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民：论中华法系及其复兴

（一）中华法系的母国是中国

中华法系的母国，即中国，占据了中华法系的核心地位，也是中华法系的发祥地与领导者，对中华法系的面貌与走向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法律制度对中华法系的成员国产生影响，被输入到这些国家，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最终形成中华法系。没有中国，不会有中华法系。

中国能成为中华法系的母国是因为具备了法系母国的基本条件，主要为国力强盛、社会文明程度高、法制先进且具有特色。中华法系的成熟时期是隋唐朝，那时就具备了上述条件。唐朝的国力强盛。唐朝建立之初，从隋亡的阴影中走出来，迅速恢复、发展经济。在贞观九年（636年），已是“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陪伴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力不断增强，国家实现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文化也得到繁荣。以强大的国力支撑，唐朝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唐朝的社会文明程度高。唐朝的社会文明程度非常高，在哲学、文学、艺术、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以致成为东方文明的渊源。唐朝的法律很先进且具有特色。唐朝的法律不仅具有规范、成熟的法律体系（律、令、格、式），还产生了公元653年颁行的中华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同时，唐朝的法律很具特色，民为邦本、礼法结合、明德慎罚、以和为贵等思想与制度，在当时的世界上都独一无二。 　　

中华法系是成文法系，法典是其主要渊源，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在唐朝诞生。它在总结以往立法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在体例、内容等方面都达到完美的程度。在体例方面。唐律不仅形成了12篇目、502条的律条体例，还有创新运用了条标与“疏议”，为当时世界上其他法典所不可比拟。在内容方面。唐律的原则、制度与条文规定都围绕刑法展开，涵盖了需惩治的各类犯罪，不留死角。而且，这些内容分别规定在12篇目中。名例篇规定了指导思想、刑罚、原则、重要制度，其他11篇规定打击的具体犯罪，一切都井井有条。它的许多地方与近代刑法典有相似之处。以唐律为基础，再加上其他各种条件的支撑，中国万事俱备，足以成为中华法系的母国。

（二）中华法系的成员国是东亚的一些国家

任何法系都有成员国，没有成员国无法形成法系。成员国大量输入母国的法律，拱卫母国，成为法系大家庭的成员。中华法系也是如此。中华法系的成员国在东亚地区，主要是朝鲜、日本、越南和琉球群岛。

中华法系成员国的法律在输入中国法律以前，特别是唐朝法律以前，都十分落后。朝鲜在输入唐律以前，法律非常落后，主要是那些以不成文的命令与习惯为表现形式的氏族法，即使有像“犯禁八条”那样的规定，内容也是十分简单。日本在输入唐律以前，法律也很落后，没有制定过法典。公元646年，日本“大化革新”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内容很简单，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十七条宪法实际上并不是法律规范，而仅是政治和社会道路的简短规划”。越南在公元11世纪才成为中华法系成员国，在输入中国法律之前，其法律也不发达。琉球群岛是最后一个中华法系的成员国，1372年后才逐渐加入中华法系行列。此前，其法律也很落后，只是“一仍旧例”中国的法律在那时独占鳌头。

这些东亚国家在羡慕中国法律的同时，为了本国的发展，开始输入中国先进的法律。正是这种输入迅速改变了这些国家落后的法律面貌，同时也幸运地成为了中华法系的成员国。朝鲜自输入唐律以后，还输入元律、大明律等法典，以致朝鲜长期得益于中国法律。《高丽史·刑法志》记载“高丽一代之治，大抵皆仿乎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日本的《养老律》制定于公元718年，被日本学者称为是日本“历史上最完备的法典”。它以唐律为蓝本而制定，日本学者还认为：“《养老律》与现存的《唐律疏议》篇目略同，一般认为是以《永徽律令》为蓝本，并参酌了唐朝的《开元律令》”。这部《养老律》颁行后，一直适用至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长期适用以唐律为蓝本而制定的法律。越南于黎朝时代（1428-1789年）官撰的《国朝刑律》是越南现存最古老的法典，其内容以唐律为“基本”，1812年制定的《皇越律例》则直接来自于《大清律例》。越南的法律一直在步中国法律的后尘。琉球群岛在1786年制定一部着名法典《科律》。这部法典的体例与内容大部分都取自于《大清律例》，以致被认为：“大部分皆摹仿《大清律》”。琉球群岛的法律后来者居上，输入中国的法律一点都不落后。

中华法系的成员国热衷于输入中国的法律有其一定的原因。除了迫切希望改变本国法律落后面貌的主观原因外，还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国相似的客观原因。这一原因决定了这些成员国能顺利输入中国法律，使其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它们的政治制度也是专制制度，特别青睐包括唐律在内的刑法为内容的法典，以便通过刑事手段来维护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他们的经济也是农耕经济，不是工商业经济，能够迅速移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而制定的中国法律。它们又在大中华文化圈中，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无障碍的输入在中国文化圈中的中国法律。可见，中华法系成员国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三）联系中国与中华法系成员国的通道是古丝绸之路

中国的法律要输出至中华法系的成员国，中华法系成员国要输入中国的法律，都需要有通道。这种通道要持久发挥作用，利于人员与交通器具的来往，联通中国与中华法系的成员国。这条通道就是古丝绸之路。它把中国与中华法系成员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不断进行交流，完成中国法律的输出与中华法系成员国输中国法律入的任务。古丝绸之路在中华法系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古丝绸之路最晚在西汉时已在运行，那时的张骞已出使西域，进行经贸交流。到了唐朝的时候，古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形成了陆上与海上两条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主干道是越过戈壁滩、帕米尔高原、阿姆河，经过高昌、龟兹、碎叶，到达木鹿城，再把商品转售到西亚、北亚与欧洲的一些国家。还有其他的陆上丝绸之路联系一些东亚国家。海上丝绸之路也在运行，南洋群岛、波斯湾、亚丁湾的港口里，经常停靠着中国的船只。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一些城市常年聚集着来自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员。唐朝以后，由于内陆战争频繁，陆上丝绸之路受到冲击，逐渐式微，而海上丝绸之路则仍然兴旺，明朝的郑和创下了七次下西洋的记录。古丝绸之路也把中国与中华法系成员国联系在一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通道作用。

朝鲜与越南与中国接壤，有陆上交通的便利，可以使用陆上、海上两条丝绸之路。日本与琉球群岛都是岛国，只能利用海上丝绸之路的通道。他们利用季风，冒着风险，来往于中国之间，与中国进行交流。中国通过古丝绸之路向中华法系成员国输出自己的法律，中华法系的成员国则从古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法律。古丝绸之路充分发挥了联系中国与中华法系成员国之间的纽带作用。

中华法系成员国派遣的人员通过古丝绸之路，到中国学习、交流，其中有些人员还到中国的高等学府学习、进修。唐朝时的国子监里，就有日本学生。他们回国后，为输入中国法律并使其本土化作出了贡献。日本的“伊吉博多、土部生男、白猪男曾在唐留学”，回国后都参加了《大宝律令》的制定，而这部法典又“堪称日本封建立法的典范”。他们都为日本在客观上成为中华法系成员国而尽心尽力。

中华法系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是一个整体，都十分重要，一个也不可少。否则，就会产生片面性，无法正确认识这一法系。

中华法系有个历程。这个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准备、形成、成熟、进一步发展与衰微五大时期，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突出之处。

（一）中华法系的准备时期

中华法系的准备时期是中国的先秦时期，即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国力、社会文明程度与法制都在积蓄力量，不断进步，客观上为中国成为中华法系母国积极创造条件，尤其是其中的法律。

中国在夏朝就有法律，史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的记载。以后，中国的各个朝代也都制定自己的法律，源源不断，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法律突飞猛进。春秋末期，中国开始公布成文法。郑国子产率先铸刑鼎，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开展示，让人们遵守。以后，郑国邓析造“竹刑”、晋国赵鞅、苟寅公布刑书等等。从此，公布成文法便成了一种常态，公开并依法办事的局面逐渐打开，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状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战国时期，魏国《法经》的颁行是个先秦时期法律发展的重要节点。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有自己的体例，由盗、贼、囚、捕、杂、具6篇组成，而且逻辑性很强。盗、贼篇是打击侵犯财产与人身权的犯罪，也是主要的打击犯罪，故排在最前，起警示作用。囚、捕是打击盗、贼犯罪的必要程序，排在盗、贼之后。杂篇是打击盗、贼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具篇是《法经》的原则性规定，规范、调整以上5篇的内容。虽然《法经》还有不足，但在战国时期能有这样的法典，也是一种奇迹。它对以后的中国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秦国的秦律就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的法律聚焦于自身的建设上，重点是练“内功”，处在一个养精蓄锐的阶段，代表性法典还没有诞生，也不具备形成中华法系母国的条件。同时，此时的中国法律对外交流也不多，外国输入中国法律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产生中华法系的成员国。这是个蓄势待发的准备时期。中华法系正在酝酿形成之中，而且每个朝代的法律都在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叠加力量，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华法系的形成正是这些朝代聚沙成滩的结果，缺一不可。历史的连贯性把这一时期各个朝代的法律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发展逻辑，环环相扣，紧密相连。中华法系准备阶段的法律正是在这种状态中，循序渐进。没有这种准备，中华法系无法在秦朝脱颖而出，正式形成。

（二）中华法系的形成时期

中华法系的形成世纪是在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在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秦朝。这一朝代虽然只存15年，但在法律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史无前例并促使中华法系的形成。这一形成是指，中华法系母国中国的法律基本成形，并对以后的法律产生了很大影响。秦朝法律在中华法系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首先，秦朝法律是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律。成世纪是在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在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秦朝。这一朝代虽然只存15年，但在法律方面，有长足的进步，史无前例并促使中华法系的形成。这一形成是指，中华法系母国中国的法律基本成形，并对以后的法律产生了很大影响。秦朝法律在中华法系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秦统一中国以前，是一种诸侯割据的状态，各诸侯国的法律都不一样，参差不齐。秦统一中国以后，即在中国统一适用秦的法律，法律实现了一体化，“法令由一统”，改变了以往法律不统一的状况。法律的统一十分有利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也十分有利于中华法系母国法律整体水准的提升。

其次，秦朝使律令体系正式形成。

战国时，秦朝经商鞅变法，改法为律，颁行秦律，诞生了律这一法律形式，开始出现律令为主的法律体系。其中，律是内容比较系统、完整、相对稳定的法典，令则主要是适时颁行，内容比较单一的法律规范。两者各有长短，互相补充，可以搭配成较为理想的法律体系。这一以律令为主的体系在秦朝正式形成，“明法度，定律令”。其中，既有秦律，也有诏令、制等。这一体系的形成直接支撑了中华法系的形成。

最后，秦朝法律的内容十分丰富。

秦朝法律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尤其是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秦简，通过《语书》《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等，对秦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规定，使人们的行为“皆有法式”成为现实。这从一个重要侧面证实，秦朝的法律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中华法系母国的法律已初具规模，达到形成的程度。

以上三个方面从不同侧面证明，中华法系的形成是在秦朝。此后，经过汉与魏晋南北，到隋唐时期，中华法系成熟了。

（三）中华法系的成熟时期

中华法系成熟于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朝。在这一时期中，中国的法律、中华法系成员国的加入、联系中国与中华法系成员的通道都有突出表现。

中国的法律演进到唐朝，在法律渊源、法律制度、法律内容等方面都今非昔比。唐朝在总结前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更上了一层楼，使其攀升到高峰。完善、深化了以往的各种法律渊源、法律制度与法律内容。比如，唐律虽传承了隋朝的法律渊源律、令、格、式，但更完善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突出了违反令、格、式的“一断于律”；还有，深化了死刑复奏制度，明确“三复奏讫，然始下决”等等。唐朝的法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唐朝法律的代表是唐律，它也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的各方面都十分先进与完备。唐律是一部唐朝的刑法典，其体例、制度、内容等各方面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屈指可数，可以与罗马法、拿破仑法典齐名，成为世界“三个私有制的历史时代”三大法典之一。“在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罗马法，代表了西欧奴隶私有制高度发展的时代；在发达的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唐律疏议》，代表了中国封建私有制高度发展的时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拿破仑法典，代表了西欧资本主义私有制高度发展时代。”此话是真。

唐朝法律特别是唐律为东亚朝鲜、日本等国家向往。为了改变本国法律的落后面貌，它们踏上引入唐朝法律之路，首选唐律。朝鲜重视引入唐律。根据《高丽史·刑法志》的记载，唐律的一些关键性内容都被引入至朝鲜。其中包括：“《名例》十二条、《卫禁》四条、《职制》十四条、《户婚》四条、《厩库》三条、《擅兴》三条、《盗贼》六条、《斗讼》七条、《诈伪》二条、《杂律》二条、《捕亡》八条、《断狱》四条”。随着唐朝法律特别是唐律的输入，朝鲜的法律渐渐唐化，很自然地就成了中华法系的成员国。

日本也是在中华法系形成时期成为中华法系的成员国。那时，日本制定的《大宝律》《养老律》都大量模仿唐朝。比如，《养老律》中《名例》《卫禁》《职制》《贼盗》诸篇的律文“与《唐律疏议》殆完全相同”。日本法律也在这一时期唐化了。而且，这种唐化使日本大受其益。日本学者大竹秀男、牧英正在《日本法制史》一书中就认为，日本的《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母法是世界上具有最高理论水准的唐律，日本法律继承了唐律并一下子跃上像唐律那样的高水准。与此同时，日本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中华法系成员国的行列。

这一时期的古丝绸之路发展到一个高峰，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都非常发达，可以满足中国与朝鲜、日本的人员交往与法律交流。日本在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到唐昭宗干甯元年（894年）中，向唐朝派遣了19批651位遣唐使。他们都通过古丝绸之路，来回于中国与日本之间，其中的有些人为输入唐朝法律作出了贡献。

（四）中华法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中华法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是中国从五代十国到清朝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同样有一些突出之处。

中国继续制定自己的法律。唐朝以后的各个朝代都适时制定自己的法律，满足本朝代国家治理的需要。五代十国时期，后梁的《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后唐的《同光刑律统类》、后晋的《大中刑统》、后周的《显德刑统》、南唐的《江南刑律统类》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宋朝在建国后不久，便颁行了《宋刑统》。以后，元朝制定了《大元通制》，明朝制定了《大明律》，清朝制定了《大清律例》。这些都显示，作为中华法系母国中国的法律仍在持续向前发展，没有停滞不前。

中国在这一时期制定的法律中，其体例与内容受唐律的影响很大。五代十国时期制定的这些法律沿用了唐律的许多规定，被认为“五代时期基本上依然沿用《唐律》的规定”。《宋刑统》在体例与内容上大多传承了唐律，可以说是唐律的翻版。“《宋刑统》和《唐律》两相对照，除了少数几处有所变动外，整体而言，可以说是《唐律》的翻版。”《大元通制》由制诏、条格和断例构成，其中的断例以唐律为楷模而制定。“元代是有成律的，那就是《大元通制》的‘断例’，而且它正是以《唐律》为范式的，绝大多数可以从《唐律》中找到根据”。《大明律》虽然在体例与内容方面都有发展，与唐律不尽一致，但仍受到唐律很大的影响。比如，它的篇名是在唐律篇名的基础上而有所细化，即“《大明律》的篇名源于唐律而细于唐律”。这从一侧面证明，中国的法律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唐朝的法律思想、制度、技术都贯彻在唐后的立法中，一脉相承。

《大清律例》在体例上更接近《大明律》，与唐律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律文后增加了例文，形成了律例结构。内容也有所变化，增加了唐律所没有的“盐法”“私茶”“匿税”“大臣专擅选官”“奸党”“交结近侍官员”等律条，弃用了唐律中的“卖口分田”“妄认盗卖公私田”“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等律条。但是，《大清律例》仍传承了唐律中的一些法律思想、制度和技术，唐律的影响依然存在，是守正创新的产物。这是这一时期中华法系母国法律的一个突出表现。

此时期中的中华法系成员国持续输入中国的法律。一方面，原成员国继续输入唐朝以后的法律；另一方面，新的成员国越南开始引入唐律。朝鲜、日本是原成员国。他们输入、使用中国的法律。朝鲜先输入元律（《大元通制》）中的一些规定，后又输入《大明律》，制定了《经国大典》《刑法大全》。朝鲜持续输入中国法律，巩固中华法系成员国地位。日本在《养老律》颁行后，一直沿用至明治维新，此时的《养老律》还在发挥着作用。日本稳居中华法系成员国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新加入中华法系的成员国是越南和琉球群岛。越南自秦至唐朝，都在中国的版图之中，自宋朝起才开始独立。独立后，越南便着力输入中国法律，制定自己的法律，唐律是其中之一。《国朝刑律》被认为是“越南现存最古老的法典”，制定于黎朝时期（1428-1789），而这部法典的“内容以唐律为基本”。越南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华法系成员国，中华法系的成员国增多了。

琉球群岛在1372年以后，与中国交往，包括向中国朝贡、派遣留学生、引进中国文化等等。与此同时，也开始输入中国法律，特别是《大清律例》。琉球群岛于1786年颁行的一部重要法典《科律》被认为是“大部分皆摹仿《大清律》”。它在这一时期加入中华法系队伍，也是最后一个成为中华法系成员国的国家。至此，中华法系成员国全部到位，与母国中国一起组合成完整的中华法系。这成为中华法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此时期中的古丝绸之路发生了变化。由于唐后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战争频繁，以致其今不如昔。但是，海上丝绸之路依然兴旺。明朝时，郑和还曾率领2000多艘船只与2万多人下西洋，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中国与中华法系成员国的交流有海上丝绸之路作保障，照样进行，没有受到大的不利影响。

（五）中华法系的衰微时期

中华法系经过4000多年的演进，在20世纪初的清末法制改革大潮中，开始衰微。其中，中国、中华法系成员国、丝绸之路都经历了许多的不平凡。

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社会，首先出现的近代法律是中国租界法律并开始对中国的古代法律产生冲击。经过量变至质变的过程，到清末法制改革时，近代法律在全国范围内走上历史舞台。同时，也促成了中华法系的衰微。中国输入大量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德国的法律，并参照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法律开始全面进入近代时代。同时，中国也渐渐成了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中国作为中华法系母国退出江湖，中华法系失去核心领导者，也丢失了灵魂，衰微便成为一种趋势。

在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中华法系成员国的法律也先后进行了变革，走上了近代道路，退出了中华法系。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进入近代时期。日本先引进法国法，后又转向输入德国法，成了一个大陆法系国家。朝鲜自1876年的《江华条约》开始，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也被输入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琉球群岛被日本占领，出现了类似于朝鲜的情况。越南则是在1858年受到法国的入侵，不就便成为法国的殖民地，被强行纳入大陆法系国家阵营。中华法系成员国在近代都改换门庭，纷纷并入大陆法系，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中华法系逐渐衰微，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古丝绸之路这条通道在近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好端端的一条经贸、和平、文明的海上丝绸之路，沦为一条西方列强侵略的罪恶之路。英国等列强国家利用坚船利炮，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挑起鸦片战争等一系列侵略战争，以致这条丝绸之路伤痕累累。与此同时，英国等列强国家为了一己之利，还利用这条通道大肆贩卖鸦片，干尽了罪恶勾当。丝绸之路发生了变异，削弱了中国与中华法系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和平、文明之旅，加速了中华法系的衰微。

中华法系历经了这五个时期，铸就过辉煌，位列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世界法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法治日新月异，蒸蒸日上，复兴中华法系显露曙光，值得关注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