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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1895-1984），
中国近现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
如果从情感经历来看，金岳霖应该是“五四”一代知识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被过度标签化的人物。这个厕身于书斋、冷板凳间，本来与俗世无碍的人，在他身后，因为与林徽因的情史，被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娱乐化方式重新起底，进入小资、文青们的视野，进而进入大众的视野。而他被起底的过程，更是经历了从“终身不娶”到“同居不婚”的极具戏剧性的转变。前者将他塑造成“情圣”，后者将他拉回尘埃；前者将他供上神坛，后者使他陷入质疑。对那些感情至上的文艺青年而言，前者有多销魂，后者就有多伤人。
这一切，是金岳霖没想到的。以金岳霖的个性，本来就无所谓世俗的眼光和看法，自然也谈不上刻意隐瞒。他对林徽因的爱恋世人皆知，至于“同居不婚”，多年后，当人传说他“同居生女而不婚”，又说他“早年是结过婚的，而且妻子是位西洋女子”时，他的弟子诸葛殷同专门发文，以正视听：“金先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时，曾对我同班同学公开承认他曾与一美国在华女士同居过。金先生如此坦诚相告，同学们甚为震惊。据悉此事发生在抗战前夕……故勉为说明：同居非娶，传言有误。”那边厢喧嚣四起，众说纷纭，却原来，这边厢一直是波澜不惊，现世安稳。让金岳霖陷入争议的西洋女子名叫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丽琳），与金岳霖结识于美国。关于秦丽琳的生平，因为资料有限，我们无法了解太多，只知早年曾做过她学生的何炳棣说她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干脆称她为“妇女界的另类”，可见也是前卫而独立的女子。金岳霖与秦丽琳两人相识于何时，已不可考。1924年，赵元任、杨步伟从美国到欧洲，在街边碰到金岳霖，他已经与这位丽琳姑娘出双入对。金岳霖当时跟赵元任夫妇说，看样子你们很阔，钱多不多？能不能借点儿？杨步伟只好借了金岳霖30元钱，谁知拿到钱后，金岳霖和秦丽琳便去意大利游玩了。这是年轻时的金岳霖和秦丽琳，人情世故全不在眼中，只顾没心没肺，满不在乎地行走在他们想要的世界。1925年11月，金岳霖回国，秦丽琳也随之来到北京。据说这位秦丽琳“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而金岳霖受罗素试婚经历影响，对此也跃跃欲试，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在北京城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这件事在当时广为人知。金岳霖的好兄弟徐志摩在1926年11月写给张幼仪的信里就说：“丽琳寄一杆笔来‘钝’我，但我还不动手，她一定骂我了！”1928年12月13日，徐志摩又在给陆小曼的信里说到秦丽琳：“老金他们已迁入（凌）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房，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共用一个客厅。……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可见二人关系相当熟稔。不仅如此，在给梁实秋的信里，徐志摩还用了相当笔墨，描述了秦丽琳和金岳霖“初到北京时的妙相”。他们从京浦路进京，因为那时车子有时脱取（即晚点）至一二天之久，我实在是无法拉客，结果他们一对打拉苏（上海方言，意思是极蠢的人）一下车来举目无亲！那时天还冷，他们的打扮十分不古典的：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黄花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他们倒会打算，因为行李多，不雇洋车，要了大车，把所有的皮箱、木箱、皮包、篮子、球板、打字机、一个十斤半沉的大梨子破书等等一大堆全给窝了上去，前头一只毛头打结吃不饱的破骡子一蹩一蹩地拉着，旁边走着一个反穿羊皮统面目黧黑的车夫。他们俩，一个穿怪洋装的中国男人和一个穿怪中国衣的外国女人，也是一蹩一蹩地在大车背后跟着！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的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说是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乐！这真是相当欢乐的一个场面。不拘小节、大大咧咧的美国姑娘秦丽琳，和名士气十足的金岳霖在一起，像一股莽撞而新鲜的风，搅动了四平八稳的京城读书圈，让周围人瞠目结舌。杨步伟在《杂记赵家》里记载：一次，金岳霖来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想请杨步伟进城。杨步伟问什么事，金岳霖不肯说，只说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秦丽琳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岳霖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岳霖家时，秦丽琳来开门，杨步伟还死劲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步伟才知道，金岳霖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岳霖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有18磅重，因此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这样一种相处，乍看起来有点搞笑甚至无厘头，以至连广阅中西，自诩“对中国人也做中国通，对美国人也做美国通”的杨步伟也哭笑不得。然而细究起来，它的背后，分明也看得到两个人的彼此宽待。柴米油盐的磨损、生活的压力，对两个抱着不婚态度的人，因为它暂时的、体验的性质，反而变得兴味盎然，其乐无穷。这份惬意，在当时，不知羡煞多少人，吴宓在日记里就有“如情感浓厚，即仿金岳霖与Lilian Taylor式而同居”的感慨，语气里，是对这位好友神仙般日子满满的羡慕。不过，话说回来，对于金岳霖和秦丽琳，这种以体验家庭为目的的默契固然成就了他们人生中令人艳羡的一段大好时光，却也使他们始终将对方界定在一个短暂的、暂时的行程里面。在这种默契底下，他们的相处更像是两个没心没肺的青春伙伴，萍水相逢，聊得兴起，索性同路，一起把臂同游。然而在内心深处，他们彼此也清楚，未来，某个路口的一个转身、一次挥手，就可能是山水迢递，再会无期。1931年，秦丽琳随赴美进修的金岳霖返国。一年后，金岳霖只身归来。像是一段序曲的结束，又像是一个长篇的铺陈，他们各自的爱情和人生，在告别彼此后，正式开始。再度归来的金岳霖，在徐志摩的引荐下，认识了林徽因。以金岳霖的性情，爱上林徽因，几乎是无可避免的事。他像所有人一样，爱林徽因身上那些众所周知的好、她无可争议的美、极具表现力的才气、天生的艺术气息。但是同时，他也爱，甚至可以说他更欣赏林徽因身上那些别人未必看到，或者看到了也未必以为然的好。或许是因为西方文化的浸淫，或许是天生的不拘礼法，怡然世相，对于身边的女子，金岳霖一直有一份他那个年代所普遍欠奉的理解和懂得。比如陶孟和的夫人、民初才女沈性仁去世时，接到噩耗的金岳霖形容自己“就好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又只看见性仁站在面前……总不大相信电报所说的是真的……”在悼文里，他说沈性仁“以佛家的居心过儒家的生活”，一方面“入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同时又“陷入于朋友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的生活之中”，“她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她不崇拜物质，也不鄙夷物质。她并不那么特别地注重精神；她不入世，也不出世，她并不见得特别地要求超脱。她只是对于大部分的事体站在旁观的立场”，“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以这样的理解和审美来看林徽因，他的欣赏，自然就不止于世俗意义的好。他的圈子里，多的是名媛、才女，才貌双全的远不止一个林徽因。抗战时期，林徽因随众南渡，一路奔波，病情加重，面容日渐憔悴、衰老。可是在金岳霖眼中，她“仍然是那么迷人”，他忍不住向费正清夫妇赞叹：“（她）活泼、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那么，她打动他的，还有什么？有一个故事，一次金岳霖写了“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子送给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成听了很高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听罢却说：“真讨厌，什么美人美人，好像女人没有什么事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金岳霖立刻表示赞同。这段往事，几十年后，当金岳霖已是垂垂老翁时，仍然记得，他说：“林徽因太了不起了。她说过，女人不能只讲美，应当有自己的事业。她还要研究历史，她特别推崇汉武帝。”又说：“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对于他们，日子总是不够用的。”可见林徽因在他心里的印象。他像众人一样，爱那个美貌与才气兼具、眼波流转、顾盼生姿的林徽因。他更欣赏眼前这个林徽因：她自由、爽朗、独立、坚韧，永远有股子要做事的劲儿；她心直口快，争强好胜，生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地过一世”；她“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她不依附，不示弱，不借别人发光，她自己，就是一个发光体。金岳霖打从心眼里认可、欣赏这一切。在给费慰梅的信里，他说：“人所共知她的爽直、前卫，拥有天赋天分和聪明（哦！她讨厌做聪明人）。她激情无限，创造力无限，她的诗意（不仅仅是她能写诗歌），她敏锐的感受力和鉴赏力，总之，人所渴求的她应有尽有，除却学究气。学究气的反面是丰富多彩，一个人学究气越重也就越丧失色彩。我宁愿自己更富于色彩，看看徽因多么丰富多彩，而可怜的我！如此苍白，彻头彻尾的苍白！”好一句“学究气的反面是丰富多彩，一个人学究气越重也就越丧失色彩……看看徽因多么丰富多彩……”，这样的评点，无怪乎他的学生说，他对林徽因的“欣赏和理解可能超过这个世上任何人”。从来，他爱的都不是她的完美，这世上没有人完美，他爱她丰富多彩，爱她生动，连带地，她为人所诟病的急性子、直脾气，他也不以为意，一并接受。从这一点来看，如果说，徐志摩爱上的是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林徽因语），金岳霖爱上的，就是以独立、自由的姿态活在现实中，有着强大的内心的、最真实的林徽因。因为这一份独一无二的理解和欣赏，他也由此“把自己从属于梁家”，成为梁家生活的一分子。1932年，金岳霖搬到北总布胡同与梁家同住。“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人去人来的客厅沙龙，只有他，是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一年四时，风雨无阻，当着林徽因的高谈阔论，做那个最忠实的倾听者、交流者。是的，倾听者。20世纪纽约红极一时的明星艺术家、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安迪·沃霍尔曾说过一段广被征引的话：“我其实并不特别喜爱‘美人’。我真正喜欢的是‘健谈者’。对我来说，好的健谈者都很美丽……健谈者实际上是在‘做’一件事。美人是在‘当’一样东西……跟做事情的人在一起要有趣多了。”读这段话，使人不自禁地就会想到金岳霖。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的知识人，思想也许激进，治学也许前卫，然而落到现实中，不免还是沉浸在做小伏低的贤妻良母式审美，仍把举案齐眉、夫唱妇随的金玉良缘当作最高的生活标准。这样的氛围里，金岳霖所欣赏并追求的，却是一个健谈者。他是活在传统中，而真正得西学精神的人，也是内心真正自由和平等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林徽因，有着什么样的意味？费慰梅有一句话，他是“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实在是一语中的。林徽因一直强调双重文化对她的影响。她的英语出了名的好，金岳霖和她则不相上下。金岳霖的学生王浩回忆，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访英文化代表团，在牛津大学住了几天。王浩当时任教于牛津大学，特意安排恩师在牛津大学哲学教师会做了一个不长的演讲。金岳霖的演讲主旨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据王浩回忆，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金先生很尊敬”。费正清也称赞金岳霖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逐林而居的每一个日子，金岳霖就是用这样的英语，为林徽因诵读各种报章读物，内容广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诵读过程中，不时还夹杂着听众的议论。林徽因热爱文学创作，金岳霖精于鉴赏。林徽因有一次讲到自己对普罗文学的看法时说：“好的文学作品就是好的文学作品，而不管其人的意识形态如何。今后我将对自己的写作重具信心，就像老金一直期望于我和试图让我认识到其价值的那样。万岁！”他比林徽因本人更期待她在文学领域有所成就。林徽因性情剧烈，敏感而尖锐，情绪波动时难免“悲哀，失望，对自己对生活全都失望无兴趣”，“苦得想要去死”。金岳霖温敦和缓，理性而又不失幽默。林徽因说，再艰难的日子，只要有亲爱的老金，“以他具有特色，富于表现力的英语能力和丰富的幽默感，以及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处变不惊的本领”，总是可以“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为朋友们保留一片温暖的笑”。她赞叹“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外界的种种流言，实在抵不过费慰梅的这一句总结。至于爱情，很多年后，金岳霖谈起徐志摩，说徐志摩放纵情感，没遮没拦，又讲：“林徽因被她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这评语，间接也表明了他自己的心迹。在他眼里，两小无猜、门当户对如林徽因、梁思成，由始至终，都是珠联璧合的一对佳偶。相比街知巷闻却终究无法证实的三人间的那段爱情对话，也许，成为“她的创造性的完美的接受者和可心的鼓舞者”，才是他对这段感情最真的态度和立场。由始至终，他都只想以一种没有丝毫破坏性的方式，参与她的人生。1949年，金岳霖的学生周礼全感情遭遇波折，一度痛不欲生，想到自杀。金岳霖得知后，几次三番找他聊天劝慰。周礼全将先生的金玉良言归纳为两点：“（1）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能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2）恋爱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升华。恋爱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恋爱者的精神和感情的创造物，并非真正客观的存在。因此，只要恋爱者的精神感情是高尚的、纯洁的，他（她）的恋爱就是幸福的。不应从世俗的‘恋爱—结婚’公式看问题。”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要一往无前，用“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的决绝去争取。也不是所有的错过，都只能“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忧伤以终老。金岳霖以他“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的清明，他的豁达、宁静、克制，他对爱情、婚姻的理解，做了另一种选择。费慰梅说：“他没有把她从她的家庭拉走的想法。思成和孩子们也都爱他、信任他，他实际上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往后的人生里，他始终与梁家毗邻而居，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抗战时期，北平知识人集体南渡，到了昆明，金岳霖立刻挨着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新宅添盖了一间“耳房”。林徽因风趣地说：“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体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偶尔不在一处，金岳霖便戏称自己如“丢了魂一样”，一有休假，总是急急忙忙奔梁家而去。战后三人陆续回到北京，又在清华大学新林院做了邻居。林徽因那时身体极其虚弱，金岳霖每天下午必去看望。文洁若的一名同学亲眼看到，他体贴入微地把那个年头非常稀罕的一盘蛋糕给林徽因端来，并不避讳任何人。这份坦然，没有人比梁思成、林徽因更清楚。所以才不管流言漫天，兀自气定神闲，过他们怎么动荡都不会散的、比邻而居的日子。茶余饭后，三个人常常海阔天空地神聊，梁思成说：“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思想，是平时不注意的。”不仅如此，每次夫妻间吵架，少不得搬来擅长逻辑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也总能以自己的理性将林徽因夫妇因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1943年，金岳霖赴美讲学，林徽因写了封短简托费正清带给正在美国讲学的金岳霖。John（费正清）到底回美国了，我们愈觉到寂寞，远，闷，更盼战事早点结束。一切都好。近来身体也无问题地复原，至少同在昆明时完全一样。本该到重庆去一次，一半可玩，一半可照X光线等。可惜天已过冷，船甚不便。思成赶这一次大稿（指梁思成用英文撰写《图像中国建筑史》原稿），弄得苦不可言。可是总算了一桩大事，虽然结果还不甚满意，它已经是我们好几年来想写的一种书的起头。我得到的教训是，我做这种事太不行，以后少做为妙，虽然我很爱做。自己过于不effificient（高效），还是不能帮思成多少忙！可是我学到许多东西，很有趣的材料，它们本身于我也还是有益。没有刻意的主题，只是想到哪里算哪里的、随意的家常。讲自己的心情、身体，讲梁思成的工作、他们的合作。末了，落款还不避讳地写上“徽寄爱”—这一份不避外人的亲密，最细微处的互通有无，每一点琐细的随时更新，是家书最常有的样子。多年的相处，他们于彼此，已成习惯。他们相亲相爱，是老友样的家人，也是家人般的老友。难怪萧乾谈起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的特别“组合”时说：“林徽因坦荡，金岳霖克制，梁思成宽容，三人皆诚信磊落之君，没有见过这样的‘三角’。”林徽因的堂弟林宣也称，此事在学界亦传为美谈，以致有“林徽因修饰梁思成，梁思成修饰林徽因，金岳霖润色”的赞誉。这默契，同样在金岳霖心里。他的回忆录里，关于他们三人的那一篇，题目是《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说：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和感觉。这两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有人说可能还非常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我至少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朋友的关系不想则已，想起来却是古怪，血缘既不相干，生活方式也可不一样；它似乎是一种山水画的图案，中间虽有人烟山水草木土地的不同，然而彼此各有彼此的关系，而彼此的关系又各不同。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完全靠老朋友，新朋友是不易得到的，心思、情感、兴趣、习惯等都被生活磨成角，碰既碰不得、合也合不来；老朋友在同一历史道路上碾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和“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辗转往复，夙夜的煎熬忧叹相比，到“心思、情感、兴趣、习惯等都被生活磨成角，碰既碰不得、合也合不来”、不再青春的中年，再到老年，能有“同一历史道路上碾转而来，一见就会心领意会情致怡然”的老友互相帮扶，彼此携手，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1955年，林徽因去世。1972年，梁思成去世。两年后，他们的儿子梁从诫携家搬入干面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知楼与金岳霖同住，以照顾孤单的老人。这样的相处，便是血缘至亲，怕也难得。沈性仁的妹妹沈性元（钱昌照夫人）探望金岳霖后忍不住感慨：“有时碰上梁从诫伉俪和爱女在家，望着安卧在金老床上的大黄猫那眯细双眼、懒洋洋地好不舒坦的样子，更令人觉得：这屋里不是一姓的三代的一家，‘和平相处’的气氛，是那么自然、融洽。梁氏夫妇对金老的尽心负责……作为朋友们不由为之感动、放心。”金岳霖则说：“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语气里，有安慰，有满足，还有挥之不去的惆怅、孤独与思念。这个时时不记得自己姓甚名谁的人，不曾一次，忘记过林徽因的名字。有一年，金岳霖在北京饭店宴请旧友。众朋友收到通知，都不解，老金为何请客？到了之后，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于是一片唏嘘。张岱年去金岳霖家造访，见书桌上摆着一张照片，是一个身着西服极像外国人的老头。张岱年问：“这是谁？是哪国人？”金岳霖答：“这是林徽因的父亲。”他的学生说，金老的书桌上，很长时间都一直摆放着林徽因的照片。一晃又是许多年，林徽因这个名字被许多人淡忘，被许多人不知，又被许多人重新发现。开始有有心人为这位才女本不该被遗忘的文字结集而努力，他们得知金岳霖的故事，于是带了一个心愿去找金老先生，希望他能为文集写篇东西。然而，金岳霖迟迟不语。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在场没人能讲清金岳霖的表情，只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金岳霖也不是没想过婚姻一事。民盟中央常务委员李文宜在《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轶事》一文中透露，20世纪50年代末，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为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并因此结识《文汇报》驻京记者、同组的浦熙修。浦熙修为彭德怀妻妹，其人热情大方，写得一手好文章，一度被誉为战时后方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金、浦二人过从甚密，很是投缘，一度谈婚论嫁。不巧的是，适逢彭德怀庐山挨批，浦熙修也被打为右派。金岳霖此时已是共产党员，不免大犯踌躇，进退两难。李文宜出于好意，劝金先生“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不久，金岳霖住进协和医院，浦熙修身患癌症。待金岳霖出院，浦熙修已是卧床不起，结婚计划就此化为泡影。在老病交加、风波频仍的境遇，遇此变故，于金岳霖，未尝不是命运的一击。他自此再不提姻缘一事。从年轻时的不婚到晚年的单身，他仍然是一个人生活，心态却再不复从前。这个当年被梁思成的大姐梁思顺批为“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的人，一再地对哲学系的单身教师强调，结婚是人的规律，是自然界的规律，结婚符合人性，是人性的完成，不结婚是违反自然规律，是人性的缺陷。他还鼓励他们：“谁先结婚，我就给谁奖赏！”一次，他问曾因失恋苦到想自杀的周礼全婚姻恋爱是否已经解题，周礼全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金岳霖立刻反驳：“你应该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几次，周礼全的话都到了嘴边上，又强行咽了回去，差一点就把问题抛出来：“那您为什么不结婚呢？”为什么不结婚？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罢。金岳霖一生，随心，随性，随缘，随遇。年轻时追随罗素信奉试婚，不婚的是他；遇到林徽因，惊为天人，如家人般不离不弃，护她一生安好的是他；林徽因走后，把她小心翼翼放在心底，珍藏思念的是他；身边人风流云散，始觉人生并不完满，独缺一份机缘的，也是他。至于那些评说，“新潮风流”也好，“终身不娶”也罢，不过是世人一厢情愿，赋予他的意义。喧嚣四起，众说纷纭，于他，不过是忠实于自己的心意，去活，去写，去爱，去付出，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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