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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遭遇拆迁，清理房子时，意外发现一支铜烟壶。
弟妹都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惊讶中，我脑海里浮起残存的记忆：那是婆婆的铜烟壶，历经漫长时光的淘洗，依然泛着恒久的光。
那个年代，日子过得很苦涩，但艰辛劳作的人，只要日子稍好，似乎都爱上了吸烟。吸上瘾的，就爱上水烟，在竹筒做的烟具里，装上点水，抽得咕咚咕咚地响，家境稍好的女人，则往往爱用铜做的烟壶，模样就像高瘦的酒壶或茶壶，只是多了个吸嘴，抽吐之间，透着独有的优雅与闲适。
我的记忆中，婆婆体弱多病，唯一爱好似乎就是抽烟。她的水烟壶是全铜造的，浑身黄澄澄地发亮，盈盈一握的下腰，被婆婆慈祥的手掌摩挲得光洁鉴人。听母亲说，我外公做着纸张生意，还可维持生计，但日本鬼子到来后，家道就衰落了。有一天，婆婆被一个日本兵揪住裤头，她穿的是唐装裤，裤头用裤带两端的玉环扣着，日本兵扯下裤带，对着意外得到的玉扣又看又摩。婆婆乘机逃脱，躲过强暴，但过度的惊恐，使她恹恹地病倒了。
侥幸的是，她行不离手的铜烟壶，那天刚好留在卧室，避过一劫。婆婆的病直到解放后也没好转，整天战战兢兢的，失去往日的安详和笑靥。能让她抖起精神的，似乎只有她的铜烟壶。她吸水烟的动作敏捷而轻巧，五指兰花拈着纸媒往唇间一送，火就燃起来了；嘴巴几乎纹丝不动，少顷，便有缕缕轻烟从嘴尖和鼻孔优雅地逸出。她双眼微眯，很陶醉的样子。末了，嘬起嘴角嘟地一吹，烟灰带着水花从壶嘴翻落地上，似乎也吹走了她心中的抑郁。
每天早上，我都给婆婆买早餐，她吃得很简单，都是白粥配油条或配糕点。早餐买回来后，她便从大襟衫里掏出她的方手帕，从里面拈出一二百元（旧币，一百元相当于现在一分钱）奖励我。那纸币平坦坦的，几乎看不到折痕，我照样平坦坦地用手帕包着，压在床枕下，看到婆婆手帕里已没多少钱，我心想，哪天婆婆没钱买早餐了，我就用这钱给她买。
“大炼钢铁”那年，各家各户踊跃捐献金属制品，除生活必需外，几乎尽数捐出，有的甚至把铁窗也拆下来。婆婆舍不得她的烟壶，谎称已经卖掉，从此只能躲在房里吸烟，失去了端坐门前，对着外人吞云吐雾的惬意。不久，她终老而去，闭眼时手里依然紧紧握着她的铜烟壶。
母亲把铜烟壶里里外外洗干净，藏入箱子。在接踵而来的饥馑里，买什么食品都要票证，我们一家七口，每月都有七八天无米下锅。那时我全家住在广西梧州，当地流行以木薯代粮，但因为不懂得怎样加工，常常有人吃木薯中毒。饿得没法子了，父亲从一位偶尔认识的富人那里，想用铜烟壶换回一点粮票，但丢弃婆婆的宝贝，母亲死活也舍不得。她不知从哪里学到木薯去毒的方法，每天把大米和木薯混着吃，好歹把日子应付下来。
岁月倥偬，我们家迁居广州，虽是大都市，抽烟的习俗并没多少改变，而且成了更多男人的癖好。他们瘾头更大，没本事弄到稀缺、价高的牌子香烟，就纷纷自制简便的“大头钉”（广州人对手工卷烟的戏称），甚至有人把树叶切碎当烟丝；抽水烟的也不鲜见，带着笨拙的大竹筒，没坐的就蹲着，抽得风生水起！不同的是，女人抽水烟的似乎少了，也许是社会的礼仪进化了，柔弱的女人配上那么个大竹筒，多少显出野朴、粗陋的味道！
我也尝试抽烟，但患上慢性咽喉炎，没啜几口便咽喉发痛，更淡更纯的也抽不得，与烟无缘。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社会消费趋于个性化，抽烟的女人虽然不少，但转向了年轻群体。一支进口的卷烟，成了她们某种高雅生活的标记。
她们以修长的玉手夹着烟支，漫不经心让双唇吻着，少顷，便呵着烟团，让其肆意弥散。不同于男人的紧啜狠吐，她们要的只是这种姿态：不管有趣无趣，守着一个地方孤独地吸，在沉寂中等待骚动，在喧声中自恃宁静。以一根普通的摩丝，演绎着某种难以名状的追求。
然而，不管她们抽得多酷，与其母辈都存在明显的分野，更不如我的婆婆。那吧嗒吧嗒的水烟，是婆婆难舍难弃的享受与慰藉，是对生存和尊严的下意识的自卫。而今天的女烟民，缺乏内在的激情，没有历史，更上不了民俗的史册。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世上没有比戒烟更容易的事，虽是一种幽默，但他并没有说错。今天，她们的烟潮已消散得差不多了，也没有给人留下多少奋发抑或享乐的印记。
也许，她们这波吸烟潮的历史尚短，萌生于改革开放的启蒙期，未几进入改革深处，便被与时俱进的社会摒弃了！
广州西关有条长长的旧货街，摆卖年代久远的各种手工制品，据说已历大半个世纪。每回走过，看到旧月份牌和上面的旗袍女子，总觉得都是吸水烟壶的美人。眼睛禁不住四处张望，希盼能觅到一把古旧的铜烟壶，可惜至今都没有看到。我唯一做的，是把婆婆吸烟的往事告诉孙子，拿她的铜烟壶给孙子观看。我总觉得，婆婆吸烟是对人生苦难的一种姿态，她的雅好和她的铜烟壶，不应被孙辈们遗忘！
作者简介：贺贝，原名何沛锦，广东省作协会员，《信息时报》副刊编辑（已退休）。
THE END
