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佑武、李步云：中国人权知识体系论纲

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的基本前提，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离开这个前提，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人权的历史文化内涵是诠释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的基本着力点，在此基础上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具有原创性的基本范畴与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发展。

　　（一）自主性

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发展人权事业，不是以西方所提的那个标准为圭臬。不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我们的人权事业都要按照我国国情和人民需求来发展，达到了我们确立的目标和水平就是好的，不需要向西方看齐，不需要西方来评判！”因此，中国人权知识体系是在基于我国国情和人民需求发展人权事业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自主性是其鲜明的特征。概言之，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人权知识体系与西方人权知识体系有本质区别。中国人权知识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遵循。因此，中国人权知识体系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生成建构的人权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进步性，体现了新时代的人权需求与人权理念，与西方人权知识体系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第二，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源自中国实践。西方的人权标准及其政治化倾向在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些时候可能会或多或少影响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建构进程，但不可能从根本上左右或决定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建构完全取决于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和人民需求。第三，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从根本而言，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思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当前，推进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

　　（二）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贯穿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是我国古代尊重人权的特质所在。在传承尧、舜、禹等先贤的宝贵思想基础之上，儒家文化认为天地之间，人是最高贵的，并将这一理念延续发展并实践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思想观念层面体现为“仁”。孔子一生政治抱负与追求就是“克己复礼以为仁”。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他“仁”是什么？孔子回答“仁”就是“爱人”。一次孔子家中着火，孔子首先关心的就是人有没有受伤，问到“伤人乎？”同时，孔子对于将人作为殉葬品的传统予以严厉批判，怒斥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对于用木偶人替代真人殉葬，孔子同样持反对意见，表明了他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与关爱。孔子的仁爱思想对后世儒家影响深远，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儒家文化中的人的主体性观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在本质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在于其本质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契合之处，因此二者能有机结合，并且这一结合不仅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儒家文化人权观念中人的主体性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人民的主体地位便是最鲜明的体现。因此，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指导下，充分挖掘中国儒家传统人权资源，从我国实际出发推动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

　　（三）原创性

从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的基本范畴来看，原创性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没有原创性，就无所谓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原创性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命力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在人权概念范畴体系、人权历史范畴体系、人权属性范畴体系、人权实现范畴体系以及人权学科范畴体系上取得全面发展，人权基础理论中的一些具有原创性的基本范畴或概念逐步建构起来。这些基本范畴与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当代中国实际结合密切，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历史成就。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是以人权与主权关系为核心展开。人权与主权关系是当代中国人权知识体系一个具有原创性的重要范畴，对其研究集中体现在对西方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命题的批判之中。中国人权研究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这是什么样的人权？只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和人权模式。因此，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实际上就是要世界所有国家照搬西方的人权观和人权模式。”这就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的问题意识所在，既是源自对西方人权观和人权模式输出的反应，更是对西方人权政治化挑战的应对，由此提出我们在人权问题上具有重大原创性的基本立场与观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迎来新的历史发展契机，人权研究重大主题实现了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向全球人权治理的重大飞跃，全球人权治理成为新时代人权研究的重要范畴。

　　（四）科学性

从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的基本内涵来看，科学性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从体系结构逻辑来看，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包括人权学科体系、人权学术体系和人权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科学性不仅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学科特征，也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发展逻辑。据此逻辑，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要坚持以人权学科建设为中心，坚持人权研究与人权教育相结合，推动人权学术体系和人权话语体系全面发展。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有赖于创新发展当代中国的人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并进一步厘清三者的历史语境与内在逻辑，使得三者在阐述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进步方面更具有合理性、公平性及说服力，充分彰显当代人权文明的中国成就。首先，中国人权学科体系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的学科基础。只有人权学科得到不断夯实，建构中国人权知识体系才有意义。同时，当代中国人权学科不能止步不前，应当与时俱进，向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权一级学科方向发展。其次，中国人权学术体系是建构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理论支撑。发展中国人权学术体系是指对包括人权主体、内容、属性、形态、本原、本质以及人权实现等人权基础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理论研究，提炼原创性概念，形成中国特色人权理论。最后，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表现形式，是当代中国关于人权的话语表达，充分彰显当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本质上就要求不断提升中国人权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人权治理改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1世纪是人权的世纪，是人权知识不断发展和人权理念广为传播的世纪。在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之前，人类社会的人权知识体系整体上是西方的人权知识体系，西方的人权话语基本上主导了全球人权治理的历史进程。因此，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产生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与时代特征，充分彰显新时代人权保障价值取向与人权事业发展新方向。

　　（一）时代意义

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生成建构就是人类社会人权知识体系产生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表明人类社会对于人权认知的深入与发展，标志人权文明进入新时代。在中国人权知识体系产生之前，人权观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权观，人权模式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权模式，人权话语基本上是西方的人权话语。因此，在中国人权知识体系产生之前西方人权观及其话语体系具有不言而喻的正当性，代表了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人权认知水平，谈到人权基本上就是在阐述西方的人权观念。在此语境下，当代中国谈人权必然“谈虎色变”，人权成为较为敏感的词汇。鉴于中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人权也自然而然地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所以抵触或排斥人权就成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产生之前自然而然的历史选择。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一味地排斥或不承认人权只会使自己越来越被动，也只会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权卫士”优越感与日俱增。所以，在人权问题上争取主动性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不能被西方国家一直牵着鼻子走。实际上，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就是在思考如何“对付人权”的视野下展开。

　　（二）理论意义

近代中国历史说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势在必行，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无论是摆脱西方知识体系的话语控制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还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增强文化自信，都必须着眼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其中，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尤为关键，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集中彰显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价值。首先，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可以为摆脱西方人权观和西方人权话语的控制奠定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目的就在于输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达到干涉我国内政的政治目的。通过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形成，当代中国人权观将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当代中国人权话语权也将会得到有效提升，这也充分地说明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理论价值与意义。其次，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可以为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奠定理论基础。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条道路形成于实践之中，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可以阐释这条道路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必要性，套用西方人权观或人权话语只能适得其反。最后，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可以为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有效地促进全球人权治理改革、形成更加合理、公正、包容的国际秩序有赖于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因此，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既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的迫切要求，又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意涵。构建好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就能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完善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三）法治意义

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密切关联、相互依赖、共同发展。尤其在全面依法治国历史阶段，中国人权知识体系获得长足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如习近平所言“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说到底，就是法治的真谛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实际上，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历史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之间已经高度融合，讲法治必谈人权，谈人权必讲法治，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的历史进程，就是人权保障不断被强调的历史进程，就此而言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求全面保障人权。由此，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什么样的人权？这个问题在全面依法治国发展进程之中被凸显出来。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建构回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之问，科学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保障人权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人权战略。在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视野之下，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之中，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业已呈现高度融合态势，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依法保障人权成为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和法治事业发展所达成的基本价值共识，成为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和法治事业的基本特征。

　　（四）强国意义

中国人权知识体系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持和思想指导，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国家基本上都尊重、促进与保障人权，“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它用宣布人权的办法从自己的方面承认自己的出生和自己的基础。”换言之，人权是现代国家的立国基础，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表明自己不承认人权。关键在于，每一个现代国家对人权的理解与解释都会或多或少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政治发展水平等有关。例如，西方人权观和西方人权模式体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人权的认知水平。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正式写入我国宪法，这也成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重要内涵，成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间的内在逻辑与有效连接。从这个逻辑出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保驾护航。

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生成建构进程也是价值观不断调整与转变的过程，生动体现了历史之变、时代之变。必须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发展过程之中，除了当代中国人权研究主题发生重大飞跃外，基本观念、人权行动、人权实质以及人权学科建设等价值取向上都实现重大飞跃，丰富发展了中国人权知识体系的科学内涵。

　　（一）人权观念价值取向上的重大飞跃

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错误判断与美国“人权外交”的压力，“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一度甚嚣尘上。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口号》一文，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旗帜，该文主张不能把“人权”这个资产阶级的破烂武器搬来作为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良药。还有学者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提出“尊重人权”“争人权”的口号，实际上是向党和政府“示威”，是意味着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支持者大有人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于人权的认知。直到1991年11月《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布，随着党和政府对人权的明确肯定，“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才被否定，但对于人权问题仍然较为敏感。以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入宪为界，人权观念价值取向实现了由“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大飞跃。“人权”入宪既是社会发展矛盾冲突的结果，也是一种新的普遍性价值取向的达成，表明人们的人权意识发生重大变化。

　　（二）人权行动价值取向上的重大飞跃

　　改革开放在人权行动上实现由“社会自觉”向“国家计划”的重大飞跃。尽管我国长期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在人权保障上一直没有整体计划，而是社会的自觉行动，“社会自觉”是其精神内核。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国家作为人权保障的义务主体角色长期缺位，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的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缓慢。这一局面的改变始于2009年。这一年的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规划。该计划规定了2009-2010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具体内容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人权教育和国际人权义务的履行及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等内容。自2009年以来国家先后发布四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有效地促进人权事业发展进步。人权行动价值取向由“社会自觉”向“国家计划”的重大转变表明了国家人权义务主体的归位，国家在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三）人权实质价值取向上的重大飞跃

　　在人权实质上实现对抗性向和谐性的重大观念转变，在人权上的交流互鉴、合作共赢正成为新的共识。改革开放之初，人权的敏感性与人权对抗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权长期被视为是权利与权力对抗与冲突的代名词，因而人们对人权讳莫如深。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人权一直存在一个脱敏的问题，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进程实际上也是逐步脱敏的历程。从发展上看，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布、1997年人权写入党的大会报告、2004年人权入宪等都起到了脱敏的效果，对人权意识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了中国传统“和”文化观念，弥补了古典人权理论的内在缺陷，主张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同文明之间和而不同、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权交流合作，强调人权的和谐性。人权的和谐性是对人权对抗性的重大发展，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人权实质问题上认识的深度与广度。人权和谐性的内在逻辑是，以团结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这与人权对抗性理念存在显著差异。

　　（四）人权学科价值取向上的重大飞跃

人权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的一项重要成就。当代中国人权学科的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得益于人权研究与教育的开展。2000年以来，人权法学逐步发展起来，成为我国人权学科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对我国人权法治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这一时代背景对我国人权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为了占据全球人权治理的学科制高点，适时推动设置人权一级学科成为新的历史趋势。在此历史背景下，作为人权一级学科的人权学应运而生，成为人权学科在当代中国新的学科表现形式。因此，当代中国的人权学科也实现由人权法学向人权一级学科的重大飞跃。

必须指出的是，随着我国人权事业的全面、系统与深入发展，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在价值取向上的发展变化是全方位的，而不是仅仅拘于上述几个方面或几个领域价值取向的重大飞跃，例如，在人权研究态度上，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实现了由“对付人权”向“理论建构”的重大飞跃。我们今天有意识地建构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再如，在人权保障上，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实现了由“底气不足”向“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重大飞跃，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致。如此等等。

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与现实的，因此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具体的与现实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条件而独立存在。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集中彰显了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只有遵循历史文化逻辑、人类文明逻辑、思想指导逻辑以及法治保障逻辑等等逻辑，才能使得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一）历史文化逻辑

在历史文化逻辑上，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必须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以及坚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先，必须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本身就是一个人权问题，是中国人民发言权的体现。其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同时创新发展了当代中国人权理论的时代内涵，充分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复次，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我们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再次，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我们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出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最后，坚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人文精神，以尊重人为核心，集中彰显人的主体价值。我们必须把人权的普遍性与传统优秀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权文化。

　　（二）人类文明逻辑

在人类文明逻辑上，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是创新发展人类人权文明的必然要求，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彰显人类人权文明发展的历史方位及其价值取向。丰富发展人权文明多样性，共同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首先，人类整体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立足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这一视域差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哲学立场的根本分歧。”人类作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的起点，也是对《世界人权宣言》所承载的人权主体观念的发展。其次，人类的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是中国人权知识建构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当代世界人类共同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攸关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没有人类的共同安全，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就不可充分实现。而没有共同发展，局部的或片面的发展都是不充分的发展，都有可能危及人类的安全与生存。再次，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是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建构的本质。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并不是所有利益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共同利益才值得人们去追求。在正义维度，正义作为人权的本质是对道德观念的凝练与提升，体现了人权本质的价值内涵。然而人类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只有共同价值才是值得承认与维护的。最后，人类的人权实现是各个国家的共同义务。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人类的人权实现绝非一国之功，而应是各国共同之责。各国应抛弃前嫌，在人权问题上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人类社会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思想指导逻辑

　　在思想指导逻辑上，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论述指导人权事业发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人权论述指导人权法治建设，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促进全球人权治理改革。首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甚至南辕北辙，那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要走对路，则必须以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如果指导思想不正确，道路必然就会迷失方向。所以，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其次，以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论述指导人权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创新发展是其鲜明时代特征，体现在人权的义务主体、发展道路、核心理念、首要人权、战略部署、统筹推进、特定群体人权保障、人权的法治保障及全球人权治理之中。深入解读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的创新内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再次，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人权论述指导人权法治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人权论述交相辉映、相互促进，为新时代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促进全球人权治理改革。针对当前全球人权治理的乱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际上已经揭示了全球人权治理的中国方案，即以生存发展为条件，以和平安全为前提，在尊重和保障各国主权基础上促进全球人权治理。

　　（四）法治保障逻辑

在法治保障逻辑上，构建中国人权知识体系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依法保障人权。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人权是法治最根本的目的。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必须立足于所有人的所有人权的保障，必须不断创新发展人权理论、不断推动人权实践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权法治保障上强调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有机统一，使得人权法治的内涵日益完善、人权法治事业的发展更加欣欣向荣。党的十八大尤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人权战略基本形成并持续推进，取得显著成就。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为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当代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与法治事业的发展高度融合。总之，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康庄大道上，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不断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