子回答“仁”就是“愛人”。一次孔子家中著火，孔子首先關心的就是人有沒有受傷，問到“傷人乎？”同時，孔子對於將人作為殉葬品的傳統予以嚴厲批判，怒斥道：“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對於用木偶人替代真人殉葬，孔子同樣持反對意見，表明了他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與關愛。孔子的仁愛思想對後世儒家影響深遠，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內核。儒家文化中的人的主體性觀念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在本質上具有高度契合性。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生根發芽、發展壯大在於其本質上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高度契合之處，因此二者能有機結合，並且這一結合不僅改變了中國，同時也改變了世界。儒家文化人權觀念中人的主體性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中人民的主體地位便是最鮮明的體現。因此，我們應在馬克思主義人權觀指導下，充分挖掘中國儒家傳統人權資源，從我國實際出發推動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

　　（三）原創性

　　從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的基本範疇來看，原創性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基本特征。沒有原創性，就無所謂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原創性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命力所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在人權概念範疇體系、人權歷史範疇體系、人權屬性範疇體系、人權實現範疇體系以及人權學科範疇體系上取得全面發展，人權基礎理論中的一些具有原創性的基本範疇或概念逐步建構起來。這些基本範疇與概念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與當代中國實際結合密切，充分彰顯了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的歷史成就。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是以人權與主權關係為核心展開。人權與主權關係是當代中國人權知識體系一個具有原創性的重要範疇，對其研究集中體現在對西方提出的“人權高於主權”命題的批判之中。中國人權研究會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所謂的‘人權高於主權’，這是什麼樣的人權？只能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權觀和人權模式。因此，所謂‘人權高於主權’，實際上就是要世界所有國家照搬西方的人權觀和人權模式。”這就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問題意識所在，既是源自對西方人權觀和人權模式輸出的反應，更是對西方人權政治化挑戰的應對，由此提出我們在人權問題上具有重大原創性的基本立場與觀點。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迎來新的歷史發展契機，人權研究重大主題實現了從人權與主權的關係向全球人權治理的重大飛躍，全球人權治理成為新時代人權研究的重要範疇。

　　（四）科學性

　　從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的基本內涵來看，科學性是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從體系結構邏輯來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包括人權學科體系、人權學術體系和人權話語體系三大體系。科學性不僅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學科特征，也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學科發展邏輯。據此邏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要堅持以人權學科建設為中心，堅持人權研究與人權教育相結合，推動人權學術體系和人權話語體系全面發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有賴於創新發展當代中國的人權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並進一步釐清三者的歷史語境與內在邏輯，使得三者在闡述中國和世界人權事業發展進步方面更具有合理性、公平性及說服力，充分彰顯當代人權文明的中國成就。首先，中國人權學科體系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學科基礎。只有人權學科得到不斷夯實，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才有意義。同時，當代中國人權學科不能止步不前，應當與時俱進，向具有自主知識體系的人權一級學科方向發展。其次，中國人權學術體系是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理論支撐。發展中國人權學術體系是指對包括人權主體、內容、屬性、形態、本原、本質以及人權實現等人權基礎理論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理論研究，提煉原創性概念，形成中國特色人權理論。最後，中國人權話語體系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表現形式，是當代中國關於人權的話語表達，充分彰顯當代中國在人權問題上基本立場、觀點與方法。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本質上就要求不斷提升中國人權話語的國際影響力，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1世紀是人權的世紀，是人權知識不斷發展和人權理念廣為傳播的世紀。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之前，人類社會的人權知識體系整體上是西方的人權知識體系，西方的人權話語基本上主導了全球人權治理的歷史進程。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產生發展，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與時代特征，充分彰顯新時代人權保障價值取向與人權事業發展新方向。

　　（一）時代意義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生成建構就是人類社會人權知識體系產生發展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表明人類社會對於人權認知的深入與發展，標志人權文明進入新時代。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產生之前，人權觀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權觀，人權模式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權模式，人權話語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權話語。因此，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產生之前西方人權觀及其話語體系具有不言而喻的正當性，代表了一定歷史階段人類社會的人權認知水平，談到人權基本上就是在闡述西方的人權觀念。在此語境下，當代中國談人權必然“談虎色變”，人權成為較為敏感的詞彙。鑒於中西方意識形態領域的差異，人權也自然而然地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所以抵觸或排斥人權就成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產生之前自然而然的歷史選擇。然而歷史已經證明，一味地排斥或不承認人權只會使自己越來越被動，也只會導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權衛士”優越感與日俱增。所以，在人權問題上爭取主動性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時代課題，不能被西方國家一直牽著鼻子走。實際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是在思考如何“對付人權”的視野下展開。

　　（二）理論意義

　　近代中國歷史說明，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勢在必行，有其必要性和緊迫性。無論是擺脫西方知識體系的話語控制以維護意識形態安全，還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以增強文化自信，都必須著眼於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其中，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尤為關鍵，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集中彰顯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價值。首先，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可以為擺脫西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話語的控制奠定理論基礎。改革開放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將人權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目的就在於輸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達到干涉我國內政的政治目的。通過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中國特色人權理論形成，當代中國人權觀將在國際社會廣為傳播，當代中國人權話語權也將會得到有效提升，這也充分地說明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理論價值與意義。其次，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可以為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奠定理論基礎。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權事業發展的關鍵所在，這條道路形成於實踐之中，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可以闡釋這條道路的科學性、合理性及必要性，套用西方人權觀或人權話語只能適得其反。最後，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可以為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提供理論指導。當前全球人權治理面臨嚴峻挑戰，如何有效地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形成更加合理、公正、包容的國際秩序有賴於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發展與完善。因此，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既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的迫切要求，又是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意涵。構建好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能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發展完善起到積極促進作用。

　　（三）法治意義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與當代中國法治建設密切關聯、相互依賴、共同發展。尤其在全面依法治國歷史階段，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獲得長足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係人民幸福安康，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正如習近平所言“必須堅持法治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權益。……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樂業。”說到底，就是法治的真諦在於尊重和保障人權。實際上，在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的歷史背景下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與人權保障之間已經高度融合，講法治必談人權，談人權必講法治，加強人權法治保障成為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的歷史進程，就是人權保障不斷被強調的歷史進程，就此而言全面依法治國就是要求全面保障人權。由此，全面依法治國保障什麼樣的人權？這個問題在全面依法治國發展進程之中被凸顯出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建構回應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之問，科學闡釋了全面依法治國與全面保障人權之間的內在關係，揭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人權戰略。在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視野之下，在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之中，法治的人權保障價值與人權的法治保障方式業已呈現高度融合態勢，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依法保障人權成為當代中國人權事業發展和法治事業發展所達成的基本價值共識，成為當代中國人權事業和法治事業的基本特征。

　　（四）強國意義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理論支持和思想指導，不斷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現代國家基本上都尊重、促進與保障人權，“現代國家承認人權同古代國家承認奴隸制是一個意思。……它用宣布人權的辦法從自己的方面承認自己的出生和自己的基礎。”換言之，人權是現代國家的立國基礎，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國家表明自己不承認人權。關鍵在於，每一個現代國家對人權的理解與解釋都會或多或少與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政治發展水平等有關。例如，西方人權觀和西方人權模式體現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人權的認知水平。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正式寫入我國憲法，這也成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重要內涵，成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間的內在邏輯與有效連接。從這個邏輯出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然要求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保駕護航。

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生成建構進程也是價值觀不斷調整與轉變的過程，生動體現了歷史之變、時代之變。必須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發展過程之中，除了當代中國人權研究主題發生重大飛躍外，基本觀念、人權行動、人權實質以及人權學科建設等價值取向上都實現重大飛躍，豐富發展了中國人權知識體系的科學內涵。

　　（一）人權觀念價值取向上的重大飛躍

　　改革開放之初，基於對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的錯誤判斷與美國“人權外交”的壓力，“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一度甚囂塵上。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口號》一文，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從來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戰鬥旗幟，該文主張不能把“人權”這個資產階級的破爛武器搬來作為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良藥。還有學者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和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再提出“尊重人權”“爭人權”的口號，實際上是向黨和政府“示威”，是意味著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去。因此，在改革開放之初，“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支持者大有人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於人權的認知。直到1991年11月《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發布，隨著黨和政府對人權的明確肯定，“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才被否定，但對於人權問題仍然較為敏感。以2004年3月14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入憲為界，人權觀念價值取向實現了由“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向“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大飛躍。“人權”入憲既是社會發展矛盾沖突的結果，也是一種新的普遍性價值取向的達成，表明人們的人權意識發生重大變化。

　　（二）人權行動價值取向上的重大飛躍

　　改革開放在人權行動上實現由“社會自覺”向“國家計劃”的重大飛躍。盡管我國長期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但在人權保障上一直沒有整體計劃，而是社會的自覺行動，“社會自覺”是其精神內核。在這一觀念指導下，國家作為人權保障的義務主體角色長期缺位，因此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我國的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緩慢。這一局面的改變始於2009年。這一年的4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發布《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權為主題的規劃。該計劃規定了2009-2010年中國政府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的工作目標和具體措施，具體內容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保障，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老年人和殘疾人的權利保障，人權教育和國際人權義務的履行及國際人權領域交流與合作等內容。自2009年以來國家先後發布四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有效地促進人權事業發展進步。人權行動價值取向由“社會自覺”向“國家計劃”的重大轉變表明了國家人權義務主體的歸位，國家在當代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三）人權實質價值取向上的重大飛躍

　　在人權實質上實現對抗性向和諧性的重大觀念轉變，在人權上的交流互鑒、合作共贏正成為新的共識。改革開放之初，人權的敏感性與人權對抗性是聯繫在一起的，人權長期被視為是權利與權力對抗與沖突的代名詞，因而人們對人權諱莫如深。因此，改革開放以來人權一直存在一個脫敏的問題，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的進程實際上也是逐步脫敏的曆程。從發展上看，1991年《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的發布、1997年人權寫入黨的大會報告、2004年人權入憲等都起到了脫敏的效果，對人權意識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黨的十八大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發展了中國傳統“和”文化觀念，彌補了古典人權理論的內在缺陷，主張以和為貴，與人為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同文明之間和而不同、交流互鑒，促進各國人權交流合作，強調人權的和諧性。人權的和諧性是對人權對抗性的重大發展，體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人權實質問題上認識的深度與廣度。人權和諧性的內在邏輯是，以團結促合作，以合作促發展，以發展促人權，這與人權對抗性理念存在顯著差異。

　　（四）人權學科價值取向上的重大飛躍

　　人權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發展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一項重要成就。當代中國人權學科的發展始於改革開放，得益於人權研究與教育的開展。2000年以來，人權法學逐步發展起來，成為我國人權學科發展的主要表現形式，對我國人權法治事業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我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全球人權治理面臨嚴峻挑戰，這一時代背景對我國人權學科建設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為了占據全球人權治理的學科制高點，適時推動設置人權一級學科成為新的歷史趨勢。在此歷史背景下，作為人權一級學科的人權學應運而生，成為人權學科在當代中國新的學科表現形式。因此，當代中國的人權學科也實現由人權法學向人權一級學科的重大飛躍。

　　必須指出的是，隨著我國人權事業的全面、系統與深入發展，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在價值取向上的發展變化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僅僅拘於上述幾個方面或幾個領域價值取向的重大飛躍，例如，在人權研究態度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實現了由“對付人權”向“理論建構”的重大飛躍。我們今天有意識地建構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再如，在人權保障上，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實現了由“底氣不足”向“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重大飛躍，這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國際國內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條件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所致。如此等等。

人權是歷史的、具體的與現實的，因此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不可能脫離歷史的、具體的與現實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條件而獨立存在。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要求，集中彰顯了這一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水平。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只有遵循歷史文化邏輯、人類文明邏輯、思想指導邏輯以及法治保障邏輯等等邏輯，才能使得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一）歷史文化邏輯

　　在歷史文化邏輯上，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做到“五個堅持”，即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以及堅持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首先，必須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一個國家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最有發言權。”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本身就是一個人權問題，是中國人民發言權的體現。其次，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把為人民謀幸福、為人類謀發展作為奮鬥目標。”中國共產黨在推動中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的同時創新發展了當代中國人權理論的時代內涵，充分彰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復次，堅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人民性是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最顯著的特征。我們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充分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人民成為人權事業發展的主要參與者、促進者、受益者，切實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再次，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我們把人權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從我國國情和人民要求出發推動人權事業發展，確保人民依法享有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人權。最後，堅持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滿人文精神，以尊重人為核心，集中彰顯人的主體價值。我們必須把人權的普遍性與傳統優秀文化的這種人文精神相結合，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形成符合時代潮流的人權文化。

　　（二）人類文明邏輯

　　在人類文明邏輯上，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是創新發展人類人權文明的必然要求，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彰顯人類人權文明發展的歷史方位及其價值取向。豐富發展人權文明多樣性，共同推動人權文明發展進步。首先，人類整體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基本立足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這一視域差異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哲學立場的根本分歧。”人類作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起點，也是對《世界人權宣言》所承載的人權主體觀念的發展。其次，人類的共同安全與共同發展是中國人權知識建構的重要內容。這是因為，當代世界人類共同安全問題日益突出，攸關人類的前途與命運，影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沒有人類的共同安全，人類的生存權與發展權就不可充分實現。而沒有共同發展，局部的或片面的發展都是不充分的發展，都有可能危及人類的安全與生存。再次，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是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建構的本質。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但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利益，並不是所有利益都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只有共同利益才值得人們去追求。在正義維度，正義作為人權的本質是對道德觀念的凝練與提升，體現了人權本質的價值內涵。然而人類的價值追求是多元的，只有共同價值才是值得承認與維護的。最後，人類的人權實現是各個國家的共同義務。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人類的人權實現絕非一國之功，而應是各國共同之責。各國應拋棄前嫌，在人權問題上攜手並進，共同致力於人類社會人權事業的健康發展。

　　（三）思想指導邏輯

　　在思想指導邏輯上，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論述指導人權事業發展，以習近平法治思想與人權論述指導人權法治建設，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首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走對路。如果路走錯了，甚至南轅北轍，那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就沒有任何意義。而要走對路，則必須以正確的思想作為指導。如果指導思想不正確，道路必然就會迷失方向。所以，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其次，以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論述指導人權事業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尊重和保障人權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創新發展是其鮮明時代特征，體現在人權的義務主體、發展道路、核心理念、首要人權、戰略部署、統籌推進、特定群體人權保障、人權的法治保障及全球人權治理之中。深入解讀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的創新內涵，不僅有利於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進步，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發展進步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再次，以習近平法治思想與人權論述指導人權法治建設。習近平法治思想與人權論述交相輝映、相互促進，為新時代加強人權法治保障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最後，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促進全球人權治理改革。針對當前全球人權治理的亂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際上已經揭示了全球人權治理的中國方案，即以生存發展為條件，以和平安全為前提，在尊重和保障各國主權基礎上促進全球人權治理。

　　（四）法治保障邏輯

　　在法治保障邏輯上，構建中國人權知識體系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依法保障人權。法治是人權最有效的保障，人權是法治最根本的目的。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必須立足於所有人的所有人權的保障，必須不斷創新發展人權理論、不斷推動人權實踐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在人權法治保障上強調法治的人權保障價值與人權的法治保障方式有機統一，使得人權法治的內涵日益完善、人權法治事業的發展更加欣欣向榮。黨的十八大尤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全面依法治國的人權戰略基本形成並持續推進，取得顯著成就。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強人權法治保障”，為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當代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與法治事業的發展高度融合。總之，在法治軌道上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的康莊大道上，我們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權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環節，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保障公民參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基本政治權利，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各方面權利，不斷提升人權法治化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