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政治信任反映了民众对一个国家（或地方）的权力代理者的认可或认同程度，是执政机构合法性的基础。从微观角度看，政治信任也是政府政策有效执行的基础，一旦人们对政府等政治机构的信任度较低，那么必然会产生对政策的排斥或反对，在政策落实时存在较大的阻力。今天政治学Siri就带领大家来了解——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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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信任？何谓政治信任？
对信任的理解具有学科意义上的不同，心理学将信任理解为一种对他人的行为表现出诚意、可信性的状态，强调信任的个体差异和人格特点；社会学将信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和交往行为，关注信任如何建构社会制度，如何促进社会整合与合作。在该意义上，“当对彼此都有某种好印象的双方或多方允许这种关系并达到预期效果时，信任便发生了”，一个信任他人的主体会部分或整体地降低对客体的担心。福山认为，“信任是降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执行成本的有效途径”。
信任内涵政治现象即“政治信任”，政治信任是人们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府机构以及政治行动者是否满足民众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当公民对政府及其机构、决策的总体状况以及独立的政治领导的评价是守信、有效、公正和诚实时，政治信任便产生了。
“信任”漫画，图源网络
02
政治信任的层次
政治信任依据划分标准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
首先，借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观点，以政治信任对象的不同为标准进行划分，从低到高可以划分为政治行为和活动、政治行为者、政策、政府和政治制度五大层次。各个层次不是孤立存在的，其间内涵递进关系，低层次政治信任的累积加总促进高层次政治信任的建立，从反面角度讲，对制度或体制的不信任也是因不恰当或违反规则的政治行为开始。
其次，根据自然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和”保护带“结构，可以将政治信任划分为”内核“和“保护带”，其中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的信任属于政治信任的“硬核”，而对公共政策、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的信任属于政治信任的“保护带”，“硬核”的政治信任属于散布性支持，具有稳定性，而政治信任的“保护带”是特定支持，呈现多变性。“硬核”的政治信任约束和影响“保护带”层面的政治信任，决定着其发展方向，具有内聚稳定性。
最后，根据政治信任的动机，可以将其划分为理性信任和心理信任。Warren指出建立在利己主义最大化基础上的第一位或镶嵌式政治信任并不足以确保真正的政治信任产生，理性信任要依赖于另外一种信任，即心理上的信任或者第二位的政治信任，如果不能说后者更为重要的话，至少和前者是同等重要的。心理信任包含了对一个确定的政府、政治机构以及/或者独立的政治领导相关的道德价值和品质的评价。同样地，这涉及到人们对其政治代表的可信性有可能存在的观点。建立在心理原因上的政治信任，人们往往追求对其政治领导的人格、公共形象、演说和行为的诚挚而真实的信任。
事实上，政治信任的不同层次间往往是互相联系，并且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对某项具体职能政治信任的缺乏，将会导致对不同的政治机构的信任缺乏，从而最终转化为对整个政治系统的信任缺乏。人们在信任他们的代表和政治机构的时候，往往将理性的和心理的政治信任结合起来，从而试图在其利益最大化和对政治领袖的道德品质的认同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状态。
小约瑟夫·S·奈等著《人们为什么不信任政府》，图自网络
03
“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者与履行者是政治信任建构的直接对象，不同层级的政府与人们的交往方式、频率等存在很大差别，意味着在各个政府层次间，公民的政治信任存在较大差别。李连江指出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确实存在差异化的特征，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差序政府信任”，公民往往对中央政府表现出强烈的信任意识，对地方政府表达出较为明显的不满，或者说地方政府因其政策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出现与民众利益相悖的现象，即所谓的“上面政策是好的，下面把经给念歪了”。
就国内‘央强地弱“非均衡性的信任结构的产生原因，学界主要有以下分析视角：
一是以压力型体制为分析视角。压力型体制是描述中国国家纵向治理结构的经验性概念，是指上级党政部门确定目标方案，制定行动计划，并自上而下以政治或行政方式量化分解，下达至下级组织或官员，在规定时期内视完成情况考核政绩，甚至一票否决，决定下级的政绩、升迁、荣誉等。在压力型体制的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政策选择执行、政绩过度激励、政治化运作、监督失灵、动力结构偏差等多项“潜在隐患”，使下级政府的行动往往“唯上”，而非“唯民”，从而削减了民众对下级政府的政治信任。
二是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综合性分析视角。在文化、理性选择和制度主义三者的统筹下，并将其具象化为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阐述。研究发现，新闻媒体、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结构偏好对民众政治态度的塑造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对新闻媒体有绝对的控制权，下层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与民众接触频繁，政策的复杂性往往使民众和政府处于对立面的位置，同时“唯GDP”导向的发展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偏重资本要素，更甚之，这种经济增长机制打破了原有的财富分配利益均沾的格局，引发民众的不满。在上述因素的加总综合下，我国民众对可接触的下级政府表现出低水平的政治信任。
编辑 | 王 宏
责编 | 王啸林
（图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