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幅之内天地宽
——小小说五作家简论
杨晓敏
人与动物的生存观照
申平早期的写作，是有意把可读性摆放在首位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野性偾张的骏马、游牧民旷达神秘的帐篷生活等，给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人与动物的生存观照，人与动物之间沟通交流的内在密码，令他无比迷恋与痴情。“动物题材”成为申平的强项，他从中思考的是人类与自然的依存关系。申平从小在大草原生活，那是一个迷人的动物世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野性的生灵给了他取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常以神来之笔，把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活动，写得富有寓意，写出了独特的个性与风格。他善于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和挖掘其中的戏剧性，把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经营得有声有色，并擅长用巧妙的“突转”来使故事产生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读申平的小小说，我们常常会沉浸在一种既世俗又清迈的审美意境之中。
经多年苦心经营，申平的小小说系列涉及几十种不同动物类型，不仅勾勒出这些野性生灵的原始本能，还重点关注它们与人类邂逅的多重遭际，从中反映物化社会人类的欲望和迟来的觉悟，赋予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比如《绝壁上的青羊》，作者写一个农民为给儿子治病，不惜铤而走险到绝壁上去猎杀青羊。青羊本身就非常弱小，被人类和猛兽逼上绝壁；而农民同样作为弱势群体，因为看不起病而被逼上绝壁打猎。这两个弱势代表在绝壁上相遇，最后农民发现青羊怀孕而不忍心杀害它。农民最后挂在绝壁上，远远望去也像是一只青羊。这种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作品的主题本身，形成了一种非常形象而强大的冲击力，振聋发聩。
后来曾读过申平一篇《鹿衔角》的作品：清凉山一只鹿受伤后与游客老孔邂逅被诊治，此后连续三年，鹿都准时在山坡上用嘴衔着一支鹿角奉上，以示感恩。老孔见鹿的两眼清澈如水，充满友善，视为异事。后被老孔的儿子小孔软磨硬缠跟去拍照，无形中破坏了人与鹿之间的某种契约，于是，人与鹿之间的信任与默契瞬间荡然无存，鹿用哀怨的眼神告别老孔，衔着鹿角消失在树林之中，林中传来的一片幽怨的鹿鸣，一旦失去信任的基础，从此再不相见。
关于美丽的鹿种动物，栖息于森林草原，静如处子，动若精灵，呦呦鹿鸣，天籁之音。民间多有传说，“鹿衔草”的故事因和中草药关联，鹿的知性与团队精神，显得浪漫抒情；三亚市因“鹿回头”的爱情故事而得名“鹿城”，那尊城雕又让多少青年男女深情相望，浮想联翩。或许申平意犹未尽，又发表了《拾鹿角》，可以看作是《衔鹿角》姐妹篇，甚至可以当作童话来读，因为作者赋予了鹿太多的理想与寄托，宁愿相信人与动物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本来就是无障碍的本能流露。两鹿角斗，角不能开，人来解之，鹿引迷途。人把善意友好传导给了鹿，鹿把珍贵的角馈赠给人。
读这样的小说，可能有人会感觉内容清浅了一些，似乎不够深刻，但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多层面的社会人群，其实需要多种文化元素的营养滋润，质疑社会批判人性给人以警醒是一种方式，崇尚善美渴望和谐给人以愉悦是一种方式，童心永恒憧憬未来给人以期冀也是一种方式。所以有人写四书五经、四大名著、《三言二拍》，有人写长篇、中篇、小小说等等，文化市场才有了关于精英的、大众的和通俗的读物供读者进行选择，由此产生出不一样的阅读趣味。《拾鹿角》语言清新，构思单纯，主旨让人懂得自我约束，自觉限制滥杀滥捕的猎取行为，是一种现代生存方式的萌生。
能把故事尤其是传奇故事讲得一波三折、九曲回肠、跌宕起伏又不纯粹猎奇，不能不说是写作者能赢得读者青睐的一种有效手段。虽说它多少含有一些取巧的成分，但事实上有不少小小说写作者因此而成功。申平深谙此道，近些年在南方的生活打拼，又使他对文学的理解愈加成熟。他说，在生活中，我们常可以看到听到许多现成的故事，但我们从来也不会看到听到现成的小说。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为了故事而故事，后者是故事后面有故事——回味无穷。现实生活中会有不同的故事，而要成为小说，则需要作家在生活中提干货、取精华，在故事这个“庙”里，适当造出一个“神”来。我以为作者所说的这个“神”，实际上就是文章的“立意”。申平之所以佳作迭出，能跻身一流的小小说作家队伍，自然和不俗的创作观念有关。
《头羊》是申平荣获过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的佳作，它叙述了一个人与动物相处的怨艾故事。与早期的同类作品比较，《头羊》不再是简单地以猎奇式的结构来刺激读者的眼球，而是对主人公瘸羊倌儿狭隘的生存姿态进行层层剖析，把卑劣人性中的短视、阴鸷、欺诈摊开，供人们思索。人性中蕴含的自私、冷酷与虚伪，一瞬间暴露无遗。
《头羊》说的是草原上为了对本地羊的种群进行优良改造，从新疆引进了一头纯种细毛种公羊。这个叫和平的种羊身材魁伟，威风八面，让本地种公羊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瘸羊倌和本地的种羊一直相处甚好，如今李代桃僵，和平又不如本地种公羊听从驱使，心中不由甚为懊恼，总想伺机发泄。“作为头羊，和平忠于职守。每天羊群出场，它总是精神抖擞走在前面；当羊群和别的羊群相会，其他羊群的头羊有挑衅行为时，和平总是奋勇当先，将其击败；作为众多母羊的丈夫，和平工作十分卖力。春天是羊群发情的季节，和平每天都坚持和十来只母羊交配，从不偷懒，待它把母羊们全部耕种一遍，自己已是瘦骨嶙峋了。”无论和平如何忠于职守，都扭转不了瘸羊倌儿对它的偏见。尤其当冬天来临，一只只毛发卷曲的第一代改良羊羔出生以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瘸羊倌见状心火更旺了。和平到最后还是被瘸羊倌儿算计了：瘸羊倌儿站在石槽旁，故意用羊叉打那些抢水拥挤的羊。身为头羊、丈夫和父亲，见家族受欺，立即义愤填膺，毫不留情地冲上去撞翻了瘸羊倌儿。谁知这正中瘸羊倌下怀，第二天他照例站在石槽旁打羊，继续以此诱导。“这回和平气更大了，它往后退、退、退出好远才旋风一般冲过来，眼看就要撞上的当儿，却见瘸羊倌儿嗖地向旁边一闪……和平就这样死了。它的头颅在石槽上开出了鲜花，两只漂亮的犄角也折断了。这份宝贵的集体财产夭折了，瘸羊倌儿却振振有词，队里也对他无可奈何。和平死了还背着罪名。”人性的卑劣狡诈可见一斑，是可忍，孰不可忍？读这样的作品，联想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诸多故事，不由会使人毛骨悚然，引起莫名的惆怅。
《寻找头羊》可以视为《头羊》的姊妹篇。同样是写头羊，同样还是涉及人与动物的相处之道，申平却看到了事物的另外一面。本篇里的一只羊无疑也是一群羊的首领与旗帜，它在关键时刻的责任与担当，注定它被牧羊人青睐。羊贩子偷羊，头羊忠于职守，丧生于羊贩子的屠刀之下，其命运可叹。牧羊人深知头羊之不可或缺，悲痛之余，以极高的规格与礼遇埋葬了头羊，接下来便是一番寻找新头羊的艰难历程。但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千辛万苦寻找到理想的头羊之后，牧羊人因无法驯服那头新买的头羊，一怒之下，竟也同样举起了屠刀。故事情节并不离奇，却写得惊心动魄，尤其是羊与人展开殊死搏斗的场景，读来如临其境。对比手法的运用，让作品充满浓浓的讽刺意味。牧羊人开始在痛失头羊时如丧考妣，似是头羊知音，但在面对另一只桀骜不驯，对自己奋起抗争的羊时，尽管它是心仪的新头羊，竟与羊贩子一样，毫不手软地动了杀机。通篇似写人与羊的沟通，人与羊的较量，其实体现了人与动物相处的不平等生存法则，其关系的玄妙，颇堪玩味。
申平的《山中，那尊雕像》讲述山中老猿掠走一个女人，后来女人逃出深山，还带出了一个孩子。故事似乎老套，但作者有“旧瓶装新酒”的能力，竟写出了新意。一是结构上的缠绕回环，绵延不断。上山驴友和挑担的老者，问者好奇，答者欲言又止，包括筐子里的水泥等，故布疑阵而引人入胜；二是叙述方式，视角轮转，问话、对话符合人物身份；三是主题开掘，描写人与动物的相通与隔膜，人的顿悟与忏悔，都有独特思考，可圈可点。尤其那个老猿托举头顶石壁的雕像，如神来之笔，会成为不可复制的小说细节。故事里的猿人已完全不同于传说中强抢民间女子的猿人，它义救怀孕落难的女人，在女人生产后打猎采野果精心呵护母子，女人以欺骗的方式逃离，他双手托举洞口松动的石头不离不弃，直至变成一堆白骨。猿救女人反被女人误解，又在民间以讹传讹，何其无辜。幸运的是那位从山中回乡的女人能讲出事情真相。原本的一个传说经反转后，变成现实生活中一个有血有肉、义薄云天的故事。女人对猿的伤害与欺骗，终生难以释怀的负疚，以另类忏悔进行了自我救赎。最后老者说：“不错，我就是故事里的那个孩子。猿人救的，就是我的母亲。我来，就是要完成母亲临终的遗愿，替她对像我父亲一样的猿人说声：对不起……我们久久无言，抬眼重新打量那座雕像，竟然感觉那个猿人正一点点活过来。”猿人双手举石的雕像，与其说是人类对猿人的致敬，不如说是人类对自己的警示。
小小说的剪裁取舍间极有学问，在千把字的篇幅里何处写意、何处泼墨，大有讲究。申平的《猎豹》就一反常态，并不叙述猎豹的过程，而是侧重在“结果”上做文章，渲染得悬念四起，有声有色。围绕着一张豹皮的处理方式和态度，让个别干部败类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诠释今天仍有“人性恶于豹”的阴暗一面。《猎兔》则以讲笑话的方式，极尽所能，嘲讽了少数人所谓的诚信、诺言后面的别样心态，显得滑稽而沉重。《人威》属于有亮色的作品。人类充分利用自身的优长和想象力，对侵犯的兽性进行抗拒、讨伐和“施教”。此类题材极易极端化处理，作者却偏执于智力资本的运用，既不伤害凶残的野生动物，又有效地动用智慧“高招”来保护自身的利益。这些作品要表达的都是一些宏大而深刻的主题。作者把关注生态文明的主题，巧妙地通过这种生动耐读的形式加以表达，不但高效，而且极易使人接受。这也正是申平能成为个性作家的重要因素。
锻造文字的筋骨
一位小小说作家，写出一篇好作品不难，难的是摇曳生花妙笔，在各个时期都留下“雪泥鸿爪”。刘建超数度获奖，一路走来，把自己的写作步伐，迈得坚实而稳重。除了天赋之外，更多的是勤奋。细究起来，刘氏笔下的主人公，大都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为社会、家庭和责任勇于担当，即使是市井人物，也多是疾恶如仇、有侠肝义胆的角色。这种挟带着人性、尊严、道义的永恒题材，所营造出来的艺术氛围，本身就契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刘建超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坚持以小小说创作为主，从“职场系列”“将军系列”“老街系列”到当下创作的“洛河系列”等，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主题和刚健的文风，他笔下塑造的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故事构思巧妙，素材剪裁自如。
试看作者的代表作《将军》中“哥”的形象塑造：因当兵政审不合格，进工厂又逢企业破产，这位心怀憧憬的少年，15年后却当上了爸爸。“哥给女儿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上将。”一个名字，在主人公的军旅情结和人生寄托中，那种信念、遗憾乃至不甘，在心头烙下何等的印痕。然而造化弄人，命运不相信眼泪。女儿因车祸丧生，妻子坠楼残疾。当厄运接踵而来，饱受磨难的“哥”，对生活愤而不怨，处之泰然，坚持以积极的心态，主宰着自己的人生。精彩的是小说的结尾：
“闲暇时，哥推着嫂子出去‘散步’，嫂子怀中抱着两样东西：一只折叠的小马扎，一副象棋。哥放稳轮椅，打开马扎，铺开棋盘，接受男女老少的挑战。无论棋艺高低，哥从不敷衍。每次把对手逼入绝境，一声‘将’之后，哥便从衣兜里摸出一包烟来，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嫂子会及时划一根火柴，将烟点燃，对哥粲然一笑。哥深吸一口烟，再将烟雾从鼻孔唇缝缓缓吐出，那份踌躇满志的神态，俨然一位将军。”
这是一段精彩的描写，人物刻画形神兼备，主人公的表情、神态和动作所透露出来的内心世界，与人物的坎坷经历和倔强性格融为一体，还有夫妻间的默契、淡然以及相濡以沫，此景此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那种雄心未泯，豪气如昨，真乃是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的真实写照，人生如沙场，智勇者从不言败。如此沉郁、硬朗的男儿本色，时运多舛而血性内敛的人物，岂不令人荡气回肠？
读这样的文字，所受到的心灵熏陶，会让有关空泛抒情的励志格言相形见绌。常有人问我，当代小小说的传世经典篇什有哪些？我想，无论如何，《将军》是应该名列其中的吧。小小说金麻雀奖评委、著名评论家丁临一对刘建超作品的评价是：“是对崇高信念和理想人格的推崇，站在平民立场上，痛切地针对当代社会的某些精神缺失有感而发，代表了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的主攻方向之一。无论从朴素的大众审美需求角度，还是从理性的文学价值角度看，这类作品的意义和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我深以为然。
《我家就在岸上住》，依然格调昂扬，有着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悲悯情怀。洛河的水，日夜流淌，岸边的故事，延绵不绝。《我家就在岸上住》虽然讲述的是时代变迁，回环缠绕的却是亘古与水浦相拥的人家——他们的人心向背与得失权衡。主人公水生的根在洛河，长在洛河，在洛河上捕鱼做河运，以洛河为生，把大半辈子的心血与情感付诸故乡故土。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岸边的水生家成了开发商眼里的香饽饽，明着高价利诱，暗中恐吓威胁，都被水生断然拒绝：我家就在岸上住，一百年不搬家！而当城市规划需要，市里要在此建立洛河保护区时，水生、老巴这老一辈子的水浦人家，舍弃高额拆迁费，含泪离开祖辈生存的老窝：心里装着洛河，走到哪里都是家！令人感叹泪目。
作品对城市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关注，是本篇作品的一大亮点。位卑未敢忘忧国，水生的人物形象，通过对比手法和典型细节，即两次与老巴在岸上谈心，留与走的纠葛变化，反映出一个在社会底层生活的小人物的深明大义，以及他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不为金钱与物质的诱惑所动，却可以为了社会民生而慨然付出，让洛河故事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作品的语言干脆利落，掷地有声，厚重之中体现了写作者的文化责任。“老街”系列小小说既有历史的厚度，又融进和散透出浓烈的地方文化气息；“老街”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能概括时代变迁和人性善恶的厚重底蕴。在故事叙述和人物描写的过程中，其小小说情节的叙述方式和小小说人物的塑造方法鲜明地形成了“刘氏风格”。他选择、提炼的“老街人物”既有抓人眼球的传奇感，又有入情入理的真实性，让人物的个性和命运承载着时代的意蕴和人性的内涵。
《老街汤王》是其中的一篇。主人公马善明创下名吃羊汤“马一鲜”，独家配料，讲究炖功，出锅的羊汤浓郁鲜香，不带膻味，色白如玉，稠似乳汁，站在钟鼓楼上能闻到羊汤的鲜香。日光流年，主人公年迈，三个儿子即将成家立业。如何保住招牌，使“老字号”得以传承，马善明煞费苦心。一番精心考验之后，马善明脸上挂出了几丝凄惨，半碗汤根终于倒给了老大。几年后，那场考验的答案揭晓了。老二老三的生意，因经营理念的偏颇，早已店在人空，风光不再。老大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生意依然食客盈门，羊汤的香味儿在老街照例飘荡。结尾处，当年马善明在城楼上摇蒲扇静观的特写镜头，这回换上了老大的身影。
两次细节描写，丰富了故事内容，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很多时候，我们最爱讲的是创新和扬弃，当然这没什么不好，不过，有时也应该强调固守二字。老街汤王重新匀给两兄弟的，除了那积淀罐底的浓郁汤汁外，更有对诚信品质和经营理念的文化传承。用集束式作品来多侧面、立体化串缀、演绎生活，有效地为小小说增容，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老街系列”，描绘了特定环境里生存的市井人物风情。在这条从历史深处潺潺走来的街肆，青石板铺就的地面泛着青光，斑驳的钟楼横亘街头。街两厢是特色小吃、古玩店、字画室等，游人如织，现代和古老和谐互动，鲜活而安详。老街系列是为这一文化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上的一记烙印，吟唱的一曲挽歌。
一篇《遭遇男子汉》，写城市年轻女子与山里青壮汉子的无端邂逅，文字传神，铺排得缠绵悱恻，尤显儿女情长。通过男主人公原始野性的自然张扬，让长期在生理上有压抑感的现代少妇，无时无刻不感到情绪上的难以名状。其细节刻画和心理描写准确到位，人物烘托得惟妙惟肖，呼之欲出，通篇弥漫着一股淡淡的侠骨香。该篇在网上网下引起一片热评，为刘建超带来了绝佳人气。上榜作品《朋友，你在哪里》，同样赢得评论家们的一致青睐。评委汪政先生的评语是：一波三折的巧妙构思，生动细腻地表现出人物的心理变化，深刻反映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也表达了作者呼唤诚信与人间真情的美好意愿。
刘建超的小小说创作，大多写得文风硬朗和个性张扬，也比较注意诸如伏笔、照应、留白等小小说的写作技巧。《山村人物》三题抛弃了这些很具象的写法，它用质朴的素材让人心动而沉醉，它用白描使语言趋于流畅，它用纯客观的叙述与描写让你咀嚼与体味，而作者的主观意向在这些篇什中被深深地藏了起来，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另外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就是这些作品的指向。因为作者不动声色的描述基本上是很生活化的，作者并不表达自己的主观好恶，你甚至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因而这些作品便滋生着趣味性。
开掘深层次的生活内涵，聚焦特定环境中的人物个性，凸显其人格魅力，是刘建超作品的一大亮点。小小说在有限的篇幅里，极难写得大气磅礴，头角峥嵘。尤其塑造时代人物，不易把握的，其实也是一个“度”数。稍一过，便概念化了。然而支撑小小说文体，却非得有此文字筋骨才行。如果小小说只能写生活浪花、人物素描和幽默讽刺之类的小品，无形中就缺乏了文学作品应有的厚重感和使命感，那么，小小说文体和专事小小说写作的作家们，还能从真正意义上“立”起来吗？
我们总想以少的文字承载大的思想容量和艺术含量，唯有故事简约、描写精准和人物聚焦才能体现出来这一点。那些总在故事叙述上下功夫，在人物肖像上浓墨重彩而不注重删繁就简，不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发现和深刻体味，除了会让人觉得文学意味少些，也会感到故事的平庸。刘建超的小小说创作秉承现实主义的传统写作道路，在直面人生的同时，有着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在成千上万的小小说写作者中，精心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其作品构思缜密，多有神来之笔，体现着难能可贵的开拓精神。
写作是生命的律动
作为小说，作为一件文学作品，仅仅提出问题只是个“立意”，平庸还是深刻，高下立见，在立场、站位与视角上体现的是作者的思想内涵；如何调动艺术手段来反映这个问题，即通过故事结构、情节设置、细节刻画、语言叙述、人物塑造、氛围营造乃至留白闲笔等等方面，从字里行间，折射出作者的情怀与审美趣味，并且融入作者极为个性化的爱憎情愫，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考验的是作者的禀赋、想象力与创造性；即使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提出问题、反映问题之后，则需要解决问题，所以小小说也称其为“结尾的艺术”，“把艺术的击打力放在最后”，彰显的是作者的境界、气度与智慧量级。
袁炳发的《励志课》讲了两件事，一是如何与朋友相处，二是怎么教育孩子。交朋友是“苟富贵，勿相忘”，还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教孩子是言传身教，还是溺爱散养？其实这些大道理，明白人一想就懂。主人公老孔似是一个不谙人情世故甚至缺乏感恩之心的人，对朋友刻薄，对孩子吝啬，有点另类。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这个人物形象渐渐丰满：老孔深谙人性之弱点，坚守的是底线原则，深知子不教父之过，从小就对自己的孩子严厉，教他们自尊自强，即使对帮助过他的朋友彪子之子，也能从长计议，因人而异，为孩子博得一个光明正大的前途。
在人情社会里，作者在处理人物矛盾时，无论是直面应对，比如老孔不让孩子吃“嗟来之食”，不为朋友孩子上岗开绿灯等；还是无奈迂回，比如为躲避朋友帮助而搬家，为补贴养家而在礼拜天带孩子在斜坡上推车挣钱等，这些都成了作者刻画人物性格的精彩细节。因为老孔坚信：“无论生活怎么艰难，老孔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他觉得人活着最重要的是心情，上帝绝对不会因为冬天寒冷，而让春天提前来临。”
尽管两家的友情经历了生活磨难与时间考验，柳暗花明之后，皆大欢喜的光明尾巴，显得既暖心又合情合理。它阐明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与朋友贵在交心、贵在雪中送炭，教育孩子贵在从小抓起，立志为上。《励志课》文笔细腻，不疾不徐，如诉家常，从日常生活中采撷素材，又在烟火味儿中解决问题，叙述起来亦无说教气，显示出作者对小小说文体娴熟的把控力。
《一把炒米》讲述了一个残酷的战争故事。三名解放军战士被敌人包围在大山上，与队伍失去联系，饥饿难熬，整整七天，靠吃野菜树皮维持生命，他们赖以活命的全部干粮，只有老班长保存的一把炒米。他们逼入绝境时，吃下剩余的这把炒米产生的生命能量，只够一个人突围。老班长拿过米袋让大个战士把这把米嚼下去，趁今晚儿没有月亮，天黑突出去。
让人震惊的是这篇小小说的结尾：几十年以后，一位大个子将军来到苇子沟的北山上，立下一块墓碑，上写“革命烈士刘冬生父子之墓”。原来义无反顾的牺牲者竟然是一对父子！以小小说的篇幅，情感容量和冲击力如此之大，实属罕见。正面写战争题材的小小说本来就少，出色者更是凤毛麟角，袁炳发的《一把炒米》，为战争题材的小小说增添了沉甸甸的分量。而作品所讴歌的革命战士视死如归、舍己为人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闪烁着熠熠光彩。
救赎与自我救赎，诘问与思辨，是写作中绕不过的人性与哲学话题。《身后的人》可称为小小说“留白艺术”的范文：一位古稀之年的离休老将军，曾经在战争年代金戈铁马出生入死，如今一旦闲下来，很容易沉湎在回忆中不能自拔。他恍惚中总感到有人在身后站着，亦真亦幻，萦绕心中挥之不去的莫非是战友的英灵或魂魄？作品以简略的笔触，讲述了一段让将军刻骨铭心的往事。与前面提到的《一把炒米》的故事一样，都发生在“苇子沟”。“苇子沟”，这是作者文学创作的基地和“金矿”。身后站着的人究竟是谁？作品没有明说，逝去的往事让将军老泪纵横。
这个“留白”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艺术的表现手法，给人留下回味的空间和想象的余地；二是历史的空间感，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有多少无名的人——军人和老百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老将军内心的伤痛和良知，让他清醒地知道当年能躲过敌军搜捕，是张妈用儿子调包换来的，今天的胜利果实来之不易，值得活着的人永远珍惜。这篇小小说的结尾，老将军把自己的存款寄给了苇子沟的民政部门。“身后的人”是无数伤亡的战友，是张妈，是张妈的儿子，“身后的人”也是一种具有无限延伸的意象和符号，一种形而上的思维，一种魂牵梦绕的追忆。
袁炳发的小小说题材较为宽泛，以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为主，语言朴实自然，晓畅简洁，故事结构递进快，叙述不拖泥带水。袁炳发的生活积累相当丰厚，呈现出一种严肃的有责任心的写作状态。作者在一篇随笔里写道：真实是文学的生命，这是艺术的规律。描写真实的生活是需要勇气的。有时尽管这种真实是你不相情愿，甚至是你的“家丑”，但为了艺术达到纯真的品位，你必须别无选择。
《弯弯的月亮》写得像月光一样清爽干净，是校园题材小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收获。小女孩星子在回答老师的提问“弯弯的月亮像什么”时，很意外地变成了全班的另类，因为她的回答与众不同，遭到了老师的批评。从此小女孩再也不敢说出自己的见解，变得沉默寡言。所幸的是，多年后，已成为一名老师的她也提出了“弯弯的月亮像什么”的问题，面对一个名叫田菲的学生回答的“弯弯的月亮像豆角”，她大加赞赏。本来，这就是一个考验想象力的命题，整齐划一的答案是对想象力的禁锢和扼杀。
这篇小小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的教育目的是钳制还是解放孩子的想象力？答案不言自明：几十年后，这位循循善诱的老师退休回家，接到当年的女学生、现在的女作家田菲寄来的刚出版的长篇小说，书的扉页上写着：赠给最优秀的老师，感谢您没有扼杀我少年时代富于想象力的天性……《弯弯的月亮》这篇小小说之所以被国外教材选中，或许就是看中了它的智慧含量和内在的哲理。想象力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它产生了科学和艺术，它应该像一株可爱的幼苗被我们呵护长大，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袁炳发善于在小小说的构思过程中“以点带面”，这个“点”是指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点和关注点，一个“点”能带出一篇小小说，从他的小小说《药壶》即可看出。在我国某些地方，特别是贫穷落后的农村，还存在着不少陋习，这些陋习有些属于无知，有些带着迷信色彩。比如这篇作品所描写的那样，向邻舍借了药壶不能还，如果还了，就是把灾难和晦气还给了人家。作者把“药壶事件”当成了小小说的焦点。这个焦点散发出的光谱是如此丰富，从这一民俗事例中，追问和探究关于“传承与劣根性”的一系列问题，延续着“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如果说文学的功能有批判蒙昧、启迪新知的话，《药壶》事件给现代生活重温了生动的一课。
“以点带面”的小小说还有《木像》，也颇堪玩味。大凡世上的人，识别人易，识自己难。假如走在大街上，迎面遇见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大跌眼镜之余，会自忖是否白日见了鬼。也许是妙手偶得，袁炳发以一篇《木像》让我们想起了这个定律。木雕专家因手艺超绝，为大商贾林道明献寿而雕刻的本人雕像惟妙惟肖，让林道明越看越不认识自己，导致木雕专家羞愧自尽。这是一篇典型的现代版笔记体小说，因其生动传神，显示了袁炳发不失娴熟的另一套笔墨和对不同题材领域的艺术概括力。
在作品中，能叙述出一个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是袁炳发小小说写作的一大优长。《枪案》的构思扣人心弦，在极短的篇幅內刻画了战友之情和兄弟之义，但最后挖掘到的是属于人性的弱点。生死场上尚能肝胆相照的战友，在面对爱情和名利时，意志薄弱者的脚步会一时偏离了跑道而自污。虽然作者给故事笼罩上特殊的社会背景等诸多外因，然而细细思忖，毕竟在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所滋生出的一剂毒素，还是产生了霉变。这一簇荆棘不仅令友谊蒙羞，也让人灵魂扭曲。主人公悔时晚矣，不得不以极端的方式，进行了自我救赎。作品构思巧妙，前后呼应，故事脉络清晰，题旨意味深长。
袁炳发对小小说文体有一种至爱情感，他说：20多岁时的一个偶然机缘，第一次接触到被明确定义了的小小说文本。小小说独特的构思，巧妙的布局谋篇，洗练的叙事风格，出其不意的结果，浓缩的人世悲欢离合，一下子牢牢吸引住了我。从那以后，我就别无选择地爱上了小小说。小小说虽然篇幅短小，但大都内容凝练、运笔从容，故事生动、人物鲜活，或阐发生活哲理或展示人情际遇或表达人生况味，它是那么容易激发我的热情，引发我深刻的思考。一路痴痴写来，从一个神采飞扬的青年，写到了今日的“老作家”之列，也许这也是我与小小说的一种与生俱来的缘分吧。小小说已经渗透到自己的血液之中，成为生命的律动，在这条长长的路上，我会继续前行。
好作品在于奇思妙想
小小说文体究竟能走多远？或许要取决于两个必要的生存条件：一是小小说能否不断有经典性作品问世，以此来锻造和保证它独具艺术魅力的品质；二是在从者甚众的写作者中，能否不断涌现出优秀的代表性作家，来承担和引领队伍成长进步的责任。只有这样，小小说才会像一句广告词所说的那样：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2006年，非鱼发表了《荒》。一个人为躲避现代城市环境的喧嚣，无奈去了荒岛。不甘寂寞之余，只好叫来一个女人。尔后生子、拓荒、繁荣。最终又在自己千辛万苦营造出来的现代化岛国里，重新陷入种种与文明如影相随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不得已再次逃遁，另觅下一个荒岛。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剖开社会生活的截面，以清晰可见的年轮印痕，折射出社会进化史的缩影。
只有美感丛生的语言质地能表达出复杂含义的好作品，才能准确地凸现作者赋予的寓意，才能让人在阅读中产生深层思考。试想，人类自鸿蒙初开，一路走来，整天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口号，作为自己骄傲的旗帜，而今数千年过去，似乎是愈加趋于高度文明了。可扪心自问，由于携带着人性的丑恶和私欲，我们在栽种绿树鲜花之时，还注入了多少蒺藜的种子使我们自吞苦果？农药使田野的鸟儿濒临绝迹，污染的江河不再清澈，一个巴掌片大的山塬桃林，竟能成为方圆百里的风景名胜。在几乎是钢筋水泥构成的环境里，人类还能为孩子们谱写鲜活的童话吗？在急功近利地提升物质生存指标时，如果不铲除贪婪、掠夺和占有的毒瘤，社会生活必然滋生着浮躁、罪恶和恐惧，人类自己的灵魂将在哪一片净土上栖息？只有去绿化和修复好健全心灵的工程，天地人才能和谐相处，世界才不至于畸形和扭曲。
《荒》的结构奇崛，题旨宏大，语言叙述张弛有致。作者把政治、社会、人生、环境等重要元素糅合在一起，反诘着一个不绝如缕的古老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现代文明中如影相随的腐败、邪恶、贪婪、惰性、狡诈等，何以周而复始滋生不息？人类对自身的戕害，又给自己带来多少惶恐和惊惧？一种精神上的空虚几近令人崩溃，无处可遁。在不到2000字的篇幅里，作者能滴水见太阳，敢于做针尖上的舞蹈，以精微的刺绣，绘出一幅社会进化的标本。这篇作品的发表，给作者带来荣誉的同时，也激发了更强烈的创作欲望以及写作上的自信。
近几年来，非鱼对小小说文体的优势与局限有了清晰的把握，加上文风日趋稳定，看得出来，她在选材上，一方面仍然坚持独立成篇的写作理念，继续在千把字的篇幅里精雕细琢；另一方面开始注重写作根据地的建设，在所选定的某一区域或某一特殊时段，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可以互补互动的物事，深挖内潜，构成同一大背景下的系列关联，这一对小小说体量的另类扩容，增强了厚重感。于是，“观头村”系列和“河上有风”系列的出现亦属应有之义。
“观头村”应该是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少小离家如今回望的精神栖息地，有太多的故人（《喜鹊》《大巧巧》《五姑》）风物《桐花开》《顶门杠》等牵挂，一旦打开记忆，他（它）们就会纷至沓来，鲜活如初。这些人那些事，叠加在一起，几十篇写下来，复活了本来是渐行渐远的记忆。关于“河上有风”系列，作者说，市郊的黄河大桥，一头连着城市，一头是山村，桥下，是变幻的黄河。桥上各种货运车辆来往山西、河南，桥面忙碌异常，总会有驻足桥上的人。这里成为浓缩的社会，城市、乡村各年龄、各阶层的人物出现，去寻找各自的命运。
假如说“观头村”系列是一个“点”的聚焦，那么“河上有风”系列则是“面”的经营，显得视野开放。作者经常徜徉桥边，赏风景也观察人，眼中风物心中诗，考验着作者的即兴、捷才与灵感的生成。每一个出现在桥上的人或者发生的事，都会稍纵即逝，有无可能成为作者笔下的选项，既靠瞬间的招徕眼球，也凭作者的内心触动。譬如刘某甲、韩某乙、齐某丙等等均是有故事的人。
《河上有风之赵某丁》也是其中一个。主人公的角色定位是捕鱼人，因为汛期黄河泄洪期间，浪冲鱼晕，捕鱼人闻讯而来。在落差极大湍流声里，鱼在水中漂，捞者逞勇，观者如堵，岸边夹杂着泥土味、鱼腥味、烟火味的混杂气息涌动，那活色生香的场面，立体而真切，而赵某丁的本色表演最有个性。该文以塑造人物见长，赵某丁的打架、号啕、叫卖、变脸等，在一连串突如其来的状态下，活脱脱地展示了一个底层家庭妇女当下的艰难生存。
塑造人物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究人物的命运走向，是自怨自艾还是迎难而上，都会在某个节点显露无遗。赵某丁看似刁蛮撒泼，实则是以不屈的生活姿态向命运抗争，遇人不淑，丈夫吃喝嫖赌，为了孩子，她毫不逃避地担负起做母亲的责任。文中以另一位与赵某丁命运相似的桐花的故事比较，虽一笔带过，如彩云托月，从侧面烘托了赵某丁面对困顿不苟且、不妥协的“为母则刚”的顽强精神。
非鱼没有文字表达上的障碍，如行云流水的语言，已经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简洁明快，节奏感强，三言两语，即能言情状物。“男人抓她的头发，她挠他的脸，咬他的胳膊，踢他的下身，朝他脸上吐唾沫，哭，骂，身体的任何一个器官都不闲着。”“她屁股一拧，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拍拍屁股和腿上的土，整了一下衬衣，回到她的鱼盆前，大声吆喝，野生黄河鲤鱼了啊，新鲜的黄河鲤鱼便宜了。”“她手不停，嘴不停，脸上、脖子上的汗和泥巴点子混在一起。你自己挑还是我帮你挑？”
不能忽略的是“我手里多了一条鱼”的结尾，这句貌似漫不经心的话，既是小说故事的结束句，也是写作者在创造了小说人物之后，以实际行动流露出来的同情与怜悯。世间的善良与爱心，都会转换和催生出救赎、自我救赎以及天性觉醒的良性作用。2019、2020年，因为非鱼在小小说创作上的努力，作品质量好，数量多，加上多次入选本和多次获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业界有人称过去的两年为“非鱼年”，似乎也是实至名归。
香港小小说领域的现任“掌门人”
东瑞，原名黄东涛，1945年出生，祖籍福建金门，1969年毕业于华侨大学中文系，现任香港获益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香港微型小说学会会长、香港作家协会秘书长。东瑞是香港文坛的多面手，对小说、散文、儿童文学、评论等多有涉足，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几十年笔耕不辍，出版各类作品集总计过百种，在香港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更为关注东瑞的小小说创作。据我所知，香港地区有成就的小小说作家达数十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刘以鬯、林荫和东瑞。其中，东瑞创作勤奋而多产，先后出版了《尘缘》《都市神话》《逃出地狱门》《朝朝暮暮》《东瑞小小说》等小小说集十余部。作为一位成熟的小小说作家，东瑞有着较为自觉的文体意识，但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拘一格。对他的小小说进行集中阅读，我们很难以某种风格或某类题材来对其创作进行概括，但细细品味，依然可以领略到他某些较为个性的创作追求。
东瑞早年一度生活在香港社会底层，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使得他的小小说创作取材广泛，其中多以写实为主，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如《八号风球下》《老屋》《她的爸和妈》《天王车站》等作品，就是一幅幅香港社会的“浮生百态图”。
《八号风球下》是东瑞小小说代表作品之一。台风突然袭击香港，连夜批改作文的朱明生老师遭遇了木屋被泥石流卷走的悲剧，而深居别墅的富豪之子洪成平却在作文中大肆抒发八号风球下的兴奋情绪：不用上学，还可以欣赏到风暴来临时大海的雄壮气势和窗外的美好风景。这是一个有着复合主题的作品，社会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孩子的教育问题日益凸显，自然灾害与精神贫瘠同样可怕。在一千余字的篇幅里，作家独具匠心地将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面对台风，两种不同的人性展示，两种不同的命运结局，以强烈而冷酷的画面对比，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这篇作品构思巧妙，立意奇崛，曾入选多种权威选本，与刘以鬯的《打错了》、陶然的《美人关》等作品一起，代表着当代香港小小说的创作高度。
有人说，小小说是文学艺术的“轻骑兵”和“排头兵”，指的是它能快捷、敏感地反映社会和民生热点。东瑞的很多小小说能够直面生活，时代气息浓郁。如《90分》中对“新移民”的同情，《大相片和小热狗》《豪客》对物价和房价问题的关注，《相逢未必能相见》写到了“非典”中的温情，《信箱》里关于网络对亲情的冲击，等等，弥漫着强烈的现实穿透力和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除了以现实为主的创作，近年来，东瑞也在小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多种尝试，如《古迹》中古今交织的大胆想象、《你还不满意什么？》片段式组合的巧妙运用、《一双绣花鞋》里多种叙述的混用与夹叙夹议的叙述话语等。东瑞的小小说作品揭示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生活真相，倾情讴歌了现代商业社会里多种形态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批评了现代商业社会里表层和深层、个别和类型的人性丑。他主编、出版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小小说作家作品专集在30部以上，还常到香港各中小学举办小小说创作和欣赏讲座，促进教育、出版和小小说的结合；他组建香港的华文小小说学会，团结和培养了香港的小小说新人；他从精神、物质多方面扶持印尼等地的华文小小说创作，在东南亚的华文创作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东瑞的小小说秉承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其创作与香港小小说的发展基本同步。不过，相比较文学创作的个人成就，东瑞对小小说事业的热爱，与他身上所体现的公益事业理想，更让人油然生出敬意。
东瑞认为，小小说这种文体短小精悍，意蕴深刻，很适合节奏紧张快速的香港社会。十余年来，东瑞为香港乃至东南亚小小说的繁荣发展推波助澜，做了一系列成果显著的工作：1991年，他偕同夫人蔡瑞芬女士共同创办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至今已出版《香港作家小小说选》等数十种小小说精华本或个人专集；由其主编的《青果》，广受好评；在香港中学生中推广小小说阅读和写作，近年来又经常受邀到香港中小学讲座，使小小说成为香港中小学校推广文学欣赏与创作的重要文体；2001年，他参与组织成立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后来又促成学会参与组织多届全港微型小说大赛和世界中学生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大赛；他关心、提携小小说创作新人，为香港及东南亚诸多小小说作家作品集的出版尽心尽力，并欣然作序予以推介……十几年来，为了一种新文体的成长，他以一种固守的姿势，行走在香港的小小说大地上。以他在小小说创作上的孜孜不倦，以他为小小说事业所做的努力及贡献，以他在东南亚华文小小说领域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称东瑞为香港小小说领域的现任“掌门人”，亦不为过。
东瑞是香港文坛重要的作家，十多年来坚持扶持香港本地的中文作家，出版青少年读物，为香港社会的文化事业尽职尽力，深受香港社会广泛赞扬。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也因“热切关心社会下一代的文化素质，全力出版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书籍和刊物，出版社免收稿费，为社会服务机构刊物撰写专栏文章，并经常到学校及社团，为家长及中小学做‘亲子阅读’‘读书与写作’的讲座，关怀下一代心智的健康成长”而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授予的“商界展关怀”标志公司的荣誉。
东瑞早期的小小说作品聚焦于香港平民百姓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及现代商业社会里的人性扭曲与变异，以社会写实为主，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而近期的创作更具历史的纵深度和厚重感，对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在转型期里的“最后一个”形象，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发现。他的小小说包含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蕴，为我们勾勒出香港各个生活层面的真相和本质。
选自《台港文学选刊》（双月刊）2024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杨晓敏，当代作家、评论家、小小说文体倡导者。曾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小小说学会会长等。著有《清水塘祭》《冬季》《我的喜马拉雅》《当代小小说百家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等，主编《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品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